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玲,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文化理论、性别与文化研究、新媒体文化/产业,著有《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以郭敬明和耽美为起点的探索》等,译有《明星制:欲望的产业》。[图源:film.xmu.edu.cn](特别鸣谢:除了授权本译文发布,杨玲老师还提供部分引文原文并亲自校对,在此再次感谢!)
专题导言
在当今内娱语境下,尤其在国家话语之中,“偶像”是由“粉丝”定义的,而关于后者的论述则常常强调其性别化、青少年化、城市化、消费主义的情感色彩。作为消费文化现象及集体情感模式,“偶像粉丝”的相关讨论已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直至今日,学界、大众及粉丝自身,对以其为名的情感经济仍需更深入的了解。
本专题中囊括的论述,对“粉丝”的观点、自我定位(positionality)及讨论语境各有不同,但大体持“反污名”的立场。头两篇引介其他学界的理论作品,后七篇则以中国内地语境的具体研究为主,聚焦粉丝的情感、消费与劳动。第一篇来自英语学界,虽非偶像语境,但其粉丝情感结构的阐释影响深远;第二篇基于日本偶像产业语境,对中国语境也有许多可参考之处。第三篇立足2011年,对较早期的内地粉丝研究进行梳理,并发出反本质主义的呼吁。第四、五篇语境类似,可对照阅读。第四篇是较早基于中国语境和情感经济视角,以李宇春粉丝群体为案例的研究。第五篇则以《超女》及《创造101》为例,以性别意识形态为焦点,勾勒近年选秀粉丝、情感经济与新媒介的发展。第六至七篇分别从“准社会关系”和“述行性”视角,探讨偶像粉丝的社会角色代入及扮演。第八篇聚焦粉丝情感经济与民族主义话语近年的流通现象。第九篇发表于2021年,审视粉丝情感在消费文化中的集体组织化和常规化,与逾十年前的第四篇遥相呼应。第十篇立足于2022年,对中国粉丝研究的核心概念与框架作出了阶段性的后向反思与未来指引,故列在最后作为总结,希望帮助读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粉丝与情感经济的研究范式和议题变迁。
摘要
《超级女声》2005一季不仅让李宇春变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且催生了“玉米”粉都——一个人数庞大、女性为主的粉丝群体。在这篇文章中,我考察了“玉米”对李宇春音乐事业的忠实后援,并从粉丝视角分析她们的免费劳动。我认为,随着“参与文化”的出现,“玉米”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身到中国音乐-娱乐产业的造星过程之中。她们开始承担起一类有趣的新角色:融粉丝生产、粉丝推广与粉丝消费为一体的“产消者”。然而,“玉米”与行业的合作关系也问题重重。尽管这种合作为她们提供了施展集体能动性与权力的渠道,但也导致了目标市场营销,加剧了公司的剥削。
过去三年里,李宇春这位爆火真人秀《超级女声》的2005年度冠军,已成为中国音乐-娱乐产业中最炙手可热的名字。无论她的成功在国内多具争议,在外媒眼中,她显然已登上国民流行偶像与文化标志的宝座。除去作为一名亚洲英雄,为亚洲时代周刊封面增光添彩,她亦据称被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囊团)评为最影响中国50人之一,与胡书记和温副总理跻身同列。李宇春的走红与“玉米”的不懈助力息息相关。“玉米”是当代中国内地最受瞩目的粉丝群体之一。“玉米”的极度忠诚、惊人才华,及与挚爱偶像建立联系的创新策略,已为媒体广泛报道,同时也令本土的音乐-娱乐行业又惊又惧。
《超级女声》,简称超女,是中国大陆湖南卫视在2004年、2005年、2006年以及2016年举办的针对女性的大众歌手选秀赛。2005年10月,李宇春登上时代杂志亚洲特刊封面,被评为“亚洲英雄”之一。[图源:english.cctv.com]
作为2005季另一位决赛选手的粉丝及一名准“玉米粉”,我曾在整个《超女》粉都(fandom)中浸淫三年,并在线上线下特别注意“玉米”粉都。每天在“玉米”的百度贴吧里潜水,浏览她们津津乐道于李宇春每处细节、探讨各类社会个人议题,已成为我的个人习惯。我也曾在各类颁奖典礼及演唱会现场观察过“玉米”并与之对话。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聚焦于“玉米”粉都,以此探索中国内地粉丝与产业间变动的关系。我认为,随着“参与文化”的出现,“玉米”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投身到中国音乐-娱乐产业的造星过程之中。有别于粉丝身份在“好”粉丝制作人与“坏”粉丝消费者间的传统分野,“玉米”开始承担起一类有趣的新角色:融粉丝生产、粉丝推广与粉丝消费为一体的“产消者”。通过考察“玉米”粉都与产业间的关系,我们将能重审文化生产中的权力问题,过往这类讨论则往往过于“侧重制度约束和公司结构的决定性影响”。通过描述“玉米”在产消上的努力,本篇也将揭示粉丝研究与观众研究中少有讨论的一类粉丝行为,那就是粉丝如何有意利用集体购买力,对行业获得优势,并直接参与到草根营销之中。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玉米”粉都的案例研究,阐明粉丝劳动的议题。部分我将提出的问题包括:“玉米”如何看待自己对娱乐产业投入的大量免费劳动?“玉米”作为“产消者”的新角色中是否存在空白或矛盾?既然“玉米”多为女性,她们的粉丝劳动暗藏着何种文化特定的性别规范?“玉米”一类明星粉丝的免费劳动,又如何区别于游戏玩家一类更加技术导向、男性主导粉都的“共创性劳动”(co-creative labour)?
