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鲁臻 | 清末新军的身体塑造及其社会影响：以小站练兵中的身体规训为中心

赵鲁臻，华北电力大学（保定）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军事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图源：smarx.ncepu.edu.cn]

摘要

在甲午惨败后愿意“低心学西法”的社会心态与舆论之下，军队改革得以走向深入，尤其是袁世凯所主持的小站练兵，便全盘仿效西方军队的训练模式，遂令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体管控、模塑方法实施于小站众多官兵身上，清末新军身体形象的改变由此肇端。纪律意识、效率意识、现代时间观念、集体荣誉感等全新价值观念及相应的行为习惯亦随之逐渐生成。小站便因此成为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再社会化”媒介。另外，在当时强身尚武以救国的思潮影响下，这个身体构建历程不仅使军人角色的社会印象得以改观，更令其一跃而成为国民身体改造的先导，此亦为清末新军能够由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原因。

图为小站练兵的场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意识到旧有的湘军、淮军不堪重用，编练新军迫在眉睫。1894年底，慈禧派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现天津市津南区）用西法编练新式陆军，称“定武军”。1895年10月，胡燏棻调职，袁世凯接管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参照德国陆军制度进行编制。[图源：sohu.com]

在传统印象中，“兵”基本上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暂不论其粗鄙不文的内在素质，单见其外在形象之委琐邋遢即已无法令人起敬。但甲午之后新军的出现，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感。尤其是新军官兵身体形象上那种制式化特征所展现出来的刚强利落，颇受社会舆论之称道，成为近代中国新式军人有别于旧式行伍的标志之一。这也是“军人”此一角色的社会印象得以逐渐改写，并有资格与士农工商并驾齐驱的原因之一。那么，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甲午之后的新军训练与绿营、勇营之流相比究竟有什么区别，以至于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在这种训练过程中，新军官兵的制式化身体是如何被批量塑造出来的？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动？要明晰这些问题，似乎就应该回到新军的源头——小站练兵去寻求答案。袁世凯在小站所训练的新建陆军，正是日后北洋新军的雏形，同时也是整个清末新军的骨干来源。其所运用的身体规训技术，便成为后来数十万中国军队的范本。因此，通过分析小站练兵的身体训练与控制方式，或许可以初步还原清末新军身体构建及其习惯观念变化的过程，从而由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清末军事变革同社会转型的关系。

背景：“低心学西法”的社会心态

早在咸同之际，湘军、淮军其实便已开始仿效西法进行军队的训练。但当时湘、淮诸将“师心自用，以为昔年曾经战阵，即无不能御之敌”，并未真正服膺西法，只是将之用作“号令、步伐仅为美观”的一种点缀。所以，洋务运动时期的所谓“西法练兵”往往有形而无实，“兵”之形象亦无明显改观。

甲午一役的惨败，则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几近崩溃。在亡国危机的逼拶之下，时人于“西学”“西法”面前开始放低身段“开始倾向于承认，也许是痛苦地被迫承认，至少是在实用知识与技术层面上，西洋是比中国强，甚至东洋也比中国强，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必须改革，而且改革的方向就是学习西洋甚至是仿效东洋”。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当时最受关注的“强兵”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刊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中西兵略指掌》便指出，“中国谈兵家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但孙子论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领取；戚书出自前明，虽曾文正公尝为推许，其所可采者，要不过操练遗意”；而相比之下，西方军事著作则“分条缕述，如眉之列，如烛之照，谈兵似此，方完得‘实事求是’四字，尽阅历有得之言，无一语稍涉掉空影响，步步着紧，句句可行，……以之行军，洵度世金针也”。徐建寅所著《兵学新书》更是直接批判，“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实事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有志之士欲讲兵学莫得门径，无从探讨”，呼吁全面采用“泰西兵学”。如是这般批判传统兵学，力主完全采用西法的议论，实乃甲午之前所未有。而亲历惨败、心中“痛愤亦无可说”的袁世凯，其改弦更张的态度更为坚决，强调“今日讲求西法，实属刻不容缓，……不思力改故辙，是何异于恶湿居下”。这种社会心态与舆论的转变，诚为该时期练兵运动产生实质性变化的重要前提，正如吴汝纶给袁世凯信中所说：“诸将能一变自是之旧习，肯低心学西法，便是中国转弱为强之兆。”就事后观之，“转弱为强”似乎并未实现，但一种中国过去未曾有过的身体模塑技术，倒是在这种“低心学西法”的心态中运用到了成千上万的国人身上。

