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枫 | 地方实力派的形成：二十九军的崛起之路

贺江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华北区域史、中华民国史。[图源：history.nankai.edu.cn]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西北军作为国内重要的军事集团瞬间土崩瓦解，宋哲元率领的第四路军惨遭败北，“所余无几”，内外困境之下辗转至晋南地区。鉴于冯玉祥已难东山再起，宋哲元利用西北军残部“各不相属的矛盾，分头派人联系，结果各部均愿归其领导”，得以重整旗鼓，此后向张学良输诚，被整编为二十九军。作为西北军的星星余烬，二十九军局促于阳泉一隅，无论军事力量抑或政治影响均属无足轻重，实属华北政局的边缘角色。然而迨至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该部成功进驻平津地区，迅速成为左右华北政治走向的关键力量。为此，雷嗣尚曾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建言：“伏察北局，重心全在廿九军，廿九军走，则平津必为汉奸所据，廿九军留，而为日人利用，则更不堪设想。总宜控驭有方，使之和为中央和，守为中央守，战为中央战，乃为上策。”

二十九军缘何能够迅速崛起，实则是利用华北地区中日冲突日趋激化、中央与地方权力纠葛愈发不可调和以及地方派系矛盾无以为继的现实，吸纳华北边缘地带的经济军事资源，在政治权力夹缝中谋求生存，最终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学界围绕二十九军与华北政局的变动已有诸多精深研究，往往将其置于日军侵华与中日交涉的学术脉络之下，重点探究1935年张北事件、华北自治运动期间宋哲元的政治态度及其演变，对二十九军从边缘力量走向华北权力中心的演变过程缺乏纵向的考察。故而本文侧重从中日冲突、中央与地方矛盾、华北派系纠葛三个维度，集中呈现二十九军的崛起之路，进而窥探民国时期地方军事集团灭而不绝、不断再现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影响其新陈代谢的结构性因素。

一、宋哲元与二十九军的初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的国民军、阎锡山的晋系、张作霖的奉系皆非北洋正统，却均因缘际会、异军突起，成为逐鹿中原的重要军政力量，呈现出边缘挑战中央的新趋势。迨至北伐军兴，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接次与国民党展开合作，国民政府最终得以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北方政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不仅阎锡山掌控晋冀平津，冯玉祥独霸鲁豫陕，晋系、西北军成为北方共主，并且张学良仍能据守东北三省，伺机待动。随着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矛盾加剧，军事冲突愈发激化，直至中原大战东北军入关助蒋，阎冯惨败，北方政局再度剧变，风云一时的西北军无形消解，晋系力量亦受重挫，阎锡山被迫避居大连，东北军顺势接收阎冯在华北的地盘，成为主导北方政局的核心力量。张学良此时势力虽迅速膨胀，但其军事实力、财赋资源均不足以彻底将阎冯旧部清除殆尽，诚如张学良向宋子文所言：“晋冯各军将领，日来群集津沽，舌敝唇焦，甫得就范。惟裁遣之费，计至少须二百万元，前经电陈总座在案。兹奉世日复示，谓中央财政拮据，无力担任。当此万方一概之际，弟宁不知中央之困难？苟晋绥有可筹之方，或河北有代筹之方，弟何敢以此责难中央？无如本皆贫乏之区，加以兵燹之后，昭然众目，宁能集事？”东北军唯有采取输诚效忠方式，接收改编阎冯旧部，“晋绥及西北今后正式军队共留十一万人，裁十二万人，晋绥两府人选大致虽不至有更动，但局部改组势将难免，最低限度绥远方面将有东北人物加入”，如此亦使得晋系、西北军再度崛起有了可供凭借的基础力量。

西北军虽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趋于分化瓦解，但残部仍达二十万之众，其中滞留山西的宋哲元、刘汝明、张自忠、赵登禹、冯治安诸部约万余人，“时届隆冬，困苦情况，几似一群难民”。为谋求生存，各方均欲抱团取暖，宋哲元作为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在部众中资望较高，乃被推为军长。宋与萧振瀛商议，“决定以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维藩、秦德纯及吾二人为核心，凡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张、冯、刘、赵及李文田、何基沣等负责部队，张维藩仍任参谋长，过之翰仍负责军需财务，我（萧振瀛）任总参议仍兼管军法。在此组织下，群策群力。”根据蒋介石与张学良达成的协议，黄河以北各部队统归张学良收编，张乃决定西北军善后办法，将孙殿英、高桂滋、庞炳勋、宋哲元等部各编为一军。其中宋哲元部被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下设两师，第三十七师冯治安为师长，第三十八师张自忠为师长，每师下设三旅，“各级官长比从前皆降两级留用”，所有该军饷项服装，统归东北发给，但该军第一军官教导团等官兵六千余人不在编制之内，“须由饷额中匀配”，使得二十九军财政万分艰窘，“全赖宋哲元一人设法维持”。面对编制受限，二十九军试图冲破束缚，私自增设暂编第二师，由刘汝明担任师长，张学良闻悉极为不满，致电宋哲元，强调“编组事暂将内部稍行变通，尚无不可也，此后仍须从速设法改正，以与津议相符，此种意思可认为由兄临时主持，弟不与闻，对外亦不必宣布”。宋哲元阳奉阴违，仍旧暗自招募兵员，扩充实力，但防地狭小、财政资源匮乏却是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因素，无奈不得不向冯治安、张自忠示意：“（一）财政困难万分，急窘相迫。（二）所征新兵五月一日一律停止，不准再募。”

宋哲元（1885－1940年），字明轩，是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其他四人为张之江、鹿钟麟、郑金声、刘郁芬）。[图源：Wikipedia]