我的文章将先概览中国内地音乐产业的近年发展,为受电视真人秀带动、以偶像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提供制度语境。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会详细描述“玉米”对李宇春音乐与公众形象的积极产消。过度消费是粉丝的关键特征之一。然而,“玉米”也同时着迷于推广,设计出产消的全新模式。文章的第三部分将借助蒂齐亚娜·特拉诺娃(Tiziana Terranova)的“free labour”(免费劳动/自由劳动)概念,分析“玉米”在推广上的努力,并将“玉米”爱的劳动(labour of love)与粉丝程序员艺术的劳动(labour of art)相比较。我亦详细论述公司对粉丝劳动的剥削及对粉丝话语的挪用,以及“玉米”对自身行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辩护。最后,我简述“玉米”对于某种粉丝集团的构想,这种构想有潜力挑战音乐-娱乐产业的现存结构,并使其发生改变。
亚文化围困中的产业
随着全球音乐产业中数字技术迅速蔓延,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产业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转型期,慌乱求索新的商业模式与收入来源。不似西方更成熟的同业,此地本土唱片公司从未有过成规模的经济或健康的市场增长,这是生产与分销层面的多重结构问题、猖獗的实体或数字盗版,及风险资本的不幸缺失所致。至2007年底,内地音乐产业的销售额已面临连续第五年的下跌,且2008年第一季度无任何回升的苗头。正版CD销售境况现今如此凄凉,中国内地几乎没有唱片公司能通过制作专辑挣钱,也少有歌手有能力持续发布新曲。
CD的销售额,与习于免费音乐文化的消费者数量此消彼长。有鉴于中国是全世界非法下载的最大来源之一,数字盗版比率约为99%,不难理解寻常消费者为何不愿为正版下载自掏腰包。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的7000家线上数字音乐服务提供者中,仅有大概10家是正规经营,而这些正版提供者的年度销售额加总起来,也不到整个数字市场销售额的10%。相比起线上音乐市场,2004年势头增大的移动音乐市场似乎更有前景。尽管音乐产业仅能从移动运营商盈利额中收取一成,有观手机用户的庞大基数,个别刚好手握热门曲目版权的唱片公司也能从中赚取巨额利润。然而,随着彩铃(Coloring Ring Back Tone,一种个人化的个性化回铃音业务,2001年由一家南韩公司首创)在城市用户中的新潮消退,下载频率也相应锐减。自2007年以降,能刺激客户下载的超级金曲极度稀缺,移动市场的增长也由此严重滑坡。
移动市场陷入低迷,线上数字市场则全无增长机会。就在这个当口,《超级女声》始料未及地为音乐产业带来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明星系统。在流行产业中,利用明星系统推广音乐产品早已成为重要的营销策略,而流行产业所销售的永远不止朗朗上口的曲调与歌词。不过,在《超级女声》的2005年一季之前,内地音乐产业很少制造超级明星。相反,内地流行音乐市场过往为港台引进的偶像主导,近年更有日韩偶像增长之势。随着《超级女声》的到来,情况则为之一变。旷日持久的比赛日程,规模广泛的宣传活动,刺激活跃观众参与的多样策略,成功培养了大量行业亟需的忠诚粉丝。在2005年一季,制作节目的湖南卫视仅从观众的短信投票一项,便将三千万人民币纳入囊中。湖南卫视合资创办了一间名为“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下称“天娱”)的艺人管理经纪公司,处理《超级女声》的营销工作,手段包括利润丰厚的代言、座无虚席的全国巡演,及发售由比赛表演曲目组成的畅销专辑。《超级女声》现象带来的经济回报让许多人相信,内地音乐产业的未来正取决于有品牌效应的歌手与表演者,简而言之——“明星”。
