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
文：徐颂赞；编：吃果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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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正命题”与“反命题”
如果我们打开一张世界地图，就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发达国家，几乎都集中在北欧、西欧、北美、澳洲，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又都拥有极其浓厚的基督教传统。即便在东亚，韩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地区，这些发达地区或国家，背后也或多或少和基督教文明相关。
其实，对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海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此也有专门分析。而读韦伯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发现存在两个命题，“正命题”是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可以发展出资本主义？“反命题”则是为什么非基督教地区，包括印度、埃及、古代中国等，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
对于古代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里则有专门的研究，他的回答也比较清晰：以儒教和道教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里，没有办法发展出近代理性又有节制的资本主义。对他的这个回答，学界说法不一。但在这篇文章里，先来看他自身的理论是如何展开的。
说到韦伯，他和家喻户晓的卡尔·马克思，还有法国的涂尔干，并称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之所以说是“古典三大家”，是因为单单他们三位，就几乎开辟出整个近代社会学，而这两位Max又几乎都涉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学科，学问非常广博精深。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这本书最早发表于1916年，距今一百多年，《新教伦理》出版至今也是一百多年。可见，一百多年前，韦伯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就很清晰了。当然，韦伯认为，中国人在智力和技术上并不落后于其他民族，只是强大的“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极大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发明火药、罗盘针，最后却拿来敬神、祭祖、看风水，却没有在历史上爆发产业革命？有趣的是，与鲁迅遥相呼应，韦伯的答案是：“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什么是“巫术的理性系统化”？
韦伯认为，主导中国人生活的不是某种特定伦理，而是“魔法”，他认为古代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巫术和泛灵论。巫术和泛灵论，简单说，就是把整个宇宙内的客观现象和主观心理都视为一体，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体内的五官、五脏对应着大宇宙的五行、五星，并且把生活里出现的各种事物和现象都看作是神灵鬼怪的作为。对此，不论是文人士大夫主导的儒教，还是民间的道教，都相当宽容甚至不无鼓励，以致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巫术化。这就导致了在中国，但凡出现任何新技术、新知识，即使再高明，最后都会自然地朝着巫术的方向演进。除了之前举例的火药和罗盘针，还有，比如，古代中国的天文学最初是为了服务农业生产和航运而出现的，最后却演变成了占星术。再比如，药物学最后演变成了长寿术。最后获利的是谁？当然是那些巫师、占卜师，还有跳大神的人，而不是创造科技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发明家了。就像如果今天政府在规划市政，挖地、铺路，老百姓出个远门、去做生意，却总要提心吊胆、担心触犯鬼神。在这样的集体心理和社会氛围里，现代化建设怎么进行？任何新发明和新观念又怎么扩散出去？仅仅一百多年前，大清造铁路时，还闹出了用马拉火车的笑话。那更可况古代中国。可见，传统积习还相当强大，使得新技术没法顺利传播，更不用说刺激出新产业。但是，在古代，儒教和道教又是如何演变并且促成这种“巫术的理性系统化”？这也正是韦伯所追问的。对此，他从上层的儒教和基层的道教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儒家、儒教与中国社会伦理
我们先从三个方面，来看看上层的儒教是怎样构成、如何运作的，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首先，通常我们会觉得“儒家”只是一种教导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但不能单从形而上的理念去看，还要从具体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层面去看。韦伯认为“儒教”本身就蕴含“宗教性”，事实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和影响。在先秦时期，“儒”的本意是事奉祭司的专职人员。孔子和他的传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不问鬼神问苍生，将原始儒家转化为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不过那时的儒家还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其中一家而已。