诚如二十九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所言：“中原大战后，宋哲元无形中接替了冯玉祥，统率原西北军，所谓冯以是传之宋”，因此“二十九军与一般其他各军有许多的不同”，“它是以西北军为传统，是由西北军改编的，西北军的优点它都有，西北军的人才都汇集到二十九军。它虽是一个军，但在心理上，它仍具有雄处一方的规模。”从内部结构而言，二十九军依靠传统社会网络，通过结拜兄弟的形式使得西北军旧部各将领实现身份认同的重构。该部“实际掌握兵权的，为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通过萧振瀛的秘密拉拢，他们商量决定，大家永远一致拥护宋哲元为头儿，张自忠为二头儿”，“除开宋哲元永远是首领以外，一定按照张、冯、赵、刘的次序，依次升官，决不变更”。宋哲元在官兵的训练过程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灌输，要求“训练新兵须吃苦耐劳，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务本斯旨努力为之”。为改变自身的生存困境，宋哲元依靠萧振瀛、秦德纯作为沟通性幕僚，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利用中央与晋系的矛盾纠葛，谋求生存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当二十九军组建之时，“萧亲去北平谒张，并利用同乡关系，贿结张学良的司阍”，“为宋哲元取得军长名义和二十九军番号。由此，宋哲元即倚萧为心腹，而张、冯、刘、赵各将领均与萧结为兄弟，成为患难之交，对内对外无不唯萧是听”。此后萧振瀛又赴南京展开周旋，成功获得孔祥熙的支持。孔祥熙向蒋游说：“宋哲元作为冯玉祥的部属，冯命令他与政府作战，当然必须服从，但这不是宋的真正意图，实乃环境所迫。我认为像宋这样的人必定会效忠中央，应该将他们争取过来。”因此，蒋对宋初具信任，“除一次送给宋哲元五十万作为赏赐外，并准予按照实有人数增发军费”。这当中，萧振瀛起到了关键作用，雷嗣尚曾直言：“萧实为廿九军重心人物，外交、政治、财政、人事皆总之于萧，不但中央舍萧无从运驭廿九军，即宋去萧亦不能统率部属，然萧对宋甚忠，宋确信不疑，内外之事一以委之。”

二十九军改编完成后，蒋介石、张学良即命其迅即由晋南移驻阳泉，以扼正太路之咽喉，“使这一支不大不小而又是在绝境中得到生存的饿虎部队，摆在正太路上，既可以使其靠近平津，便于张学良的控制，又可以利用其对阎锡山的夙怨以监视晋军”。1931年阎锡山自大连秘密返回山西，又有重掌晋绥之势，蒋介石试图对阎采取军事行动，“以期彻底解决，如辅助商启予（商震）联合宋明轩、庞炳勋各部，而以东北军进大同，南路军进晋南，必可于短期间内完全解决晋事”。宋哲元为避免陷入内争旋涡，徒耗自身实力，向张学良提出二十九军他调的设想。8月11日，蒋介石闻悉后，立即致电宋哲元，希望宋能至江西“剿共”，“明轩兄部如愿调离晋南，则可否调来江西填防已克复之地区，俾此间得以抽出部队对粤也”。无论二十九军抑或其前身西北军，均是兴起于北方的军事力量，且其官兵多来自直鲁两省，若移至长江流域，犹如无根之木，恐难长久。宋哲元向张学良坦言意欲调至河北，蒋介石闻悉后，立即否决该部他调的计划，11日又致电张学良：“如宋部仍驻河北，则与晋南无异，不如不调，请速决调赣。”张学良多方权衡，加以徐永昌再三表示“愿以人格担保阎不作政治活动”，最终决定“宋不愿南调，拟令其暂驻晋南，或待晋事解决后再调”。显然，此时作为由西北军蜕变而来的地方军事力量，二十九军不仅无从左右华北政治局势的变动，即便自身的命运走向亦难逃脱蒋介石、张学良的掌控。然而随着日军侵华引发的华北政局变动，二十九军终于迎来发展壮大的机遇。

二、进驻察省与二十九军势力的发展

察哈尔省作为华北地区的边缘地带，一方面成为中央安插无实际控制区域的流动性军阀的场所，另一方面又是各类无地盘者觊觎再三、欲借以发展的基础。二十九军利用察省事变爆发后北方政局变动的契机，成功获得察哈尔的控制权，但察省外有日军步步紧逼、内有各方杂军祸乱地方，加以地方经济资源匮乏，如此恶劣环境，使其借势崛起，面临着诸多挑战。然而边缘地带失控的政治经济秩序恰恰成为二十九军得以发展的现实凭借。宋哲元在全面改造察省政局后，依靠鸦片贸易获取经济资源，收编地方杂军扩充兵员，羽翼渐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面对日军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不仅丧失东三省的核心统治区域，而且受到国内舆论的大加挞伐，名义上虽仍拥有对华北控制权，但政治合法性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他必须与华北地方军政势力全面合作方能够维持局面。1932年8月，张学良与张群商议后，决定重新调整冀察两省主席人选，13日致电蒋介石：“为大局着眼，拟以王树常调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调河北主席，刘翼飞另有任用，以宋哲元补察哈尔主席”。“如在政府命令不能一二日内发表，可由此间暂派代理，而定大局，以安人心，而使其他次要人选再为选调。”由宋主察，“既可誊出防地畀阎，又可团结杂牌，诚一举两得”。蒋介石闻悉此项任命，担忧宋部调察，正太路守备又成问题，无从钳制阎锡山，主张“宋部队暂不移动，或其仅带一部到察，而以主力仍驻正太路亦可，如调他部填防，则多着痕迹，反为不便。”宋哲元虽事前毫不知情，但对于出任察省主席、执掌一方，也乐观其成。9月1日，宋告知张维藩等各师、团长，“此次奉命主察，本非所愿，因该省地方不靖，不得不前往莅任，以资镇摄［震慑］。”至于二十九军驻防问题，宋哲元采取折中方式，10月7日向蒋报告，“赵旅长登禹本日率步兵一团到张家口，前后共到张家口四团，其余部队仍驻晋省阳泉一带原防，不再调动。”如此部署，二十九军不仅得以继续驻防山西阳泉，并且将势力扩大至察哈尔省，成功利用蒋阎矛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孰料冯玉祥闻悉宋哲元主掌察哈尔后，迅速重返张家口，颇有借势东山再起的意味，即便宋哲元向蒋介石保证冯玉祥到察“纯过平民生活，至于政治方面之事，概不过问”，蒋仍不安心，“令宋驱冯”。“冯亦极强硬，表示绝不他往”。宋左右为难，强调“论私本人曾充属员，论公亦不应驱冯，因冯兼有中央三个委员名义，中央未尝有通缉令，故未敢遵命”。无奈之下，宋只有向蒋请辞察省主席，经中央极力挽留，此议遂暂时搁置。嗣后华北局势急剧恶化，日军继续南下，侵占热河，进逼平津，国民政府在调遣中央军北上抵抗的同时，组织华北各地方军队展开长城抗战。阎锡山以抗战为名，礼送宋哲元、孙殿英等客军出境，二十九军此时大部驻守阳泉，在阎锡山的督促下，迅速率部前往长城沿线。1933年3月，日军猛攻冷口，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拟调二十九军前往应战，“冷口方面情况紧急，倘不迅速扑灭，殊于滦榆左侧有碍”，“仍请钧座速电宋总指挥或派其他部队火速驰往冷口，以固防务为祷”。此后二十九军在喜峰口阻击日军进攻，颇有成绩，“该部现在口外三十里附近鏖战，屡以奇袭扰敌后方，俘获敌人枪炮甚多，全凭大刀肉搏，与敌相拼，现伤亡已达四五千之多”。相较于东北军溃不成军的惨状，二十九军一战成名，“从此宋哲元就以抗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华北”。3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对二十九军不吝赞美之词：“自九一八连失东三省以后，锦州退兵、承德弃守，北方部队历次不能战不敢战之耻辱，亦由是得相当之洗涤，尤足令华北健儿，闻风兴起，此其有裨于战事全局，影响殆至重大也。”