“玉米”粉都的产消实践
《超级女声》的灵感源于美国真人秀《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此作又是仿英国的《流行偶像》(Pop Idol)所成。这些电视真人秀之所以在不同文化与国别语境中大获成功,自然离不开“赋权的幻想”——观众获得了选择自己的偶像的权利。然而,对于《超级女声》的粉丝来说,幻想与否,观众赋权和参与,与“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和升级的承诺绑定而至。其中尤其是“玉米”,即使在李宇春赢得比赛冠军之后,依然感到持续应援是自己的义务。依她们的逻辑,既然“玉米”能通过投票帮她登上冠军宝座,那也能通过忠诚助她成为巨星。厌恶李宇春者对她唱歌技巧与中性外貌的恶毒攻击,只会愈发巩固“玉米”支持、保护她的决心。在李宇春与中国内地最大的唱片公司——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太合麦田”)签下专辑合约之后,至2005年底,许多“玉米”已自觉自居为她音乐事业的守护者,所谓“麦田里的守望者”,而非歇斯底里的追星族。
《美国偶像》为西蒙·富勒(Simon Fuller)创作的美国歌唱比赛系列节目,是美国电视史上最成功的节目之一。该节目旨在从未签约的歌唱人才中发现唱片明星,获胜者由美国观众通过电话、互联网和短信投票决定。图为《美国偶像》第18季评委阵容。[图源:usatoday.com]
自比赛结束,为助李宇春成为内地流行音乐产业里身价最高的歌手,“玉米”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在她们种种推广成果中,有几项活动格外值得注意。首先,就是她们在网上通过打榜与试听,持续努力推广李的单曲与专辑。中国所有音乐榜单网页上都有一套投票和/或试听系统,供观众(粉丝)为喜爱的歌曲投票。若跻身这些榜单的高位,将获行业颁发的音乐奖项及大量媒体曝光。尽管网页投票是免费的,部分榜单则提供手机投票平台,通常每票价值1元。如为《超级女声》投票一般,这些榜单可投的票数是无上限的,所以粉丝可尽自己的时间与钱包允许投票。举例来说,在2008年MTV亚洲大奖,李宇春与另外三位知名国内演员一道,获得“中国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奖”提名,最终以总数97%的票数获奖。如此惊人的票数比率显示,较之传统音乐粉丝,《超级女声》粉丝对投票活动更为熟悉。有了“玉米”投票与点击的坚实后援,李宇春在不到三年里赢得了至少十数个“最受欢迎歌手”或“最具影响力歌手”的奖项,尽管她的歌曲事实上很少在“玉米”粉都之外流行。
除却网络的“全球”媒体,“玉米”也通过制作及传播《李宇春音乐特刊》,将目光投向了本地媒体。自2006年开始,“玉米”已制作了两期特刊,标志李的专辑发行。发行的初衷,据编辑所写,是要“让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们更加的了解春春,减少一些对她的误解,让人们的目光投注在她的音乐上”。为推动这一项目的成功,数以百计的“玉米”捐出资金,而其他许多“玉米”则为生产及分发过程付出时间、精力与专业技能。每本刊物收录了李宇春该年获得的音乐奖项清单、专辑与演唱会的精心评述,与她现场表演的精美照片。在2006年,此刊印刷2230本;在2007年,刊行数增至2500本,同时还有相近数目的李宇春桌历及特别设计的纸袋。这些材料先是在北京印刷,而后寄往全国各地可靠的“玉米”。一收到包裹,当地“玉米”便会将每本刊物与一份日历和一张李宇春的新专辑配套,放入特殊纸袋中,亲手送交多家本地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玉米”精心准备的推广套装得到了许多媒体工作者的交口称赞。部分电台主持人会立即在电台上介绍李宇春的新专辑,展现他们的欣赏,或邀请“玉米”参加节目。
