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刚：无可挽救的盛世废墟

▌繁荣的危机

历史的悲剧正在于社会已发生了病变，但这种病变却隐藏在盛世光环下，无人知晓。

时至乾隆中期，表面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几千年少见的康乾盛世之中。
　　

美洲引进的各种新作物如玉米、甜薯、花生等，打破中国内部疆界的束缚，广泛种植于以前难以浇灌的山坡地。伴随种植面积的增加，人口急剧上升。

孔飞力教授把这时的社会描述为“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就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来说，确实在发生“令人鼓舞的故事”。盛极必衰，危机恰好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悄然产生。
　　

第一，人口膨胀，百姓生计日益困难。

华裔学者何炳棣指出“十八世纪期间，中国人口大约翻了一番”，近百年的时间，中国人口就超过3亿。虽然新作物的传入而开辟了新的耕地，但是人地争食的矛盾却日益严峻。

国家经济繁荣与百姓日常生活水平形成鲜明的对照。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大多百姓在温饱线上日夜挣扎，竞争中的失败者则被排斥至孤独无依的境地。迫于生计压力的焦虑，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意识广泛弥漫。

孔飞力在书中就大量描写乞丐的生存境遇窘迫，以及施舍者的吝啬、猜忌与粗暴。虽然孔飞力说他对以社会或经济的焦虑为理由来解释人们对妖术的恐惧不甚满意，但是他也提到18世纪的中国之所以害怕妖术，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看不见的威胁，如人口过度增长，会偷走他们的生计。

在生存贫困线上挣扎的百姓，任何零星的骚动与细微的威胁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无规律可循，无逻辑可找，充满神秘色彩的叫魂者闯入本已不堪的生活，谣言必然随之产生，恐慌与粗暴也如影随形。
　　

第二，熟人社会受到陌生人的冲击。

中国古代本是一个熟人社会，家人、亲戚、邻人、宗族、乡党、朋友、同僚等构成日常交往的常规圈络。但是随着人口的暴增及国家在政策上对人口控制的放松，更多“自由劳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孔飞力提到，这在20世纪的西方人看来，是与“自由”与“进步”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在这个经济成长的时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力？”多余的劳动力以及生活的失败者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迁徙流浪，这对习惯于熟人社会生活方式的百姓来说，无疑增加了不安全因素。

孔飞力列举的涉“叫魂”案者，基本都是外来的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因其具有不被当地百姓所熟悉的边缘性特征，就被视作危险。德清计兆美案中，杭州人因他的外来口音而起疑心，被当作叫魂犯抓捕。从村民的过度反应来看，他们对这些外来陌生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既仇视又害怕。

第三，经济繁荣，不平衡现象加剧。

不平衡现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如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平衡，江南地区内部之间也充满了不平衡。“人们无须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

孔飞力引用了名士汪士铎对安徽绩溪难民的描述。绩溪出口茶叶、木材制品，偶尔还出口贵金属和铅，应该产生大量富人；但普通力农者却非常贫困，“虽终岁勤勤而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

不平衡加剧了人口的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18世纪的道路上。人们外出旅行，有的是为了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与无奈”。所有的这些既改变了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也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冲击。
　　

1768年，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与现代社会是如此之近，3年前英国珍妮纺纱机发明应用，17年后瓦特发明蒸汽机，21年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此时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国，表面经济数据也是一片欣欣向荣。

按道理讲，人口的增长、陌生人的增加及不平衡的加剧，并不是社会倒退应该有的现象，恰恰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副产品与后遗症。“中国悲剧近代的前夜”，在经济数据上并不怎么“悲剧”。发展的后遗症未得到很好的处理，导致繁荣尽失，中国进入近代的路程变得艰难而曲折，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乾隆的帝国为何不能把握住繁荣的机会，恰当地处理其伴生而来的后遗症？百年后的洋务运动，在“官督商办”口号下，经济、军事力量也迅速提高。百年之内，清朝的经济至少有两次高速发展，而灭亡的命运却已似前世注定。

