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秋｜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传统及其当代学术价值：以吴文藻社区研究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区发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文学社会学、社会记忆理论、口述史、知青史。著有《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口述、记忆与主体性：社会学的人文转向》等。

当下我们正处于推进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进程中，一方面，社区作为一个载体，是基层政府实施社会治理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社区同时是居民生活的具体空间。本文所说的“社区”就是人们赖以生活和工作的居住地，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态环境，而这也正是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可以说，社会学的诞生便是应对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生产方式、生活空间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引发的社会变迁，社会学家们积极寻求建设美好社会的路径和机制。滕尼斯的共同体（community）便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这是一个与项飙的“附近”十分相近的概念。尽管二者时空差异很大，但对于社区的“社会性”的认识基本一致。当然，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历史时期中，社区的发展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尚需进入实地研究，以探明具体社区的文化机制，从而建构社会理论。

与之相关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当代的社会治理实践？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应该如何贡献于这样的社会发展实践？当今的社区治理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实践。很多学科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有学者指出了研究中的隐忧：社会学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目前似乎并没有凸显出来。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关切下重返中国社会学的早期社区研究传统，其中之一是由吴文藻开拓、费孝通等人践行的社区研究，被后人称为“社区学派”，在中国社会学中影响最大，甚至被称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派”。本文试图挖掘这一社区研究传统中有哪些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探寻它对当下学术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和现实意义上的社会治理的启发价值。当然，中国现代化早期的社区研究不仅包括吴文藻创立的“社区学派”，更不限于后来我们广为熟悉的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吴文藻为例来说明中国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

一、学术传统中的社区研究

“社区学派”的形成尚需追溯到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纲领，这一纲领的提出看起来是针对当时只讲求“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风气而发。吴文藻强调实地研究的方法和功能论的理论视角，但不等于他否定了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价值，相反，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恰是社区学派“实地研究”的底色之一。以下从理论视角和田野精神两个层面讨论“社区学派”的特点。

（一）理论视角

1.理论与假设不可或缺

吴文藻强调社区研究的理论视野，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确立社会学的独有视角，以创立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在吴文藻所处时代，很多学者都尝试通过知识改良中国，吴文藻认为，东西文化自接触以来所引起的根本冲突出现在农村地区、城市地区，以及边疆地区，因此对这三类社区的动态和静态研究很有紧迫性，以了解中国社会组织和变迁。如此，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给社会计划提供切实的根据；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中国社会学的基础，供给历史学以可靠的现代史料。吴文藻认为，有了叙述的社会学，才能产生理论的社会学；必须有充分事实的基础，才能建立健全的理论的科学。

因此，理论视角是不可缺少的，是建立社会学的必要条件。但在1930到1940年间，如吴文藻指出的，“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风行，他承认这是一种科学精神，但仅有此，还不足以支撑对社会事实的深入研究。

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风气颇为流行；搜集事实及尊重事实的重要，逐渐被人认识，此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调查”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

吴文藻指出，真正的科学是假设—检验都不能少的，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选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理论在假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社会学学科，必须同时建立在田野调查和理论视角之上。吴文藻的这一主张成为“社会学法则”，迄今仍然有效。

吴文藻指出了社会学的两个基本内容，第一是“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田野精神；第二是“理论”和“假设”，就是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吴文藻认为，一个好的研究，应该是这两者之间的不断碰撞，相互“启发、糅合”。他在“社会调查”较为盛行的时候，强调社会理论的意义，不仅在当时，而且迄今仍有价值。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在今天所走的路，大体上也没有超出吴文藻这一学科设想。它包含着一整套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同应星所指出的，只关注田野，而缺乏学科视野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缺乏生命力，而且对于实践的解释力也会受到很大阻碍。吴文藻鲜明地提出，“社会学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的科学，而乃是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理论的科学”。

2.“功能”的丰富意涵

综合来看，“功能”是“社区学派”的核心术语。吴文藻所理解的“功能”是“统一体系的各部分”，需要注意到各部分的关系，“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比如要研究一个村庄的经济，就必须考察经济与家族、宗教间的关系，经济与巫术间的关系，乃至经济与法律道德间的关系。这背后是功能论的整体视角：每一个社会活动，包括风俗、制度或信仰，都有它的独特功能，不能不了解它的意义。

