陶艳兰 | 塑造理想母亲：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

陶艳兰（1976—），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研究方向为性别与家庭社会学及儿童照顾与社会政策。作者图暂缺。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将母亲与孩子的成长紧密关联的时代，母亲被期待成为全知全能的多面手。坊间流传已久的“当好妈新标准”即要求为人母者要做得了手工，教得了奥数，扛得住情绪崩溃，熬得住岁月沧桑，要多项全能。此种说法虽有夸张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当前社会对母亲角色的期待。到底这种母亲角色期待是何时以及如何出现的呢？女性主义认为，母职/母亲角色是历史与社会建构的。社会、文化、人口、医学和政治等因素对母亲角色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形塑作用，育儿手册及大众媒体对母亲角色的建构可以说是其中重要的分支。这一点在很多女性主义文献中得到支持。英国的女性杂志Lady’s Magazine在18世纪晚期之前大量再现的是上流社会诸如化妆舞会之类的事情和旅行的故事，旨在吸引当时正处于上升过程中的资产阶级。18世纪80年代晚期以后，该杂志开始创造出一种温柔的母亲的形象。它支持并合法化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公私领域的劳动和性别分工。在19世纪的美国，无私的母爱观是由当时民主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融合，经过社会建构而发展出来的；当时的信件、杂志和流行的育儿指南中可以找到证据支持当时史学家提出的“共和母德说”，女性接受这种共和母亲新使命的历程和经验也得到了关注。这类研究揭示了19世纪美国母职理想规范塑造背后的政治因素，即当时的社会渴望回归平静的生活，重视女性的家庭责任及虔诚、纯洁与顺从等女性特质。另一方面，19世纪以来，随着相关科学知识的发展，母亲被鼓励亲自去发现和评估育儿信息，母亲在信息是否有利于家人健康的判断上拥有主动权；到20世纪上半期，科学母职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改变，母亲逐渐丧失自主性，越来越频繁地被告知，她们不仅需要了解科学和医学知识，也需要听从专家的建议。母亲不再是“育儿的女皇”，而只是“科学的奴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明确的密集母职意识形态。“好妈妈”必须以孩子为中心，在专家指导下，投入密集的劳动、情感及高额金钱，培养孩子朝向理想方向发展。密集母职持续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它有利于男性、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以及国家等多方面的利益，更为关键的是，它被视为对抗当前西方社会里被市场侵入所导致的公共责任、和政府的大力鼓吹。随后，一种被称为“新母亲主义”的现象在美国的媒体中逐渐升温，它坚持女性有选择的权利，可以自主地掌控自己的命运。当前美国母职意识形态正在从19世纪的“道德母亲”转变为一种现代的、强调个体意义上母亲的新母职社会关系以及报酬承诺等方面的贫乏的最后一道脆弱而又强大的文化堡垒。西方社会对育儿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密集母职”意识形态的影响，它十分符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对个体责任和阶级重塑的强调，因此受到媒体、市场规范。这种转变中的母职意识形态具有双重性质，它既可能促进女性更大范围内的解放和自由，也可能会否定母性主义的价值。综上所述，英美国家的母亲角色理想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力地证明了母亲角色是一种历史与社会的建构。

Lady’s Magazine是早期的英国女性杂志，从1770年到1847年每月出版，含有关于小说、诗歌、时尚、音乐和社会八卦的文章。它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并引发了其他杂志的模仿。图为1770年8月的杂志内容。[图源：Wikipedia]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教育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大多从儿童立场和家庭功能论的角度进行讨论，亲职角色问题很少得到关注。就母职而言，有学者已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母职意识形态正在发生重构，当今的“好妈妈”已经不再是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工作母亲”，而是为了孩子能牺牲自我发展，全心全意投入育儿工作的全职妈妈；“好妈妈”也意味着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大众媒体中“辣妈”论述泛滥成灾，过去的10年间，“辣妈”从对女明星母亲的称谓逐渐演变为对平民化的母亲的称谓，并最终成为一种母职话语和母亲角色的理想，即辣妈不仅外表美丽性感，更是一个多面手，可以处理好育儿及一切家庭事务。流行育儿杂志再现了“超级母亲”“自由自主的母亲”“不可取代的母亲”及“温柔感性的母亲”形象。这类研究关注到了母亲角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还不能够很好地回答母亲角色观念自何时起以及为何会发生变化的问题。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表明，20世纪之交在国家形势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男性精英为着“强国保种”的目的而力主塑造新母亲，开启了母亲角色与现代性问题的纠结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认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制度，因此，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这种妇女解放思想，在国家的各项支持之下，女性大量参与社会劳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同时她们又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重组，性别话语发生了重要变化，母亲角色又得到了怎样的建构和塑造呢？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继续探讨母亲角色的建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相关文本进行分析。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在亲职与媒体建构的研究中应用广泛，但是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此两种分析方法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用法。诺曼·费尔克拉夫（N.Fairclough）认为，文本分析可以帮助作者拥有批判能力，揭露文字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分析范围则不受制于文本本身，建构文本所使用的话语及其相关的历史与社会脉络都会被纳入分析。他将文本分析看作话语分析的一部分，详细的文本分析有助于为话语分析奠定基础，文本分析对社会研究来讲是不足够的，必定要去发掘文本信息中各种表意机制，走向话语分析。

正如游美惠所言，话语分析本身不是可以一步一步清楚交代步骤的食谱式研究方法或技术，所以一般的经验研究都未能在行文当中交代分析的过程，以致被视为主观、凭直觉的分析，并招致批判与责难。在她看来，话语分析就是要去揭示话语型构、权力关系与霸权运作。批判话语分析更加明确了这种取向。凡戴克（T.A.Van Dijk）认为，批判话语分析就是探讨在支配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话语所扮演的角色。支配关系是指社会精英、制度或团体运用社会权力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包括政治、文化、阶级、族群和性别的不平等。也就是说，许多不同的话语——权力关系模式的运作导致了支配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揭示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初衷和传统。如此看来，权力机制如何安排运作，权力运作机制如何通过话语而将不平等的关系结构化并且维持和延续，是话语分析要去探讨的焦点问题。

