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军事教育之要旨

蒋百里（1882年—1938年），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先后留学日德，回国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37年，出版了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是国民党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日后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白崇禧等人。[图源：wikipedia.org]

人也，器也，军也，国也，各有其个体，其形式上之一致，则编制之责也，其精神上之一致，则教育之责也。

言军事教育，则有开宗第一义，曰军事教育之主体，在军队，不在学校是也。平时之军队，以教育为其唯一事业，战争之教育，以军队为其唯一机关。学校者，不过军队中一部分人员之补习机关而已。以教育与学校相联想，则军队教育无进步，而一部分之事业必将为主体所排斥而后已。

试举各国军事学校，与普通学校之系统比较之，则尤显。普通学校之为制也，自小学、中学、高等专门大学，自成为系统，而相联络。军事则不然，毕业于中学，不能径入士官学校也，必自军队派遣也，大学校，亦非自专门学校送入也，必自军队派遣也，盖将校之真实本领在统御，其根本事业在军队，惟知识上一部分教育，在军队分别授之，则事较不便，则聚之一堂，为共同之研究，是则学校教育之目的耳。

苟明乎征兵之原理，则知平时之军队，即国民之军事学校也。“军人者，国民之精华也，故教育之适否，即足以左右乡党里闾之风尚，与国民精神上以伟大之影响，盖在军队所修得之无形上资质，足以改进社会之风潮，而为国民之仪表，挚实刚健之风盛，则国家即由之而兴，故负军队教育之任者，当知造良兵即所以造良民，军队之教育，即所以陶冶国民之模范典型也。”（日本军队教育令）故曰平时军队之唯一事业，教育是也。

学战于战，此原则也，顾不能临战而后学，则学之道，将何从，曰根于往昔之经验，经验之可以言传者，笔之书，其不可以言传者，则为历史的传统精神，故曰“团也者，依其历史，及将校团之团结，最便于从事统一之战争者也。”“严正之军纪，及真正之军人精神，为军队成功之元素，欲使其活动发达，则必有俟乎强大之干队（即平时之军队），各兵既受薰陶而归家，一旦复入，则即能恢复其昔时之习惯，即新编之军，而求其内部坚实亦甚易，故军人精神，恃多员主干队而始成立者也。”（伯卢麦战略论）故曰，教育以军队为唯一之主体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百里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致力于国防理论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在杭州中央航空学校、庐山军官训练团作讲演。1937年夏，他将有关文章、讲演稿以及早年著作中的部分内容重新整理编排成书，命名《国防论》，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印行，后由上海大公报社出版，轰动一时，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发行。图为1937年版封面。

有一言而可以蔽教育之纲领者，则致一之说是也，故第一求人与器之一致，第二求兵与兵之一致，第三求军与军之一致，第四求军与国之一致。

（一）人与器之一致不观夫射乎，心之所志，目之所视者，的也，手之所挽者，弓也，而矢则有中有不中也，其不中者，必其心与目之不一致也，必其目与手之不一致也，必其手与弓之不一致也，必其弓与矢之不一致也，语曰，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到者致一之说也，宁独射焉读焉而已；一艺之微，其能成功而名世者，必有藉乎精神身体器用，三者之一致，书家之至者，能用其全身之力于毫端，而力透纸背，军人之执器以御敌，无以异于文人执笔而作书也，方法虽不同，其所求至乎一致者一也。兵卒之来自民间也，其体格之发达，各随其艺以为偏，身与心尤未易习为一致，故必先授以徒手教练及体操，以发达之，体与神交养焉，然后授以器，使朝夕相习焉，以至简之方法，为至多之练习，久久而心身器三者之一致，乃可言也，故夫步兵之于枪也，则曰托之稳，执之坚，发之由自然，骑兵之于马也，则曰鞍上无人，鞍下无马，皆言其身与器之一致也，此单人教练之主旨也。