要达到以上认识，需要一套特定的方法论：以实地开始，以实地研究终，理论必须依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实施，首先是需要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的假设：在一个特殊的社区之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相互联系，在研究任何一方面时，都必须研究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其次是社会关系的假设：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是理解一个社区生活的基础，表现为特殊的社会结构；再次是生活体系的假设：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结合就是生活体系，它包括对外的适应和对内的调适。在这一过程中，吴文藻并没有拒斥历史方法，而认为实地观察和文献档案是相成的。比如，若要了解“礼”的真义，在实地考察民风礼俗之时，就需参考一切有关礼仪的历史文件，以资比较。可以看到，这种社区研究方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包括结合社会统计（的准确）和历史（的洞见）方法，以达到对人类社会的最精密研究。在吴文藻设想的社会学纲领里，社区研究是一个成熟学者才能完成的一项工作，比如在研究近代社会的社区时，要明了该社会制度以及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还要在中国各地找出有代表性的社区，做大量的系统研究和考察。

吴文藻的“功能观”深受马林诺斯基、布朗等人的影响。在吴文藻的理论梳理和回顾中，马林诺斯基的功能派人类学，就是一种文化的功能分析，即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人类学事实，以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框架来分析文化事项，目的是了解文化的本质。只有把文化看作各相关部分的整体，才能了解它的意义。文化本身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文化是在运行着的，发生功能的，动态的和有效率的存在。文化事项一般包括制度、风俗、器具和思想。

当然，功能派的源头还在涂尔干。按照布朗的回忆，功能概念最早来自1895年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当然，马林诺斯基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提及功能论源自他在1926年发表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一篇文章。这意味着，布朗和马林诺斯基所秉持的功能论的观点是有差异的，即涂尔干—布朗坚持结构论，马林诺斯基加入了人性的生物学假设。吴文藻的理论对这两个派别都有兼顾。但综观吴文藻的学术主张，笔者认为他与马林诺斯基的倾向更为亲和。

功能论在吴文藻时代，是一个影响颇大的学术潮流，吴文藻称其为学术界中的“时代精神”，他认为，由于功能派的出现，使得社会研究的解释工具发生了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变，前者注重结构形式，后者注重活动和功能。后者所关注的功能关系（注重相互依赖性）也不同于因果性，因果性对于社会解释有片面性。吴文藻将他所处时代的功能派领军人物推为马林诺斯基和布朗。相比马林诺斯基，布朗深受涂尔干学派的影响，它也影响了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的早期研究，这一具体过程可参见费孝通晚年回应潘光旦的文章。

3.功能论中的“文化”

要更深入理解功能的意涵，还需探明功能论中的“文化”思想。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表格”对此有出色的表现。文化表格进一步深化了“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差异：结构是静态的，功能是动态的；结构是形式，功能是内容，后者包括很多方面，从一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政治、法律和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到“娱乐”，每个方面都包含有物质的器物、社会的制度以及精神的思想三个层面的意涵，它们同时并存、相互间发生交互作用。其中，功能和制度关系最为密切。按照马林诺斯基的说法，只有从功能和制度两方面入手，才能得到一个完善的、正确的文化概念。同时，制度又与“需要”相对应，一个制度与一种或多种需要相联系，如同一个生命体的各器官，其各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命体的生物、社会和心理的需要。需要也是分层次的，有个体与生俱来最原始的需要、团体生活的必然需要、人格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需要也就是“文化愿望”。可见，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带有很强的生物学色彩。

“文化”是功能论的最上位概念。吴文藻认为，在做社区调研时，目的就是探求该社区的实在的文化重心，各社区的文化重心不同，组织调研资料应以本社区的文化重心为出发点。而马林诺斯基的经验文化论，就是为了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文化；文化怎样作用；文化怎样变迁。与之相对应，社会学的关注是：第一，社会结构研究（社会形态学）；第二，社会功能研究（社会生理学），即对文化三因子（物质基础、社会组织、语言）和八方面（经济、教育、政治、法律和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娱乐）的关系判定；第三，社会变迁研究，涉及社会发展。这一社会研究是动静视角相结合的过程。

“文化”概念在社区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不是玄学，而是经验的概念，不仅包括主观的、抽象的层面，也包括客观的、具体的层面，构成了“功能分析”不可或缺的内容。文化经验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化感”，它不是摆在那里、外在于人的文化。吴文藻指出，“唯有在实际社区生活中切身体验过的，才是真实的活的文化”。这一文化不仅具有地域性，还具有时间性/时代性，因为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吴文藻强调时间性/时代性的重要意义，但他认为社区研究应该是对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