话语分析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取径，很多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分析方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话语分析受到福柯的巨大影响。费尔克拉夫认为福柯的分析方法过于抽象，社会科学应该考虑使用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而语言学方向的话语分析对社会研究来讲是微弱无力的。他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了一个综合性的、适合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变化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它包括三个向度上的分析：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文本分析包括四个主题，分别是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其实质是知识/权力机制在社会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运作；社会实践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本研究参考和借鉴这一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对文本资料进行分析。首先运用话语分析中文本的互文性技术和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着重于文本生产的过程；然后在话语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也就是着重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

《父母必读》1980年4月创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办的第一本家庭育儿杂志，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本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权威科普杂志；刊名由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它的创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自创刊起，它的栏目和内容也历经数次增改，好似一面棱镜，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首先，根据杂志栏目、内容及风格在不同时间的变化，也结合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笔者分三个历史阶段对文本进行分类整理。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期，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至2014年。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为分期点的依据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领域的变革举措带来了社会文化领域的显著变化，素质和竞争的话语成为主流。《父母必读》的育儿建议与论述修辞也与20世纪80年代颇为不同，而这些变化和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将2004年作为又一个分期点的依据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历经一段时间后，21世纪以来整个社会的文化也在发生变化。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更加深入地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2003年9月《父母必读》与法国育儿杂志进行版权合作之后，杂志在内容、风格和论述修辞上又一次发生显著转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在叙述的时候依然将以上三个阶段称为“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20世纪80年代的杂志文本内容基本上分为孕产、护理照顾与教育三个部分，关注对象的年龄跨度从婴幼儿一直到青少年。因为在相邻年份中文本内容具有相似性，而在同一年之内，不同月份或节日可能会影响到文本的主题和内容，所以只选取偶数年份的杂志文本进行研究。每一期的文章总数大约在40-70篇。而本文主要探究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知识，与学龄儿童青少年相关的内容不在分析之列，与孕产及护理照顾相关的内容也不在分析之列，如此一来便抽取了205篇与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相关的文章。根据文本内容、不少于半页的篇幅标准、作者的知名度、文章在杂志中刊登的位置及栏目的重要性程度，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选取了8篇与父母角色相关的文章作为80年代话语分析的文本资料。在中国期刊网筛选出1990-1999年标题含有“妈妈”的文章共73篇，标题含有“母亲”的文章共72篇，标题含有“母爱”的文章共10篇。去除人物故事、散文诗歌类、妈妈们手记之类的文章之后，获得符合本文分析标准的文章共27篇，根据篇幅标准、文章在杂志中刊登的位置以及栏目的重要性程度，抽取6篇作为最后的分析文本。这些被选取的文本基本上能够代表杂志文本生产者的声音，能够代表文本生产者最想告诉文本消费者的育儿观点和建议。进入新世纪之后，杂志在栏目设置上做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2000年开辟了“本刊视点”栏目，2004年之后改为“特别策划”，每一期的主题由杂志编辑部策划，通过案例或数据呈现主题内容，由数名该领域专家组成专家支持团队对前述主题内容进行点评、分析或总结。“特别策划”栏目的标题也会以较大的字体显示在封面上比较显眼的位置。各种迹象显示，“特别策划”的主题基本上能够体现出杂志传播的核心内容。21世纪以来的分析文本来自2004年至2014年的137次“特别策划”。筛选出21次符合内容要求的“特别策划”，选取其中有关母亲角色的7篇文章作为本文的分析文本。根据费尔克拉夫提出的文本分析及话语分析框架中的具体向度对所选取的21篇文章进行分析。

《父母必读》是一本以孕产、围产保健及0—6岁宝宝喂养、营养、护理、疾病预防、教育心理为主要内容的母婴科普杂志，现已形成《父母必读》杂志、父母必读养育系列图书、父母必读育儿网、父母必读养育研究院等立体的育儿传媒架构。图为《父母必读》宣传图。[图源：baike.baidu.com]

本文所谓“理想母亲”是指围绕如何做母亲这件事情所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对母亲角色和地位的定义、规定以及评价。母亲角色是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核心概念，围绕此概念的论争经久不息。早期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来自Adrience Rich，她主张将为母经验与母职制度进行分开讨论。母职制度不仅仅指涉相关的法律条文，也含有社会建构而成的规范之意，更具有分裂和扭曲为母经验的意涵。之后的女性主义学者常常将社会建构理论应用于母亲角色的研究当中，并认为母亲角色处于社会建构和定义的过程当中，理想化的母亲角色以及母亲与其他成员、社会结构和信仰制度之间的关系，都经过个人和社会的创造与再创造。台湾妇女史学者俞彦娟认为母亲角色包含母职和相关的意识形态，母职指的是母亲所做的事，包括怀孕、生殖和养育，意识形态则是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和地位的定义，以及对于以女性为主力的照顾工作所赋予的评价，前者相当于为母经验，后者则是社会建构的母亲角色规范。特定的母亲角色规范和观点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开来，育儿杂志就是其中一种。本文以育儿杂志《父母必读》为例，分析父权社会如何通过各种话语建构理想的母亲角色，主要从角色规范和角色评价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20世纪80年代：父母共同育儿