1933年，第29军大刀队在喜峰口袭击日军。[图源：Wikipedia]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在内外压力之下辞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下文简称“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等职，国民政府改派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统一指挥华北作战。此时察哈尔形势岌岌可危，蒋介石有意令阎锡山兼管察省，宋哲元闻悉极为不满，愤而向中央辞职：“其内幕缘傅作义率所部主力驻张垣一带，事实上察省已入傅掌握，宋徒拥虚名，而中央且有以傅继任说，宋更不满。然商、孙等前以所部开到前方作战，人数均较原编制多三分或四分之一，要求张总司令准其扩充编制，增领粮饷，张只按八成发给给养，近复一再向何呈请，何提会讨论，概以统筹办法等字样搪塞之，请拨械弹，亦不多准。宋等对中央希望原甚大，今多未达到，又主张进攻承德，亦未邀允，遂托病赴津。”经萧振瀛游说，4月8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建议二十九军与傅作义换防，“弟意似可电晋，嘱再增援晋军与傅，俾实力充厚，担任喜峰口防线。令宋率部回察，既于多伦军事有裨，且使政治军事得兼筹兼顾”，蒋不置可否，“宋前辞察主席，实因冯驻张不行，今冯仍在张，宋固不愿回察。若宋部固不宜返察，晋军亦无力为傅增援，宋傅调防事实上恐不可能”。事已至此，萧振瀛认为宋哲元请辞察省主席未必是坏事，“察省一切本系有名无实，现又为敌所争，万一有变，免致代人受过”，强调“吾之归路，仍以阳泉为根本”。

随着长城抗战失败，日军逼近平津地区，黄郛以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下文简称“政整会”）委员长名义北上与日媾和，最终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中日局势得以暂时缓和。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立即引发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弹，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察省事变爆发。驻守通州的二十九军去向何方，就成为宋哲元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察省名存实无，返察势所不能，归晋阎必不欲，但二十九军因缘际会得以驻守北平附近。平津地区作为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若能借机获得两地控制权，天津丰饶的财赋资源、北平不言而喻的政治影响都将对自身发展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萧振瀛公开制造舆论，“且向一般表示，商启予以败北之将，中央非特不予惩戒，而反补充军实，并将予河南主席。宋明轩屡克强敌，反致坐失地盘，且对钧座已批发之枪械，并枝节横生，不获具领，为招乎军队计，抑若以掌有北平市为便”，希望中央能够授予宋哲元平津卫戍司令一职，并由其担任北平市市长。孔祥熙亦向蒋介石建言，宜对二十九军稍施恩信，“宋哲元为人忠实，早邀钧及，近日表示亦属可靠。萧振瀛历年为之奔走，甚得其信任，其在宋军中颇有左右势力，不可不予以羁縻”。何应钦对此极力反对，强调宋哲元作为西北军旧部，仍与冯玉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本人虽可靠，其本军尚不完全掌握，若一旦与张垣之冯勾结，骤然有一部哗变，则妨碍大局。云平津卫戍司令一节，如须更换时，似以令商启予担任为宜”。

二十九军若全部退往山西阳泉，阎锡山礼送客军出境的计划将归于失败。7月18日，蒋伯诚向蒋介石密报：“宋部回驻阳泉，形同监视晋省，为阎所最难堪。”阎锡山甚至公开威胁，“如宋部不回晋，愿与中央开诚合作，否则中央与敬公既不信任，有听其变化模样”。蒋介石为消弭察省事变，必须寻求与晋系的合作，“现值对察用兵，晋阎又须拉拢，乃易生效，似宜先安其心，且促其与中央一致对察，乃为上策”，认为宋哲元“无方可回，不得已而思其次”，强调当前“重要症结仍视察冯问题能否彻底解决，冯不西窜，永绝后患，则一切均可迎刃而解”。最终何应钦“因顾虑山西误解”，仅允张自忠率三十八师返回阳泉，命令刘汝明师移驻固安，冯治安师仍驻通州附近。