为改善李宇春及粉丝自己的公众形象,“玉米”尽责地将对偶像的爱延伸为对慈善的爱,并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创立了“玉米爱心基金”。作为中国第一家以粉丝而非明星命名的慈善基金,至2008年7月,玉米爱心基金已获将近五百万人民币的捐款。尽管李宇春本人亦为这个基金慷慨解囊,大部分捐款是由普通“玉米”积沙成塔而成。此基金会已为28名患白血病的儿童支付手术费用,在农村地区建立4所玉米博爱卫生站,并为因水灾失去居所的村民修建了“玉米新村”。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基金会亦为灾民募集大额捐款。基金会不仅为李宇春持续的正向报道提供了焦点,也是一个宣传她公众人物形象的免费渠道。在2007年,一群人脉广泛的“玉米”与北京、南京两地的地铁站达成协议,在地铁入口、通道两旁或车厢内,投放玉米爱心基金的广告。在这类备受觊觎的地方长期投放常规广告,花费可高达百万,但由于玉米爱心基金的广告符合“公益广告”的标准,“玉米”便得以在无特定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免费展示自己的海报。作为玉米爱心基金的终身形象代言人,李宇春的形象自然而然大大地印在了这些海报上。
玉米爱心基金是我国首个由歌迷捐设和命名的专项基金,于2006年在李宇春的支持和众多玉米的建议下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设立。图为李宇春为基金标识揭幕现场。[图源:new.qq.com]
除了粉丝推广之外,“玉米”也为李宇春的正版音乐产品提供了坚实的客户基础。在李宇春第一张专辑于2006年发行之前,两名浙江省的年轻女性“玉米”在一名男性朋友陪伴之下,踏上了为期15天、跨越20座城市的单车之旅,以此提高公众对反盗版的意识。这是首次中国粉丝发起的长距离反盗版行动。她们自制10米横幅,上书“盗版止于真爱,请支持正版音响制品,请支持好音乐”。这条横幅精确地揭示了盗版的根源——那就是艺术家与公众间真诚联结的缺失。如伊恩·康德利(Ian Condry)对日本消费者的研究所示,当人们与音乐制作人产生联结感,他们是愿意购买正版产品的。然而,“玉米”不止愿意购买正版;她们还愿意反复购买,增加李宇春专辑的销量。她们相信,要成为巨星,须得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如果李宇春取得了商业成功,那她离成为巨星也不远了。在“玉米”中广为流传的口号“爱她,就用销量证明”生动地概括了“玉米”的思维方式。尽管唱片公司长久以来出于宣传目的,惯于给出离奇夸大的销售数字,导致中国并无准确的榜单销售数据,但李宇春的头两张专辑加起来超过一百万张的销量,使两张都打出了畅销的名声。
“玉米”已修成一项名为“暴走”的消费战术,由“扫碟”和地面推广两个部分组成。扫碟指的是去本地正规CD经销店,收集李宇春新专辑分销、推广及销售的信息,并在指定店面购买多张专辑,以此增强经销商的信心。地面推广则指粉丝在经销店举办推广活动,并在大型超级市场、咖啡店及其他商业休闲设施免费发放李宇春的专辑。尽管只有职场“玉米”有力负担扫碟中多次消费的高额费用,许多学生“玉米”会选择参与地面推广活动。