图为身穿新式军服的袁世凯。[图源：Wikipedia]

构造新军人：小站练兵中的身体模塑

（一）封闭与隔离：规训场域的建设

在传统观念中，寓兵于农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军队建设方式。在农业社会里，有事则兵、无事则农，能够有效降低维持军队的成本。所以在甲午之前，淮军即便已经改用西式武器、操练，但依然沿用这种方式，以西式训练“为各省防军之冠”的盛军为例，其一年有半数以上的时间，参与开河、屯田、植树等生产建设活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官兵不准穿着“号衣”，即不穿军服。虽然他们在农忙修筑之后的军事训练中也会再穿上军装，但借用罗尔纲先生评价绿营的话说：“不知一个人的外表虽可换，他的行为，积习成性，却不可更移，断没有只是穿上应差衣帽时才换上差役的行径，到了应差回来，把那些应差的衣帽脱了，再穿上号衣，还是一个军人的道理。”所以官兵往往养成如差役、工匠、农民等一般社会民众的生活习惯，经常出现衣冠不整、慵懒散漫、上街闲游的现象，甚至还有人在营中“蓄养孩童，呼为幼子”。这从一个反面说明，要建设真正的近代军队，“其必不一可少的第一步，都是从身体上将年轻人与‘普通’社会，与其习俗，与其诱惑，与其成员千丝万缕的联系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特群体。美国学者麦尼尔也认为：“训练严格的军队通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所处的社会相隔绝。而小站练兵的第一个重要变化正在于此：限制军民之间的接触，并且有针对性地规定官兵举止与衣着，从而扩大其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分野。

袁世凯自上任伊始，便严令全军一切以训练为重，禁止官兵参与任何无关的社会活动，尤其强调“无论何项差事，概不许兵丁一名误操，……尤不准以杂事擅役正兵”。社会舆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申报》便评论说，此次练兵与以往不同，并未如盛军一般“再任屯田之役”。同时，即便是训练余暇，也不许官兵赴街闲游，并因此开革了几个擅自上街的军官。另外，他还禁止淮军时期那种官弁亲友到军营贩卖货物的旧习。这些措施，目的就在于防止官兵受到社会习气的沾染，从而推行军队特有的生活与行为方式，正如福柯所说：“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

除了这种封闭手段之外，新建陆军也试图通过规范官兵的衣着和举止来实现一种军民形象上的隔离。衣着上，要求时刻身穿军服、军帽，“所有衣纽俱要扣着”，即便是官长出入也“不准露顶”；且衣履“均宜整齐、洁净”，“均须一律黑色，不许参差”，甚至连着袜“亦须一色”；尤其当官兵因公或因私离营外出时，稽查官“均须先将其衣履查验一次，如有破烂及领纽不合体者，各令改修，务使洁净整齐始准出营，并严谕出营后不许解衣歪斜”。在举止上的规定就更加细致。比如军礼方面，士兵路遇军官应“在路旁立正，俟官长过去再走”；若其立于一处“兵丁应距官长前五步行正步目视官长”，过三步后再行便步；军官谒见上完时则应“手按刀鞘立正”又如不许官兵如百姓一样乘驴坐车代步；禁止官兵之间互相放债收利；营房内必须清洁，物品必须存放整齐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军中规定已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但就当时来说，此类举措则显示出了军队建设观念上的转变，实为塑造近代中国军人形象的重要前提。

图为清末的新军军官。[图源：sohu.com]

（二）身体的程序化与机械化

当然，上述隔离手段以及服饰、举止方面的规定，只是提供了一个实践场所与外在条件，并不足以真正实现军人身体的再造，更为关键者，还在于一套非常精密细致的身体管控、训练技术，这正是小站练兵与以往相比最为不同之处。