至于察省事件的解决，6月16日，汪精卫主张由宋哲元与庞炳勋通力合作，“宋庞合力一刚一柔，尚可发生作用，若专以宋往，万无解决之望，必不得已，与宋约定，先由别项军队前往解决，然后宋回察主政，或较有济耳”。但此时庞、宋关系紧张，“宋对庞极不满，庞致宋电，宋均置之不复”。经各方斡旋，冯玉祥表示察省可交宋哲元接收，“还政于宋，天下人知我等如何光明也。宋来，吾等经济不致再如是之恐慌”。蒋介石半信半疑，“此其用意：一、挑拨宋庞感情，而使无从接收。二、倭攻多伦，将始以弃多之罪归于中央，故急求宋往察接收，其计甚毒”，“拟另畀宋以平汉警备司令”，担心“宋部前去，恐被其吸收也”。孰料宋哲元只身奔赴张垣，并向中央报告将于8月14日送冯离察，察省局势迅速好转。时过境迁，何应钦向蒋直言“如以宋明轩部屯驻平津，则以后中央对于华北一切设施难免不动受牵掣，即职等在此亦将有许多不便之处也”。蒋介石甚表赞同，8月12日指示何应钦，“以明轩回任主察为最宜”。二十九军迅即进驻察省，全面掌控局面，宋哲元由此成为独处一方的封疆大吏。

察省事变和平解决后，面对省内数万杂军，宋哲元采取大部收编的策略，“察省杂军为宋明轩收编者，计雷中田一团、姚景川一团、张允荣二团、高树勋一团、胡春芳一团，共计六团。在事变前此等部队本无人马枪械，均由义勇军之一部及招收当地土匪民团而来，实力较少，尚易整顿”。改编地方杂军，二十九军不仅获得丰沛的兵员供给，亦收获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例如“汤玉麟部约九千余人于哿日在张北属以北之某地被宋哲元部赵登禹师缴械，计步枪七千余枝、山野炮二十余门，所有士兵一律徒手开至张垣训练”。二十九军的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华北除东北现存十五万人外，以宋部为最多，宋现有数目亦逾十万”，成为华北地区实力仅次于东北军的军事集团。

随着军队规模的迅速膨胀，士兵饷项在在需款，二十九军对于财政资源的渴求愈发迫切。1933年9月6日，戈定远拜见政整会委员长黄郛，希望中央能够额外拨款，“从前该部在弟处月领津贴卅万元，后以财政困难，减为十二万，复减至六万，现宋部希望此项津贴能恢复至十二万最佳，否则亦盼能增至每月十万元，以资挹注”。蒋介石闻悉后，仅示意“此事待与敬之切商后再定”_I1。中央援助缓不济急，宋哲元遂即将目光转向鸦片贸易。绥远、察哈尔虽土地贫瘠，但却是北方鸦片的重要产地，二十九军为获取生存资源，乃将绥远、察哈尔所产烟土武装贩运至平津地区，进而换取军队发展所需的经费。1933年12月24日，华觉明向刘湘密报：“宋哲元部近运烟土廿四万两，值洋五十余万，昨晚过西直门，被中央宪兵破获。当破获时，宋部押运兵开枪示威，旋经宋驻平代表向敬公交涉，于今晨放行矣。”由此可窥一斑。

至于驻守阳泉的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何应钦出于安抚晋阎的目的，极力主张将其调往察省，1933年10月31日向蒋提议：“张自忠师驻防阳泉一带，晋阎心理终感不快，察省现成国防第一线，且蒙匪及杂军甚多，明轩在察兵力尚不敷分配，拟商明轩将张自忠师开至宣化，以便庞炳勋部南开，似此于团结华北大局及转用兵力均有利益。”二十九军初始尚不欲放弃阳泉，然而待至孙殿英西进青海，孙马大战爆发，蒋介石为促使晋系出兵夹击孙部，乃强令张自忠部移驻察哈尔。二十九军看似丧失阳泉一隅，但各师主力齐聚察省，雄据平绥铁路沿线，成为窥伺平津地区的潜在力量。

三、张北事件与二十九军的生存困境

宋哲元在控制察哈尔后，虽然自身实力不断壮大，但察哈尔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其发展充满诸多变数。尤其是随着日军改变侵华策略，加大对华北地区的蚕食，察省边境中日纠纷时有发生，以抗日著称的二十九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直至张北事件爆发，国民政府在妥协外交政策之下，罢免宋哲元，更欲将二十九军调往西北地区。为改变生存困境，宋哲元依靠萧振瀛、秦德纯与日联络，饮鸩止渴，意图与日合作换取生存空间。

自1934年下半年开始，日军不断加大对察省边境的侵扰。1935年1月，日伪军队进犯沽源，二十九军驻守官兵当即将其缴械，关东军遂以此为由制造察东事件。萧振瀛等态度强硬，但何应钦、黄郛为缓解日军压力，主张对日妥协，“察东和平会议已定冬日在大滩举行，宋及萧振瀛陷夜至居仁堂谒何，对此复作一度之详细商谈，殷同亦被邀参加，当时萧、殷颇有争辞，殷以应付环境为主，萧则不满过于屈服”，最终察东事件以二十九军后撤告终。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5年5月，日军借口“胡白案”掀起河北事件，向国民政府提出中央军、国民党党部撤离河北，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等多项要求，何应钦被迫应允。此后签订的《何梅协定》，使得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势力丧失殆尽。妥协外交并未使得日军停止对华北的侵略蚕食，矶谷廉介高呼“实现我等二十年以来的夙愿的良机已经到来。”日军迅即以张北事件为借口，向宋哲元展开全面施压。

1935年6月6日，日本关东军两名特务事先未通知二十九军，亦未携带护照，擅自前往张家口调查，“行经张北，该县驻军以其未带护照，当用电话请示，即予放行，不意日武官松井竟以该日人等过张北时，被我军监禁一日，并检查其车内物品为词，向我方提出抗议”。此刻正值河北事件剑拔弩张之时，蒋介石闻悉察哈尔又出事端，即向何应钦强调：“华北既决隐忍，则察东亦应设法缓和，切属明轩负责运用。”迨至河北事件交涉即将完成，日方迅将目标转移至察哈尔。6月11日，土肥原面见秦德纯，告知日方要求条件，威胁“五日以内没有回答的话，我军应会采取自由行动”。12日，秦德纯仓皇奔赴北平请示。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主张以此为契机将二十九军彻底逐出黄河以北，“宋哲元在察哈尔的存在，对我方在察哈尔方面各种工作的实施而言，并非善事”，“电告近期前往北平的土肥原少将，以不法行为为由，要求该军在最短时间内撤退到黄河以南，此事要在与华北驻屯军及北平武官商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置”。宋哲元倍感压力，6月13日致电蒋介石，请示应付机宜，“察省恐将为河北之续，日人遇事威逼，益形棘手，究应如何办理，恳请指示机宜，以资遵循”。