在李宇春第二张专辑发行之后,一名广东省深圳市的中年女性“玉米”,在百度贴吧与其他“玉米”分享了她的扫碟经历。在某个星期二的下午,她在深圳商业区“暴走”7小时,主要靠步行、巴士与地铁,去了总计20家零售店。在每家经销店,她会先检查李宇春专辑的库存与陈列及该店客流量,再决定要买多少张专辑。对于有充足库存、恰当陈列的经销店,她会故意提高购买量,作为对该店的奖励。在架上仅有一到两张的经销店,她则会一次买空,再告诉卖家要补充库存。正版CD市场持续萎缩之下,许多零售店仅提供知名港台歌手的专辑。所以对于“玉米”来说,鼓励零售商将李宇春的专辑列入名册,提高它的分销率,就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新专辑发行首月的关键时期,由全国各地“玉米”书写的扫碟报告,在贴吧有超过百篇。
“玉米”也曾通过举办店内推广活动,吸引不是粉丝的人购买李宇春的专辑。在2007年11月的某个星期天,超过50名本地“玉米”在深圳书城携手举办了一场现场推广,并大获成功。她们先是与书城达成协议,当天所有购买李宇春第二张专辑《我的》的买家皆可享有八五折,而后准备了日历卡、纸袋与李宇春演唱会的饭制CD,作为礼品送给买家。活动当天,新专辑会通过一款高质立体音响系统循环播放。推广场地装饰着各色海报、横幅、布告板及气球。有些粉丝会递给沿途行人传单,另一些则向潜在买家详细介绍专辑的特色。不消五个半小时,正版专辑售出310张,其中三分之一的买家都不是粉丝。考虑到像周杰伦——台湾的R&B之王——这般的流行歌手,一个工作日在一间城市CD零售店也卖不到一打唱片,这不啻于一桩惊人的成就。由于正版唱片利润微薄,买者寥寥,除非有机会举办一场专辑演唱活动,否则没有零售商会花时间精力促进CD销量。唱片公司的推广机制通常关注媒体宣传,店内宣传则被排除在外。深圳“玉米”在书城的所为,无疑弥补了公司推广的不足。
试炼的粉丝劳动
“玉米”的产消实践,与蒂齐亚娜·特拉诺娃形容的互联网用户的“free labour”有着惊人相似之处,那就是“既是自愿提供的,又是得不到报酬的,享受着,又被剥削着”。“free”一词有着双重意涵,显示出互联网用户的劳动既免于收费(free of charge),又免于强迫(free from compulsion),这种劳动是自愿提供的,“以换取沟通与交流的愉悦”。正如数码经济倚赖互联网修补匠的大量免费劳动力去建立网站、修正软件包装,及建设线上社群,中国音乐-娱乐产业的明星系统同样需要粉丝的大量免费劳动,在线上论坛如饥似渴地发帖,在专辑签售现场耐心地等待,长途跋涉去参加演唱会,并在颁奖典礼表演尖叫欢呼的奇观。尽管在数码经济中,聊天、真实故事、邮件列表与业余通讯一类的线上活动,不会被立即辨识为劳动的形式,但中国公司却敏锐察觉到了粉丝无偿劳动的价值。若没有足够的真实粉丝承担上述“粉丝职责”,公司会雇用“职业粉丝”来执行。现今的中国音乐产业已开始实验某种新的营销策略,那就是在创造产品(明星、单曲和专辑)之前,先通过电视真人秀创造市场(粉丝)。在这样的产业中,稳定的粉丝基础成为年轻艺人至关重要的资产,如果不是比个人歌唱技巧更加重要,那也起码是一样重要。尽管她们的粉丝劳动遭到了行业不知羞耻的剥削,但“玉米”也将其作为谈判的筹码,为自己换取了更多的享乐与独立。在这个部分,我将尝试从粉丝的角度处理免费劳动的议题,勾勒“玉米”如何解读自己在造星过程的积极参与,她们对产消者角色的复杂感受,以及在骇人的剥削面前,她们痛苦的自我反思。
美国的粉都常与媒体行业在版权问题上产生冲突。与美国粉都不同,“玉米”似乎与本土娱乐产业无此龃龉。因了她们的粉丝劳动,她们比天娱和太合麦田更有权利拥有李宇春,这两个公司分别拥有她的经纪约与专辑合约。眼见“玉米”广泛使用本应有版权的材料,这些公司普遍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明白,“玉米”参与的越多,对李宇春的忠诚度也就越高。从一开始,为了整个“玉米”社群能自由享受到,一群“玉米”“狗仔队”录下了李宇春几乎所有公开亮相,包括电视节目、媒体报道、专辑签售活动、颁奖典礼与演唱会,并将视频文档发布到一个特定的贴吧里。有少数“玉米”偶尔会尝试通过在网上贩卖盗版演唱会CD、写真集与《李宇春音乐特刊》获利。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是粉都而非公司敦促这些“玉米”停止这类非法行为,因为它侵害了公司与“玉米”的双重版权。