1．细密的时空安排

首先是一张严密时空网格的全面铺开，其最大特点在于以点钟、分钟为单位进行了精细分割。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军队中，作息、训练时间表的设置并非始自于小站。曾国藩就曾制定过《日夜常课之规七条》，用以安排湘军官兵每天的训练。但是这个时间表用的仍是黎明、午刻、日斜等传统计时方式，所以在身体规训的精确性和严密程度上无法比诸新建陆军，至于淮军，仍以盛军为例，虽已采用点钟为单位，却只是规定了训练的起止时间，因而也不够精细。相较于前两者，新建陆军的规定则堪称严苛。其虽仍按季节以农历作为计日方式，也并未使用“星期”这一概念，但对每天活动的安排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致。小站官兵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收更即起”），只能用二十分钟洗漱、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时间里接受上级的内务检查并吃完早饭；之后，在十分钟内完成领取枪械、清点人数等出操的准备工作，最后赴操场进行为时两点钟的训练。午饭、午休以及处理私事限两小时办完。下午、晚上也与此类似，都是以若干分钟或者点钟为限，进行训练、休息、进食以及诵读训词规条等各项活动。到晚间九点（“二更”）进行点名，然后一律熄灯睡觉。这种以精确时间单位将日常活动片段化的安排，等于把训练变成了一项可以计算和操控的程序。身体何时该出现于何地、该处于何种状态、该完成何种任务，都成了可以预期和掌握的。在这里，过程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身体主要是在这个细密的线性流程中而非结果上，接受无时无刻不在的监督与检查、任何游情、偷闲的企图便基本上失去了实现的可能。由此所带来的训练效率，是以往那种松散的时空安排所不能比拟的。福柯精辟地指出：“应该竭力强化对每一短暂时刻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时间都是用之不竭的，似乎通过一种更细致的内在安排，人们就能逼近一个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这在军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人类活动的技术中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这个密不透风的时空网格中，小站官兵的每时每刻实际上都处于纪律的掌控之中，即便是吃饭、休息乃至如厕，毫无例外地皆为一个服从纪律的过程。就这样，“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权力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

这种于当时看来并不显眼（相较于武器、编制的改变），现在看来也了无新意的变化，却有着微妙的历史影响。就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新建陆军的士兵多数应该来自乡村。在来到小站之前，他们习惯于依据农业生活中那种自然时令和天候，如日夜、晨昏、阴晴、雨雪等，来安排每天的生产和生活，而加入新军以后，无所不包的时空网格则无情地终止了田园生活的优游岁月，将这些年轻人拖入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活动程序之中，其间的变化自然十分艰难，但为了在军营里生存下去，多数人也不得不开始接受新的挑战。比如学会用点钟、分钟来精确地计时与用时，有条理地安排自己的活动以及尽可能高效地完成任务等。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依赖于一种‘行动流’的惯性绵延，身体的行动由开始时有意识地学习和训练，逐渐变为无意识的身体习惯”。并逐渐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信条，从而使受训者获得在以往乡村生活中所无法形成的特质：服从纪律、追求效率、现代的时间观念以及有规律甚至相当刻板的作息习惯，即便在离开军队生活之后，有些人的这种身体记忆也并未完全消失。袁静雪回忆道，袁世凯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吃旱饭，七点开始办公，十一点半吃午饭，一点午睡，下午两点继续处理公事，五点休息散步，七点吃晚饭，九点就寝。曾在段公馆当差的老人也回忆说：“段祺瑞的一天生活，简单地说，就是这样：早起，饭后看公事，上衙门，中午回家吃饭；午睡后，下棋或作诗；晚饭后，打牌。连轴转，整套的活。一年365天，一般说来，很少变化。”这种刻板、单调的“连轴转”，与当年小站岁月显然有相当之关系。此二人在小站中身居高位尚且如是，下层官兵所受的影响便不难想见。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小站军人在退伍之后，应该会比一般的社会成员更容易适应近代工业生产中那种“以严格、细密的时间区段来管理生产流程、扩大生产效能的做法”。

