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三世界的约翰·列侬，却被认作“恋童者”和政治犯

客人们一个个离开餐桌，带了自己的乐器回来。那是十二月里温暖有风的夜晚，十点半左右，在巴西最著名的音乐人卡耶塔诺·费洛索（Caetano Veloso）家中，大家正在奉行一项正餐后的传统。有个人带回一把吉他，另一个人带回一件巴西风格的四弦小吉他，叫cavaquinho，第三个人带回一件铃鼓，还有个坦坦鼓，鼓颈粗长。他们在客厅那张很大的矮茶几周围坐成半个圆圈，背向一排敞开的拉门，遥对里约热内卢海岸的风景。莱伯伦（Leblon Beach）海滩的灯光在幽暗的海湾中星星点点。

79岁的费洛索开了罐可乐，在乐手们对面一张有坐垫的椅子里坐下来。他一身素白的装束——套脚Vans帆布鞋，格纹长裤，衬衫纽子扣到颈口。1960年代时，费洛索看上去像是逆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的基督，鬈发及肩。他在1968年被军政府视为玩着「丧失男子气」（desvirilizante）的音乐而逮捕，权力机关随后剪掉了那把头发。现在他头发灰白，也稀疏多了。他暗橄榄色的皮肤随着年龄而色泽变浅，俊朗的脸多年来戴着同一副金属框眼镜，让那鸟雀般注视的神情柔和了几分。

客厅里进行的即兴合奏在巴西泛称为「桑巴围圈」（roda de samba），以非洲来源的2/4拍桑巴音乐为主干。通常，乐手会坐着演奏，跳舞者绕着他们近身舞动；这里的音乐编排带有酒廊表演那种放松的能量。桑巴乐手从容奏起一些经典曲子，节奏摇摆，副歌由着众人慵懒地合唱。Mosquito，一个身材苗条、T恤搭配球鞋的歌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板火柴，给敲击乐加上一点沙沙的声响。“Linda, Linda,” （美妙，美妙）椅子上的费洛索柔声道。

他的妻子兼经理人宝拉·拉维尼（Paula Lavigne）挨他坐着，手里在卷一支烟。她把丈夫引起的敬畏和喜悦状态形容为「卡耶塔诺效应」。在他面前，大家说话会紧一阵慢一阵。他们会急切地提起自己最偏爱他哪些专辑，会从那些已经俨然如巴西国歌一般的曲子里引用几段。

并非只有巴西人才不能自拔。麦当娜曾经在圣保罗的一个舞台上向他鞠躬（译按：单膝下跪）。大卫·伯恩（David Byrne）自1980年代以来认识费洛索，两人在卡耐基音乐厅联手举办过演唱会，他把费洛索视为一个无法归类的灵感源泉。「这个人带有科尔·波特（Cole Porter）和披头士和鲍勃·迪伦的元素，人们可能熟悉的种种，」他告诉我，「但那些还是无以形容他。」他除了创作过数百首自己演唱的歌，还以巴西经典的个性化翻唱、西班牙语波莱罗（bolero）舞曲、意大利电影主题曲、涅槃（Nirvana）乐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热门歌为人所知。他灌录过大约五十张专辑，在欧洲和美国举办演唱会座无虚席，而在拉丁美洲，他不单是流行乐明星，更被视作一位雅致的艺术家。当费洛索为《大拥抱》（Abraçaço）专辑巡回演出时，曾经有个粉丝狠狠地拥抱了他，使他背部扭伤，只好卧床休养数日。

1968年费洛索穿着艺术家埃利欧·欧伊奇西卡（Hélio Oiticica）

设计的旗帜披风。是年费洛索与音乐同伴们掀起一场音乐运动，名称

借自欧伊奇西卡的装置作品《热带卡利亚》

在家里的这些聚会中，费洛索喜欢待在偏于一边的位置，可以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聊天。他说话斯文，甚至害羞。他写过，他年少时「既胆小又放诞」。就一个世界闻名的音乐家来说，他看起来可能谦虚得令人生疑。他总说，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在技术上都更为出色。但他告诉我，他的才华「有比较神秘难解的一面」，那在于「我的声音所营造的气氛」。他将之形容为「我的存在，我的个性」，这与他的一首旧歌相呼应，名叫「我的声音，我的生命」（ Minha Voz, Minha Vida）。他如水流荡的男高音，富于旋律感，迷离倘恍，是乐坛中最独特的歌喉之一。远离麦克风的他专心聆听，信步闲游般谈谈讲讲，提起无数的书和电影。戏剧导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这样写过费洛索：「假设约翰·列侬是一位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文学怀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对好莱坞电影怀着深深的倾慕，如有一种从望远镜反面倒看的目光？假设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眼睛能看见并且热爱电影？」