问题的症结或并不在经济，而是出现在皇帝及其僚属本身。《叫魂》最精彩的部分，即乾隆对“叫魂”案件的回应，或能解决我们的部分困惑。

▌影子的战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到，暴君为维护他的专制统治，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杀掉优秀分子，垄断教育，使人民丧失灵魂，变得浑浑噩噩，服服帖帖；二是搅乱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猜忌与争斗，暴君渔翁得利；三是秘密监视人民，掌握其一言一行；四是使社会普遍贫困化，人民不断地为温饱挣扎，无暇关心政治，更无心反抗暴君。
　　

相对于汉人政权，清朝皇帝以少数族裔统治华夏，内里不免形成强烈的心理落差。文化上的不自信使乾隆另外寻找心理上的补偿，一是强化独裁权力，二是故意贬低汉人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

乾隆时期，“文字狱”盛行，经济发展，国民却日益贫困，官僚统治机构日益严密等，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所述如出一辙。难怪有学者认为，“叫魂”案纯粹是乾隆与其官僚利用巫术造成的个人纠纷，有意逐渐制作成一件大案。
　　

曾经的历史宿怨，如因剃发令引起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加上现实中汉人在人口、经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致使表面强硬、坚韧的乾隆，实际上早已“草木皆兵”。孔飞力对乾隆帝心路历程的揭示入木三分。

“叫魂”案发展到9月份，乾隆表面上的扭捏作态终于按捺不住，提出“削发”这个有可能重新引发满汉矛盾，从而动摇其统治基础的核心问题。从无知小民的妖术行为发展到别有用心的人欲煽动谋反，乾隆皇帝最终临门一脚促使“叫魂案”发生质的变化。举国上下，再也无人敢有怠慢，在皇帝的逼迫下，不得不加入一场不知道敌人在何处的战争中。
　　

在这场与影子的战争中，乾隆几乎调动了所有的统治策略。强化君臣间的个人关系，把大臣对朝廷的责任彻底转化为对皇帝个人的效忠。官员早已纯粹变成皇帝的奴才，任由责骂羞辱，毫无尊严可言。乾隆朱批嘲笑河南巡抚阿思哈为“无用废物”，对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纯粹靠个人关系是不够的，乾隆也通过重申官场的规范，要求官员“公忠体事”，来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认定的事情，官员在道德与制度上均无力正面批驳。传统士大夫的以道凌势，荡然无存。

“叫魂危机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合适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的案件，君主的愤怒可以发泄在行省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未能抓获妖党首犯。”

妖党存在于乾隆皇帝脆弱、敏感的心中，却要求官员在现实中揪出来，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利用想象中的敌人，来检验官员的忠诚与百姓的爱戴程度，似乎是专制权力拥有者惯常运用的手段。塑造了敌人，团结了同志，驯服了僚属，自然也就加强了专制权力的基础。
　　

学者施京吾把乾隆之所以能够利用御批的形式，调集地方官员制造举国恐慌、生灵涂炭的冤假错案，归结于“权力中心主义”，深得《叫魂》一书的意旨。皇帝通过垂直管理，随时随地介入与自己身份毫不相干的事务性工作。这导致官员办事不能以事实的存否为依据，而只能唯皇帝意志是从。

这种“权力中心主义”，虽然在某些时候，可以纠正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可以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借以显示皇帝的圣明；更多的时候，却是以业余代专业，以不熟悉代替熟悉，扰乱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更大的错误。

先犯错误后平反的恶性循环，成为日常政务的常态。乾隆把小民妖术行为变成举国大案，这只能是皇权基础已经破败不堪，杯弓蛇影式的变态心理反应。
　　

庞大的官僚机器在皇权的高压下，弄出了这么一折闹剧，令人啼笑皆非。正襟危坐的文职官僚虽然满嘴的道德文章，面对乾隆却不能理直气壮地指出事件的纰漏与方法的粗暴，官僚机器本身的纠错能力正在与日俱减。