20世纪80年代，杂志文本的建议对象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父母”或“家长”，杂志封面大多是父母和孩子的合影照片，是真正的“父母必读”。教育子女是一门科学，每个父母都要严肃对待，认真学习。子女要少，质量要好，年轻的父母更要钻研这门学问。杂志大力建议父母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学习，育儿先育己。80年代初期的杂志文本十分强调青年父母修养，父母要有崇高的信念，为孩子做出表率。具体而言，父母首先得做好自己，由此对孩子产生影响，进而教育好孩子。80年代后期的杂志文本更为强调父母要培养自身的现代素质。虽然“素质”概念已经出现，但是80年代杂志文本讲的是父母素质而非母亲素质。“要想培育一个适应未来新世纪需要的子女，父母就要从提高自身的现代素质做起。”独立的个性气质、开放的思维方式、健康的心理基础、鲜明的现代意识以及合理的智能结构被看做一个人的现代素质，是人的精神素质的现代化。父母首先要将自己培养成为具有这些现代素质的人，以便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塑造未来的一代新人。从文字的形式和语气来看，文本生产者只是在客观地讲解科学道理，目的在让父母获得知识和信息，并没有让父母一味地听从专家的建议。另外，此阶段的科学育儿知识指向的是提高儿童智力水平。因此，20世纪80年代理想亲职角色的重要性特征之一可以说是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者。

父母共同育儿不仅体现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角色扮演，还体现在教育养育孩子过程中如何处理育儿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文本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期，杂志本文再现了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双职工父母形象。双职工有时间教育孩子吗？杂志给出了具体的回答和建议：第一种回答是“要把教育子女的事放在心上”，第二种回答是“一点一滴地做”，第三种回答是，据观察，每个家长每天至少可以和孩子接触两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面，家长可以“以身作则”“防微杜渐，不要放过孩子的任何一个小毛病、小缺点”“决不要为孩子掩饰缺点、错误”。这时家庭育儿的压力问题主要被再现为时间问题，杂志建议双职工父母抓住每一个细小的机会教育孩子。

杂志文本将母亲再现为具有牺牲奉献、努力、节俭、充满母爱、辛勤工作等特质集于一身的女性，这些特质正是国家实现“四化”所需要的，妇女在那时被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爱工作、爱孩子的母亲形象的再现主要出现在80年代初的杂志文本中。例如，“被称为镭的母亲的居里夫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个既爱科学又爱子女的好妈妈。绮瑞娜对科学的喜爱，对努力工作的嗜好和她那坚强的性格，大多是得自妈妈的熏陶和培养”。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批知青返城，青年妇女就业问题严峻，社会上出现了“妇女回家”的论调，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和讨论，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时任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总书记指出，妇女回家是以消极方式看待就业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此番言论给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妇女回家的争论画上了句号。《父母必读》中相关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目前，在一些双职工家庭中，广为流传着“牺牲一个”的说法。……然而，在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难道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也是这样不可克服的吗？双职工中只能牺牲一个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十分关怀妇女的生活和工作，把妇女看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并且采取了或正在采取很多措施，使家务劳动逐步实现社会化，争取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可以看出，当时关于妇女就业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问题的主流话语是，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从而解放妇女。杂志文本中为在职妇女开出的良方有两点，简化家务劳动，降低对家务劳动的要求；实行家务劳动的合理分摊和安排。这两点建议都是基于在职妇女个人经验层面，言下之意，在国家为家庭和妇女提供支持的基础上，在职妇女自身的调节和平衡策略也十分重要。

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的《父母必读》还提供了不少帮助父母处理幼儿上托儿所问题的技巧和信息。托儿所在80年代是平衡父母亲工作与家庭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确保妇女能够大量参与劳动和在业的重要支持来源。“小红这会才知道，爸爸妈妈上班干活多么重要啊！小红说，爸爸妈妈你们快把我送到托儿所，你们去上班吧！……托儿所里别的小朋友也和小红一样，都乖乖地回到了托儿所，不哭也不闹。”1984年第7期的这篇文章是写给家有上托儿所孩子的父母的，作者建议父母将这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帮助他们明白上托儿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传播的、让人深信不疑的母亲对年幼的孩子的重要性的知识和理论此时几乎没有出现。

杂志文本还将祖辈支持纳入科学育儿的框架中来。祖辈协助抚育孩子在家庭内部被视为一种代际互惠，在生活经验层面，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对于祖辈如何参与育儿，甚至是否应该参与育儿却是一种历史与社会的建构。就80年代的情况而言，整体上主要提倡祖辈和父辈共同培育好下一代。下述两段文字是80年代中后期杂志中关于育儿代际支持方面的内容。当时在育儿代际分工方面并没有排斥祖辈参与育儿的作用，而是强调祖辈和父辈要相互尊重，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如果再进一步，祖辈也可以学习科学育儿知识，与父辈亲切沟通和对话，如此便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老一辈应和年轻父母多亲切对话，两代人都学一点科学育儿知识。大家有了统一的认识以后，彼此之间的理解加深了，在行动上也就容易取得一致，相互配合更加默契，对第三代的教育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祖父母不应超越自己的作用而取代父母，养育孩子的责任主要在父母身上。作为家庭成员的核心，归根结底应该是孩子的父母。……一方面祖父母不要超越自己的作用范围，另一方面父母也应该谦虚地尊重祖父母的作用，大家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气氛。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理想母亲角色是要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培养聪明的孩子，还要处理好与孩子祖辈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育儿支持网络，以达到兼顾工作与家庭及育儿的双重责任的目的。虽然在80年代女性的性别属性较改革开放之前得到了一定的肯定和拨正，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依然影响着80年代中期之前《父母必读》对母亲角色的规定。