现代社区的历史维度体现在“活的文化价值”方面，它也必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在谈及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表格”时，吴文藻提及“文化的本质乃是心理的”观点。这意味着，文化是运行不息的，时刻在活动之中，是活文化，或文化若积极发生作用，它也必先凭借心理的途径。故欲知文化的存在与否，必以其在心理上是否引起交感反响为断。我们发现，在马林诺斯基的理论中，少了些许涂尔干的人性之强社会性假设，而加入了个人的维度，他提出，文化常常依赖个人来维持。就常识而言，文化最足以代表个人的特性，每个人在吸收文化时表现出来的个性，又有差异，因为人有愚钝，天资和兴趣都各有差异。这也可以看出马林诺斯基理论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吴文藻对这一观念的看重。

文化在马林诺斯基的理论中，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整全”思想，而非仅仅是现象观察上的“整全”。理论上的“整全”是指他的理论兼顾个体和社会的观念：文化欲成为生命的活力，必须一面巩固社会团结，一面完成个体人格的和谐一致。吴文藻指出，人的内在价值，是文化思想的结晶。因为个体人格的完成，包含文化所内涵的精神修养、思想启发。而在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情境下，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和调适就相当于“价值变换”的试验室，创造新价值，也是文化再生的必由途径。“物的文明”具备进化的特征，而“心的文明”则不具备进化的特征，当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物质的层面所遇的障碍小，而精神层面则遇到的障碍要大。因此，吴文藻对全盘西化持否定态度，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精神文化层面，包括主观目的，涉及人生的意义、志向、理想，客观目的则包括人群所希望达到的现实目标。吴文藻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在于“外向”，其不愿意受自然界束缚，与自然抗争，如同罗素所说的，西方文化重视科学之方法，中国文化的特长是，有利于探明“人生究竟之正当观念”。吴文藻认为，中国文化有不注重科学方法的缺陷，对人生的认识也就不够透彻，所以也无法达到人生的圆满。费孝通晚年也重温马林诺斯基思想，对布朗的强社会假设倾向有了一个更深刻的反思。

笔者发现，吴文藻对文化的态度，与潘光旦的看法有一致之处，例如吴文藻提出，文化对个人的重要意义，重在品质而不在数量，重在内部而不在外界，个人的主要活动，应该集中于创造行动的满足。人格与文化议题在当时引起国人注意，吴文藻认为这是因为它有着重大意义。这些观念对于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吴文藻（1901年4月12日-1985年9月24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著有《论社会学中国化》《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等。[图源：sogou.com]

4.有机论

吴文藻所确立起来的社会学，是建立在功能派人类学基础上的一套理论和方法论。功能论除上述主张和特征外，还包含“有机整体”的思想。例如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就包含“有机”的意涵，“有机”即“生命”：假设社会是各部分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体。布朗的研究也有这样的预设：功能人类学研究一个民族的生活，犹如生理学研究一个有机体的生活；民族生活须符合社会学的法则，犹如有机体生活须依照生理学法则；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法则，所以，社会人类学也是社会的形态学与生理学。

有机概念在马林诺斯基的理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他的理论中有生物人假设的内容，这里暂不展开讨论。当然，“有机”也有时间积淀的意涵。在这一意义上，吴文藻谈及他对“有机”的理解：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机体，就在于其时间的积淀性，“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缔造的文明，确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是逐渐生长的，逐渐把领土扩大，使境内外许多文化比较落后的初民异族，逐一同化，最后使他们共同纳入这广大的中华文明的复合体中。吴文藻赞同这一说法，中华民族的有机性，在于文化的潜移默化，而不是采用西方式的东征西讨的武力手段。也正因为此，即使征服我们的异族，也常被同化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之中。中华的有机共同体，是“道德一体”。而近代的国家，则一方面是具体的社会制度（“政治一体”），另一方面也是抽象的价值理念（“道德一体”）。

“有机”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日臻完善的价值假设。吴文藻对中西文明相遇、冲突以及文明发展的理解是：“人类的交往领域日广，接触日多，道德判断的范围亦随之而扩张，同时科学批评的精神，日益发扬，人类的心灵，亦因之而日益解放，特种宗教信仰的束缚，得以脱离；而道德观念的内容，亦更澄清化”。道德观念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机”同时还是一种关系论视角。这种有机论不是涂尔干式的，涂尔干主张社会的外在性和强制性，使得社会成为最终的现实者。吴文藻认为一元论的局限在于漠视了文化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的现实性。他认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就是从功能关系论角度研究宗教道德变迁对于经济组织的影响，特别是新教禁欲派的经济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影响，而不再考察经济、技术及政治变迁对于宗教道德现象所发生的影响。在吴文藻看来，功能关系论不仅对一元论，对二元论（如文化和文明、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的二分）也是一剂良药。他认为，马林诺斯基的经验论（物质、社会和精神三因子及其相关关系）更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关系论也就是马林诺斯基的经验的文化观：强调文化三因子，若不同时兼顾，并使之互相关联，则文化的真义是无从发现的。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观含义之广、效用之大，是吴文藻最为认可的一种观念，吴文藻提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就在于文化的动性和活力。而文化的形式，必从文化的功能（内容）中求得，形式与功能常相辅而行，有了一定的功能，才有分化的形式。吴文藻还强调文化比较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想法，否则文化研究容易走向文学艺术的旨趣，这样就不是科学的文化分析了。