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代董仲舒重新建构的儒家，又具有某种宗教色彩。后来又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大一统帝制朝代，儒家成为多数朝代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那么，在儒教内部，就有最高统治者、祭司、文士、信众等等的分别。儒教的大祭司是谁？当然是皇帝，也就是“天子”，具有无人可以妄议的上天赋予的“卡理斯玛”魅力。“卡理斯玛”（Charisma）这个概念，是韦伯从基督教引进到社会学的术语，意思是“神圣的天赋”，指那些具有超自然、超人天赋和才能的大人物，能够吸引信徒来信奉追随，进而形成某种组织或社群。不论是先秦的封建时代，还是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时代，天子本身就集中了高度的政治、宗教与文化权力，既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担任祭天求雨等的最高祭司，还是主持科举殿试的文化权威。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就存在着教会和国王、神圣与世俗之间权力的分立和平衡。较少有长期存在政治和宗教合一，既是国王又是教主的状况。甚至还发生过国王被开除教籍，而不得不专程跑到梵蒂冈教宗那儿求饶的事。反观儒教，则长期保持着一种政治与宗教合一的特殊形态。除了皇帝这个神圣的大祭司以外，还有“士大夫”这个特殊的统治精英阶层。《春秋谷梁传》里有“四民”之说，“士农工商”，“士”排在平民阶层的首位。士大夫是维系儒教的重要角色，扮演着辅助天子、解释经典、建构权威，进而维护整个朝代神圣性的角色。有些时候，士大夫具有一定独立性，比如当君主昏庸无道、朝政混乱时，士大夫则会以天灾人祸的发生，来督促君主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治理无方、触犯上天。从而以此来重新调整儒教王朝的行政秩序，进而来维护皇权和朝廷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这群士大夫又通常是经由考试，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并且高度依赖官方俸禄。为了培养、选拔这些士人，儒教极度强调教育。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就可以从广土众民里，源源不断地向儒教国家输送训练有素的官员。但是，中国的科举并不考核专业知识，而是考察人们是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以及对圣人和经典的正统化诠释。所以，儒教的这种教育呢，仅仅限于书面阅读、科举考试和政治事务，对其他的教育面向，诸如体育、算术、演讲、逻辑等，都不太关心甚至不无鄙视，认为这些只是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而后者恰恰是西方人文教育特别注重的。在近代之前，西方的教育掌握在封建贵族和宗教组织手中，为的是培养卡理斯玛的英雄气质，以及专门化的宗教知识训练。即使西方在近代产生教育考核后，也逐步发展出理性的专业资格考核，比如律师、医生、教授等职业分工，而不像中国那样一直坚持考核四书五经，培养博古通今的“多面手”，也就是“君子”。因此，这些儒教士人以及他们领衔的文化传统，通常都强调一切具体知识（包括各种自然科学）都是成为“君子”、“士”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恰恰也是古代经典尤其是孔孟语录中提倡的人格典型。同时，“君子不器”，逐位不逐利，只有谋得官职、服务社会才是上等人的追求。为了养成君子人格，那就要讲究“礼”、“孝”，就是服从既有的等级次序，自我克制、举止高雅，才能通过修身养性来自我完善，成为贤人、圣人。因为只有成为圣贤，才能带领社会脱离混乱、复归和谐。对儒教而言，“圣贤”就是具有极高卡理斯玛魅力的人。这种集体心理和社会氛围，也确实深深影响到了士大夫的经济政策，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国家整体的福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极度向往国内秩序和谐稳定，而不是像近代西方那样鼓励发明创造、培养专门人才，积极地向海外扩张。
虽然在儒教内部，没有此岸、彼岸等等的分别，但在实践中，尤其在民间又发挥着类似宗教的仪式和功能。比如儒教精英当然不过多谈论鬼神，但他们对古代圣贤、祖先和经典文本的彻底神化，就导致使祖先和文字也具有卡理斯玛的宗教魔力。比如对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虽然先人早已故去，但中国人总会觉得祖先的灵魂会庇护后人，会在特定时期返回故居。所以通过在家中摆放祖先牌位、清明祭祖等，来供养祖先。那围绕着祖先崇拜，也就整合、凝聚起整个家庭和宗族，逐渐建构起中国的基层社会。时至今日，祖先崇拜还都在发挥重要影响力。可见在古代中国，祖先崇拜的影响会有多深刻了。还有，民间社会非常流行“敬惜字纸”的做法，就是带有字的废纸，是不能随意丢弃的，而是要收好，带到专门建造的惜字塔、焚字炉去焚烧成灰，等到祭祀仓颉之后，才能把字灰送入大江大海。这其实也反映出，正是因为儒教对书面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极端强调，以及与之相应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最后导致老百姓对字纸的极度尊重，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再比如，年轻时的李鸿章，有一次做错了事情，但他在叔父面前流畅地背出了《春秋》，叔父就原谅了他，还给他找了个官位。后来，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写出一首祈祷诗，就赢得慈禧的赏识，从此步步青云。对此，韦伯也在书中感到很惊讶。他就反问说，这些仅仅有文字教养，而没有专业历练的人，怎么能治理好那么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就是这样延续下来了。