（二）20世纪90年代：高素质的母亲

20世纪80年代的杂志文本中，一般将“父母”或“家长”作为建议的对象，杂志文本通过为国教子来建构父母亲职话语，为国教子，乃父母共同的职责所在。从90年代初开始，为国教子的亲职话语明显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素质”话语。而儿童的早期教育，特别是婴儿期教育的重要性与母亲之间联系的紧密性被明确提出，杂志中逐渐出现将“母亲”作为明确的建议对象的文本，其中不乏对母亲或母爱夸张式的赞颂，母亲的重要性在新时代里被重新发现和界定。改造母亲成为90年代杂志在亲职建议方面的一个突出内容。

1.国家话语下的母亲素质

母爱，是人类生活中的一段优美旋律。然而，在90年代的今天，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她的温婉多情和质朴敦厚，面对21世纪的挑战，人们在对她进行着观念上的校正和调整，从她优美的基调上升华出更具现代文明风采的乐章。……这是人们对新时代好妈妈的一种呼唤，……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式的母爱，已经认识到下一个世纪具有新思想、新意识的整整一代人，要由现在的母亲造就。如果我们广大妇女自身的素质能有所提高，那么她们为国家培养的接班人的素质也就相应地提高了。所以，有一个好妈妈，这不仅是孩子们的愿望，也是全社会对每一位母亲寄予的希望。

这篇文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在上海就“评选好妈妈”活动写成的采访稿，以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于《父母必读》1991年第1期的重要栏目，开启了90年代初期杂志对于“好妈妈”标准的讨论。很明显，90年代初期的这段文字依然延续了80年代杂志文本慷慨激昂、辞藻华丽的风格和特征。开头运用比喻修辞对母爱发出赞美之情，紧接着的转折道明了母爱必须跟随社会的变迁而进行调整，然后赋予母亲时代的重任。在亲职建议的内容上，90年代之初杂志笔锋一转，“下一个世纪具有新思想、新意识的整整一代人”，不再是父母乃至祖辈的共同职责，而是“由现在的母亲造就”。因为母亲肩负培养国家接班人的责任，因此为母之道的观念需要得到校正和调整，母亲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为人母亲任重而道远，全社会翘首企盼高素质的好妈妈。这样的叙述和言辞充满了力量，让读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人类的历史和当代的科学都证实：在早期教育问题上，母亲比父亲更重要。近年来，一些学者积极倡导“零岁教育”，就是说，要从胎教抓起。试想，像这样的任务，除了母亲，又有谁能够承担呢？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没有不重视对母亲的教育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高素质的母亲是高素质的后代赖以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母亲在早期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人包括父亲在内都难以替代的。一位外国教育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人类的命运操在母亲的手中，……教育应当从改造母亲开始。”

上述这段文字发表在1992年第3期的篇首页。篇首页对杂志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内容代表了杂志在某阶段的主导思想。与本节第一段文字的风格不同，上述这段文字以看似十分客观中立的口吻引用历史事实和科学发现，提出“在早期教育问题上，母亲比父亲更重要”的观点。旋即又引用“一些学者”关于零岁教育的倡导，指出母亲责任重大。接下来，作者借日本的例子说明发达国家对母亲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也直面和力陈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女性及母亲的教育程度不足这一事实。这种“连贯性”形成了一个严谨的文本结构，并使用“话语描述”的互文性方法将历史事实、科学发现和学者的观点都结合进文本中，其中心思想跃然纸上。想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孩童，必须要先提升母亲素质，这是中国追求现代性、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重任使然。“教育应从改造母亲开始”，“望子成龙的母亲们应该首先提高自身的教养水平，然后，才能在母爱本能所激发的无数日常细节之中，根据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贯注自己的教养”。另外，提高母亲素质、重视母亲重要作用的论述还通过分化父母亲的作用来达到。母亲跟孩子的距离被拉近了，与此同时，父亲在早期教育阶段的作用被淡化了。母亲成为焦点的后果是父亲的边缘化，在强调母亲与婴幼儿之间不可替代的关系的同时，也暗示了父亲在某些情形下与照顾孩子不相干。

2.科学知识指导下的新母亲

杂志文本还大量引用心理学专业知识中的研究结果，从专业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母婴联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说本能的母性说显得不够科学的话，那么心理学以及脑科学的研究进展会让人更信服于母亲对于年幼的孩子的重要性。心理学理论认为，母子依恋质量决定着孩子的安全感获得，而母亲对孩子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水平又决定着母子依恋质量。所以母亲角色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母性意识水平的提升。为了孩子的认知与情绪的发展，母亲要提升自己的母性意识，要对孩子的心理需要敏感并做出及时的反应。“有关研究发现，母亲的敏感性与反应性是母子依恋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儿童在认知与情绪发展以及身体发育方面出现个体差异的重要来源。我国母亲对独生幼儿生理需要的敏感性与反应性水平要明显高于对他们心理需要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水平，这反映了当今母性意识的现状与缺憾。”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是关于人类个体之间关系的心理学、演化论和行为学理论，由英国精神病学家 John Bowlby提出。该理论认为幼儿需要与至少一名主要照顾者（通常为母亲）建立关系，以促进正常的社交和情感（能力）发展。图为依恋模式示意图。[图源：library.neura.edu.au]

以上理论知识运用于生活实际的表现之一就是母亲要亲自养育孩子。下述这段文字充满了专业术语。它所在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母亲亲自养育孩子，而不能将孩子生下后交给老人或其他亲属及保姆抚养。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说服性文章，而是充满着专业依据的论证性文章。