总体上看，吴文藻坚持社会学的理论假设，是伴随着实地研究旨趣的，二者缺一不可。那就是对理论的强调也是为了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能有更亲切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理论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而非目的。

上述社会学法则的确立，对于实地研究的指导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避免“纯粹而简单的描写”，第二，避免“完全侧重于历史的重造”。吴文藻认为，简单描写和侧重历史重造的田野工作，“免不了幼稚意味”。吴文藻的社会学纲领里，对于历史维度并没有忽视，只是没有单独提出来，事实上暗含在他所强调的文化概念里。

综上也可以看出，吴文藻的社会学理论，一个重要学术来源是涂尔干学派。例如，吴文藻推崇的功能派代表人物布朗的重要学术影响即来自涂尔干—莫斯。据布朗自述，涂尔干学派几乎是1920—1930年代唯一的科学的社会学体系，是致力于将社会学与人类学打成一片的唯一学派。而布朗的主要任务也在于将法国的“讲坛理论”社会学与英国的“实地研究”结合，开创一个合乎现代科学精神的比较社会学的体系。涂尔干学派对布朗的影响表现在：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学的性质和内容、以及社会学的方法。首先，这一“社会学的观点”有意与历史学相区分，历史专注于事物的过程性，社会学专注于现象的重复性。后者强调从社会生活内部理解社会本身，侧重从原因和功能角度加以研究。其次，“社会学的性质和内容”是指，社会学作为一门总体科学，举凡经济、法律、道德、宗教、艺术等，都应该被视作“一个社会的科学”的分支或辅助科学，以完整的视角考察社会的形态、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功能统一性。吴文藻在提及这些理论时，批评了“背道而驰的美国社会学”的过分专门化的“空气”。最后，所谓“社会学的方法”，是针对历史学注重个性而发展起来的，强调注重通性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吴文藻比较赞赏布朗的“经验主义”：“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如此，就没有“范畴化的流弊”，吴文藻认为涂尔干—莫斯过于概念化，缺乏实地经验。布朗发展了他们的社会思想，在于布朗受涂尔干—莫斯的整体观影响，主张在实地研究中对文化的全部进行整体研究。包括选择社会中的一个社会事实，做一个整全的研究，以观察其间的相互关系；或选择一个代表区域，做整合的或全部的研究。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现象也是布朗社会学所主张的，吴文藻深受其影响。

但是，对吴文藻影响更深的应该是马林诺斯基。吴文藻所说的整体根本内容在于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这一观点深受马林诺斯基的影响，它有赖于个人，涉及个人和个人间关系、个人和社区关系，以及社区内各团体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地理环境、生物遗传以及人体需要等因素。这是一个复杂的相关和综合的研究。吴文藻认为，普通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社会关系通性的探求、社会学法则的发现、中心概念的建立，而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认识那些决定社会事实与文化间的关系。

马林诺斯基的整全社会科学的假设是不同于涂尔干、布朗的另一个传统，即强调个人与社会并重。例如对社会组织的看法是，马林诺斯基提出它包括个人间关系、团体间关系，以及个人和团体间的关系。这三种连带关系的结合，构成社会组织的体制。吴文藻尤为强调其中的人伦道德，认为这是了解社会关系的关键。他赞同一些学者用“道德文化”去统括社会组织的全部领域的看法。而社会团结的基本形式，在马林诺斯基看来，包括血缘团体、地域团体、职业团体、社会分化（阶级），以及文化与种族团体。血缘团体基于情感关系而结合，是自然的结合；地域团体基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是人为的结合。而且，这两种结合是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类型。