6月14日，张群致电政整会委员长黄郛，请其探求日军真意。黄郛当即指示殷同与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展开沟通，“以解误会”。此时日本陆军中央正与关东军就处置张北事件进行磋商，并未形成最终意见，“不过在大体上，中央意见是应当通过稳健的方法推进交涉”。6月13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收悉关东军处理察哈尔问题意见后，虽对张北事件表示不满，但不甚赞同关东军驱逐二十九军至黄河以南的建议。同日，参谋本部致电关东军，强调鉴于目前时局，“我方没有趁机进行华北全面交涉的主张”，故而希望“关东军应尽可能地采取公正的态度”。关东军遂即决定更改张北事件的处理原则：1.罢免宋哲元与第一三二师师长；2.第一三二师从现驻地撤退，撤退后不允许中国军队再次进入该地。

身处天津的土肥原乃向殷同直言：张北事件非罢免宋哲元无以解决。6月17日，殷同致电何应钦，将日军目的悉数汇报，关东军“决于此时要求去宋，以除祸根，此外在张北之百卅二师亦非调开不可，饬土即向我方正式提出等语。现与恳商，无论如何，暂压一二日，俾我密报。政府之犹豫时期，土君意最好我方将宋自动调开，不必待其提出，致成严重形势”。此时河北事件交涉刚刚落幕，汪精卫、何应钦、黄郛犹如惊弓之鸟，闻悉殷同报告后，不假思索，18日召开行政院会议，决定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察省主席由秦德纯暂为代理。同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告知决策经过，“今日敬之、膺白（黄郛）两兄报告，关东军已令土肥原于今日下午赴北平抗议，撤换宋哲元；并报告宋曾有表示，如中央调任他职，无不遵从，日本抗议，则不甘受。故最宜于今日下午以前将宋之主席免去，另有任用，而以秦德纯代理。经于今晨院议，再三讨论，结果已决定发表”，强调事机紧迫，唯有临时决断，“此事关于时间性，只得先办，乞鉴谅为幸”。何应钦亦向蒋请示二十九军调离方案：“至廿九军全部除一三二师外，职意亦不能尽行调离察省，又对明轩今后名义如何，乞钧裁示遵。”

孰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罢免宋哲元，目前尚不可能”。6月18日，根据参谋本部指示，关东军再度更改处置方案，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二十九军移驻察省西南地域，其撤退地域内不能再有军队进入，该境之治安由察省保安队维持；（二）察哈尔一切排日机关（宪兵、蓝衣社、国民党党部等）悉数解散；（三）宋哲元谢罪及处罚责任人等事项立即实行；（四）上述第一、第二项必须在提出要求以后两周内完成；同时明确交涉以宋哲元为中心，并希望察省禁止山东向察省移民。土肥原乃公开对外声言：日方无意令宋哲元辞去察省主席。秦德纯闻悉立即致电国府，请中央收回成命，但行政院决议已对外公布，木已成舟。蒋介石得悉汪精卫报告后，示意“只好先办”，对于汪、何、黄仓促行事极为不满：“呜呼！政府精神全为倭寇所协制，对于宋哲元之撤换只得有此要求之消息，而不加思索即令免职，致成今日大错。”至于二十九军如何处置，6月19日，何应钦向蒋建议可否“抽调两师参加陕甘边区或陕北剿匪，余部仍驻察省”。20日，蒋介石提出腹案，可先将赵登禹的一三二师调驻阳原、蔚县，稍后再任命宋为陕甘宁边区总司令，“第一步先移甘宁边境之中卫，待其部队集中中卫后，再向甘凉移防”，“宋部全数离察，则无队填防，终须设法驻半数也”。甘凉地处偏远、资源匮乏，二十九军若移驻该处，不仅生存资源难以保障，且恐遭马家军集体围攻，最终不免落下孙殿英西进青海、全军覆没的境地。

国民政府罢宋令颁布后，宋哲元态度消极。6月21日，土肥原向日本驻华使馆密报：“宋哲元由于被中央罢免而极度沮丧，陷入自暴自弃的情绪。”二十九军闻悉消息，群起激愤，誓与宋哲元共进退，“如中央准宋辞军职时，全体军官愿与宋同辞”。在得知中央意欲将二十九军西调甘凉后，众将士情绪激动，坚决抵制。日方则顺势而为，利用罢宋案不断离间中央与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6月18日，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刘燧昌会见酒井隆，询问日军对于宋哲元免职的态度，酒井隆反而强调，“如果蒋介石政府此时以日本的强压为借口，为消灭宋哲元的势力，是否会将他们免职，也未可知”。6月25日，萧振瀛致电蒋介石，公然斥责中央误信殷同谗言，“殷同等恐北方之无事，失其营私企图，故借已近解决之察省交涉，张大其词，蒙蔽中央，为媚外自重之计。当此国步艰虞，该殷同等不顾大局，致陷政府于失策，殊属丧心病狂。”蒋介石为此反复解释，土肥原此举“纯属一种愚弄挑拨之政策，此与日前明言对察不再要求，而事后复以关东军坚持为由，仍提出五项，完全同一诡诈，兄等及察中同志应分别观察，明其作用为幸”。但二十九军与中央关系日趋疏离已呈不可挽回的态势。

