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宇｜对苦难的社会学解读：开始，而不是终结

孙飞宇，1978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理论教研室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社会学理论史、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现象学-诠释学社会理论、农村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1998-2004年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2005-2010年，获得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博士学位。[图源：sohu.com]

作为一部典型的社会理论著作，《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Suffering: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来理解现代社会的苦难（suffering）？埃恩·威尔金森（Iain Wilkinson）回顾了苦难与痛苦（pain）在现代社会的意涵，综述了马克思、涂尔干，尤其是韦伯的经典著作中所蕴涵的关于现代苦难的意义，还涉及了现代社会哲学中汉娜·阿伦特关于大屠杀的讨论。作者认为，对于苦难的讨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他的提问是“苦难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成为可能”；一个是理解社会学的角度，其提问是，“社会学家如何理解苦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威尔金森希望能够从苦难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并试图在从神义论（theodicy）到社会正义论（sociodicy）的转变上做出社会学的努力。

苦难与现代社会

如何讨论现代社会的苦难？要讨论这一问题，先要面对如下的问题：何谓现代社会的苦难？苦难为何在现代社会尤其成为一个问题？社会学为什么要理解现代社会的苦难以及与之相关的痛苦问题？

对于“苦难”，威尔金森首先给出了描述性的概念解释：“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social isolation），以及个体性异化”。“苦难由如下情感组成：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与苦难相比，与之紧密相关的痛苦更为客观化。痛苦和苦难之间可作如此区分：“痛苦是一种生理性的感知而苦难是一种主观心理上对痛苦的回应”。

伊恩·威尔金森（Iain Wilkinson）（左），社会学家，英国肯特大学副教授，关注“社会苦难”问题和现代人道主义文化政治学。代表作有《对社会的热情：我们如何思考人类苦难》等。右图为Suffering: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书封。[图源：Wikipedia]

威尔金森在本书伊始便明确指出，苦难与痛苦始终是现代社会无法忘却的阴影。这既指在克服苦难与痛苦的问题上，与之前的社会形态比，现代社会并不能够证明自己更为进步——苦难以及痛苦始终伴随着现代社会；也指现代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悖论：以理性以及快乐原则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苦难与痛苦并无存在的意义，但是在否定苦难与痛苦的意义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它们的存在。这样的特征使得苦难成为了考察现代社会的一个绝佳主题。我们既可以通过苦难的发生来讨论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也可以通过现代人处理苦难的方式来理解现代的主体性。但是这样的讨论计划在威尔金森那里并非一帆风顺，原因在于他所总结的苦难的几个特点：首先，苦难是个人化的，个人的苦难以及相关的痛苦不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为他人所感知和分担；其次是苦难与人性的各个方面都有关，任何方面的事故都可以成为苦难的源泉；最后一个是苦难与言说之间的关系，即苦难具有一种抗拒概念化的能力，任何言说苦难的尝试都会加深苦难的感觉。

对于威尔金森来说，这三个特征决定了讨论苦难问题的基本困难：如果不能够切身感知到他人的苦难，进而不能够准确总结和叙说他人的苦难，那我们又如何来讨论它呢？在本书中，威尔金森以此为起点来进行讨论。他认为，这几个特征决定了苦难研究的基本困难：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正是通过这一特点，“苦难获得了它破坏与摧毁我们生活的实质性能力”。就研究工作来说，这一“实质性能力”表现为：由于对苦难的概念化具有“加重痛苦与苦难的不可预知的后果”，所以理解个体的苦难，也即寻找苦难在个体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有基本的困难。这就导致了一个研究上的基本尴尬，因为这就意味着要求学术研究对人类生活中的苦难保持沉默。但是，在道德伦理上的讨论之外，此类研究的沉默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威尔金森所采用的处理方法是只处理社会学理论传统中对于苦难的讨论，尤其是其中对于现代社会内在逻辑的思考。这是威尔金森在本书中的起点，同时也造成其讨论的缺陷。所谓讨论的起点，是指威尔金森由此开始对现代社会自身的悖论及内在逻辑进行反省；所谓缺陷，是指威尔金森规避了对理解个体苦难的正面思考。这样，在威尔金森的讨论中，就有了两个方向：讨论苦难在现代社会的发生逻辑，以及理解苦难在受难者生命中的意义。对于第一个方向，威尔金森做出了讨论，尽管这一讨论并不怎么充分；第二个方向是威尔金森关于苦难的定义所否定的，或者说，正是他讨论的起点使得第二个方向陷入了困境，这也正是我们在本文中所努力的方向。威尔金森认为，理解他人的苦难在实质的意义上并不可行，而本文则试图通过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的帮助来寻求一定程度上的理解的可能性。