（二）兵与兵之一致人心至不齐也，将欲一之，其道何从，曰有术焉，则逆流而入是也，逆流云者，自外而及内，自形式而及于精神是也，以颜子之圣，询孔子以仁，而其入手，则在视听言动，军队教育之道，亦若是已；是故步伐之有规定也，服装之必整齐也，号令之必严明也，整饬其教练于外，所以一其心于内也，器具之有一定位置也，起居之有一定时刻也，严肃其内务于外，所以一其心于内也；虽然亦更有其精神者存焉，则人格之影响，情分之交感是也；惟人格有影响，而上下间之关系以深，惟情分有交感，而彼此间之协同以著，此种一致之基础，成于战术单位之连，连者，军队之家庭也，其长则父也，连之官长，则成年之弟兄也，弁目之长，曰司务长者，则其母也，是数人者，于兵卒一身之起居饮食寒暑疾病，无时不息息焉管理之监视之，苦乐与共而其情足以相死，夫而后一致之精神立焉，此一连教育之主旨也。

（三）军与军之一致自征兵制行而兵之数量日以增，技术发达而兵之种类日以繁，文明进步而将校之知识日以高，于是军与军之一致，其事愈难而其要益甚，自其纵者言之，则将将之道，有视乎天才，自其横者言之，则和衷共济，有视乎各人之修为，此种一致，盖与国家存在之源，同其根据，历史之传统一也，伟人之人格势力，二也，智识锻炼之一致，三也，人事系统（详见下文）之整齐，四也，而每年秋操，图各兵种使用上之一致，使各知其联合之要领，则犹其浅焉者耳。

上文（二）（三）两义，则各国今日通称之军纪二字之意义是也。“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战线亘数十里，地形既殊，境遇亦异，而使有各种任务几百万之军队，依一定之方针，为一致之行动，所谓合万人之心如一心者，则军纪也。”（日本步兵操典）

兹言也，仅就其效用言之，于其意义，犹未若哥尔紫将军所论之深切著明也，哥将军曰，苟一想像今日国军之大，不能无疑问，即如此大众，究竟用何法以指挥之是也，答之者则有词矣，曰军纪者，所以使大兵能自由运用者也，斯言是也，顾所谓军纪者，又何物欤。

普通人解之曰，军纪者，以严正之法律，维持其秩序，而严肃其态度之谓，斯言不可驳，而非其至也。德国之秩序态度至严肃矣，而法律之宽，他国无比，历史上有法律愈严而军纪愈棼者，法国共和政府之成也，背戾者悉处以死刑，而军纪之弛如故也，盖法律之效果，发生于事后，故谓军纪发生于法律者非也，或为之说曰，军纪者，发生于国民之道德心，而由于自然者也，兹言亦非也，军纪者，不仅使人不为恶而已，兵卒为克敌之故，必致其死，军纪者，要求此非常之事于兵卒，而使习为自然者也，“法人每谓热诚之爱国心，可以补教练之不足，其实依共和政府之经验，则热诚之爱国者，行军一日而冷其半矣，疲劳之极，则肉体之要求，即越精神而上之，一鼓作气，不可恃也。”（伯卢麦之说与此相发明故引用之）故谓军纪之源在道德者亦非也。

哥尔紫将军（左图）即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1846 - 1916），蒋百里在书中多次引用他的观点。[图源：wikipedia.org]伯卢麦（右图）应为Wilhelm von Blume（1835 - 1919），是蒋百里同时代的德国军事理论家，据称蒋百里回国前还曾拜访过此人。[图源：wikidata.org]

达尔文著物种论，于军纪二字，独得至当之解释曰，“有军纪之军队，其较优于野蛮之兵卒者，在各兵对于其战友之信任”此坚确之信任，实为真正军纪之根源也。凡兵卒之有经验者，皆知其将校，无论当何种时节，必不离其军队以去，一队犹若一家然，除共同之利益外，他无所思，虽危险之际，亦不为之稍动，此则达氏之所谓信任之原也，有此信任，故兵卒虽当敌弹如雨，犹泰然有所恃而无恐。

