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拿诺奖的作家至少有十个，但阿城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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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拿诺奖的作家至少有十个

但阿城只有一个

文：度公子编：李强

还记得莫言拿诺奖时，在中外文学获奖论坛上，作家兼段子手刘震云笑着说：“莫言获奖，好多人问我的感受。这就像我哥娶了嫂子，洞房花烛夜，别人问我感觉。我说，祝他愉快。莫言能获奖，表明在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

一个也好，十个也罢，将来的将来，必定还会有更多杰出作家站出来的。但有这么一位作家，却是独一无二，此人便是写《棋王》的钟阿城。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里面，梁文道说：“诸位听说过阿城吗？要是没听过，那可就终生抱憾了。”

1949年的清明节，阿城在北京出生了。

父亲钟惦斐是电影评论家，建国后在中宣部负责电影工作。阿城8岁那年，在《电影的锣鼓》中，钟惦斐提出警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艺术家应当受到足够的尊重。”

一句话引火上身，被打成佑派，党籍、职位全无，下放农场劳动。这一来，家庭一落千丈，只能卖书维持，母亲拉扯5个孩子，供养姥姥和上学的舅舅。

那时，家中偶尔吃肉，切成一小块，用绳串了，五个孩子一人一串。穿呢，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就糊成布渣做鞋。

阿城父亲钟惦斐

日子过得是非常苦，精神上却是极其丰足的。因为父亲被打成了佑派，阿城在学校里很不受人待见，他就一个人跑到书店里去看旧书。去的最多的是西单一个很大的书店，店里书目没有归类，拿到什么是什么。很多书读到一半，店员就给卖出去了。来阿城变聪明了，看得起劲的书，他就把它放到书架的后头、里侧，下次接着读，这才读了不少完整的书。

除了读书，他还常常去琉璃厂闲逛，画店、古玩店就是免费的博物馆，店伙计人也好，阿城问，他们就教。

阿城说：“觉得好玩儿的，店员就自得其乐地讲。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后渐悟。”

这些东西给阿城打下了别样的文化根基，后来跟人聊天，他才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紧接着，浩劫袭来，身为“特殊分子的子女”，阿城毫无选择，只能下乡。

从山西到内蒙再到云南，11年光阴就这么匆匆流逝。阿城高高瘦瘦，戴一副白框眼镜，因为身体不好，干重活儿吃不消，就被送到农场子弟学校去教书，语文、数学、英语、美术、体育，赶上什么就教什么，全是自由发挥。

下乡青年里，数他带来的书最多，中外名著、各类诗选，俨然小型图书馆。每天夜里，他还给知青们讲故事，《悲惨世界》《高老头》《复活》…...一盏油灯下坐满了人，烟头闪烁间，每讲到关键处，他就吊一吊大家的胃口。往往这时会有人给他递烟、倒水，急迫地问：“后来怎么样了？”

穷乡僻壤里，没什么书可看，无非《赤脚医生手册》《毛选》之类。书少，就读出一些方法来了：先是素读，先听懂别人讲什么。再反读，“好像不是这样吧？”第三遍，再检讨自己的看法。久而久之，有含量的句子、段落，自己跳出来，一本书很快就翻完了。

阿城曾说：“人生有限，书该越读越少，不然你这一生读到的书可就太少了。”

传言他读书，后来直接照着对角线读，开头选个词，中间选个词，末尾选个词，一条线扫下来，马上知道有没有新内容，没有，直接就翻过去。几卷本的大部头，他能提炼出最精简的一句话给人家。读书到这地步，已是通天的本事。

1979年，阿城回京，他父亲也已正式“平返”。刚回城，看什么都觉得陌生，

街上自行车过去，他都不敢动弹。适应新环境后，阿城立即投身文艺。

当初名噪一时的“星星美展”，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阿城便是诸多发起人之一。“十年浩劫”后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影响中国摄影艺术进程的“四月影会”，同样有阿城的一份热情融入其中。

经常有刊物找他画插画，阿城那时就动了写小说的念头。仔细一想：“要写，就要不一样，要是别人都能写，那还不如不写。”

当时，阿城在《世界图书》做编辑，借住同事的一间小屋，和妻子暂住。那是上世纪60年代兴建的居民楼，设施十分简陋，生活起居很不方便。房间只有12平米，两个书柜挤在墙角，屋里却要放下写字台、饭桌、沙发、双人床。就是这样，阿城还是以文艺点缀之，墙上挂自己临摹的意大利名画，其余的地方堆满各式各样的书籍。可惜没多久，主人回来了，要房子，无奈之下，阿城和妻子只能去住办公室。