拉维尼趁着音乐的间歇，张罗大伙儿下楼。她说：「省得有邻居觉得这是罗纳尔迪尼奥（Ronaldinho）的房子」，指的是那位热衷搞派对而声名狼藉的足球明星。一帮音乐人转移到前门的一个楼梯口旁。费洛索又抓了罐可乐和一把腰果，跳过去加入。

公寓属于一个有门禁的建筑群，建在一座陡峭、蜿蜒的山上。它空间开阔，布置豪华，最近才成为费洛索和拉维尼的全天候居所。2020年3月他们住在这里，当时他们的房子正在装修。冠状病毒大流行一旦开始，他们再未离去。走下一道楼梯，便是一个变成了费洛索的Covid避世处的地方。那里有个房间，有一张按摩台和用于日常锻炼的健身球。旁边是一间录音室，他在那里制作了他的最新专辑《Meu Coco》（译按：意为「我的椰子」，喻头脑），该专辑于去年年末发行。

早已过了午夜，此刻在录音室里录制自己的音乐的是泽卡（Zeca），费洛索的三个儿子中的老二。他们都是音乐人，而且和父亲一样，都是夜猫子。费洛索家里活力充沛的时间大致在晚餐和黎明之间。最后，客人们来到露台上，旁边还有一个吧台。海滩从茂密如帘幕的棕榈树之间探出头来，远处一种微蓝的光，照亮了里约著名的救世主基督滑石雕塑，那神像从科科瓦多山俯瞰整个城市。

音乐又开始了，费洛索在男孩般的陶醉中摇摆，双脚跟着节拍蹈地。一位吉他手弹起费洛索新专辑中的一首歌的调子，歌名叫《没桑巴不成》（Sem Samba Não Dá）。随着费洛索开始哼唱，那拨弦声越发轻柔，他用天鹅绒般的嗓音唱着，声量略大于耳语。人人靠了过来，好像他要分享一个秘密。

桑巴诞生于巴西的巴伊亚州，费洛索亦然，他生于1942年。他成长的小镇圣阿马鲁（Santo Amaro）仿佛是出自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小说或费里尼电影的一方天地，充满了音乐、舞蹈和口若悬河的奇人。镇上有三家电影院，费洛索天天去看外国电影。躁动不安时，就去邻近的州府萨尔瓦多，那里有一所大学、多座剧院，将前卫的戏剧和表演搬上舞台。他成长于谦和的小康之家——父亲是在家工作的邮电局雇员，母亲是主妇，育有八个孩子，其中两个是收养来的。房子大而拥挤，亲朋戚友很多，访客天天络绎不绝。有个表姐，费洛索和兄弟姐妹背地里叫她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她说自己好想可以「住在巴黎，做个存在主义者」。一楼角落里有架小钢琴，费洛索在一个姐姐的帮助下，试图凭着听觉记忆重新弹奏他们每天在电台上听到的歌。转动调谐钮，葡萄牙法朵、拉丁美洲民歌、巴西小调、经典的美国歌谣便流荡而来。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和妹妹玛丽亚·贝塔妮亚（Maria Bethânia）搬进萨尔瓦多的一所公寓，在那里他用钢琴换了一把吉他，并开始学习绘画和电影评论。想家的时候，他会把雷·查尔斯（Ray Charles）放到唱机转盘上，一边听着《乔治亚州在我心头》（Georgia on My Mind）一边流泪。偶尔，他也会自己创作一些简单的乡愁歌曲，从童年流连之处汲取灵感。费洛索的作品谈到圣阿马鲁的地方比比皆是。「岁月骎骎流逝，」他在后来的一首歌里写道，「而我还没有失去你 / 我的工作是翻译你」（译按：《城市轨道》/ “Trilhos Urbanos”）。谈话中，费洛索喜欢引用一位诗人老朋友的话来取譬：「里约热内卢是巴西。圣保罗是世界。巴伊亚就是巴伊亚。」

给过费洛索最大激励的是一个名叫若昂·吉尔伯托（João Gilberto）的巴伊亚人。1959年，费洛索17岁时，吉尔伯托发行了专辑《别再忧郁》（Chega de Saudade），开创出一种被称为波萨诺瓦的风格，其特点是精致却轻描淡写的和声、狡黠的不协和音，以及对大家淡忘的巴西老歌的花样翻新。「这是一种既新且旧的声音，」费洛索告诉我。波萨诺瓦轰动国际，风靡美国，但费洛索对它的体验却是一次私人的颖悟。这音乐的每一个方面都吸引着他，从它的桑巴节奏、清澈的人声，到那位演唱人的神秘的个性。已于1963年移居美国的吉尔伯托访问萨尔瓦多之际，和怀着孕的妻子Miúcha一同住在熟人家里，城中所有的年轻音乐家都蜂拥而至，慕名求见。费洛索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歌手嘉儿·科斯塔（Gal Costa）也去了，可是嘉儿临场退缩，在巴士站撇下他一个人。费洛索到达时，吉尔伯托不愿从卧室出来。最后，访客们依了吉尔伯托的命令熄灯，才把他哄进客厅。多年里，那是费洛索最靠近自己偶像的一次会面。他对我说：「和他在一起，什么都像是个新鲜古怪的笑话。天已经黑了，街灯的光透过窗子照进来，你多少可以看到Miúcha的肚子和他的脸部轮廓。」