改装玩家(modder)指会修改商业游戏,并免费分享给其他玩家的粉丝程序员。在调查改装玩家时,赫克托尔·波斯蒂格(Hector Postigo)在他们的动机中找出了三种最重要的主题:艺术创造、升级的游戏体验,以及在游戏行业中的工作机会。尽管部分改装玩家提到过,他们“享受为他人付出”,他们的动机整体而言由个性化表达与个人利益主导。约翰·班克斯(John Banks)和萨尔·汉弗莱斯(Sal Humphreys)对围绕着Trainz项目的火车和铁路粉丝进行了案例研究,也强调了粉丝参与合创性劳动的“混合动机”,因为粉丝常摇摆于将内容免费贡献给社群,与贩卖给公司牟利之间。即使表面上是社交性质的行为,也可能变成“对潜在市场的精明投资”,因为粉丝可以通过“贩卖内容或将所获技能转化为工作”,将在社群中的形象与地位变为市场机遇。与游戏社群中“商业与非商业流动的啮合与相容”不同,“玉米”粉都则全力以赴远离公司的侵蚀,驱逐有可能是公司雇用的“职粉”。尽管部分“玉米”为自己的同人小说签下书约,赚到了钱,社群中流通的大部分粉丝产品要么免费,要么按成本价售出,要么拍卖所得募为玉米爱心基金善款。虽然有些“玉米”会在贴吧交换工作情报,扩展人际网络,少有人会尝试在风险大、稳定性低的娱乐业求职。为什么当“玉米”,原因永远首先是因为爱。正如男性为主的改装玩家有对艺术创造的激情,“玉米”也为创造的激情驱使。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想创造的是一个巨星,而非一款完美游戏。
Trainz是一款适用于PC端的3D铁路模型及火车模拟器,由澳大利亚工作室Auran在2001年首次发行。班克斯基于在工作室的民族志研究关注电子游戏行业内“共同创造(Co-creating)”的文化与经济现象以及媒体消费者向媒体生产者的转变。图为Trainz首款封面。[图源:mobygames.com]
由此,“玉米”的免费劳动框在一套无私母爱的话语中,这套话语承继自儒家的家庭观念,并由当代中国城市的一孩家庭模式巩固。“玉米”对李宇春“小孩儿”的昵称,就是二者亲子关系的最佳佐证。“玉米”上至75岁,下至15岁,都会叫她“小孩儿”或“咱家孩子”。那些忍住不将李宇春夸到天上去的,会被其他“玉米”戏称为“后妈”,而为她过分担心的,又会被笑“太妈了”。根据儒家倡导的“严父慈母”传统角色,父亲应对孩子严格,并为(很可能是)“他”提供道德指引,而母亲则让孩子沐浴在爱与关怀之中。自1980年代实施一孩政策,大多中国城市家庭只有一个子女,这个子女自然而然成了全家关心、爱与希望的焦点。在这样的一孩家庭中,通常是母亲负责照顾孩子的学习与起居,而父亲则赚钱养家。如尽心尽力的中国父母一般,只要是能帮助“小孩儿”获得成功的事,“玉米”都觉得有义务去做,她们继而也为她的成就感到骄傲。在亲情的维度之外,“玉米”与李宇春的关系也展现出女性同盟的特定强度。在解释自己对李宇春的热心应援时,“玉米”常提到一个很实际的理由,那就是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娱乐产业里,一个年轻、缺乏经验的女性艺人会处于弱势地位,她们对此深表关切。根据中国娱乐行业的“潜规则”,女性艺人常常需要向位高权重的男性制作人、高管或赞助人提供性服务,以此在专业上得到晋升。“玉米”希望,在粉丝强有力的后盾下,李宇春将永远无需为她的星途折损自己。
