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帝国：
关键性的秦汉时代
文：许倬云
秦始皇统一中国，二世以后刘汉代秦，先后两个大帝国的体制，奠定了“中国”与“天下”两个观念的内涵。许多中国的主流民族自称为“汉族”，也就是从“汉代”这个名称延伸而来的。因此，这一时代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本章将在天下国家的体制、普世性文化的确立和内外关系各方面，分别讨论这一个关键时代的大转变。我们先考察“中国”和“天下”这两个名词的演变。战国时代，孟子已经说过：“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因此，在孟子心目之中，当时七国时代的纷争终究会统一为一个天下。孟子也谈到“中国”，例如上章引用《孟子·滕文公上》，提起他和陈相的辩论，是以北方为“中国”，而楚国则是南方的蛮夷。在这个意义上，天下和中国并不完全等同。战国七雄中，楚国代表南方挑战中原——春秋以降“尊王攘夷”排斥的对象主要就是楚国。此外，偏居西边的秦国和远在北方的燕国，从中原的眼光看来，也只是中国的边缘。秦始皇统一之后巡游各处，立碑夸耀自己的功德，在这些碑文之中，“六合之内”“宇内”“天下”和“中国”掺杂着出现。显然在他心目当中，他已经将“中国”确定为相当于天下的地位。不过，在文字比较完整的琅琊台石刻中，提到中国的疆域：西边到流沙，东边到东海，北面到大夏，南边到北户——即是秦廷以为的中国四周的边界。“流沙”当然指的是中国西北一带的沙漠，“东海”显然是中国东边的海岸线。“大夏”却是问题——中国的北方没有“大夏”。据汉代记载，“大夏”乃是西北边外的一个国家；汉人提到的“大夏”，乃是指泛希腊文化的巴克特里亚。这是一个塞种人（斯基泰人）的国家，原来应当是分布在今天新疆西北部及西伯利亚地区。在秦始皇的时代，大夏并不强大，秦人可能只知道西北有如此一个国家。其实这个国家和中国之间还隔着匈奴呢。“南至北户”，根据汉人的解释，“北户”相当于今天南海地区，在后来汉代建立郡县时被称为日南郡。在秦始皇的时代，帝国的南边已经到达今天的广东省，却并没有深入南海，也没有进入今日的越南。从“大夏”和“北户”两个名称看来，秦帝国的边界内只是有四五十个郡的疆域；对于超越边界以外的情况，秦人并没有很清楚的知识。也许，从秦人对自己疆域边界的了解来看，他们在天下和国家之间还是有所界别。“天下”是普天之下，“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地区——这一个“中国”，却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中原”。秦始皇统治了如此庞大的帝国，在他心目之中，天下的核心即是秦廷统治的郡县；中国以外的部分，虽然是天下之内，终究是边缘而已。在秦代以前，我们不知道邻居对中国的称呼。从汉代的典籍看来，即使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北边的匈奴和西域一带的民族，依然常常称呼中国人为“秦人”。“秦”的发音，也就相当英文的“China”，在印度的梵语中，中国被称为“支那”或者“震旦”。外人称中国人为“汉人”，要到汉武帝以后，在此以前，“秦”代表了中国。（西方对中国另一个称呼为“Seres”，那是“丝绸”的意思，另作别论。）汉代继承了秦人建立的庞大帝国，而且历世四百多年，外人逐渐称中国为“汉”，历久成为习惯。这一名称沿用到今天，中国人自己的主要族群也还自称为“汉族”。从殷周两代开始，经历春秋战国，过去以人群组合作为基础的共同体逐渐转变。总的趋向，乃是从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共同体，乡党邻里成为个人主要的归属。这一转变，可以从国家的管理制度视见。春秋时代，封建城邑中的居民是统治的族群，在城外，居住在乡遂的“野人”（意指城外郊野的居民，并不意涉野蛮）则是另外一套编制；从封君的角度看，这些人是封建体制外的他人族群，而不是按照地域区分的被统治者。战国时代，如前章已经说过，七雄都经过制度上的转变，加强其统治的能力。城邑之外和城邑之内，都要纳入同一套管理系统，郡县制度的雏形已经出现。郡县以下的基层，在春秋时代还是以“社”为中心的人群共同体。所谓“社”，也就是地方的保护神，每一个“社”所在地区的居民，都围绕着保护神成为一个共同体。秦统一中国，彻底实行郡县制，统治权达到地方基层。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到当地县级首长是秦军的小军官。显然，秦一占据楚地，就立刻建立起统治机制。根据青川木牍记载，政府管理的业务直透地方的农业和仓储。汉代延续秦制。地方基层的行政建立于乡、里。我们从秦汉简牍的记载，看到“社”转变为“里”。今日所见的秦汉简牍，涉及的区域既有边地（如居延），也有中原（如尹湾），更多的则是楚地出土的地方记录。这些记载所反映的地方基层管理基本相同。最基层的“里”，例如，根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郑里稟簿》或荆州松柏出土的《二年西乡户籍》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经过郡县、乡亭直接管到基层。政府掌握了每一个“里”的人口数字，多少大男、大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他们每年的增加和减少，这些人所属的家庭以及彼此的关系，和每一家的产业。政府征收人头税，即所谓算钱和田赋，也由当地“里”的干部负责收集。在一个“里”中，也有一些自愿的组织，例如，像今天标会的合作团体、祭祀的集团、共同投资经商的结合等，有的是以“社”的名义出现，有的是以“约”的名义出现，却都以同“里”的人为主体。里长、三老等领袖人物，常常直接参与这些民间的自愿组织。从这些记载看来，地方行政当局经过乡里的组织，直接掌握国民的生活。