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面子”问题
文：孙隆基
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既然具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因此就产生了在别人面前“做人”的观念。至于新教文化的西方人，则没有这个观念，他们只说“是”（to be）一个人。
的确，只有在“二人”定义“一人”的场合下，才需要在对方“面”前去“做”；“一人”自我定义的话，就只“是”他本人。因此，在英文里，对人问候时说：How are you？具有问对方本人“是”怎样的意思。中国人问候别人，则多半涉及对方的身体状况，例如：“别来无恙否？”亦即是关怀到对方身体的安康，因此，仍然表现了“二人”之“心”对“一人”之“身”的关怀。
“做”一个人与“是”一个人是两个相反的观念。“是”一个人就是去面对自己，亦即是必须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在世人面前出现，在世俗关系里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性。“做人”则是为了别人才去“做”一个人为的角色，即使最后是为了自己也必须先为别人（亦即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含示一个人将社会观众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比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为重要。中国人很讲究“面子”与“门面”，就是这种倾向的最好说明。“面子”与“门面”，顾名思义，是指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内里的东西，因此完全是摆给别人看的。有关自己这一方的“面子”与“门面”问题，我们拟在下文讨论。在这里，我们拟分析中国人在别人“面”前“做人”，亦即是给别人“面子”问题。如前所述，中国人的“做人”往往是指自己的心“有到”对方“身”上，对方的心也“有到”自己“身”上。这种具“体”人情制约原本的含义似乎是双方都必须在现场，这个人情才感觉得到，而起制约作用。这个必须“有到”才起制约作用的情形，也表现在孔子所说的敬神的态度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果不在，就很难去敬。不过，在人际关系中，既然双方都有“心”，那么，即使在千里之遥，也会当对方“有到”的；如果没有了“心”，即使在“面”前，也会如香港人所说：“当佢无到”。这个原本含义是双方都必须在场的具“体”感觉得到的人情制约，自然是先看“面”的，因为面部是表露表情的地方。因此，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味就是不待别人开口，而是从“鉴貌辨色”去觉察对方的需要，下级对长官也是“看面色”办事，对“有头有脸”字号的人物就更需要给他“面子”。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做人”，表示自己“有心”的方式就是给对方“面子”；如果“撕破面子”就表示没有了“心”，自然也表示不要看对方的“嘴脸”。即使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如果后者出现“离心”倾向，也用“人心向背”来形容，“背”就是不面对的意思。然而，在双方的“心”仍然“有到”对方“身”上时，就必须“面对”，因此，如果自己做得“不对”，就会问“心”有愧，没有了“面目”见对方，于是，就是“对不起”对方——换言之，对方还有面目，而自己这一方却没有了脸。既然不见面，人就会疏远，特别注重人情味的中国人总会常常提醒自己或对方多见“面”。因此，一个人从远地回来，没有去找故旧，给对方碰到了，不论是真心的抑或仪式性的，总会说：“为什么不来找我？”的确，对强调具“体”心意“有到”彼此“身”上的中国人来说，常常见“面”，是至为重要之事。中国人的“做人”，总是必须摆出处处以对方为重的姿势——亦即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唯有如此，才觉得“对得起”对方，也认为只有这样才会赢取对方的好感。政府奉行的“中外友谊”，基本上仍然是中国人“做人”方式的一个延伸。若干年前，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下，中国队与友好国家竞赛时，也有故意输给对方的例子——只可惜，别人不见得会“吃”这一套，因此也不一定会领“情”。说起中国人的“做人”，并不是指凡在人“面”前都去做作的意思，只是说：中国人有将真“心”范围以外的一切领域都加以人情化的倾向。至于真“心”范围，中国人就总是用身体的内脏部位去形容它。例如，《大学》在论及“慎独”与“诚”的那一章中，即用“如见其肺肝然”来描写一个人的内在状态。因此，真正的好友叫作“知心”，彼此都可以“推心置腹”；真正的友情叫作“刻骨铭心”；真正可以信得过的人也叫作“心腹”（以此类推，真正威胁到自己的总是“心腹大患”，威胁不到的则只是“疥癣之患”；蒋介石在大陆时，既然视中共为前者，日本人是后者，乃有“攘外必先安内”之举）。中国人对人表示自己是诚意而不是表面功夫时，也会说：“这是肺腑之言。”如果对方不相信，不领“情”，情急之下则会说：“要不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因此，一个真挚的人总会给人“肝胆照人”的感觉，而一个真正热“心”的人也会令人觉得他是古道“热肠”的。有时，在涉及私人化的爱憎时，也会视对方是否“对自己的胃口”或令自己“倒胃口”。因此，当中国人“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总牵涉到内脏，“做”一个人的时候，则只涉及“表面”；在这里，也同样存在着“内外有别”，然而，不论是“表”抑或是“里”，却总少不了“身体化”的意象。作者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无情地把中国人赶出了几千年的精神温室，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重新审视个人观念、精神危机、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传统社会为何诞生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制造了多少无法挣脱的困境？又如何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深远命运？本书刀刀见血，深挖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先醒来的人”身在其中、全力挣脱，又想唤醒沉睡者的痛感，这也是本书当年在地下被广泛传抄的原因——刺痛，却令人清醒。学者傅国涌：当年我只拿到十多页该“书”的详细目录，就“如获至宝”。学者许纪霖：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复印本，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糊，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本书命运多舛，一度绝版，又在诸多努力中复活，将来前途未卜，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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