‍婴儿在八个月之内，母乳是最佳食品。而且哺乳时，乳儿听着母亲的心跳，闻到母亲的气息，体验着甜美的安全感。而母亲在乳儿吮吸过程中，产生一种愉悦的“内吗呔”，分泌在乳汁中，又传递给乳儿。这是哪个爷爷奶奶的爱所能及，又是哪一国的进口奶粉所具备的呢？……世界上不少儿童精神卫生专家的研究表明：婴儿在6个月至2岁之间，若没有母亲持续不断地给予照料，会妨碍到他一生与人建立深切持久人际关系的能力。将出生不久的孩子寄养在长辈和其他亲戚身边，直至孩子上学甚至更晚才接回家——这种人为的分离造成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其成年之后产生神经症、人格障碍、紧张焦虑、不合群等的比率，远远超过亲代和子代血缘关系所哺育的人。‍

母亲哺乳的过程中婴儿能获得安全感，“这是哪个爷爷奶奶的爱所能及，又是哪一国的进口奶粉所具备的呢？”这一反问修辞手法的运用，加强了语气，发人深省，激发了读者的感情，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更增强了文本生产者表达其观点的气势和说服力。接着，使用“话语描述”的互文性方法将儿童精神卫生专家的研究结论结合进文本中，强调了母亲亲自养育0-2岁孩子的重要性。相较而言，80年代的杂志文本并没有明确论及母亲亲自抚育的问题，反复讨论的问题是祖辈与父辈共同育儿。《我对儿媳说：孩子生下来，由你亲自带》这篇文本的生产是以婆婆的口吻来讲述的，与80年代的论述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如果把孩子送入全托幼儿园，让孩子长时间地与母亲分离，就走向了极端——这对孩子来说，肯定是弊大于利。因为，人类不同于其他的哺乳动物的特点之一，就是母亲的抚育期长。孩子过早地与母亲长时间分离会导致精神发育不良。……因此，从孩子的教育来看，日托比全托好；如果条件迫使父母不得不全托孩子，那么就是多接比少接好。

这段文字引用了一个科学常识或自然规律：“人类不同于其他的哺乳动物的特点之一，就是母亲的抚育期长”。由此来说明，母亲和孩子之间不能过早长时间分离，否则便会违背自然规律，还会“导致精神发育不良”。因此为人母者，不能将孩子全托，此论点有理亦有据。这段文字明确地显示了抚育的社会支持的话语在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的杂志文本在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如何让孩子顺利入托，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遇到问题应该怎样应对，等等。到了90年代中期，出现了反转如此明显的论述，其背后的社会脉络值得深究。总的来说，90年代杂志塑造的新母亲就是依照科学知识亲自养育孩子的母亲。国家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利用这些专家知识体系逐渐介入家庭教育和私人生活，期望培养它的理想公民，即新时代的母亲和高素质的儿童。

（三）21世纪：多面向的母亲

1.母亲是儿童的首要且最佳养育者

从杂志文本的建议对象用语来看，“妈妈”“妈咪”“母亲”的称呼基本上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才发生的明显变化。20世纪80年代杂志文本的建议对象主要是“父母”，直接使用“母亲”的大都与哺乳等内容相关；90年代开始慢慢地出现“母亲”的称呼；而进入新世纪之后，不但“母亲”的称呼明显变多，还出现“妈妈”和“妈咪”这样的替代语。这样的变化趋势可以部分地说明，“母亲是孩子的首要照顾者”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观念，关于育儿的建议当然应该主要以母亲为阅听人。

在育儿支持方面，保姆、祖辈及其他家人照顾孩子都被建构为职业母亲不得已而为之的托付，他们只能暂时帮忙照看孩子，孩子需要的是来自某个特定的成人始终如一的养育，而这个最佳人选非母亲莫属。母亲承担着与幼小的孩子建立情感依恋的重要任务，以确保他/她能获得安全感这一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石。以下列第一段材料为例，“不得不把宝宝扔给家人或保姆”，“不得不”一词传递出母亲的不愿与无奈，意味着母职本是母亲的天职。母亲无论如何应该加大投入，以接续母子之间的情感依恋。第二段材料也显示，由母亲亲自养育、与母亲亲密接触的孩子“有很大的安全感”，能获得完整的母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杂志文本对老人支持育儿事务的态度。专家学者们大量地传播西方国家理想家庭结构模式，从家庭系统理论中诸如规则、界限等概念出发，将祖辈从核心家庭中分离出去，直接的结果就是，老人不再如同20世纪80年代杂志所倡导的那样与父母共同育儿，他们被建构成父母育儿团队中的帮手之一，专家建议父母，“不要让他们（老人）误以为他们可以取代你们，做这个小家庭永远的家长！从相处的那一天起，就要在相互磨合中逐渐培育对双方都有益的交往规则”。主要由祖辈抚养的孩子依赖性较强，比较任性，不够潮，……所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社会性发展主要由父母特别是母亲来主导。祖辈育儿在某种程度上被污名化的同时，母亲育儿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被加重了。母亲们拥有某种强烈的“好妈妈”信条，这些信念让她们放弃一些替代性的儿童照顾方案，就算这些方案可以减轻为人母的压力以及让她们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

有的妈妈就会因为工作忙，或者工作太辛苦，不得不把宝宝扔给家人或保姆。这会让习惯于妈妈怀抱的宝宝很不适应，有的宝宝会产生焦虑情绪，甚至生病。因此，不论工作有多忙，妈妈每天都要空出一部分时间给宝宝，下班回家后，多和宝宝在一起，陪他玩，给他洗澡，哄他入睡等。让宝宝明白，虽然白天妈妈不在家，但妈妈是爱他的。

 

安全感是快乐的基石。现在很多妈妈都是职业女性，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确实很辛苦，……当孩子躺在你的怀里，听到你的心跳，闻到你熟悉的气味，看到你的脸庞，就会有很大的安全感。……儿子、女儿小时候都是跟我一起睡的，都是我自己来带。我觉得只有和孩子这样亲密接触，妈妈给予孩子的爱才是完整的。