宋哲元为维持存在，避免二十九军被日军驱离察哈尔，地盘得而复失，意图对日全面妥协。据日本驻北平领事馆密报：“西北系要人劝告宋哲元改变态度，最近宋哲元也有逐渐自觉的迹象，秦德纯因此被派往天津与日展开沟通。”6月22日，秦德纯通过天津市长程克向土肥原沟通，程克遂向土肥原表示，“目前张家口人心浮动，为稳定局势，秦德纯一两日内尚不能离开张家口，因此恳请延缓秦来平日期，并希望由秦德纯作为交涉对象。”土肥原欣然允可。同日，秦德纯又致电何应钦，诘问察案交涉地方权限，“若中央认为可由地方解决，则请由行政院或军分会电令授权察省府，以便进行。若中央认为应由中央直接交涉，则此间当停止一切谈判”，最终蒋介石决议“此事似以地方解决为佳”。秦德纯获得国民政府对日交涉授权后，23日就张北事变向土肥原、松井源之助、高桥坦致歉。6月27日，《秦土协定》正式达成，除与日军签订书面协定五项内容之外，在未向中央政府告知的情况下，秦德纯又以口头约定的形式答允日军多项要求。

1935年6月27日，中日签订《秦土协定》。[图源：new.qq.com]

客观而言，张北事件使得二十九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宋哲元因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被迫辞去察省主席的职务，二十九军也面临西调甘凉的厄运，并且在《秦土协定》限制下，察哈尔北部、东部广大地区被设置为非武装区，二十九军数万之众聚集察南一隅，生存空间严重受限，“该部决心誓死不离开察境，一面托人与日方疏通，结果由僵涩而渐活润，一面向中央为明轩诉冤，几至叫骂”。潜在的危机已在积蓄力量，将要待机而发。

四、丰台事件与平津权力结构的重组

1935年《何梅协定》达成后，华北政治秩序紊乱，蛰伏平津地区的北洋残余势力见有机可乘，跃跃欲试，倡导“河北人之河北，中央无力顾河北，河北人应自主”。各类汉奸反动势力暗流涌动，“白坚武与刘桂堂、石友三秘密组织东亚同盟自治军，收买于学忠部的残兵，夺取北平，促使反蒋各派奋起，在北平树立亲日反蒋政权”。日本驻天津情报部门大迫机关铤而走险，策动白坚武赴平起事。6月28日当夜，白率领便衣队煽动丰台兵变，但白坚武之流实属乌合之众，局面很快被在平的地方军队控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丰台事件迅即引发北平军政格局的剧烈变动。

事件甫一发生，萧振瀛迅即以北平军分会委员名义令调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戡乱。据何基沣所述，“当廿八日夜之丰台事变突起时，接萧振瀛电嘱，率部轻装迅速开平，问以事故，亦未明告，而路局车辆已备，遂即开平，途中遇冯师长，始知丰台之变”。远在张家口的三十七师“仅五钟许，已到两团，现九团均到”。29日，萧致电蒋介石，声言“北平市面因俭晨匪扰丰台，炮击城内，人心震恐，军分会议决令调廿九军一师来协防，现已遵令开到，治安无虑，山本交涉解决后，一切谅解，或可相安一时”。天津驻屯军态度亦出奇的“善意”，即便事件被捕人员包含九名日本浪人，天津驻屯军不屑一顾，斥责“大迫机关乃平津之癌”，强调“天津军与之毫无关联”。当北平军分会向日方提出“此次事件完全是中国军队内部事件，因此日本方面无须采取特别措施”时，酒井隆深表赞同：“我军将以公正的立场静观事态发展，目前事件扩大的可能性不大，据观察不会发展到需要特别处置的事态。”日军与萧振瀛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萧电冯治安师开驻北平，日满意欢迎，其中关键似系萧回平后，与日人竭力拉拢之结果”。丰台事件虽非二十九军所策动，但二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是不争的事实。据军统密报，“冯师开到，非常迅速，非事前早有准备，必难办到”，并且萧振瀛事前已命令“平绥段副局长宗林感（27日）晨即调车十六列备用”。

二十九军虽在日军逼迫下全部撤至察南地区，却因祸得福，恰逢河北平津地区政治秩序紊乱，各方势力互不统属，杯葛不断，相较于平津地方军系，宋哲元将近六万的兵力，实力最为雄厚，凭借平绥铁路的便捷交通，可轻而易举占据北平。若二十九军趁势将平津两地收入囊中，不仅可以收获更为充沛的税赋资源，更能借助北平特殊的历史地位，形成全国性的政治影响。日军对华北政局的变动有着清晰认知，极力促成宋哲元组建华北亲日政权。关东军、天津军认为从长远考虑，宋不必眷恋于张家口的权力地位，而是应赴北平谋求更大的发展。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亦主张二十九军掌控平津冀地区，“促使北平军分会指导二十九军移驻黄河以北、平汉线沿线等相对收入丰富的地区，是得当的”。随着白坚武煽动丰台事件，在日军默许下，萧振瀛以剿乱为名，命冯治安师趁势进驻北平，二十九军势力成功拓展至华北核心地带。冯治安率部抵达北平后，萧振瀛雄心勃勃，意欲全面掌控冀察政局，高呼“晋绥既可联称，冀察何乃不可并谓”，要求中央任命宋为冀察绥靖主任、萧为北平市长。然而此时晋绥系出身的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仍以河北省政府主席、津沽保安司令名义掌控河北、天津等地，军队规模达两万四千人；东北军背景的万福麟五十三军实力与之旗鼓相当，约两万之众，驻守于北平南郊，且王树常尚有平津卫戍司令的名义；北平市行政权则仍握于黄郛嫡系袁良之手。二十九军若欲主导冀察政局，如何处理与所在地军政势力的关系，就成为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袁良出任北平市长，本就是1933年黄郛北上、重塑华北政局的结果，如今时过境迁，黄郛卸任政整会委员长，袁良孤立无援，北平市长首先成为萧振瀛觊觎的目标。丰台事件爆发后，萧主张乘机驱袁，“明轩等对此等举动不肯同意，万亦不表赞成”，“多数军官咸认此时不宜自起纷扰，更不愿帮萧个人要胁位置，萧因所谋未遂”。驱袁虽未能立即实现，但萧振瀛态度不改，袁良倍感压力，如坐针毡，向中央提出辞呈，黄郛建议袁良静观其变，“因各方觊觎者颇不乏人，将来甲乙丙丁各挟背景，反无法应付也”。至于万福麟的五十三军，因在北平地区“万之财产数丰，故不欲妄动”，并且“现驻华北军队，只宋、商、万三部，兵数略等，如宋、商决裂，彼大有举足轻重之势，故暂取旁观态度”。宋哲元对留平东北军积极拉拢，“由于二十九军的编军，是在张学良手中办理的，所以宋哲元对张学良甚表恭顺。宋在冀察一段时期里，对于张学良留下来的东北军的军政人员，尽量予以维持”，并且成功分化商震与东北军关系，“以商震改组省府，稍去东北人员，利用东北人之不满，在外散发谣言”，联万以制商。7月4日，五十三军一部移驻保定，以期“挟制商启予”。河北省政府主席、津沽保安司令商震作为平津政局最为关键的角色，自然成为宋、萧必欲取而代之的对象。萧振瀛联合日军向三十二军施压，“商部开往津沽者原定三团，后以日方不同情关系，只开两团，其后一团走至丰台折回”。为增加自身优势，宋哲元不断向北平增派军队，7月19日，孔祥熙向蒋密报：“宋军正以十列车向平输送中，对外仅称一旅。”冀察地盘，二十九军志在必得，颇有咄咄逼人之势，诚如日本驻津领事川越茂所言：目前二十九军主导北平政界，“虽然与东北军从根本上不能相容，但在排斥商震方面双方利益一致。二十九军如此横行霸道，让不明真相的人感到惊讶”。

