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杰克逊，美国女作家，生于1916年，卒于1965年。她生前仅出版《抽彩及其他故事》（The Lottery and Other Stories）一部短篇集，但有多篇作品散见于各类期刊。随着她的读者——斯蒂芬·金、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尼尔·盖曼等人对她的推崇，杰克逊的文学声望水涨船高。

2010年，欧茨编选的《雪莉·杰克逊小说选》（Shirley Jackson：Novels and Stories）由著名的“美国文库”（Library of America）出版，标志着杰克逊正式跻身美国文坛重要作家之列。2018年，改编自杰克逊唯一长篇小说《邪屋》（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的同名美剧（国内多译作“鬼入侵”）由网飞推出，好评如潮——雪莉·杰克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完成的“恐怖构建”，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带来令人愉快的战栗体验。

雪莉·杰克逊

《有花生的寻常一天》是雪莉·杰克逊的短篇选集，共收录21篇作品。小说集起首，便是她最经典的作品《抽彩》。

梅尔维尔在《白鲸》中曾抛出疑问“白色为什么是最具有意义的神力的象征，又是基督教的神的面具”，随后又借书中人物之口作了解答：“一切事物中的强化了的神力，就是最使人类惊吓的东西”。而《抽彩》体现的正是在极简到近乎苍白的故事空间当中，某种被强化的“神力”所带来的惊吓。

小说情节非常简单：村民们被召集在一处，举行一种名为“抽彩”的仪式。有人兴奋，有人惴惴不安，而承担责任出来“抽彩”的，则会被看做是勇敢之人。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才明白“抽彩”意味着什么：最原始的暴力瞬间释放，“中彩者”无从逃脱……

关于《抽彩》，有很多基于现实的解读和争议，不少读者认为雪莉·杰克逊是在影射作为小说背景的新英格兰地区曾发生的“女巫审判案”——当地人难免为此感到不满；而杰克逊的丈夫，文学评论家海曼则认为这篇小说是在表现前不久的犹太人大屠杀——这篇小说发表于1948年。

杰克逊本人则坚称自己只是写了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读者自然也可以对这样意蕴幽深的故事做如此的“脱敏处理”：故事只是故事。但围绕这样一篇小说可以让诸多历史现实背景“对号入座”，恰恰体现了这个故事——或者说“抽彩”作为一种习俗——的普遍性。我们太容易找到“猎巫”一类群体暴行的例子了。习俗的背景越是苍白，越经不起推敲，它的“神力”似乎就越无可撼动。

而我们会不自觉地被吸引——一方面是我们天生喜欢遵循集体意志、延续惯例所带来的完成感；另一方面是“抽彩”毕竟是众里挑一，只要运气不是最差，我们便可以免于暴力的侵袭，甚至还可以享受施加暴力的快感。

读者是绝对安全的局外人，他不会允许自己的“安全”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因此才会代入“中彩者”的立场，对无差别厄运的微小可能心惊胆战。然而在现实中，当众人一道在场——苍白地、原始地参加“仪式”——他们就会形成一种“被强化的神力”，一种对少数人、对弱者、甚至仅仅是“中彩者”肆无忌惮的暴力。一桩暴行是恐怖的，更恐怖的则是暴行的“永劫回归”。

当我们以为习俗令人心安，于是自觉自愿地投入其中，它却可能吸纳所有人的力量，进而带来致命的暴力。错在习俗还是“我们”？这已经超出了杰克逊讨论的范畴。她只是个小说家，小说家的天职是构建故事空间，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却又能置身事外，从而安全地体验一种“异域”，进而思考一种可能。而杰克逊的高明之处便在于她的故事几乎是一种自动装置——很多时候，是读者自己的思考让故事变得恐怖。

斯蒂芬·金在其恐怖文学评论集《死之舞》（Danse Macabre）中，点明了杰克逊这种技巧的本质：“雪莉·杰克逊利用美国新哥特小说的惯例，审视处于极端心理——也许是神秘主义——压力下的人物。”这一评价的关键概念是“惯例”。