2.未完成的母亲

让人感到矛盾的是，杂志文本一方面向读者传递母亲是首要且最佳照顾者的观念，另一方面又明确地表明，母爱是有缺陷的，母亲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与无助的。母爱缺陷论借用性别本质主义话语，强调父母双方在思维上的差异会给孩子带来不同的影响、母亲比较感性而父亲理性，等等。育儿工作的性别差异具有优劣之分，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中，父亲育儿比母亲育儿更有优势，母亲的细心更适合照顾孩子的身体，父亲能够给孩子更多探索空间，让孩子感受到坚强、独立、果断、幽默和智慧。母亲育儿在这种区分中受到贬抑。

母爱是女人的天性，但是一个女性并不是天生就能完成母亲的角色。她需要父亲的支持和参与，尤其是对男孩子，2岁半到3岁是孩子性别认同的关键期。但往往母亲爱孩子更关注那些小的细节，别磕了，别碰了。其实，母亲爱孩子就像鳄鱼嘴里的蛋，她把蛋放到嘴里，特别安全，特别舒适，但是也很危险。父亲就像一根棍儿，把鳄鱼的嘴撑开。

 

我想给女儿洗澡，可是一碰她，她就号啕大哭。月嫂给她洗的时候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真不是个好妈妈！……书上说像我宝宝这么大，早就应该会翻身了，可是我的宝宝还不会！我该怎么办？……今天又对宝贝发火了，吼完之后我就开始后悔。我真是一个没耐心的坏妈妈。

母亲的无能与无助感主要与“母亲—专家”之间的关系有关。如上段文字所示，以一个自认为没耐心的坏妈妈的口吻，突出了专家、代理月嫂和书籍的作用，矮化了作为育儿主体的妈妈的作用。专业技术主义时代，母亲被建构为不懂得儿童内心世界、不会处理亲子关系的无助与无能的母亲，几乎育儿实践中的大小事务都需要向专家求助，否则就可能处理失当，并影响孩子某些方面的发展，甚至于会影响他的一生。还不止于此，母亲更被建构为学习型专家，需要了解分析孩子的气质特征等具体情况，将专业育儿知识灵活运用于孩子身上，做自己的育儿专家。母亲一方面有母爱的直觉和本能，另一方面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需要来自理性思维的补充，也需要遵循专家的指导，更需要成为自己育儿的专家。

3.工作与育儿之间的超级母亲

中国母亲的在业率在近10年来有所下降，但是依然高居世界前列。杂志文本无法忽略读者中存在着的这个庞大的在业母亲群体。杂志文本利用名人母亲现身说法和专家给出双赢提案等多种途径，建议母亲要做平衡工作家庭的超级母亲。超级母亲意味着，母亲应该兼顾家庭和事业，能够应对育儿和工作双重压力，而且应对压力不会致使自己疲惫不堪，不会让生活陷入混乱，反而还会让母亲变得从容而优雅。以下材料的内容显示，母亲需要有一份工作，“做妈妈又做职业女性”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养育好孩子，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又要努力干好工作，这大概是产假结束重返职场的妈妈们都想实现的愿望。我们会发现这很难。但是，我们依然相信，做妈妈又做职业女性，中间一定有条路，使我们两边的风景都能看到。……在那之后，我们又需要肩负起原来的社会角色，一个工作着的女人。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女性都需要一份工作。除了孩子和家庭以外，自己心里也要有一种寄托。女人如果把自己完全束缚于孩子、家庭范围之内，我认为，这不利于女性的自身发展。边工作边做母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在把自己坚强的一面展现给孩子，起到榜样的教育作用。

……因为孩子必须占据我们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们对自己要求过高，势必会产生很大的焦虑，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都会过大，这无论对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工作，都是很不利的。放松一些，对自己好一些，你可能会做得更好。

这条可以看两边风景的路要怎样走？妈妈如何才能做到在孩子、工作、家庭及社会交往等多种事务之间游刃有余呢？杂志给出的建议之一是，妈妈们“需要给自己重新定位”，接受“自己的工作驶入慢车道”的事实，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建议之二是时间管理，做从容高效的妈妈。那又如何做到从容高效呢？在此问题上，杂志文本转向了一种既浪漫又玄乎的说辞，从内容来看，就是“从容妈咪的思想蜕变”：“不妨尝试一下，当我们把陪伴孩子不再当成他占用时间，而是当成我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完全不同。陪伴孩子不是我们不得不做的，而是我们需要的，这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完成着。我们的内心对别人，对这个世界，包括对自己就有了更多温柔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也会大大提高。”母亲不但被要求学习专业的育儿知识，也被要求进行某种类似灵性的修炼，用女性的温柔将碎片化的生活过成生命进行时的诗。

4.独立自主的母亲

除了以上描述的母亲形象之外，最近几年，杂志文本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妈妈形象，她们忙碌、充实、高效、自信、美丽、有经济基础，拥有完美的孩子和幸福的家庭。她们声称母亲有选择的权利，可以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主张母亲要尊重个体差异、听从自己的内心，例如，她们可以选择做全职妈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也可以选择继续外出工作。母亲“对自己的感受比较在意”，其个人空间和自我满足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好妈妈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为了孩子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快乐和追求的妈妈都不是好妈妈了，妈妈也要做好自己，让自己幸福快乐。

每位妈妈和她身边的人都要尊重个体差异，妈妈要学会听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让自己最舒服，最适合自己宝宝的育儿方式：比如决定继续工作还是做全职妈妈；事必亲为还是委托他人。孩子需要的是一位快乐、身心健康、自信的母亲，而不是一‍位总处在纠结、痛苦中的妈妈。喜欢工作和家庭兼顾的忙里偷闲的生活，那就去上班；如果更倾向于阶段性的以家庭为主的生活，就选择做全职妈妈。