2．精准的身体控制

不过，真正使这种身体规训登峰造极的还另有他法。小站练兵不仅仿效了德式操练的内容，更全盘接受了其训练的标准化模式：将每个技术动作都精密分解为连续的、具有详细标准（包括方向、力度、速度以及持续时间等方面）的步骤，使身体每个部位的各种姿势都精确、可控且符合效率最优化原则。所以小站军人的身体不仅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上被严格控制，即便在“怎么做”的步骤上也受到精准操纵。例如身法训练中的左、右转向，便分解为两个步骤，每个步骤对两脚脚跟、脚尖的位置、距离、运动方向及速度等都有细致的要求；又如步法训练，便步、慢步、正步和跑步的每步步长、离地高度、每分钟步数等也都有精确的规定。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种变化，我们还可以来比较盛军与新建陆军在相同技术动作上的不同训练方式。举枪瞄准是新兵训练中的一个基础动作。对此，盛军的规定是：“盖打枪时眼贵挂线，而手尤贵端平，并宜以枪之后托抵紧肩窝，则子出虽有坐劲，而前口不至移动，若把枪腕劲稍弱，则枪每易左右摇动。再兼呼吸气粗则枪更易高低不一。

而新建陆军的训练条例则是：“一、半面右转：二、右手将枪上提，右脚向右后斜撤半步，枪托靠右脚内落地；三、右手提枪前伸，左手抓住托槽使枪星与眼平；四、右手后移，抓住枪托弯脖；五、两手举枪使枪筒前段落于稳袋之上，闭左目以右目瞄准，须心平气稳，枪底抵住右肩，右腮紧靠枪托，右肘平肩，右二指虚贴扳手，左腕里拧，虎口向上抓住托槽。”

前者与其说是操练条例，不如说是一种经验之谈。所以盛军官兵在操作过程中，只能在对之进行个人体会、领悟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身体习惯或者偏好自行决定这个技术动作的细节。但问题在于，个体所习惯的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甚至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仍旧是传统军队中那种个人武艺、技击训练套路的延续。相比之下，根据标准化的教范，新建陆军官兵则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掌握某一技术动作的要点，从而减少遗漏任何重要步骤的可能性，提高身体运动的效率、稳定性和精确度。换句话说，这种训练模式的实质就在于，通过控制行为序列的每个细节及其之间的连接，使受训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身体来操作武器装备。如此，训练便成了一个预先设定好程序的作业流程，合格的士兵则于其中被标准化地批量“制造”出来。借用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在这种操练模式下，“新兵们不被看成是能熟练使用武器的‘手艺人’，而被看作是一些为了熟练地操纵军事装备而需要接受训练的人”。个人的技艺与身手都已不再重要，按照标准程序进行规范的操作才是关键。任何个体的自行其是都被完全剔除，让人感到“无趣”“枯燥”“呆板”是必然的结果，但正因为如此，纪律得到了空前的强化。1899年，新建陆军奉命开赴德州时便显示出高度的纪律性。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德州当地官员“甚佩服本军纪律，居民无不歌颂，一路至今，民兵交涉竟无一事”，故而颇有所感地指出，“平日训练之效，于今见之”。而比之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人体态开始逐渐形成。由于身体的四肢、关节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与运动轨迹，以达到最佳的速度、力度以及精度，任何“潇酒”“活泼”却拖沓、无用的动作都被严格禁止，所以这种训练能“把每个人皆造就得自重强毅”，使官兵在举手投足间显示出身姿的挺拔、动作的干练。长期的练兵生涯已经造就了一种身体摆放的标准姿势。而这种“定型化、固定化的行为模式，是军威、战斗力的表现，是社会认识和评价军人、军队的标准之一”，所以，这种训练模式对于清末军人形象得以改观实有重要影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体机械化的过程，不仅造就了新式军队所需要的军人体格、体态和体力，也实现了一种角色自我认知的转型，成为新军群体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正如梅洛-庞蒂所指出：“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者‘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通过长期的训练，小站官兵会逐渐将这种对于身体的精致约束内化并加以认同，成为自我认知的符号；同时还会自觉地以身体的制式化、标准化程度将自己同一般社会民众区别开来，形成本群体专属的角色标签。正如美国学者麦尼尔所说：“尽管操练看起来做乎单调而重复，却把往往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各种人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种身体控制手段不禁让人联想到工业领域中著名的“泰罗制”（或称“泰勒主义”）。泰罗认为：“每个行业的每个具体活计上所使用的众多办法和工具中，往往有一种办法和一样工具比其他任何的办法和工具要更好些，要发现这个最佳办法和最佳工具，只有通过对一切在用的办法和工具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结合着进行准确的、精密的动作和工时研究。”