关于苦难与现代社会，本书将讨论的起点着重放到了从韦伯到汉娜·阿伦特的线索上。在《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讨论了两种与宗教有关的转变：从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到普世宗教（universalist religion），以及从新教到世俗世界的转变。在第一次转变中，普世宗教代替了多元的原始宗教，“犹太-基督教（Judaeo-Christianity）创造出了一种普适的（all-encompassing）世界观，以应对尘世中的苦难与不义，即神义论（theodicy）”。神义论将尘世苦难解释为获得救赎的必要步骤，从而赋予了苦难以形而上的意义。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个人“身上”，它起始于从“苦修”（mortification）到“苦行”（suffering-taking）的转变。这同时也是韦伯所说的伦理理性化的过程。“苦行”的前提是理性化的世界图景，即通过上帝预选和“圣言”进行良知的治理，于此，“苦行”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伦理的持续认同。但同时，伦理理性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于既定的此世意义（the world as it is given）的拒绝，这就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伦理理性之间的张力。这次转变的进一步发展在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脱节。普世宗教的消失使多元的价值观再次兴盛起来。但是这种日常生活里的“诸神之争”却并非现代社会的惟一结果，韦伯同样预言了理性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夷平”作用，这种夷平作用既包括理性对于普世宗教的“除魅”，也包括以科层制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的“铁笼化”。就这次转变而言，韦伯所关注或代表的是19世纪末德国自由中产阶级社会在自我认同上的精神危机。韦伯作品里对意义的追寻，也正是在这里形成了与尼采“上帝之死”这一论断之间的对话。而这一对话的核心是在上帝死亡之后，当良知的问题从上帝那里被交予个人手中处理的时候，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在这个时代里自身的命运。与尼采相同，韦伯并不认为科学能够解决现代社会的意义问题。这种面对意义问题的无力在遭遇到苦难问题的时候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在讨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和除魅的同时，韦伯也指出，现代人将不得不面对“苦难存在的残酷现实”，而现代社会并没有为现代人提供思考这一残酷现实的资源和能力。这一点可以在韦伯的著名论断中一窥端倪：“在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可以很确定地说：专家们没有灵魂，享乐主义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同时，也正是这个社会，渐次取代了其他各种神，开始成为现代伦理主体思考问题的本体性依据。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在西方历史上最早出现于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 -1648)结束语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里。图为泰尔博赫绘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仪式。[图源：Wikipedia]

不仅苦难的意义成为问题，与苦难相关的痛苦也是如此。苦难的经验总是将人类牵扯进痛苦之中。在现代社会，人们同样很难给痛苦一个恰当而又充满意义的位置。痛苦在原初的意义上只是证明了其自身的不合理性：假如苦难不能够给人们在宗教意义上的幸福的允诺，而人类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的基本欲求又是幸福，那让人痛苦的苦难又有何意义呢？所以说苦难虽然总是在现代社会出现，但人类却总在努力将其去除掉，或者尽力避免。

韦伯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讨论与其追寻意义的努力相呼应。韦伯清楚地表明，社会科学需要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但是韦伯自己也承认，这样的研究方法在使得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同时，也造成了其在讨论意义问题上的悖论。正如威尔金森所指出的，这恰恰造成了社会学在讨论苦难问题上的尴尬：它使得社会学不能够真正切身地去理解现代社会的苦难。这并不仅仅是社会学本身的问题。在这里，社会学只是一个代表：它在面临现代社会苦难时的尴尬，也正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与现代制度的尴尬。现代科学的问题在于其自身理性与社会伦理的脱节。而社会科学的讨论对这种脱节的忽视，正是韦伯所担心的。二战后，以汉娜·阿伦特和鲍曼为代表的对于纳粹大屠杀的社会学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讨论人类在现代社会的苦难，二战中的大屠杀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大屠杀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彻底体现了犹太民族在欧洲传统中的存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发生在号称当时世界文明中心的欧洲，如鲍曼所说，“它是（现代）社会，文明以及文化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将大屠杀放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的时候，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所谓的文明时代，大屠杀怎么可能发生？

汉娜·阿伦特对于现代社会苦难的讨论集中在大屠杀与现代社会中“恶”（evil）的问题上。关于纳粹的集中营，阿伦特认为，面对如此“极端的恶”，我们已经绝无可能去理解其本身，因为一切已知的标准在此刻都荡然无存。而在阿伦特看来，这样的极端的恶之由来在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将所有人一同视为“多余的”（superfluous），由此，人之存在（human being）也就毫无意义，没有必要了。而反思大屠杀的危险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以之为鉴”，满足于一般好或者坏的道德区分，满足于技术专家们对于苦难和恶的讨论，那么在“以事实为依据”的托词之下，我们最终会追溯到“无意义的琐事”。这将在真正的意义上掩盖现代社会的恶。另外，鲍曼也指出，此类研究清晰明确地将研究者自身排除在大屠杀之外。社会科学研究在将大屠杀以及相关双方（施害者和受害者）设定为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将其自身定义为无关的他者。研究越深入，越客观，对于大屠杀的批评越强烈，“其余的‘我们’就越安全”，道德感就越不容易受到触犯，进而也就越心安理得。与阿伦特的结论相同，此类研究的结果，只能是将大屠杀变为毫无意义的事实，同时遗忘掉其中的“刺痛”（Bauman，1989：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