举国上下，好似与影子宣战一番，虽有铁拳，却无力施展，最后筋疲力尽，草率收场。百姓丢掉性命，臣子丢掉官职，皇家失尽颜面。事后分析，乾隆皇帝的敏感与恐慌，或许也有一些道理。

历史并未过去多久，就出现了席卷中原大地的白莲教，杀入皇宫的天理教，以及后面的太平天国、捻军、义和拳等，多少说明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场与影子发生的“战争”并非偶然。

真正强硬的对手还未上台，皇权虽嗅出了血腥，但已乱作一团麻，无所措置。失败的最终结局，在未正式开局之前，早已注定。这种无可奈何式的悲剧，既令历史学家唏嘘不已，又兴奋不止。

孔飞力教授亦如乾隆般嗅出了真正暗藏的危险，唯一不同的是，乾隆想用强力消除它，药不对症；孔飞力只是用笔论述它，却讲出了历史真正的秘密，在于传统文明本身的衰落。

▌文明的窄口　

中华文明的帝制晚期，因丧失了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的能力，无可挽救地陷入文明的窄口，路越走越窄，最终走向衰败，甚至面临灭亡。
　　

乾隆时代经济虽然繁荣，但是繁荣的后遗症，已如前述在当时根本无力解决。农耕社会已根本无力吸纳人口暴涨后的剩余人力。人地争食加剧，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劣，社会财富也无法有效地累积，社会普遍贫困化。

乾隆面对的问题早已不是唐宗宋祖当年的问题，但解决的方式却无本质上的不同。相反因了无新意，只能把“旧意”走向极端。传统的专制皇权，加上清朝的部族专权，大清帝国的路是越来越窄，越走越旧了。
　　

孔飞力教授虽然经常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如本书中的贩夫走卒、乡村愚夫愚妇，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的地方民兵等。但从他的笔调以及人文关怀中隐隐可以看出，他的行文与思想，小可如绣花过线，针走纤维，活灵活现；大可如导弹贯空，蛟龙骊珠，一语中的。

他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已认为帝国晚期的中国，已非纯粹的王朝衰落，而是以一种文明的没落。在《叫魂》中，此观念一以贯之，“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得到保护”。

任何人都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到惩罚，权力已无边界可言。上至皇帝，下到乞丐，没有人是安全的。清朝皇帝在解放劳工方面，虽获得一些“自由”与“开放”的称誉，但与同时代的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观念进步相比，实在相形见绌。
　　

武力或经济上的衰落，自有其周期性，只要政策得当，短时期的虚弱很可能就得以纠正；而文明若走向衰落，一时间虽有新的种族血液的参与，有强人政治的竭力扶持，而出现表面上的繁荣昌盛，但骨子里的命运却早已注定，只是等待那临门的一刹那。门被踢开后，到来的只可能是无可奈何的愚昧与腐败。

中华文明自晚明已降，早已是熟透的果子，精致、奢靡、繁荣而无力，经过满人入关的强力扭转，虽有所谓“康乾盛世”的出现，但这已不过是文明的回光返照而已。满人带来短暂武力上的强盛，因根底上的文化不自信与正统不合法，导致了政治上的绝对专制。

“文字狱”的盛行，把中华文明返本开新的最后一线希望斩杀。到乾隆中期，庞大帝国已无任何反省自思能力，拖着过剩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器、日渐疲软的军事力量，依靠惯性而运转。任何的风吹草动，不仅百姓闻风是雨，最高统治者更是风声鹤唳。

更可悲的是，文明衰落的初期，草木皆兵却不知真正的敌人身在何处。任何的过度反应，很可能就是一场与自身影子宣战的闹剧而已。虽有雄武如乾隆者，也是英雄末路，只能躺在“十全武功”的迷梦中，毁灭他儿子嘉庆皇帝的最后盛世繁华。
　

《叫魂》的第一句话：“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书中最后一句话：“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首尾的呼应，告诉我们的是，近代中国之所以是悲剧，是因其“前夜”除了疯狂外，一无所有。

中国文明走到最后的窄口，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