因而泰罗指出，只有将计算和实验得出的最佳办法和最佳工具定为标准，据以严格规定每个人的动作，从而取代工人们既有的习惯，才能保证操作效率得以加快。这也是他所提倡的科学管理模式的第一要素。由此不难发现，近代西方在军队训练与工业生产领域做乎都贯穿着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理性精神”，即“理性地计算技术上的最佳策略，与实际上的可靠性及方便的办法，而非传统主义式地享受相传下来的技术”。所以两者在对身体的控制上，便显示出了异曲同工之妙：都造就了一种“可以接纳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骤、内在条件和结构因素的操作的新身体。相比于一般的民众，接受过这种训练的小站官兵显然会更能适应近代的生产、生活模式，也可能更易于接受工业时代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站或许可以被视为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早期“再社会化”媒介。

三、军人成为先导：新式训练的社会影响及其扩展

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军队的编练运动开始大规模展开。而从小站走出来的新建陆军，毫无疑问是这场练兵运动中最主要的人才与经验来源。许多小站官兵都成为北洋新军的骨干力量；不少人还分赴各地，指导地方新军编练。新建陆军所采用的训练模式也因此不再仅限于小站一隅，转而成为十余万中国军队训练的制式范本，实施到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身体之上。一种全新的军人形象便随之逐渐生成，社会对于这个角色的态度也自此发生改观。李宗仁回忆道，在这种军事训练中，“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每个人“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对于中国军人的变化，外国军事观察家也颇为称许，他们描述道，新军“比起旧式军队来，士卒的体格要强得多，他们是优秀体格的标本”；“风纪之好是突出的”，老百姓看到了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一名英国军官非常惊诧地评论道：“新军部队循规蹈矩不啻是一场社会革命，民众开始友好地对待军队，蔑视军人的现象即使没有完全消除，至少已经减少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始自于小站的这个身体改造与重塑历程，其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军人的社会印象。在20世纪初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种新式训练甚至让新军在一定时期内成了近代中国人身体“进化”的楷模与先导。随着生存危机的加剧，以尚武教国为核心的军国民主义蔚成风潮，采用军队模式来塑造国民的身体乃至精神，成为朝野内外一致认同的救亡之道。清政府三令五申“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社会上也“佥谓非提倡“军国主义”不足以救亡，于是学校体操一科，竟以尚武为唯一目的，以兵式为必要之教材”。因此，原本仅限于新军之中的身体规训技术，便以“体操课”的名义推广到了各级学堂之中，这里可以看到，由小站开始大规模实施的这种身体规训方法，已经演绎出了颇具戏剧性的社会变动。原本为社会所不齿的军人，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众多士人学子的教员，成了近代中国人重塑身体的领路者。当然，新军官兵素质良莠不齐，出现各种问题自是难免。所以这种变动也必然招来士人、知识分子诸如“无知识、无道德之营弁之兵士，竟一跃而为学校教师”这样的批评，但无法否认的是，新军官兵确实因其所受过的身体规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末一个受人瞩目的社会群体。

图为民国初年的体操教科书封面，当时的体育教育理念深受军国民教育主义影响。[图源：epaper.gmw.cn]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军事方面确有其不可忽略的影响，正如台湾的赵中孚教授所说，清末新军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再社会化”作用，许多中国人正是由此逐渐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而新军成员通过其行为与理念，势必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他社会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站练兵作为此一历史进程的起点，应该加以重新审视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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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学术探索》2017年第11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训练中的清末新军。[图源：laozhaopian5.com]

〇编辑 / 排版：阿葵

〇审核：O泡 / 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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