何应钦鉴于华北各派军政势力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主张中央承认二十九军迅速崛起的现实，满足宋、萧权力诉求。丰台事件刚刚爆发，6月28日，何应钦就致电蒋介石，提议任命宋哲元为驻平绥靖主任，同时撤销北平军分会与政整会，减少地方事件之口实，况且宋哲元尚有效忠中央之心，“钧座力加拔擢，崇其位置，必知感激图报”。蒋介石不以为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尚应从长计议”。为安抚宋哲元，7月1日，蒋介石请吴鼎昌赴津，转告宋暂缓考虑设置驻平主任，“盖既名为驻平绥靖主任，则冀省与战区皆包括在内，则诸多接触，对外仍未能减少，目标实与军分会存在无异，而对内则绥署与战区暨省府之权限必多纠葛，又与政整会之存在无异”，强调二十九军已据北平之实，不必在意虚名，“使之事实上控制北平则可”。7月2日，何应钦再次向蒋建言，详细分析二十九军内部权力结构，“其一切行动多由仙阁代为主张，若不妥为安顿，恐至影响军心，演变所及，或更使廿九军与中央离心离德”，羁縻二十九军，首应安抚萧振瀛，“可先发表萧之市长”。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7月5日，何应钦三度向蒋电陈，退而求其次，“既不能以平市长予彼，亦必设法另予相当位置，或即任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以示羁縻”，蒋仍不置可否。在何应钦再三追问之下，7日，蒋介石示意一切问题尚待与萧振瀛面晤后再定。至于蒋迟迟不愿假宋萧以新命，强调根本尚在日方态度未定，“矶谷等对各方表示仍以宋部他调为宜，如一经发表，此名义设遇阻难，更使中央与明轩难堪也”。事实上，担忧日方是假，顾忌日宋联合、中央在华北权力式微乃真。

日军则极力阻止二十九军倒向中央，“酒井曾恫吓萧委员，谓如赴川，必被扣留”。同时萧振瀛又顾虑二十九军名分未定之前，冒然赴川面蒋，中央“强畀宋以南方新名义，则部队必须南调，渠当面不能不允也”，故对赴川面蒋再三推诿。7月8日，萧振瀛向蒋介石报告因飞机损坏暂无法至蓉，蒋当即回复：“是非自有真，岂能污蔑，航机修复，盼即来晤。”此后飞机修复，萧振瀛又以秦德纯身体有恙，无暇脱身为由，再度推迟赴川，蒋也毫不退让，强调“诸事非兄来川，不能面罄”。中央与二十九军的沟通遂成僵局。二十九军权力诉求迟迟未获中央满足，“明轩究系北方旧式军人，智识有限，表里不一，免去主席，安于军长，未必有此雅量”，同时“仙阁行动，明轩本不能制止，况在此时正利用此辈对日活动”，二十九军若彻底与日合作，华北局势将无以为继，何应钦为此忧心忡忡：“若靳而不予，又无其他安抚方法，则势之所至，将由信仰而疑惧而彷徨。”8月3日何应钦再度电蒋，主张授宋以平津卫戍司令，孔祥熙亦附和何之提议，向蒋建言：“王树常虽有平津卫戍司令之名，但军队甚少，其他军队又不能再行开入，内部空虚，至为可虑。现北平治安事实上已由二十九军负责维持，前闻有以宋明轩为平津卫戍司令之议，如能早予发表，或可减少纠纷，安定人心。”蒋介石迫于局势危急，决定废除两会体制，重组华北政局。二十九军在华北坐大已成现实，蒋介石考虑再三，8月27日示意汪精卫，由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秦德纯为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任命同时发表。蒋介石自信“华北当能安定一时”。

问题是津沽保安司令与平津卫戍司令二者权责不清，宋哲元意图夺取天津控制权，商震誓不相让，遂成水火之势，“闻早经预定刘汝明师担任天津防务，但商则坚不欲将天津让出，以未奉命令撤销津沽保安司令部相抵制”。外间乃至传言：“日人有用运商、宋，使其火并之企图。”稳定华北政局仍旧无从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宋哲元鉴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毫无止境、自身权力诉求又难以实现，在日军策动下，密谋实施华北五省自治。10月2日，宋哲元会晤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坦言“我是一个抗日者，几乎做了汤玉麟第二”，“华北在日本压迫、中央不管的处境下，不能不自己联合，阎先生首领、向方（韩复榘）副之，咱们大家帮助办，实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如何”，拉拢晋鲁共同参与华北自治运动。日方行动则直指华北乱局症结，10月30日，日本驻津领事川越茂向商震出示公函，要求罢免北平市长袁良、撤销北平军分会。压力之下，11月1日，袁良向蒋请辞，僵持数月之久的北平市长人选最终落定，由宋哲元兼任。