虽说参与了一些活动，但拿阿城自己的话来说，“那些日子，倒霉步步紧逼。”回到北京后，他没有文凭，所以在编辑部是“以工代干”，想进入更高的文化圈子根本没机会。上山下乡的时候，他认识了范曾，通过范曾考中央美院，结果却没通过。一个研究所看他有才华，想帮他改变现状，然而当时政策上死活没给他一条路可走。“星星美展”夭折后，不少人都出名了，他不过被大家记为一个高水平的组织者。周围人一个个都建立了新的圈子，就他一个人还在寻找出路。

直到1984年的一天，诗人芒克来他家借宿，夜里冷，屋子挨着马路，两人被无数的羊蹄声敲醒，芒克烦死了：“干嘛非要晚上赶羊？”阿城说：“这是塞外赶来的，直奔屠宰场，这时候进城才不影响交通。”

说完便睡，第二天醒来，伏案写作。三四天后，一篇写“知清”生活的小说诞生，阿城寄给《北京文学》，结果被退稿，理由是“写了知清生活中的阴暗面”。

当时北京有个圈子，许多探索作品，都流到了有“陀爷”之称的李陀手中。李陀看了一惊，赶忙拿给《上海文学》。发表后，这篇4天时间不到写成的小说，一下子就把整个中国文坛给震了。这篇小说，就是大名鼎鼎的《棋王》。

在景洪农场当知清时，阿城见到过何连生下棋，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把当地下棋的人全给镇了。结合脑海中其他几个形象，阿城便写出了中篇小说《棋王》。

《棋王》一炮打响后，阿城那两间小屋，每天都有无数人慕名而来，要见作者。全国各地文学刊物的编辑纷纷登门索稿，有时一天能来几拨，有的一拨能来上几次，短短几天时间，茶叶居然都喝了5斤。阿城爱吃面，编辑来了，他也下面，家里创下过一天下16次面的纪录。

但面对文坛的震动，阿城却表现得很淡然，而且绝非是装出来的淡然。《中国青年报》的马立诚邀稿，希望他能为自己写一段小传。

阿城介绍完自己的经历，总结说：“这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这与一个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没多久，他写了短文《会餐》给《作家》，拿到了《作家》杂志首届小说奖，刊登在杂志上的一段小文，他写道：“稿件被《作家》选登，需极清醒。万不可以为名字在《作家》上出现，便是作家。我得到《作家》小说奖，没有不高兴的道理，但我知道，我仍只是一个作者，还远不能成‘家’。发奖会上若由每人介绍自己，我便会站起来，说‘作者阿城’，然后，鞠一个躬，坐下。”

电影《诗意的年代》

1985年的下半年，《孩子王》《树王》相继发表。在阿城最初的写作计划里，他还打算写《拳王》《车王》《钻王》等八篇凑齐了，就出一个集子叫《王八集》。《车王》写出来，阿城寄给《钟山》，结果邮寄途中遗失，他自己也没留底稿。

谁也没见过这篇小说长什么样。再写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短篇之后，阿城就没再怎么发表东西。

对于写小说，阿城并不痴迷，他调侃自己是“文学失足青年”。阿城认为文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小说就是讲故事，人人都能掌握，只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作家，也从来没想靠小说扬名立万。

那时写《棋王》，一是想试试，二来也是为了挣稿费补贴家用。有一次，他带着儿子去吃冰棍，三根冰棍，几分钟就下肚了，然后眼巴巴望着他：“还要！”身为人父，当然希望儿子把世界吃光，可是手头实在拿不到那么多钱。

阿城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

对于细碎、平庸的人生，阿城从来就不抱鄙夷的态度。《棋王》《孩子王》要改编电影，滕文骥、谢晋拉着他去写剧本，他觉得写小说挣钱太难，立马去了。

阿城说：“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手艺人，写字的目的就是换钱贴补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衣食是绝顶大的问题，先吃饱再谈其他。”

阿城知道，音乐、小说、绘画，那是艺术，但解决不了安身的问题。到处跟人聊天，也聊不来饭钱。

很多年后，有记者采访阿城问：“《棋王》那么轰动，还养活不了你？”阿城一乐，说：作家和畅销书作家，这本来就是两码事，按发行量来算，中国没几个作家能养活自己，王朔可以，但当年他不介入影视不会有那么大影响力，贾平凹一本书卖十万册，他一幅字多少钱？畅销书作家，那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就是要饭的概念。所以说，全世界没人把作家二字印在名片上，那等于跟人家说，我是要饭的。

不久后，文章流传到国外，阿城接到一个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可以到美国去生活一段时间。

到了那边，阿城觉得挺舒服的，因为不需要背景、不需要人脉，不是什么人情社会，只要踏实干，活得就能比在北京好很多。就这么着，第二次再去，他就留下了。

当时他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名气啊，到了美国，阿城刷过墙、送过外卖，据说还送到迈克尔·杰克逊家里头。他同时打很多份工，全是体力活，“干这些就能赚到足够的钱生存了，我干嘛还非得逼着自己费那个脑子？”