对于恐怖悬疑气氛的营造，希区柯克有一个经典的“炸弹理论”：众人眼见有人把炸弹藏在桌底，但炸弹迟迟不爆炸，故事便会进入足够恐怖的氛围。

如果类比到杰克逊的小说当中，“炸弹”便是小说中的诸种惯例：对于熟读恐怖故事的读者，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来到陌生小镇，或在火车上睡着，再或者是半夜遇到搭车客，总会发生些什么。但杰克逊往往会选择将这些惯例悬置——“炸弹不爆炸”，故事中的人物便永远处在炸弹的压力之下，而读者亦是如此。

雪莉·杰克逊

在这本集子中，这种技巧的典型应用，当属《来与我共舞在爱尔兰》。镇上的三个女人正在其中一位家中闲聊，这家里还有一个刚刚降生的宝宝，突然一个爱尔兰口音的寒酸老头登门，向她们兜售鞋带。女人们出于好心，买下鞋带，结果老头突然晕倒。她们只好把老头抬回屋中，发觉他是饿晕的，于是便给老头准备了“爱尔兰人经常吃的土豆和鸡蛋”和雪利酒。老头欣然接受，还与女人们闲聊，甚至背了几句雪莱的诗。然而在告辞之时却抱怨了女人们招待他的雪利酒，“我可能白吃了你们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让客人喝劣质的雪利酒。夫人，我们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

如果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它也许只是一篇平淡的日常速写。我们可以看到女人们的好心、对“爱尔兰佬”的刻板印象，以及老人大概颇有文化素养，然而晚景凄凉。但这篇小说的“炸弹”，却在最后一闪而过：

“来与我共舞在爱尔兰”，正是先前老头背诵过的雪莱的诗，出自《我来自爱尔兰》（I am of Ireland）。这首诗的主角，恰恰是一个具有某种邪恶力量的神秘老者。“而时光飞逝”一句同样出自这首诗，它的前一句是“（老者）一只恶毒的眼睛，斜睨着……”

这当然不是说，阅读杰克逊的恐怖小说，还需要熟读雪莱。只是如果好奇，你就会去查这首诗——相信故事里的三个女人大概也一样。至于家里的宝宝，我们也不知道，他/她究竟是不是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出现在这个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秘老头登场的故事当中。

在这个集子当中，比这一篇更极端体现“炸弹理论”的，是《这就是生活》。当“火车怪客”与第一次独自坐火车的小男孩相遇，到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时，我们不禁怀疑，“炸弹”是不是已经引爆，只是我们并未察觉——毕竟小说里，还有另一个小男孩若隐若现。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一篇的主题理解成小男孩终于进入了这个名为“生活”的自动装置——一切将要发生，但一切都未发生。而这种日常的淤塞状态，正是杰克逊擅长营造的另一种恐怖压力。

谁能知道贤惠的妻子，在心里一直期待着用烟灰缸砸死丈夫的痛快？（《一念之间》）谁又能知道，一座小镇的善意，恰恰是“请君入瓮”的诱饵？（《度夏的人》）如果我们的家人并不真的认识我们（《回来吧，路易莎》），我们自己又“只爱陌生人”（《美好的陌生人》），我们努力维系的家庭关系究竟有何意义？如果所谓善只是“角色扮演”（《有花生的寻常一天》），所谓恶恰恰是至善的衍生（《邪恶的可能》），我们又该如何审视他者的行为与自己的内心？

在这种压力之下，杰克逊引导读者抵达恐怖的本质——失控。我们拥有的、所依凭的一切都有可能失控；至于导致失控乃至恐怖的暴力，可能来自那些我们习惯的东西。

雪莉·杰克逊

杰克逊生于一个建筑师世家。也许是家族天赋使然，她的小说总给人一种周密的设计感，同时又足够坚实。然而生活之于她，却绝非周密坚实的。

生于上流家庭的她本被期望成为社交名媛，然而杰克逊生性内向，相貌又普通，令家人大失所望；她与足够了解她才华的评论家丈夫结婚，然而了解带来的却是嫉妒，这位丈夫一边为她寻找文学机会，一边却会对她的创作进行打压；她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短篇，是因为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无暇完成更繁复的创作；她在不到五十岁的年纪离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压抑的生活环境所致。

泰戈尔的“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固然浪漫，但一生经历种种扭曲的杰克逊，最终留下的并不是唯美的天鹅之歌，而是一座座关于习俗、人际关系与日常生活的“恐怖小屋”——这或许才是对人类更为冷静且实用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