尽管“玉米”与天娱是彻头彻尾的敌对关系,公司员工被普遍视为一班贪财猪头,她们与太合麦田的关系却复杂得多,其中充满期许与挫败。许多“玉米”已意识到,本土音乐产业如今正在亏损,她们须得当太合麦田的“摇钱树”,才能让厂牌为李宇春的音乐制作砸下更多投资。太合麦田找到了许多从“玉米”身上赚取收益的途径。在市场上,李宇春的专辑向来是最贵的一类,她的演唱会门票亦是如此。为推广她的第二张专辑,太合麦田2007年在五座城市为李宇春举办了演唱会,足足吸引将近三万“玉米”,创造了一个销售“奇迹”。然而,这样的奇迹却基于某种不同寻常的售票结构。这些门票票价分别为180、380、680、980、1280及1680人民币,而票价为1280及1680的VIP座,往往占据总席的很大比例。在某场演唱会中,场地一半的座位都被划为VIP区,结果这些座位不过是破破烂烂的塑料凳子。如迈克尔·哈德特(Michael Hardt)所言,娱乐与文化产业总是“聚焦如何创造及操纵情感”,太合麦田也不例外。事实上,比起制作音乐,它操纵粉丝情感的本事还更胜一筹。太合麦田不仅从“玉米”那儿榨取利润,也会密切关注粉丝在百度贴吧上的言谈,好理解并迎合粉丝的欲望。认识到“玉米”对于李宇春在音乐行业中弱势地位的忧虑后,公司总经理宋柯曾在数个场合公开自称“玉米”,暗示他与他的公司一直以来对李宇春关照有加。为满足“玉米”见到一位更独立的艺人的欲望,太合麦田允许李宇春在2008年成为一张迷你专辑的合伙制作人,并对她的艺术决策赞不绝口。李宇春得以参与此次制作的结果之一,就是这张迷你专辑定下了仅“玉米”可负担的售价。
对于太合麦田对粉丝情感依恋的熟练剥削,“玉米”有着高度的自觉。李宇春2006年发行第一张EP之初,粉都内某位名气较响的“玉米”便以如下形式表达了对粉丝消费的疑虑:
如果唱片公司为了牟利,粗制滥造她的单曲EP,我号召你们罢买你们会听从吗?如果你们罢买了她的音乐作品,你们还叫粉丝吗?如果你们是粉丝,是不是应该一鼓作气把她的第一张专辑的销量抬到一个不能置信的数字呢?可是这个数字是不是就能证明她的音乐成就呢?如果我们是粉丝,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她无条件支持原谅她所有的不足呢?可是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那个在生活里自认客观冷静成熟有自己判断的群体吗?
90年代,英国足球球迷曾为全座位体育馆(all-seater stadia)的设置与随即上升的价格抗议,然而,他们“对球队和比赛的热爱”使得“球迷行动的终极实践——联合抵制——很难成功”。正如这些球迷,“玉米”也在对黑心公司的厌恶与对李宇春的奔涌爱意间左右为难,这频频令其陷于困惑,甚至为自己的应援抱有负罪感。当巡演重庆站的音响系统不佳,迫使李宇春两次向观众道歉,一名“玉米”在博客里失望地写道,也许正是“玉米”的团结、过度参与及无条件的消费,才导致太合麦田此次巡演中的失职。她也指出,正是太合麦田对“玉米”粉都的目标市场营销,才使李宇春实质远离了自己本应得到的主流观众。
许多“玉米”也曾尝试援引粉都的本质,为自己过度的应援辩解。她们主张,从定义来说,做粉丝(fan)就是要狂热(fanatic),并无条件支持粉都(fandom)的对象。一名“玉米”在博客中写道,作为一名“标准的”(standard)粉丝,她觉得不论品质好坏都支持李宇春的音乐,这就是她的职责。她需要做的,就是坚持购买李宇春的音乐产品,直到她的歌曲变得真的很好为止。“玉米”进一步区分“粉丝”与“歌迷”,她们认为粉丝对歌手投注更多情感、时间与金钱,而歌迷仅想欣赏喜欢的歌手的新歌罢了。每位成功歌手的应援者都是连续统一体,从极度忠诚的粉丝到相对没那么忠诚的歌迷都有。对于演唱会门票的天价,一名“玉米”回答,这是因为中国人还不习惯把闲暇时间花在演唱会上。他们宁愿唱K喝酒。只要文化消费在中国一日不够发达,演唱会就注定归粉丝享受:
玉米花钱看演出,他们所得到的快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有多少人肯付出?肯付出的人内心一定充满了激情真正有一种付出的力量。人的一生有这样一种体验和经历真的很不错!