法者，一种军纪之补助品也，人欲之炽，则藉法以抑制之，而用法尤贵严贵速，然不过一方法，非其根本也，躬行率先之效力，则有大于法者，故兵卒见官长之服从官长，如彼其恭顺也，则从而效之，且不仅服从巳也，尤贵对于职分而起其嗜好心，德之士官曾使习为兵卒之勤务，即于简易之事，而发动其职分之观念，且兵卒亦知上官之出身，初亦与己无异也。

德国凡勤务之细件，极其精密，非墨守成法也，非夸其知识也，所以发起其勤务之嗜好心，即尽职之观念是也，学术教练之外，尤贵乎志意之锻炼，而清洁也，秩序也，精密而周到也，不谎言也，皆为整肃军纪之一法也。

委任被服粮食诸事于将校，其主旨非出于节俭，盖所以图上下间之亲密也，仓库也，厨房也，寝室也，将校日日服其勤务，而为军纪柱础之连长，自然成为一连之父，而军队中于是有“长老”之称，是名也，则合有至深之意在也。

忠实于职务之外，尤当有共同一致之志操，德军之成立，此志操实为其根本，大战中法律之所不能禁，监视之所不能及，而此共同一致之志操，则犹发生其秘密效力，名誉与职分交为激奖，而发挥其最后之武勇焉。

昔年之战，凡关于共同之利害，或敌有可乘之机，则我军虽弱，亦必取攻势者，职是故也。闻最近军团之炮声则驰援，陷必死之境，犹能确信其同志者必且继续我志，而收其功，而上自司令，下迄少尉，无不为同一之思量，为同一之行动，此则德国所谓军纪之效力也。

军纪者，无形者也，保全之，则有待于有形之要件，第一则平时编制之单位，不可于战时破坏之也，由各师选拔最精之一二营而组织一团，其能力决不能如平时固定一团之大也，其在德，地域人情之不同，而操纵之法亦互异，故临战以不变单位为原则。

第二则退役之预备兵，必召集于原受教育之队也，预备兵之于本队也，有旧识之僚友，有旧属之官长，常以在其队为自己之光荣，而一队之名誉心生焉，故动员计划，虽极困难，尤必原兵归原伍为原则。

此外则有一无形之军纪，则将校智识作用之一致是也，一军之智识不一致，则行动即不一律，法之共和军队，皆志士仁人，感国难而集合者，然平时于智识，未尝经一致之训练，而军纪即因之以驰，然此种训练，决非强以规则，要在识其大纲，而得一定之方向，有此智识之军纪，然后主将能信任其部下，部下独断专行之能力发达，而战胜之主因得焉，故将校之出身首贵一致，将校一部分自队中升入，一部分自学校毕业，而杂糅焉，决不能望其行动之一致也。

