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

 ▍曾家的命运：是宿命还是因果 

49年后，曾氏家族两个熠熠闪光的人物曾昭抡与曾昭燏兄妹俩留在了大陆。曾昭燏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47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主任。

昭燏留下了，本来是认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这里，是想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哪曾想到，因其显赫的家世，昭燏生活和事业屡屡受到牵连。

1951年，大举清理阶级队伍时，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昭燏仿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数万字供状式《自传》。

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不过，我实在想不通，她究竟为何如此做法。这是被逼而降还是心悦诚服？一个知识分子，大家之后，如此行事，我很难理解。

1957年反右，曾昭燏又屡屡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与经历进行深挖汇报。这时已不断有人对她的家庭出身，对她的曾祖爷爷辈平定太平天国，对她与傅斯年的关系开始夹枪夹棒的抨击。

62年，四清和五反运动开始，“反革命历史家庭”这个定性让曾昭燏始终感觉利剑在喉，战战兢兢。至64年12月，国内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屡遭点名批判的曾昭燏经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于南京灵谷塔跳塔身亡。

我相信，曾昭燏死前已心如草灰，心境颇似曾国藩晚年“心力交萃，但求速死”。其跳楼前逗留沉思，想必各种想法交替出现，生死矛盾斗争不休。

但其信仰已死，生无可恋。往细处推测，先是其信仰彻底破灭，其理想早已如美丽的肥皂泡般在心中破灭，其前途命运也已是黑暗一片。

继而其少年时期所受的基督教对其的影响也完全失去，在这个社会，她看得到自己的忏悔，却看不到社会的爱，宽恕和信义。

对基督信仰的失去，使其自杀的想法没有了牵绊。

最终，我觉得对其死影响至深的还有佛、俗二道。在佛，她希望此一死，能够轮回。

如有此轮回，她决不会再选择留在当时这种环境的大陆。选择在灵谷塔自杀即为其想法的隐证。

在俗，即因其家教，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的话。

她认为，再活下去，决不可能为家族增加任何光彩，而徒增家族之侮辱。故其决然一跳，决然赴死。

这是1949年后，曾家留在大陆的后人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曾昭燏的二哥，著名化学家，是中国最早参与原子弹研究的少数几个人之一。49年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

1966年8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时年60岁。

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北大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要送到台湾去。

没有想到，此后她自己却在此处受到野蛮攻击凌辱又服毒自杀在这里。

这是俞家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然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进行改造。

66年8月，当他的妻子因被斗而自杀时，他不住在北京。曾昭抡请假回家料理妻子后事，但未被批准。

曾昭抡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67年12月，曾昭抡在精神苦痛，病魔摧残和残酷批斗下死去，时年68岁。

曾昭抡死后无人收敛，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幸有一侄子来探望叔父，才将其拉到火葬场火化，而后将其骨灰撒入长江，随水漂去。

1969年，曾昭燏的二妹，林巧稚的高徒，曾任北京第三医院院长兼北京市卫生学校校长的曾昭懿，因家庭出身被红卫兵批斗，后被关押在宿舍反思。

因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别的牛鬼蛇神，曾昭懿被活活饿死于宿舍中。

至此，曾、俞两家，一斗死，一饿死，两自杀，曾家当时最闪亮的两颗星星接连坠落，惨极，痛极！

我不明白的是，1948年曾昭抡与俞大絪自美国回国途中，转至香港时，曾给其在美国的弟子王瑞駪发函，让其留美勿回。

为何他们自己就拒绝了俞大维在台湾给他留的职位，而坚决回到大陆呢？这是命运吗？是曾家的命运吗？

▍傅斯年与穆旦：无名的野花在头上开满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

五四运动时，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

1920年去英国和德国留学，1926年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贡献颇丰。

他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将中国考古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开一代风气之先。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抗战和内战期间把孔祥熙、宋子文从行政院长的职位上赶了下去即是其最有志气，最有血性的明证。

傅斯年一生固守民族大义,极重文人气节。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

北大复员时，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由此与其结下深怨。

胡适称他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1949年1月，傅先生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后于1928年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当时的台大，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学术水平上，以及学校的思想风气上，都是不入流的学校。