这名“玉米”为了替自己的粉丝消费辩解,混合运用了经济需要、私人享乐与道德优越的话语。一方面,她根据市场逻辑,视自己参加李宇春的演唱会为公平互换。快乐越多,自然意味着花销越大。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了李宇春的演唱会与市场标准不符,故战术性地使用了崇高牺牲与免费劳动的话语,将自己与“全盘理性”、“精于算计”的主权消费者区分开来。
“玉米”作为忠实应援者与精明消费者的内在矛盾便在于此,这个矛盾与李宇春吊诡的身份息息相关:她既是一位无可估价的心爱朋友与亲人,又是一个营销得当、价值高昂的“名人-商品”——如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之语。既然“玉米”必须通过购买李宇春的图像、表演与音乐产品方能触及(access)她,她们与她亲密、私人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市场关系色彩。然而,正如游戏产业为提高招聘效率与员工生产力,培养“把工作当玩乐”的精神,名人产业也倚赖粉丝能将“天体”(heavenly bodies)不当商业产品,而当成“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从而制造巨大的利润。然而,家庭与买卖之间的张力、交际与商业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并不时以团体内部激烈争辩的形式爆发。但迄今为止,“玉米”普遍顽固地攥紧与李宇春的家庭关系,仅在苛评公司渎职时强调自己的消费者权益。李宇春对“玉米”努力应援报以感激的方式则诚挚且富创造力,进一步让“玉米”确信她值得她们全心全意的付出。在与李宇春和内地娱乐产业的爱恨三角中,“玉米”喜欢将行业视为“必要的恶”,而李宇春则是天使般美丽与良善的化身。
格雷姆·特纳是澳大利亚文化和媒体研究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名人-商品”的概念关注名人经济语境下商品被生产的方式,认为名人可以通过促销、宣传和媒体行业等途径被制造、营销和交易,并为投资与发展带来回报。图为特纳所著Understanding Celebrity一书的封面,涉及对该概念的更多讨论。[图源:amazon.com]
结论:一个粉丝集团?
对公司2007年巡演有失专业的安排心寒之后,一名网名为“angelnostop”的“玉米”提议创立一家跨国、多样化的“玉米”集团。这则风趣、乌托邦式的帖子在李宇春吧里立即收获许多幽默的回覆。根据这项提案,李宇春将被推选为这家粉丝集团的领导人,所有“玉米”都是持份者。这家集团将参与李宇春演出事业关联的各类行业,包括娱乐、录音、发行与时尚。不同职业、有能力的“玉米”会被集团聘为李宇春的私人摄影师、公关专家、项目总监、会计师、时装设计师,等等。集团将雇用世界级的音乐人与作曲家,为李宇春打造出最棒的音乐,也会雇用顶尖的MV导演。集团的市场部会活用各类媒介形式,从实体印刷、电台和电视,到互联网和手机,还会有特别的“玉米”卫星频道,为李宇春的新曲发行发动大型推广活动。企业的总部将设在北京一栋玉米形状的地标性摩天大楼,位置就在CCTV新总部的旁边,分公司将设立在香港、纽约与伦敦,各自负责东南亚、北美与欧洲的业务。随着企业在二十一世纪某年上市,李宇春将变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尽享只有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才能享有的荣华富贵。
“玉米”乌托邦式的畅想,可视为粉丝挪用了娱乐产业商业模式,以激进的方式,将行业与粉丝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连根拔起,这与公司挪用粉都牟利形成对比。显然,“玉米”不满足于李宇春的地位止步于文化标志,而渴望她在现有文化领域的影响之上,成为手握经济与政治领域重权的商业大亨。如李宇春的首张专辑《皇后与梦想》所象征,“玉米”团结一致、雄心勃勃地为一座新的女王国(queendom)奋斗,这个女王国会肯定女性的力量与才干。“玉米”敢于在一个公开网络论坛,提出粉丝集团这样“异想天开”的想法,充分说明了粉丝在当代中国内地作为社会变革生力军的潜力。如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论及粉丝在消费社会中矛盾的位置时所说:“粉丝代表了文化资本家最热切的希望与最恐怖的噩梦”,让人不禁好奇,若“玉米”这般的粉丝自己变为文化资本家,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她们会抛却企业的贪婪,代之以更女性化或更女性主义之意识形态的爱与责任吗?她们会成为“动摇现存工业知识政权的变革者”吗?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当媒介融合与参与文化的两股潮流交汇于娱乐产业,粉丝产消者将会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展现自己的意愿与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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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社会学会社”编译组译自Yang, Ling. "All for love: The Corn fandom, prosumers, and the Chinese way of creating a superst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5 (2009): 527-543. 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英国球迷引用部分参考《粉丝文化读本》(2009)相关翻译。部分原文为中文的引用涉及网络数据丢失,参考了《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并经杨玲老师核对及补充。尽管“玉米”粉丝群体中显然包括非女性认同的人,但由于“玉米”的女性主导特质,本文中指代“玉米”的“they”统一译为“她们”。
***封面图为自李宇春出道以来便被“玉米”所使用的应援口号。[图源:shuashuakan.com]
〇专题策划人:衔蝉
〇翻译:衔蝉
〇编辑 / 排版:暮隅
〇审核:长木 / 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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