（四）军与国之一致则全军一贯之爱国心是也，夫爱也者，情之根于心，而丽于物始显者也，无我而有物，则爱之源不生，无物而有我，则爱之义不著，物我有对待之缘，而爱之义始者，国也者，名词之综合而兼抽象者也，说其义，既更仆不能尽，而民之于国也，则犹鱼之于水，人之于气，视之而弗见，听之而不闻，日用而不知者也；虽欲爱之，孰从而爱之，圣人有忧之，则有术焉，使国家有一种美术的人格之表现，而国民乃能以其好好色之诚，而爱其国，是故爱国之心不发达，非民心之无爱根也，表现之术有周不周也，人格之表现最显者，为声音，为笑貌，视之而不见，于是有国旗焉，听之而不闻，于是有国歌焉，闻国歌而起立，岂为其音，见国旗而致敬，岂为其色，夫亦曰，是国之声，是国之色也，有国旗，有国歌，而国之声音笑貌见矣，此为第一步之爱国教育，最普及者也，人格表现之较深者，为体段，为行动，于是有地图焉，则国家之体段见矣，于是有历史焉，则国家之行动现矣，是故读五千年历史而横揽崐仑大江之美者，未有不油然而兴起者也。有历史，有地理，而国家之影，乃益状诸思想，而不能忘矣，是为爱国教育之第二步。虽然，犹其浅也，犹其形也，而未及乎人格精神也。呜呼，自共和以还、盖尝手法国之操典，而三复之矣求其精神教育之根本，而得一“自我”即国家人格之精神代表说也，（注：近读塞克脱将军之毛奇论有‘朕即国家’即普鲁士精神说，则与此说一致矣）人未有不自爱者国也者，“我”之国也，而爱之义以著，故法国以名誉与爱国并提，名誉者，自尊之精神也，德国以忠君与爱国并提，忠君者，克己之精神也，是故君主国以元首为国家人格之精神代表，而要求其民也，以服从，以自牧，若曰服从其元首，即爱国之最捷手段也，客观之教育也。共和国以自我为国家人格之精神代表，而要求其民也，以名誉，以自尊，若曰发达其自觉心，为爱国之根本也，主观之教育也。故国家于声昔笑貌体段行动之外，尤贵有一种民族的传统精神，以为其代表，而爱国教育，乃可得而言焉，然德国虽以服从为主体，亦决不蔑视其个性，德之操典曰，战事所要求者，在有思虑能独立之兵卒，能于指挥官既毙以后，依其忠君爱国之心，及必胜之志意，为自动的行动者也，法国虽以个性为主体，亦决不疏忽服从，故法之操典曰名誉与爱国心，所以鼓舞其崇高之企业心，牺牲与必胜之希望，所以为成功之基础，而军纪与军人精神，则保障命令之势力而事业之一致也。

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冯·塞克特（德语：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1866－1936）,德国陆军将领，以担任魏玛共和国军队——“防卫军”陆军领袖后推行改革而闻名。[图源：wikipedia.org]

明乎是四者，而军事教育之要纲得矣，犹有数事所当知者，一为战争之特性，一为时间之效力，一为习惯之势力。

战争之特性有四，曰危险，曰劳苦，曰情状之不明，曰意外之事变，（格洛维止之说）危险，故有待于精神之勇，劳苦，故有待于体格之健，与忍耐力之强，情状之不明，故有待于判决之了澈，意外之事变，则有待于临机之处置，与积气之雄，凡此四者，上自将帅，下迄兵卒，皆同受之，而位置愈高者，则要求入于精神领域者愈深，而困难亦愈甚，此平时所贵乎修养磨练也。

凡人习一业，久之久之，忽得一自然之要领，有可以自领略，而不可以教人，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艺至是，乃始及纯粹之境，乃始可用，是名曰时间之效力，其在军事，其功尤显。盖兵之临战，其危险足以震撼其神明，失其常度，此时所恃者，惟平常习熟最简单之行动，以运用之于不自觉而已，故兵卒教育之最短时期，为四个月，而兵役则无有短于二年者，盖教育虽精密，亦必有待于时间之久，而始发生效果也。

凡人与人交，则习惯生焉，习惯有传染性，虽未尝直接，而闻风可以兴起，有遗传性，虽十年递嬗，人悉更易，而其传统的惯性仍在，习而善焉，不能以少数人破坏之，种而恶焉，尤不能以一时而改善之，故君子慎始而敬终，将军弗来答敍普法之战史（千八百零六年）曰“维也纳之役，其有名之将校，将来立新军之基础者，何尝不在军队之中，然不经拿翁之蹂躏，则往昔之习不去，而此有力之将校，无以显其能，故曰不良之军队，不经最大之痛苦不能治。”

曾文正所谓“孔子复生，三年不能革其习”者，其斯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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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国防论》第四篇“二十年前之国防论”第四章“军事教育之要旨”，上海大公报社，1937年。

***封面图为本书1937版扉页。

〇编辑：衔蝉 〇排版：Cocytus

〇审核：烟波 / 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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