 

孩子是我的重心，但不是我的中心。我不能一切都围着孩子转。……我承认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感受比较在意，……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这代人来说，能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全家最好的支持了。心情不好，就特别容易给家人包括孩子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有很多个人爱好，我有自己的闺蜜，我喜欢做SPA，我喜欢跟朋友晚上出去喝喝红酒，聊聊天，我也希望跟老公有共度的二人时光。这些对我都非常重要，只有当我精神愉快的时候，才能更精力充沛地照顾孩子、跟孩子玩。没有什么比一个心情愉快、满意自己生活状态的妈妈更重要的了。至于孩子喝点什么，吃点什么，跟这些比起来，都并不重要。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独立自主的母亲需要一系列相关的生活方式来支撑。杂志文本还通过多种方式向母亲贩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做母亲一方面要投入情感和精力以及金钱去爱孩子，另一方面也别忘记了自己。母亲被指引着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去享受生活，去经营与丈夫的关系。“去做产后身体训练，让自己精神焕发，……就算时间再少，也应该关爱到自己……”。这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中充满消费主义的精心设计。年轻、美貌、会消费，这些充斥于当前社会文化的显要标签，全都渗透在现代好妈妈的标准当中。新的母亲形象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孩子和家庭的需要，另一个是要去消费，只有消费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自信，独立自主。

四、母亲角色理想的变迁及话语建构

研究表明，30多年来，母亲角色理想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杂志提倡父母共同育儿，90年代以来育儿工作的性别分化观念越来越明显。从文本的建议对象来看，20世纪80年代建议对象基本上是“父母”或“家长”；到了90年代，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以“母亲”为阅读者的文本增多；进入21世纪之后，“母亲”“妈妈”“妈咪”“女性”等称谓出现在杂志文本的标题和内容中的频率越来越高，虽然杂志表示育儿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但是其定位、用语和内容编排大多以母亲为对象。这种变化在形式上意味着育儿越来越成为母亲的首要职责。从母亲角色来看，20世纪80年代杂志文本中母亲同父亲一样，都是为国教子的责任人，父母被建议关注孩子的品行和智力发展；90年代，“母亲素质”话语被提出，理想的母亲应该是尽力提高自身素质以便培养出能够适应竞争社会的高素质儿童；21世纪以来，杂志中呈现的母亲角色开始多元化，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系继续得到强化，母职成为一项情绪工作和专业工作，要密切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稳定，养育孩子不仅仅是为了让他适应社会，更要让他过得幸福快乐。另外，一种现代的、强调个体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新母职规范的形成特别引人注目。从育儿支持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杂志文本再现了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双职工父母形象，母亲是将牺牲奉献、努力、节俭、充满母爱、辛勤工作等特质集于一身的女性，她们可以兼顾工作和育儿；祖辈与父辈共同育儿也得到大力提倡；90年代的杂志文本很少涉及母亲育儿支持。21世纪以来，母亲最好要亲自养育年幼的孩子，如若不能，母亲也要做育儿团队中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祖辈育儿受到贬抑和排斥。

理想化母亲形象媒体再现及其变化反映了一系列被建构的关系和实践。西方科学育儿知识以心理学为基础，强调母亲在育儿过程中的作用。但是这种理论知识的影响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改革开放以来性别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与科学育儿知识结合在一起，共同建构了当前育儿知识中的亲职角色理想。不同的历史阶段，亲职角色理想不同。政府的发展策略对性别不平等的亲职角色分工造成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国家要凸显家庭育儿的重要性和父母责任的重要性，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被视为性别平等的重要指标，也要保证妇女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杂志再现的亲职角色是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双职工父母形象，提倡“父母共同育儿”。它并非建立在性别平等的理念之上。“父母共同育儿”作为一种修辞，凸显了育儿过程中父母角色的重要性，强调了国家赋予育儿或家庭教育的重要历史意义，遮蔽了80年代职业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中的性别问题。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人才储备，养育孩子不仅仅是家庭内部事务，还攸关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父母对养育孩子的期望不能止于“天伦之乐”，还应该将孩子与国家的发展和建设紧密关联。在关心儿童、重视儿童教育的背后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那就是试图通过儿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话语建构了20世纪80年代的“父母共同育儿”。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满足性别分化的劳动市场的需求和市场化改革对效率的追求，杂志再现建构了一种高素质的母亲形象，提倡“改造母亲”，素质话语、传统文化对母爱的赞颂以及科学育儿知识中对母亲作用的界定，多种话语都被用来“改造母亲”，隐藏了性别本质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为市场化改革服务。市场化改革需要公私领域的分离，它联手素质话语对母亲进行改造，建构出母亲对孩子成长发展第一重要的育儿知识规范。市场竞争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将母亲、家庭及儿童全都置于一个竞争性的话语和生存环境当中，母亲在市场竞争中要提升个人素质才能不被淘汰，在家庭教育中要提升母亲素质才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1995年北京世妇会前后，“妇女与发展”的女性主义论述以及社会性别理论进入中国。“妇女与发展”的女性主义论述包括“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以及“社会性别与发展”，中国妇女研究在接受与建构西方女性主义的过程中，“妇女参与发展”的理论模式得到了更加重要的发展，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而“妇女与发展”以及“社会性别与发展”可供借鉴的地方没有被充分发掘。也就是说，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强调妇女在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和自身价值，但是对性别与国家的发展目标、战略以及政策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涉及。政府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有助于妇女争取平等，而未触及现存的秩序与制度。在此背景之下，女性在市场化改革初期所遭遇到的工作家庭冲突也并没有得到质疑。素质话语成为衡量包括母亲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成员胜任力的主流标准。90年代育儿杂志中的母职再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进入21世纪以来，母亲角色的传统话语、以素质为核心的市场话语以及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义话语，众声喧哗，杂志再现了独立自主的母亲、遵从专家的母亲、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超级母亲等多面向的母亲形象。母亲角色处在各种话语的交汇口，成为一种不断被召唤的主/客体，不断被利用的符号和工具，体现了追求现代性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第一，建构母亲角色重要性的以素质为核心的市场话语依然是一种官方主流话语，它通过将母亲的重要性与孩子的素质及母亲自身素质联系起来而使得母亲更加关注孩子和家庭。它依然要为公私领域分离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服务。以素质为核心的市场话语在建构母亲角色的时候勾连了专家话语和商品话语，它们从中各取所需，一旦母亲角色的重要性得到认同，她们便会以孩子和家庭为中心、遵从专家指导、消费与育儿相关的商品和服务，成为满足于私领域的好母亲，也成为学习型母亲和消费型母亲，各种意识形态，包括消费主义、密集母职、性别本质主义等等，都得以传播；现有围绕照顾的权力关系，包括“男主外，女主内”，育儿专家与普通照顾者，市场经济的需要与消费逻辑，都能够得以巩固和延续。