（二）田野调查与理论生产

吴文藻的社会学纲领中，理论与经验二者缺一不可。这从他对莫斯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当时以莫斯为主导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批评就是他们的“实地工作经验”不足，是“讲坛理论”，即大都只根据史料与档案的社会制度比较研究，“缺点是明显的”。吴文藻认为拉德克里夫—布朗根据实地调查修订和发展了涂尔干的“初民社会团结论”，“立下了一般的社会法则”。他对拉德克里夫—布朗的极高评价，来自布朗对实地研究的重视和亲历亲为。而“功能学派”之所以得到吴文藻的青睐，除了它的理论主张外，还在于它同时是一种实地研究。布朗和马林诺斯基的功能派本来就是一种基于实地研究的方法论，吴文藻认为这种取向必然有助于中国学者对现代社区的实地探查。功能的方法，“自实地工作始，以实地工作终”，是吴文藻一直强调的社会学纲领的核心。

实地研究在西方始于19世纪末的人类学领域，20世纪初开始强调“受过严格训练的观察者”组织实地调查，西方学者继而在澳洲、太平洋群岛、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等的田野调查中取得了重要成绩。吴文藻高度赞许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的田野作业，认为他创立了一种实地观察的新技术，即对向导的问询不厌其详，对土著人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仪式做亲切的局内观察、记录人们的社会态度，分析那些足以激发土著人行动的各种不同动机与价值，觉察他们自觉团结的义务。马林诺斯基记载的是富有生气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一种抽象计划。如同弗雷泽的评价，马林诺斯基充分估计到人类天性的复杂性，初看是经济的现象，经由他的“慧眼”，人们发现了商业与文化的密切关系。马林诺斯基在与土著人的长久相处中，体察到他们的文化观念是一种“活的文化”形态。这也型塑了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观，“文化是一件无时无刻不在运行中的事物。它满足了人类初步的需要，又步步创造了人类的新愿望，而后又使这新愿望得到满足”。实地研究对于理论生产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吴文藻指出，实地研究，不只是记录事实，须应用科学的方法，发现意义、解释功能。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和当地土著一起生活。[图源：wikipedia]

实地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就在于其蕴含深厚的生活经验。布朗所说的比较社会学，就是从社区的实地研究开始的，“每一个被考察的地区，即可以算作一个试验区”。考察一地区之悠久历史，体察当地人生活之详尽之处。安达曼岛就是布朗选择的一个社区，布朗亲历的社区先后涉及安达曼岛、澳洲、波利尼西亚、南非洲、北美洲、东亚日本等地，甚至中国也成为他的一个预备“试验区”。布朗通过实地研究修订了涂尔干的理论，他指出，在土著的眼中，宇宙全体固然是一个道德的或社会的秩序，但不像涂尔干所认为的那样，自然秩序是由社会秩序引申出来的。布朗的实地调研表明，自然秩序和其他文化元素一样，与社会秩序混为一体，成为其中的一个要素。

马林诺斯基的社区调研之地在新几内亚东岸的特罗布里恩德岛，这是一个个案研究。但马林诺斯基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文化表格”，正是基于他的长期个案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吴文藻反复强调，功能的观点始于实地研究，终于实地研究。理论是指由实地生长出来的理论，而非生搬硬套其他的理论。马林诺斯基也曾师从莫斯，深受涂尔干学派影响，但发展出了迥然不同于涂尔干学派的动态的功能观点。其文化表格中有“生命史”一项，包括人口、遗传、种族、心理条件等维度，显示出其学说不同于布朗和涂尔干之处，即其社会理论有人性生物学假设的基础。事实上，其理论也包括“历史”、社会变迁维度，这说明马林诺斯基的学说不同于布朗所坚守的“社会科学”范式，它是一个开放范式，更是一个整全的整体论，强调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组织、语言的三因素，包括八个方面内容：经济、教育、政治、法律和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娱乐。吴文藻称之为科学的文化论。这种整体论的优点在于“与事实最相契合”，是来自实地研究的智慧。而人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要处理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人与周围自然的适应，人际关系，人的主观行为等。器物、制度、语言大体上说的也是这三方面的内容。

马林诺斯基的科学精神表现在他的如下观念中：科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搜求事实，而且只在搜求得尽，不能采取价值判断态度，而应持（各种资料）一律平等的观点。实地研究者需要设身处地，断定一个文化的本来价值，而不能预设主观的标准，更不能夸大武断或迷信盲从。