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实施币制改革，引发日军强烈反弹，关东军加速推进华北自治。10日，雷嗣尚向何应钦报告华北自治已箭在弦上，“日方声言北方领袖若无办法，彼即自干，北事危在眉睫，盼中央速有整个办法”。为应对危局，蒋介石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11月26日，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要求何应钦即刻北上，与日本及华北地方实力派展开周旋。然而何应钦奔赴北平后，在日本与宋哲元抵制之下，交涉无门，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被迫取消，商震三十二军悉数南调，冀察政务委员会亦正式组建，宋哲元总揽冀察平津军政大权，“形成了名义上属于‘中央’政府，而用人行政等等，实际上是一个半独立的局面”。此后宋哲元通过截留中央财政收入，在准备抗战口号之下，极力扩充军备，二十九军除原有四个师外，又增编一个骑兵师、三个独立旅和直属保安部队，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中原大战后，宋哲元残部的成长壮大，至此，到了登峰造极的时期”。

余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实力派在中央分化瓦解与时局变动之下不断嬗变，始终是民国政治难以克服的顽疾。诚如时论所言：“吾人试回首十数年来，军阀崩溃者不知凡几，而新陈代谢，故态依然。诚以军阀特色为拥兵据地，拥兵则惟嫌其少，据地则惟恶其狭，故军阀林立，势必斗争，斗争则有成败，败者之崩溃固无论矣，而胜者更乘胜以增兵拓地，更进而内部分化，各求扩张势力，故军阀只有新旧之不同，而内战循环，依照不免焉。”1930年代，二十九军从西北军残部崛起为左右冀察政局的地方实力派，本质上仍旧是华北地方军政势力在日军侵华背景之下新陈代谢的结果。

二十九军由冯玉祥的西北军蜕变而来，西北军原有的诸多政治特性对二十九军的行为逻辑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西北军军事力量虽不断壮大，却没有稳固的地盘，该部寻求地盘的愿望与努力，成为其军事发展壮大的主要动因。反窥二十九军的发展历程，同样有着类似经历，初期客居晋省，招兵买马，迨至长城抗战驻守通州，因缘际会获得察省控制权，后谋求与日合作逐步掌控平津地区，为获得地盘而扩军，地盘越大，扩军的冲动也就愈发强烈。同时，无论是西北军抑或是二十九军，为维持存在，往往游走于各方政治势力之间，政治态度充满多变性，乃至徐永昌感叹：“明轩则既阻新命，又复多方要挟，使此久困于强敌之政府平白地添一难题，至今无所措置，此岂明轩之本意乎。……明轩之所以竟如此，是否为冯焕章之习俗所化？”此外，冯玉祥依靠部属的个人忠诚实现对西北军的控制，相较于晋系、桂系，自身组织最为涣散，石友三、韩复榘的反叛更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样宋哲元通过结拜兄弟等传统社会组织维系内部团结，“等到二十九军到了冀察以后，有了地盘，势力也扩大了，这时候，由于没有完全依照从前规定的分赃名次来办事，内讧就由此而起”，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二十九军的命运走向。

二十九军从察哈尔进驻平津的崛起历程，亦可折射出民国地缘政治格局新的趋向，边缘地带愈发对核心区域形成挑战。察哈尔地处边陲，资源匮乏，社会更呈失序状态，对于地方实力派的生存发展看似极为不利，正因如此，何应钦断定宋哲元再难成为韩复榘第二，“察省北接蒙疆，蒙人正图自治，东临伪国，伪军已占多伦，而各部杂军又盘据其间，诚有多驻兵力镇守之必要，且该地贫困，难图发展，日人既环伺于左右，而居庸、南口又扼其归路，断不致为向方之续”。然而此前中原大战、热河抗战后退守察哈尔的杂军数量庞大，恰恰为二十九军扩充军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边缘地带社会军事化的倾向成为地方实力派不断再现的重要原因，舆论乃至惊呼：“试观民国来之战事，所消灭者只是首领，其势力则为胜者改编以去，故一面消灭军阀，一面制造军阀。”

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政治秩序的紊乱与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实乃影响地方军政集团不断再现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华北地区，国民政府自始至终未曾实现有效控制，必须依赖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方能够维持中央权威。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华北政治权力架构在日军逼迫下不断重组，中央军、东北军、商震先后被日军逐出华北，政治秩序愈发混乱。二十九军借察省事变获得赖以生存发展的稳固地盘，又利用丰台事件的契机成功进驻平津地区，成为其崛起过程中至为关键的历史节点，此后更是在日军支持下全面驱逐该地其他军政势力，“宋则自己极少出面，以萧仙阁为先锋，萧则力喊联日倒蒋”，谋求与日合作可谓是二十九军控制冀察政局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日军侵略变本加厉，当二十九军基于生存利益的考虑，无从满足其诉求之时，双方冲突在所难免，日军的外在压力就成为左右二十九军生死存亡新的变量，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冀察地盘得而复失，二十九军在抗战的大潮中逐渐消失于无形。

*本订阅号发布的内容仅用于学术传播与公益目的。如您系权利人，且认为存在侵权行为或事实，敬请在后台留言或联系邮箱：socsoc@yeah.net。若无特别说明，文章配图均选自网络，不涉及任何广告行为，对其所表达含义的二次阐释和理解不能代表会社立场，且与版权方和作者无关。感谢您的理解！

**本文原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3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第二十九军37师在卢沟桥与日军对峙。[图源：Wikipedia]

〇编辑：千寻 〇排版：千寻

〇审核：景弎 / 咖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