若昂·吉尔伯托《别再忧郁》唱片封套

在萨尔瓦多的其他相遇没有那么富于诗意，但带来了更多变化。一天下午走在智利街上，费洛索碰见了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合作者：吉尔伯托·吉尔（Gilberto Gil），一个乐天开朗的黑人音乐家，长着带锋棱的弧形眉毛，浑身革命者气息。吉尔是兴趣极广的奇才，弹起吉他来，与费洛索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他俩同年，对披头士、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布鲁斯有共同的迷恋，深感投缘。费洛索说：「我是凭着模仿吉尔的指法学会吉他的。」

在萨尔瓦多，其后在里约和圣保罗，但凡有现场演出的地方，那几个巴伊亚人就是个小集团：费洛索、吉尔、贝塔妮亚、科斯塔，还有一个叫黛黛·加德利亚（Dedé Gadelha）的短发女孩，她是费洛索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吉尔娶了黛黛的妹妹桑德拉[Sandra]。）贝塔妮亚首先成功，里约的一个名为「意见」（Opinião）的音乐节目邀请她登台。费洛索以一种有点暧昧的身份相随前往——又是年长同伴，又是写作者兼经理人，还是跃跃欲试的歌手。

与黛黛

1964年，一群巴西军官在美国政府的秘密支持下发动政变，从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手中夺得控制权。但是，对费洛索及其友人而言，真正的民族考验在于继波萨诺瓦音乐之后对巴西流行音乐未来的争夺。波萨诺瓦在艺术和商业上的成功开辟了一个文化争斗场：下一步音乐该走向何方？这个统称为「巴西流行音乐」（Música Popular Brasileira，或MPB）的运动凝聚着一场关于民族风格界限的辩论。一个右翼独裁政府正在巩固权力，但巴西的音乐家们正在进行反对电吉他帝国主义的街头抗议活动。1967年7月的一个晚上，约有四百人在圣保罗市中心游行，前面有一个白色大横幅，上书「巴西流行音乐统一阵线」（FRENTE ÚNICA DA MÚSICA POPULAR BRASILEIRA）。费洛索从派别斗争中退出，从一个酒店房间的窗口观看游行，心生厌恶。他身边坐着有「波萨诺瓦的缪斯 」声誉的歌手娜拉·莱昂（Nara Leão）。当人群高呼 「打倒电吉他 」时，她转身对费洛索说：「这看起来像是法西斯的游行。」

此年，费洛索发行了首张大碟，与嘉儿·科斯塔联袂演绎。里面的他是一个未脱波萨诺瓦藩篱的人，歌曲优雅而简约，以不带颤音的声线唱出。然而，费洛索在专辑的封底写道：「我当下的灵感，倚向和我迄今足迹所至非常不同的路径。」专辑第一曲《流浪的心》（Coração Vagabundo） 就带有躁动的暗示。「我这颗流浪的心，想要把世界装进我的身体里，」他在琤琤的和弦上唱道。步入世尘已将他的心变作「一个女人微笑的影子 / 从梦中溜走 / 没有说再见。」「这是卡耶塔诺的一首源泉歌曲，」吉尔伯托·吉尔在里约告诉我，「天才可以在一生中很早或很晚的时候显现。在他的个案里，他时年21岁。」

首张大碟《星期天》唱片封套

1967年10月某夜，费洛索出现在圣保罗的一个舞台上，迎向一大群嚎叫的人，他穿着一件大了几码的格子西装外套，内衬芥末黄的高领毛衣，身上没挎吉他，在紧张中粲然一笑。当时这台电视节目每年举办竞赛，评选最佳巴西歌曲。音乐人在唱段中间会恳求观众听至曲终，但他们每每被叫喊声盖过，或是被鸡蛋投掷。坐在舞台旁边的评委们戴着耳机，以能够听到的音量接收音乐。当时主要的音乐人全都来登台——有罗伯托·卡洛斯（Roberto Carlos），来自时称「青年卫兵」（ Jovem Guarda）的摇滚阵营；有齐科·布阿尔克（Chico Buarque），风度潇洒的创作歌手，对传统听众和进步派都具备魅力；还有早期波萨诺瓦的代表人物埃杜·洛博（Edu Lobo）。费洛索作为他和吉尔发起的一个运动的使者出现。运动名为Tropicália（热带卡利亚，又名热带主义，tropicalismo），它兼容并蓄，放纵不羁，融合了巴西的民间形式和英伦摇滚。费洛索说：「我们想实现一种自由，既在波萨诺瓦之前，所谓坏品味的东西中找到灵感，又在它之后，所谓狂暴的帝国主义摇滚中找到灵感。」和他一同登台的是五个阿根廷乐手 “Beat Boys”（垮掉男孩/节拍男孩），背着电吉他，留着盖碗头。