阿城的智慧，都用在了生活上，刚到美国不久，他在高速上开车，忘了亮车前大灯，被警察截停，对方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堆英文。

阿城有个词不懂，情急之下掏出字典，递给警察，示意透过字典上的词沟通。警察皱起眉头，把字典翻到P字那页，再找r，再找i，再找s和o和n，递回字典给阿城，阿城一看，Prison！吓出一身冷汗：“要抓我坐牢？”警察说：“这次算了，下不为例。”

还有一次，阿城旅游归来，一开门，全家竟然被搬到只剩下一个床垫，上百张珍藏了数十年的经典CD被盗。他倒不急，转遍了街区的所有音像店，专门去翻那些二手CD架，最终找到盖有自己印章的CD，随即报警。

没过多少日子，所有CD就都回来了。

王朔骂过很多人，能被他瞧上眼的没几个。但一提到阿城，他是由衷佩服：“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北京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王朔（左一）与阿城（左三）

王朔跟冯小刚捣鼓电影，不是反应平平就是审查不通过，文化界四处传来讨伐声，王朔烦了，就先到美国去休息。等见到阿城，顿时给他惊着了。那时候，阿城在美国有了房子，房子里最多的不是书，而是各种工具。他倒腾过仿古家具，也教过一阵钢琴，都没赚到多少钱，于是一拍脑袋，翻新汽车，一边玩儿一边赚钱。

这是怎么个玩儿法加赚法儿呢？先到汽车坟场找一辆破烂不堪的古董车。30年代的，不用多好，大众车就可以。几十块钱或一两百块买下来，拉回家，然后订购一本旧型号大众车的汽车手册，根据手册的内容，先把零件全套买下来，回去拆开、换新。汽车其他的部分，什么气缸、刹车、底盘系统、变速器…全都是他自己摸索着改换成新的。

最后，花钱喷漆，最多3000美元成本，一转手，至少卖到20000以上，玩儿也玩儿了，还赚了一票钱。

王朔亲眼看见阿城到店里买本书，弄一堆零件，在他家楼下，一块块装上，自个喷漆，红色敞篷，然后坐在里面，端着一烟斗，整个人跟大仙儿似的。登时就把王朔给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时，阿城家里到处都是零配件，各种各样的修车工具比车行还齐全。通过自学，他亲手组装了古董车卖钱。其中那一部红色的敞篷车，超有范儿。

据说有个黑人盯那辆车盯了好久，每隔一段时间就找阿城问卖不卖，最后一直叫价叫到了将近二十万美元，求着让阿城卖给他，阿城就是不卖。

此外，当时的文化圈子里，大家尊称他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王朔住洛杉矶时，常去阿城那聚会玩，大家坐在一起，全听阿城一个人神侃。各地风土人情，没阿城不懂的，什么左道偏门都知道，慢条斯理地讲，诙谐得一塌糊涂，偶尔抖一个机灵，当场就能说得把人笑岔气了去。

一天，王朔忍不住问聚会中一人：“他老这么说有重复的么？”对方摆摆手道：“听了十年了，没一夜说得重样儿的。”还在国内时，阿城“会聊”的名号就大，《三联》的朱伟因《孩子王》与他结识，经过无数次的聚会总结出一条来：“与阿城聊天，无论什么话题，他都可以接过去，且聊得机敏，聊出味道。”

每次聊完，人说：“跟你聊天真有意思。”阿城特傲娇：“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画《三峡大移民》的刘小东说：“有时我是真不敢跟阿城聊天儿，跟他聊，感觉自己跟个白痴一样，什么都不懂，你说错一句，他马上就能给你点出来。”

黄章晋说：“阿城的知识结构，根本不像是49年出生的人，而像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90后。他完全就是本行走的百科全书。”摄影、绘画、音乐、装帧艺术，从意大利歌剧，到京韵大鼓，从藏泥塑、烧陶、傩戏面具，到新绛剪纸、贵州苗民的绣衣…以及各种吃喝玩乐的技艺，阿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阿城能成为饱学的“杂家”，完全得益于好奇心驱使下的兴趣，他也因此自言是“观察型人格”。早年在琉璃厂，看到好玩儿的器物，会想尽办法一探究竟，把它弄懂。后来在云南当知青，村寨里的仪式，别人都不多问，他却格外留意，成为日后追问巫术与艺术起源的感性经验。

那个时代，在急于返城的焦虑里，人很容易对周围环境丧失兴趣、视而不见，阿城就不一样，村里有赶马的把式，如何指挥方向，马惊了怎么应对，他都一一留意，再讲给别人听。

尽管当初震动了文坛，他根本没把出名当回事儿。后来十余年的光景里，他也写，像做一门手艺一样每天写几个小时。写到得意处，就给自己炒两个菜，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躺床上。作品不急着发表，等时间沉淀。