在帝国体制之下，编入户籍的个人都是帝国的人民，即所谓“编户齐民”。当然，“齐民”二字并不表示人人平等，社会上的阶层还是存在，只是在帝国体制之下，百姓归属于国，并不属于族群。从这个意义来讲，帝国的统治贯彻到基层，说明了古代族群那种拟血缘的共同体已经解散，而代之以行政组织的基层单位，作为生活的共同体。秦汉帝国经过秦、前汉、后汉四百多年，彻底地打消了过去的族群观念。从经济制度来说，从春秋到战国，生产的能力逐渐提升，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换也因为道路的畅通而愈来愈密切，这些情况提供了货币经济发展的条件。战国晚年到秦汉初期，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经济活动，包括各种产业的发展、工商业聚集的财富数量和全国都市化的现象等，中国几乎出现工商与农业并重的经济体。汉武帝以后，政府为了支持对外战争，极需资金，不惜竭泽而渔，用高税聚敛都市的资产。工商经济大受打击，不再有发展的机会。从此，中国经济形态转化为以精耕农业为基础，发展了农舍手工业的市场经济。这一个现象，在我的旧著《汉代农业》中，有相当清楚的描述。市场经济还是需要货币，汉代的货币五铢钱代替了过去战国时代各国各自发行的货币，也代替了秦代复杂的货币制度，成为非常稳定的交易工具。五铢钱的币值和信用长期稳定，甚至汉代亡了，魏晋以后，五铢钱还是一种很受重视的有价媒介。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长期维持其稳定的信用，必定对国家的凝聚产生重要的影响。汉代以农舍手工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地区间特产的交流依赖于秦代已经开拓、汉代继续发展的全国交通网。《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当时中国的道路网，俨然已是“三纵三横”，笼罩全国。在这一道路网上，都邑城市扮演的角色乃是各级货品聚散的交换中心，而不一定是生产基地。这些都邑城市，往往就是郡县行政单位的所在地。这一现象，也使得帝国体制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使政治与经济彼此辅翼，发挥了强大的凝固力。中国历史上，这一全国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正是由于经济的互依，创造了国家复合的契机。在思想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思想极为活泼的时代。到战国晚期，各家思想彼此影响，来自各个地区的地方色彩也因为彼此影响而逐渐融合。例如，本来在中原发展的儒家，和在南方楚地发展的道家，在彼此对话过程中，都有所修整。法家本来就不是学派，而是若干讨论管理学的人物，将他们的意见整理成理论。战国时代，各国经过一些不同的改革，这些经验，在彼此学习的过程中，成为帝国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儒家和道家对这些法家的理论也有相当的影响。秦始皇在各处立碑，其中表彰的礼法和伦理，以及推崇的国家秩序，其实和荀子的理论相当地接近。这也是由于，秦始皇的主要助手李斯和李斯的同学韩非，都是荀子学派的人物。汉代实行的治术，继承秦代精神，乃是儒表法里。至于道家的哲学，虽然表面上和统治无关，但道家的道术也是一种手段。《史记》将韩非与老子同传，也不是没有道理。从战国晚年开始，因为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各种思想相互影响，有人开始做综合的工作。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文字，从此中国的文化有了一个可供全国共同使用的载体，战国时代已经呈现的思想交流，遂有了更大的发展。吕不韦的门客合编的《吕氏春秋》，就是一个大的百科全书体。汉代的《淮南子》，则是以道家思想作为基础的综合著作。这些著作都涵盖全部知识，从宇宙论，知识论到政治哲学，无所不包。这个气魄，确实是和天下帝国的格局相称。汉代董仲舒的著作，以天人感应为主题，则是将人类的知识和宇宙的结构，结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知识系统，许多儒家著作的文章结集为《礼记》，其中内容也无所不包。西汉初年，大乱以后，朝代初建，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道家哲学成为无为而治的基础。汉武帝以后，政治趋向于上下贯注、无所不包的大格局。儒家的今文学派上承孔子济世的使命感，发展的方向是发挥“内圣外王”的“外王”部分。董仲舒建议政府“独尊儒术”，也是为了通过儒家的理论，为天下建立一个理想世界。《礼记》“王制”和“礼运·大同”两章，所标榜的都是一个理想的天下帝国。董仲舒的学生们甚至建议汉代的皇帝让出帝位，由贤者接替。西汉末年王莽夺取政权，其所持理由也是为了实现儒家理想。凡此综合性的思想，大开大合，与天下帝国的结构彼此呼应。董仲舒曾经应汉武帝之召，回答武帝的问题，提出所谓“天人三对”。除了关于天人关系的宇宙论观念以外，他最有影响的建议，是有关人才的选拔。汉代本来就有邀集天下人才的机制。在汉初，朝廷不定期地要求高级官员推荐人才；有才之人，也可以自动向政府报名。朝廷也不时让这些人才提出他们的建议，或者朝廷命题，要求他们答复。董仲舒的对策，就是回答朝廷提出的三个大问题。