可以说，田野调查使得理论从抽象走向具体，其中细节尤为重要，费孝通早年曾以《红楼梦》为例，提到人类学的“厚描”功夫的重要性，论及具体化的重要性。在《乡土中国》（1947）一书中，费孝通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空间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抽象和具体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吴文藻认为，人类学家的天职是创造出兼具事实与解释的叙述法。忽视实地调查是有缺陷的，但是只崇拜事实、躲避理论也是不可取的。实地调查与理论假设之间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马林诺斯基那里，人类学家必须根据自己所看见的事实，归纳概念，这是创造学说的方式，是起草土著制度的宪章的过程，实地工作可常常创造学说。社会学学科因为要分析社会关系的型式，只从抽象方面着手，而忽略了它和实际生活的具体内容关联，那是决不会有创新效果的。

吴文藻提出了“活的文化”概念，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田野调查的精神。具体指，“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尤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染，去受陶融，同本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动作，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真象，文化的全相，才能彻底的明了”。这种田野精神区别于来自书本的他人的体验，后者是间接的知识。这种田野精神事实上构成了社区学派的基石。

吴文藻提出的“到实地去”这一学术主张还深受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的影响。派克反对“讲坛”社会理论，主张实地社会调查，且以身作则、集中精力，领导青年学子去开辟新途径。田野调查的精神就是“到实地去”。吴文藻鼓励本科生就到实地去，根据切身体验，乃至书本上得来的粗浅智识，做一个初步的生活描写；或进一步激发兴趣，利用假期远涉边疆，或深入内地，用学来的观察技术，搜集直接采访的资料；吴文藻还建议学生仿效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实施实地调研技术训练。考察的内容包括静态的社会结构、社会习俗，动态的社会变迁、社会心理等。他强调，社会调查不以单纯的叙述事实状况为满足，要寻求事实的理论解释，用适当的科学方法，发现事实的意义与功能。

吴文藻强调，理论创新就来自这种实地研究。他在1935年的《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指出，近十多年来，民族学的功能学派和社会学的区位学派的发展和兴盛，就得益于实地工作的经验。而功能学派和社会学的区位学派，之所以能开创新的学派，也是得益于实地工作的经验。“功能派的方法起始是实地工作，终而复归于实地工作”。吴文藻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纲领就得自功能学派的启发，认为田野并不是直白描写之风，而是需要理论的介入。“他们是先有了问题才去实地考察，事先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对于理论背景，早已胸有成竹，所以到了实地环境以后，可以互相参照、考核、比较，而获得惊奇的成绩，其成功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实地研究有两个功能：第一，有助于社会的理论生产。这种实地研究如同实验在物理科学中的作用，他认为，坚持科学的方法，发现实践中的理论，就可以总结中国社会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吴文藻提倡通过比较的方法获得对社会的真知，即在可能的社会范围内，尽量做精密的考察，比较不同形式的社会。而研究中国社会，不仅需要和中国过去的社会比较、和欧美社会比较，也要和原始民族的简单社会做比较。第二，有社会的实用价值。因为实地研究扎根于实践，所以对社会改革家和社会服务者，提供了学以致用的健全基础。而其对于实际工作者效用之大，不是那些仅注重实际问题、不涉及社会普通理论的研究所能比拟的。这一思考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的学术传统下的社区研究与在实践中推进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

对于到实地去的提倡，吴文藻也有一种“抢救史料”的紧迫感。他指出，中国经历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局势，在这个时候，若不及时观察、记录和研究，很多社会事实就会一去不复返。田野精神也可以对抗当时大学教育中的“中国欧美化”的现状，若一味延续西化的方式，会与本国传统精神愈走愈远；只有在“活的现实”中，找到前辈长老，他们生长于固有的文化中，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了解民风礼俗的功能、社会结构的基础。从这些实地研究中，可以明白因袭的心理和传统的精神。吴文藻还提到“口述的传统”对于抢救这些资料的重要意义。这里社会学对口述方法的使用，与历史学对待口述史的态度类似，即用以发现社会事实或历史真实。例如，从与老人的谈话里，可以得知他们亲眼所见的变迁，然后从他们的陈述里，慎重地加以选择，取严格的批评方法，去伪存真。社会学的史料抢救工作，确实推进了后来历史学的研究。例如，当代历史学者王笛对“袍哥”的“历史感”，就得益于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的学士学位论文，题为《一个农村社团家庭》。

在吴文藻所处时代，实地研究有五个来源：第一是社会调查；第二是文化人类学；第三是人文区位学；第四是地域调查运动；第五是文化社会学。吴文藻对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尤为赞赏。在学术传统上，他将社区实地研究归为两类：一类是区位学派，主要关注社区结构；一类是文化学派，主要关注社区的功能和变迁。可以认为，吴文藻提出理论和经验并重的社会学纲领，是对当时只做社会调查而不做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批评。吴文藻将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概况调查》（1933），以及陈翰笙1929年以来的农村调查等都归为社会调查之列。以《定县概况调查》为例，他认为这类社会调查有以下优点：充分运用了中国地方志所特有的格局，对于民风礼仪、习俗信仰等都有详细记录；弥补了一般社会调查过于重视物质文化的缺点；用实地调查矫正了方志闭门造车式的描写。但缺点也是明显的：这类社会调查是静态的，对于人们的社区生活和实际生活，未能提供十分亲切的印象。