第二，后女性主义参与了母亲角色的改造。源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的后女性主义对已有的女性处境的资本主义男权论调大加批评，强调消费是女性的自我赋权，高呼平权时代的到来。个人愉悦、自我表达、独立自主充斥于各类传播媒体。21世纪以来，注重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文化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全球密切交流互动的今天，后女性主义的观点也开始弥漫于国内大众传播媒体，包括育儿杂志。在后女性主义话语的建构下，独立自主的母亲出现了。独立自主的母亲形象的性别意涵值得探究。女性的独立自主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早期的女性主义学者批评儿童心理学理论，认为它们没有考虑母亲的需求与利益，对女性造成压迫。后来，女性主义者开始反思，这种自主究竟是不是男性的建构呢？因为女性对个人自主性的追求会强化男性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念，与此同时，还会牺牲与母职相关的社会价值。与母职相关的社会价值受到重视之后，又被批评陷入性别本质主义。至90年代，第三波女性主义或后女性主义开始兴起，大写的女性开始出现在大众媒体当中，她们既要美丽，也要权力，女性能够从流行文化中找寻属于自己的欢愉，主流的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会受到阻碍和干扰。就本文的主题来讲，大众媒体中的新女性形象也影响到了育儿杂志中新母亲形象的出现，即独立自主的母亲形象，她们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养育幼儿的母亲形象的想象，她们既可以密集投入孩子的养育当中，也可以自如享受个人空间。这些优雅自如的母亲其实是在展示自己的阶级地位和资本，因为年幼孩子的母亲优雅自如的前提条件是通过购买各种产品和服务让养育孩子变得轻松和便利，然后通过消费各种产品和服务让自己变得优雅。也就是说，只有少数有经济实力和家庭地位的母亲可以通过金钱将自己从育儿的琐碎中解放出来。杂志文本对后女性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接受与建构，独立自主的母亲被认为对孩子的成长大有好处，母亲自己的能量充盈了，才能养育更好的孩子。这种女性主义话语的建构与之前的素质话语的建构都是指向“好妈妈”角色的扮演，但是不同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不同。

若要说此种母亲形象离妇女解放的目标更近了一些，可能为时尚早。理论上来讲，有三个理由：其一，《父母必读》在特别策划栏目中呈现的母亲群体基本上是拥有较多个人或家庭资本的中上层女性、知名人士，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占人群比例较少。很明显，杂志是在传递一种中产阶级的育儿方式，其他阶层的母亲难以效仿，不止于此，这些流行的育儿方式和理念可能还会对其他阶层的母亲形成压迫。其二，大众媒体塑造独立自主母亲形象的逻辑是，母亲独立了，才会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当“好榜样”比当“好保姆”更重要，更有甚者，母亲还会经常所听忠告和建议：你越时髦，孩子越自信；为了孩子，妈妈要活得精彩美丽。总之，似乎新的母亲形象的建立要在孩子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获得正当性。其三，流行杂志之所以会塑造独立自主的母亲形象，其根源在于不断扩张的消费文化，而消费文化的目标从来不会放在提供给女性更大的自由这一点之上。因此，此类新母亲可能会挑战传统的、对女性有诸多限制的母职规范，但同时，这场挑战是消费文化所发起和推动，结果必定是使得母亲由受制于传统父权转变为臣服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和市场逻辑。媒体中独立自主的母亲形象是一种出于达成某种目的的社会建构。

实际上，大众媒体塑造的这种新母亲形象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让女性自己选择”“女性可以选择回家还是就业”等出现在学术界、媒介及其他公共场合的流行论述让人感到女性/母亲的自主性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女性真的都可以自由选择了吗？是要强调女性的选择，还是争取全社会的公正？公正和效率是对立的、无法调和的？所以，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种主张忽略了阶级因素，更是起到了转移视线的作用，致力于全社会公正的相关机构及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可以退出公众的视野之外，母亲的集体困境被转化成个人问题。因此，媒体对这种独立自主的新母亲形象充满溢美之词从某种层面上证明了现行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但实际情况是，当前中国工作母亲的处境着实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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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并对文中部分词语进行了不涉及内容变更的修改，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完美母亲”的形象，面带笑容，每只手臂都在做某种母性任务。该图曾被Newsweek杂志作为封面，“完美母亲的神话”四个字在这个母亲的上方延伸，她十分完美，只要她能保留那六只额外的手臂。[图源：totallyteenmum.wordpress.com]

〇编辑：暮隅  〇排版：衔蝉

〇审核：长木 / 盆栽

〇专题策划人：会社“母职专题”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