其实，韦伯的这种“惊讶”，还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的惊讶。因为对于西方人而言，书面阅读和经典背诵，本身并没有神圣性，这些知识只是可以被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已。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是很清晰的。甚至从中世纪的阿奎纳，到宗教改革后的加尔文，都认为大自然是被上帝创造，里面的规律，是人们可以去认识和掌握的。但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而言，传统和经典本身意味着神圣的权力，古代经典有绝对的权威和神性，需要反复诵读、考核，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政治治理。如果对这些神圣经典也能够倒背如流，不正体现出背诵之人的卡理斯玛魅力吗？自然，靠背诵经典而得到官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从上面三点看来，相对于佛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虽然儒教的宗教性还不是最深的，但儒教自身确实具有宗教性，比如对君主、圣贤、祖先、古书甚至文字的神化，都视为有卡理斯玛魔力。也就自始至终无法摆脱附着于整个传统的巫术化倾向。另一方面，儒教教育和士人又是相当世俗理性的，专注现世世俗的人文教育和政治事务，排斥自然科学等专业教育。也就至始至终发展不出更科学、客观的专业知识。最后，这两个方面一配合，就导致了一种极其严重的“传统主义”，就是崇拜古人、崇拜祖先，拘泥于既有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这样的话，在创新能力上势必会趋向越来越保守，甚至不肯随意改变了。因为改变既有传统，即意味着威胁传统的卡理斯玛。鲁迅曾说，如果要在中国这个大房子里开一扇门，中国人就只会开一扇窗。除非扬言要拆房子，中国人才肯开一扇门。如果再结合韦伯对儒教的分析，想来应该不无道理。然而，问题更在于，上层的儒教精英只关心治理现世，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并不关心大多数民众的宗教需求。但这种供需关系是一直存在、无法消灭的。当供不应求时，会发生什么？当然是会出现新的供应方，来满足这种长期存在的需求状态。一旦出现更适合需求的新的供应方，困顿的民众将会趋之若鹜。这个在民间替代儒教的新角色早已出现了，就是道教。道家、道教与中国社会伦理
道教，被称为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道教的“道”，其实也是正统儒教的概念。但不同的是，儒教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追求道的实现，而道教去追求这个“道”的方法和途径非常不一样。我们也从三点来看道教。第一，先来看道教的理念。先秦时期的道家，比如老子，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倡导“无为”和“不言”。《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道家反对儒家那样这么强调后天教育和介入时事，反而觉得既然做多错多，那就干脆无为、顺其自然吧。第二，所以，为了达到理念上的“无为”、返归自然，那在现实实践中，往往导向隐居、冥想、清心寡欲。而到了基层，更滑向追求长寿了。也就出现越来越多的修炼长生术的人，甚至职业的道士，道教就这样产生了。在道教看来，真正的完人、圣人可以避免死亡，所以为了成为完人，就需要非常重视肉体的生命。这样的话，就逐渐发展出“吐纳术”，就是调节呼吸、抑制激情，涵养“元德”。道教提倡“复归于婴儿”，婴儿是一个人生命最初的状态，也是元气最饱满的状态。通过炼内丹、结圣胎，慢慢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人们可以回到婴儿那样充满元气的生命状态。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原先老子那种道家哲学，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修炼术了。第三，虽然有些道士是隐居的，但也有很多道士是同现实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道教跟农民、商人等关系密切。比如，东汉黄巾起义时，张角在四川建立了“太平道”，就有严格的行政组织、税收、军队和法律等，存在着严格的教阶制度。在这里，源自道家的道教，已经成为提倡天启末世救赎、动员农民起义的民众宗教。再比如，道教在商人群体里面也很流行。大家都知道，财神爷就是一位道教谱系里的职业神明。但道教对商人而言，重点不在于诚信、遵守规则这些市民伦理，而是各种长寿术、治疗术和驱魔术，它许诺带给人今生来世的健康和财富，其实是一种相当世俗的民间信仰。更重要的是，道教全面融入中国基层老百姓的生活，那些被官方祭司和儒教文人排斥或者看不起的各路神明，都纷纷进入了道教的神谱，一一被“封神演义”。只要跟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关，上天入地下海，不论风神、雨神、灶神、土地公，还是玉皇大帝、元始天尊，都在道教里逐渐成为具有卡理斯玛魔力的象徴。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他也接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大家想想看，既然儒教忽略了民间老百姓的宗教需求，排斥那鬼鬼神神，那老百姓当然需要新的宗教供给方了，不然如何面对古代社会日常生活里的那些灾难和不幸？这样的话，总体看来，从道家到道教，真的是已经完全向所谓的“巫术”转化，其中并没有发展出一种适切于工商业和市民社会的普遍伦理。更关键的是，扎根在中国基层、更具民间影响力的道教，它的世俗化、巫术化的程度和影响，都更深、更广。“巫术化”是儒道的命运？