除了写作，阿城还是天南地北地跑，一类是受邀出游，赚取一点生活费，一类是手头有了余钱，就去想去的地方，中东、北非、南非，每去一个地方，总能得出知识上融会贯通的东西。

通常人的刻板印象里，都以为作家动手能力弱。可阿城回国后，靠拍照赚钱，人家要啥他都能想办法拍出来。他曾打算进一台织布机回家织布，还曾想在回龙观东边弄一亩地，盖一个大棚，一半做工作室，用来做石版画，另一半种东西，把从世界各地找来的稀罕种子种下去。

时间充裕时，他就去帮导演拍电影.1986年，他做过《芙蓉镇》的编剧，1992年，又和导演胡金铨一起，写了《画皮之阴阳法王》的剧本。后来的电影《吴清源》也是他写的李安的《卧虎藏龙》写了好几稿，写来写去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东西，赶忙把他找来，做最后的润色。

当年，侯孝贤拍《海上花》，阿城到各个旧货市场帮忙买东西。《海上花》年代里用的煤油灯，都是他东奔西跑找回来的。有一回，他正一个人消磨时间，侯导说：“你赶紧到现场来！”。原来棚里在拍一个下雪的场景，大把大把人造的纸片往下撒。侯说：“不知道为什么，这雪太假。”

阿城在监视器前看了一会儿，转身就跑到洒雪的棚顶上，对道具说：“把纸都先使劲拽一拽，拽松了再撕，纸的密度就变化了。”道具按照他说的把纸拽了拽，再往下扔，飘落速度果然慢了。侯导在监视器后面：“成了！”

还有一次也是《海上花》。有一场戏，透过窗玻璃拍室内，煤油灯只做道具，现场打的电灯光。侯孝贤就觉得拍出来的光不对，没办法，又只好找到阿城。阿城看了看，说：“去拎桶水来。然后就在玻璃上刷了一层水，再回监视器看，透过那一层水，光就变柔了，感觉油乎乎的，侯孝贤连连点头，“这才对嘛！”

在很多人的眼中，阿城是个“文艺复兴人”他能画画、拍照、写小说、编剧本，还会烹调、打一整套的结婚家具。2003年，台湾方面介绍阿城时说：“与其说阿城是一个小说家、文体家，不如视他为坐拥俗世却清明谦冲的智人。”

关于生活，阿城自己也打过一个比方：“前院，老王正在弹古琴呢，突然家里人跑来说后院的炉子灭了，那就得马上拿出办法给炉子点燃。”

阿城说，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古琴可以优雅地弹，转过身，你又得能回去通炉子。

弹得古琴，通得炉子，是一种“通天入地”的本事。通天，是能去追逐高于生活的情韵，不天天拘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入地，是身上须带着一丝烟火气，人说白了，还是要吃饱了肚子，能够从容地应对琐碎的日常生活。

当初，刘小东画了三峡，要办展，请阿城帮忙写一点。阿城说试试吧。没过多久，拿出近10万字的文章，刘小东揉着胸口感激道：“吓死我了。他把整个三峡的历史全部交待了。”刘小东觉得深受教育，从此，赴三峡实地去画，出更多的汗，尽更大心力和体力去做这件事。

后来，刘小东请阿城吃饭，请的馆子太好了，阿城不高兴，挂脸说：“你们太腐败了。”刘小东想，那好，请你来家吃，你不是喜欢吃红烧肉嘛。结果阿城去了，挑剔地说：“吃肉，盘子要热的。”学问，可以做到尽心的融通，生活，也来不得半点的马虎。

阿城就像他的文字，鲜活、通透。与“无用之艺”为伴，去摸索情致，用“匠人之心”生活，去点亮炉火，这样澄明的心境，诸君亦可得之啊！

阿城，被誉为“文坛怪才”，但他的成就和影响，绝不限于文学。阿城的美学倾向、独特的写作视角乃至个人的丰富经历，都使他不能被简单视作向古代遗风的复归。他是文体家，“在重写中国话”，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中文之美；他是“看菜单比看荷马史诗津津有味”的生活家，知识构成像是互联网时代的人，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他还因为参与了电影《小说》，以及获得第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而被称为“中国电影界的扫地神僧”。但在诸多身份中，他觉得自己是一位鉴赏家。他的作品让几代读者都为之震撼。

阿城身上那些趣事，再复万言，亦难穷尽。但，要了解阿城，只看他闲谈时的寥寥数语，或者听他的传奇经历，终究是隔靴搔痒。还需要回到他的作品。为此，苍山夜语联合先知书店诚意推荐《阿城文集》（七卷本），深入了解其人、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