吴文藻所批评的社会调查是，“大都以叙述社会实况为主体，至于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及社会各部相关的意义，是不去探究的”。在这一批评之上，吴文藻提出实地研究和理论假设并重的学术主张，搭建起中国“社区学派”的基石。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的区别在于：“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而社区研究则侧重于事实的解释”；社会调查就像照相，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横断的、一时的、局部的、静态的；社区研究则犹如电影，提供的社区图景是“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动态的”。吴文藻认为，社会调查是社会观察家的视点，其主旨不在于认识社会，而在于改良社会，故着重社会问题的诊断。例如美国的春野城调查（1914—1920），这类调查多是为了应付实际需要，刚开始没有想到这种调查在方法上对于研究社会生活有何贡献，而且调查内容上多限于社区的物质生活层面，如卫生、住房、工资等，当然，这样的调查也是有意义的，但无法明晰生活的全相。吴文藻指出，要想了解社会的传统、洞察礼俗的涵义，就需要从社区研究的角度入手，社区研究是社会学家的视点，是社会学研究纲领的体现，其主旨不在控制社会，而在了解社会，故关心社会历程的发现。这两种取向（控制社会和解释社会）代表了不同的实地研究的态度。吴文藻指出，社会学视角的社区研究是“科学的社区研究之开端，较以往的社区调查，长于批评精神”。吴文藻对社会调查并不是全然否定，社区研究中的实地研究，也包含有社会调查的因素；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之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二、学术研究与社会政策之间

吴文藻强调社区研究的社会学视野，并不是说他不注重社区研究的现实意义。恰恰相反，他的理论有着很强的实用目的。例如，他所赞赏的文化学派和区位学派的社区研究，可一一对应于不同的现实意义：如若想为国家谋划经济建设，必先用区位学派的观点，探讨该国家社会经济的物质准备、有无顺应新环境的能力；若为一民族谋划文化建设，则必须重视文化学派的研究进路；欲求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齐头并进，则这两种视野缺一不可。

吴文藻指出，认识社会的态度有两种，第一，暂以了解现象而求认识；第二，专为改造现象而求认识。由于人们大都急于求成，持第二种态度的居多。而专注于学科建设的吴文藻，很想试一试这第一种“走远路”的办法。

这“走远路”的方法，不认为所研究的东西直接就可以出来对策；学术研究对社会政策来说是一种间接的意义，而非直接的意义。吴文藻认为纯粹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有“控制社会”的旨趣，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关系而已。这一观念对费孝通也有很大影响，费孝通也曾对“学以致用”以及研究与实用间关系做过讨论。

吴文藻对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区分，某种意义上，也是“实用”与“学术”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现。在本文中，社会调查，蕴含着一种田野精神；学科化的社区研究，有学科建设意涵。当然，政策领域的社区治理和学术传统的社区研究，这二者不能简单对应于吴文藻早年提到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传统之间的关系，但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学者们从事的政策取向的社区（社会）治理研究，带有很强的“学以致用”的旨趣，试图将研究所得用于社会对策。持这一取向的学者不仅来自社会学；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是带有自己学科“前见”的。这些学者们都力图从自己的学科视野出发，为社会政策的完善谏言献策。这也是学术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一个表现形式。

费孝通早年对社区研究和社会政策间的关系也有过讨论，与吴文藻最初提倡社区研究时的说法相近，那就是社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尽管“学以致用”也是吴文藻的旨趣，但社区研究对政策的作用还是间接的，然而，并不会因其间接作用就减损它的重要性；相反，即便在政策领域，也需要学术传统的社区研究，因为它会提供更深入、全面的阐释，且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社区治理研究与社区学派传统的接续

社区治理研究是时下正在推进的一种社区研究，它的特点是与我们国家推进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在研究内容上，包括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冲突、风险社会治理、社会动员等的研究，还涉及城乡的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

这一研究提及的“社区”定义初步可用杨敏提出的“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概念做初步概括。国家治理单元是国家用以贯彻决策实施过程、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位，它容易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行政吸纳社会”。一般认为，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单位制解体后为了应对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而生发的。对此，学者们的分析工具一般是国家—社会二分框架以及蕴含于其中的权力视角。除杨敏的研究外，还包括李友梅对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协调机制的研究，以及王汉生、吴莹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实态的研究，等等。