说完上层的儒教与基层的道教，我们来比较下两者的异同之处。第一，儒教和道教，两者的不同点很明显。儒教是相当精英的，只限于受过长期儒学教育、可以识字作诗的人，主要是官员和儒生。他们不关心彼岸世界，也不关心专业技术，只关心现实政治事务，专注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是在古代中国，多数人是文盲或者是未受系统教育的老百姓，那他们主要就受佛道教影响。基层的道教，虽然关心彼岸世界，想要超凡入圣，但又没有儒教的世俗理性，往往会沦为长寿术、占星术等等巫术。第二，不论儒教还是道教有多么不同，但都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点。比如，都相当重视传统，都强调官僚主导秩序、等级制、坚守孝道，崇拜古代经典和祖先。总之，祖宗之法不可废，“传统主义”非常深厚。另外，它们都轻视自然科学、形式逻辑和专门人才，都存在滑向巫术的先天不足。因此，从儒教和道教两个方面看来，不但上层的儒教不能抑制巫术，它本身对君王、祖先和传统的崇拜就存在着演变为巫术的趋势。而基层的道教更是深度滑向巫术，更无法摆脱巫术化的命运。根据这样的逻辑，所以韦伯就认为，正是这些导致以儒教和道教主导的中国文化，逐渐走向“巫术的理性系统化”，而未能发展出类似新教那样理性且又禁欲的入世伦理，最后也就自然没法激发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韦伯“正反命题”的回响
除了儒道这样的“反命题”，作为“正命题”的新教伦理又是什么？韦伯在《儒教与道教》最后一章有过比较和分析，当然他在另一本巨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更系统的回答。我在此简单提一下，以后有专文详细论述。其实新教尤其是清教徒、加尔文宗，即使在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拉美和非洲的基督教等等）里面，也是很独特的宗派类型。清教徒主张禁欲、反对享乐，更反对偶像和精灵崇拜，而把俗世工作当成修道，把整个世界都当做修道院，用努力工作来彰显得到救赎的确据，以此来回应上帝对每个信徒的“呼召”（calling）。简单说，就是“拼命赚钱、拼命奉献、拼命工作、拼命修道”。此外，清教徒、加尔文宗都精通新旧约圣经，也就意味着精通市民社会的法典，训练出强烈的“圣约”意识，遵守律法的精神，同时有意栽培近代以来发育的科学，比如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等专业知识。这样的社会氛围，是不是有利于科学家、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的成长？之所以近代资本主义几乎都源自新教地区，就是因为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先天优势和亲和性。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的最后，韦伯也指出，其实儒教与清教存在着相通或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很讲究恬淡的人生观、抑制激情。韦伯也承认，古代中国确实存在着大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甚至比日本更有能力吸收西方科技经济，但中国最终也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地域一样，没有产生近代资本主义。儒教、道教乃至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经济发展活跃，但始终没有突破祖先崇拜、官僚行政主导、崇尚古代经典、排斥专业知识等，也就无可避免地滑向“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所以，最后也就没能发展出类似清教的伦理。环视这部近代的全球史，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先在西方新教国家产生，逐渐扩散到亚非拉地区。在这个大格局里，中国的近代史由此开始，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都被卷进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当一个特殊的“中国”开始反向影响“西方”，我们又该如何回应韦伯一百年前的“正反命题”？![]()
韦伯是思想史上绕不开的里程碑。他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因为他完成了两个任务：看清现代，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反思现代，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
他不是一个象牙塔中远离大众的学究，而是一位广泛介入公共生活，面向社会和现实，更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为此，吃果读书诚荐“马克思·韦伯作品集”，读懂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马克斯•韦伯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从宗教角度讲述东西方文化的差距。揭示了价值观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变革的源泉。本书是闫克文老师译本，国内最经典版本。◎《学术与政治》：韦伯将一生的经验和学识都浓缩其中。与韦伯其他著作不同，本书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身为学者和政治家对现实的强烈关怀。现代政治学里的诸多重要命题，在这本书里也都有所体现。
◎《经济与社会》：本书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部社会学著作，高居第一。全书内容涵盖了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是一部“社会学大全”。再现各大文明演进路径，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由来与可能发展方向有颇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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