察举制度在武帝以后成为罗致人才的制度，内外高级官员都可以推荐天下人才，在不同的名义下——例如孝廉、方正、孝悌、力田，或者列举其特长，例如“能使异域”，等等。察举终于制度化，由各地方定期推荐人才进京，在上述各种名义之下，通过考试后，担任侍郎、郎中等类，留在郎署候命。那些地方推荐的人才，通常是地方官署的职员。这些职员经过上司考核认为值得推荐，就以递送地方工作报告的名义进京，同时，他们就作为地方推荐的人才留在京城。在郎署待命的郎吏，等于是在京学习。他们以种种名义，在朝廷担任助理工作，甚至于执戟廊下，侍卫朝廷。他们也会被派遣在官署中服务，或者担任高级官员的助手，随时听待差遣。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批郎署的待用人员，可能被任命在首都服务，或者奉派到外地担任各种职务。汉乐府诗中有一段形容汉代公务员的宦途过程：“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有人以为，“二十朝大夫”未免年纪太轻。其实，此处的“朝”不是中央的“朝”，对于汉代的地方政府，当地人都可以称之为“本朝”——“朝大夫”只是在本地担任公务员而已。宦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却是“三十侍中郎”，从这个阶段以后，被察举的候选官员才真正进入了中央文官组织。西汉的高级官员之中，四十岁做到二千石者并不罕见。很多人在五十岁以前就做到丞相，或者相对于今天的部会首长。察举制度网罗天下人才纳入统治机制，他们带来了各地的讯息，使朝廷决策时，经过这些人，可以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形和需求。如果他们奉命担任外职，以汉代回避本籍的制度，必定在本地以外工作，可是在地方首长周围的辅助人员，都是从地方人才中征选、都是本地人。于是，一个地方政府既有外来人作为首长，又有当地人作为辅助，彼此平衡。如此一来，中央和地方之间，既有适当的沟通，又不至于发生当地人在本籍服务的偏袒现象。定期察举，等于将全国人不断地周转，不使任何地方独占权力，也使全国的信息因为人才流转而流转，全国的政策不至于有地方性的偏差。前文曾经提过，以农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将全国组织为庞大的经济网络，地区之间自然有物资的流转。察举制度则是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将人才资源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这两个网络，彼此相辅相成，幅员广大的帝国，因此可以凝聚为整体。以上所述，主要是从秦代到西汉的发展。经过二百年的演变，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终于转化为坚实的皇朝体制，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大网，将广大的中国融合为一体。再加上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
儒家——尤其今文学派——主张选贤与能、为社会服务，也主张天子承受天命，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一姓一家永远统治。这一套意识形态，使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当然，文官之中的大多数会甘心为皇权服务；可是，也有不少人，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可能以他们的意识形态约束皇权。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帝国之中，中国的这种制衡机制是相当特殊的。西汉的文化精英和统治阶层之间，具有如此微妙的关系，既可能有一时的冲突，也可以形成长期的稳定。社会精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西汉以后，常常是庞大帝国能够维持不散的重要因素。本文节选自《说中国》，许倬云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许倬云先生曾在采访中将自己称为学术界的“世界公民”。他说：“我视个人的良心和学术规范高于一切，不会因为任何民族情感、对组织的忠诚，甚至是国籍毁掉自己的学术声誉。”这种“世界公民”式的强烈诉求，让许倬云先生不仅成为一个具有“通感史观”的著史大家，还让他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一直秉持先师沈刚伯的训诫：著史应如二郎神，双目之外有一只“烛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这使得他能如此通达，敏锐把握历史剧变中的脉息。先生的西周史、春秋战国和汉代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是，他并没有像很多专业学者一样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束之高阁，他将毕生所学倾力传授于学生。并且用通俗的语言写了很多“小书”，向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讲解历史。葛兆光教授指出，比起繁复细密的学院论著，许先生写史“需要更多的知识背景，更大的论述视野，和更强的领悟能力。”为此，吃果读书诚挚推荐“许倬云中国文化研究两部套装”，站在世界的角度，理解中国，从而完成华夏文明的“自我审察”。这两本书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秉承了许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穿越千年，塑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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