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平民的孩子难有入学就读的机会。

傅斯年坐上台大交椅后，再度聊发少年狂，决意要“替台大脱胎换骨”。

他把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到了台湾，把有教无类，公平教育的理念带到了台湾，台湾大学自此有了自己的风骨。

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病在台北去世。蒋介石亲书“国失师表”挽章，并亲临致祭。

台湾大学为纪念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功绩，专门在校园建造陵墓并命名“傅园”，园中有一座纪念钟，名为“傅钟”，是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乐焕，傅斯年的侄子，1947年，赴英国留学。

1951年学成，坚拒傅斯年的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幸福的大陆。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1966年5月，文 ge初起之时，傅乐焕受叔父的牵连，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

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23日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同年8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老舍，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专门写老舍投湖之死，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

随后，傅家在聊城的祖坟，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扬尸。

母亲在重庆的坟墓也被炸开，惨遭毁坏。傅家留在大陆的亲属，上至祖辈，下至子侄辈，境遇无不凄惨。

从傅家的结局看，傅斯年的早逝，未尝不是上天对他的另一种厚爱。否则，以他的性格，这样的人间惨剧让他所闻，他必会在台湾面北而叩，泣血而亡。

果如是，则天下士子学人该当如何面对！

傅斯年，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却没什么名气，这是一个民族之悲。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我们不应以政治歧见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傅先生一代大师，却难为师表。很多人对他知之甚少，究其因，实乃信息被阻滞之由。

我观傅先生一生，大才，大用，大胸怀，大眼界，一生挚爱我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人，其生也名，其死也荣，不该如此待他。

穆旦，中国最好的诗人、翻译家。著名学者、作家王小波读他的译作，每每如朝圣般虔诚。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浙江海宁查氏家族。

查家为江南名门望族，家道中兴几百年不衰。清康熙帝南巡时曾赐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以示褒奖。

穆旦与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叔伯兄弟。

只是后来，一个自美国回到大陆，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却下场凄惨；一个自大陆迁香港，成为名满天下的金大侠，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现在）还活跃在陆港两地。

穆旦也许是上帝派下来到人间的传道者。他有一个充满传奇的前半生，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殉道者的真诚。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由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向昆明转移。这次大迁徙，穆旦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徒步3000里，到达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路上，穆旦带一本小型英汉词典，边行军，边背单词。背一篇，撕一页，至昆明，一本词典所剩无几。这一路行走，为其今后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硬朗的基础。冥冥之中，也为他在几年后能活着走出野人山做了一定的经验和体能上的准备。

1940年，穆旦自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遇到了人生一个重大转折，他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入缅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5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

同年5月至9月，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

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穆旦极少向人提及。只向自己的老师吴宓和几位好友偶尔述过。吴宓日记中有“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之语。

生命的无奈，时光的无情，自然的残酷，意象之恐怖，心志之恍惚，全是血泪凝结，震人心魄。

相比屈子江边行吟，悲叹时运之不济，穆旦的诗更让我从灵魂深处对命运敬畏，对生命珍重。

现在我知道，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和书写有那么两种人：

一种是知道但不承认；另一种是真不知道，其原因或者是不读书，或者是瞎读书而致满脑子浆糊。这两种人都不能原谅，因为掩藏真相是罪恶，而不去了解真相则是愚昧。

1949年，穆旦赴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1952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先后收到了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大陆，去完成他们对祖国的贡献。

1953年5月，二人分别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和生物系副教授。他们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从此开始了。

穆旦被批判的罪名起初由国民党远征军“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双重反革命分子”，继而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

1958年底，反右时期，穆旦受了“阳谋”的暗算，被“引蛇出洞”，结果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处以三年劳动改造。

1962年，被解除管制，每天打扫厕所和澡堂，结果，其传奇般的生命再度迸发。白天从事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后，晚上回家就开始偷偷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诗歌《唐.璜》。

1965年底，译完初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文革已开始横扫中国大地。期间，穆旦夫妇被几关几放，屡遭批斗。

1977年，穆旦心脏病发作而含冤去世，时年59岁。

穆旦是上帝的传道者，一生都在向人们传播着善良、爱心和梦想。诗人死去，梦想黯淡。友爱和善良被狂风席卷，这块大地充斥着罪恶和谎言。

政治运动，写满了多少知识分子阴阳两隔的悲欢。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故有陶孟和“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呐喊。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这样的结局，是上帝对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诅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