这一视角中的权力关系是双向的，李友梅在2007年将社区建设研究脉络归纳为两种理论取向，第一种可称为“基层政权建设”取向，第二种可称为“基层社会发育”取向。前者主要关注国家层面构建的基层治理体系；后者包括“社区共同体”建设、社区认同营造等内容。当然二者并非截然分开，李友梅指出，中国社区建设不仅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基层社会发育的进程，社区生活中同时有经济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因素。王汉生、吴莹则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构性，她们认为，社会的生成依靠国家的推动与支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是一种“国家型塑社会、社会也型塑国家”的交互建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也就是说，并不是“行政吸纳社会”的问题，而是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互相支撑和建构的问题。

笔者将上述研究传统归为权力视角的社区社会治理研究。这一视角在当下的社区治理研究中依然有其影响。但经过十余年研究积淀，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社区研究越来越突破了国家—社会框架的张力型思维，而对社会性因素有了更深入的探索，这与社会学其他领域的不断深入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就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社区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推进社会学对社会性的研究问题，这不仅具备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即深化我们对当代社会特征的理解，从而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研究。社会性作为社会学社区研究的一个基本机制，吴文藻开拓的社区学派的社会学纲领，事实上就是提倡对“社会性”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思考，这是吴文藻提出以功能派视角（社会学理论和假设）分析现实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之后费孝通通过大量实地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社会性”的理解。初步可以将费孝通提出的“生态”和“心态”二分作为理解“社会性”的重要维度。在心态研究脉络下，孝通晚年提出社会学人文性问题，事实上就是对一个社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文化的历史性成为凸显的议题，“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这就是社区的历史性问题。费孝通在晚年认为，心态是解释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也是理解和推进“都市文化、社区建设”等问题的理论基石。如此，学术研究和实用价值之间建立起了更大的勾连。

自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在研究实践中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维度都得到了更加鲜明的强调。社会学的独特视野，除吴文藻强调的理论（假设）和方法（实地研究）外，还需明确加上应星所强调的历史维度，如应星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近年来，社会学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如周飞舟对家庭伦理的研究。此外，对社会性的讨论，还包括涂尔干式社会理论的回归，如冯仕政对“社会团结”的重新思考、王天夫对社区空间的生态学分析，以及项飙对“附近”的思考。这些都应该被归为社会学视角下社区研究的新传统。它们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社区治理研究必将贡献社会学的独特贡献：增进对社区社会的理解和解释，也必将有功于社会治理实践。

四、结论与讨论

吴文藻的社区研究传统是一个更加综合的理论视野；当代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以及权力分析，事实上构成了吴文藻社区研究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全面认识中国的社区和社会，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田野调查之上，更需要一个综合和整全的视角，这样的社区研究将会为当下的社区和社会治理研究贡献独特的智慧。在吴文藻之后，尤其是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化的推进使得社会学学科愈来愈走向专门化，由此出现了过于注重技术的学科范式，事实上容易导致对社会的观察缺乏整全的视野。在社区研究上，也有必要重返吴文藻提倡的“整全视角”。吴文藻提供给我们的社区研究是功能论的关系视角、社区生活全方位的观察，然后提炼本土理论，这在今天的社区研究中仍然适用。

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尽管布朗和马林诺斯基都是吴文藻所青睐的，但显然，吴文藻比较赞赏马林诺斯基的经验文化论，认为这个更符合实际。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也发生了明显转向，从生态研究走向心态研究。根本原因在于找回了人性的生物学假设，并反思了早年深受涂尔干、布朗影响的人性的强社会性假设所导致的局限（“只见社会不见人”）。按照吴文藻的说法，马林诺斯基的人性假设更加切合现实。可以认为，涂尔干的人性之强社会性假设（一元论）是为了确立社会学的独特视角而存在，而观察现实社会时，不能让学科视角成为偏见，去否定人性的其他维度。也因此，费孝通提出社区观察的“生态维度”和“心态维度”的整全视角，二者的合奏，才可能对一个社区有全貌的理解，也才可以真正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社区研究。通过学理上的探索，可助力于实践中正在推进的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从而为构建美好社会贡献智识。

〇本专题策划初稿由吕雕提出，经会社编辑部稍作调整后推出。

〇本文原载于《江汉学术》2022年第3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吴文藻与费孝通夫妇、潘光旦。[图源：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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