费洛索开始唱《快乐，快乐》（ Alegria, Alegria），这是一首阳光灿烂的颂歌，讲述某位年轻的寻求者「逆风而行」，进入一个「炸弹和碧姬·芭铎 」的世界。一阵嘘声冲上舞台。费洛索微微摇晃，仿佛不确定他的手如何是好。他的笑容从未减弱。渐渐地，他向观众伸出了手臂，随着他的动作，嘲笑声零落下去，让位于热烈的鼓掌。

对热带主义的反应并不总是那么热情洋溢。这场运动包括诗人、电影人和视觉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举办挑衅性的音乐会、表演和展览，都是为了刺激巴西人，让他们接触来自更广大世界的影响。费洛索引起了左翼学生和教条主义活动家的猛烈反应。他蓬着一头张扬的鬈发，穿露脐装、紧身裤，强调自己雌雄同体的特征；他和妹妹贝塔妮亚的外表浑然难分。在一场活动上，费洛索身穿绿黑两色的塑料连体服出现，胸前挂满电线做的项链。他跳着情色舞，一边朗诵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一首神秘主义的诗。群众的嘘声越大，他扭摆得越起劲。在他旁边伴奏、经常一同演出的摇滚乐队Os Mutantes（变种人）背对观众。吉尔跳上舞台，站到费洛索身侧以示声援。费洛索抛开那首诗，喊道：「你们就是那些说要夺取权力的年轻人吗！如果你们在政治上跟在音乐上一样，我们就完了。」

热带主义成员合作演出，右一为吉尔伯托·吉尔，卡耶塔诺·费洛索面向观众，变种人（Os Mutantes）乐队伴奏。

1968年12月13日，军方颁布「第五号制度法」，关闭国会，并授权政府对任何它认为颠覆公共秩序的人施以拘禁和酷刑。当时26岁的费洛索正在写《禁止禁止》（É Proibido Proibir）之类的歌，心里想的是他的左翼诽谤者。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份厚厚的政府档案的主角，它从1966年开始建档，罗列着他的所谓罪行，如参加抗议和文化活动，其附件打出了他歌曲的唱词。

两周后，一群联邦警察在黎明前抵达他在圣保罗租住的公寓，随后去找吉尔。两人被押上一辆警车，车行六小时驶往里约，警察在里约将他们交给军方，关进一个兵营。（译按：费洛索和吉尔起初被关押在陆军警察总部的囚室，位于里约的蒂茹卡[Tijuca]。）独裁军政府最暴力的时期才刚刚开始。数以百计的巴西左翼人士将被谋杀，数以千计者将遭到拷问和监禁，与外界失联。黛黛知道费洛索和吉尔在哪里，只因她开着自己的车，一路追踪那辆警车去到里约。

几星期后，费洛索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看守正在从单人囚室外面望着他，眼中强忍泪水。两人对上目光时，那士兵抱歉地摇了摇头。一个警官和另外两个男子出现，命令费洛索穿好衣服。他们四人一到户外，士兵们就拔出了武器。警官叫他走在他们前面，不许回头。军事建筑群周边的鹅卵石街不见人影。在几秒钟的永恒之后，又有一个命令：「停下！」 费洛索止住脚步，等待开枪。然而，那警官指示他走进一个闭门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理发师手拿大剪子等着。离费洛索上一次剪发已经两年了。

身陷囹圄

费洛索所受的迫害，逼促他不再三心两意，沉浸到一个他本不确定自己想要的职业生涯中。他曾经梦想过拍电影。可是，经历过牢狱后，「说『我要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他告诉我，「我是被动的。音乐裹挟了我。」他和吉尔被释放，但后来被勒令离开这个国家。明星地位让他们获得了一些小特权：1969年，他们在萨尔瓦多的卡斯特罗·阿尔维斯（Castro Alves）剧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以此筹集流亡的资金。演出一结束，警察就陪着他们直奔机场。当时葡萄牙正处于欧洲最漫长的独裁统治之中，佛朗哥仍牢牢控制西班牙，法国则因1968年的骚乱而仿佛硝烟犹在。费洛索和吉尔在伦敦安家，住在经理人为他们在切尔西（Chelsea）找到的一栋三层房子里。

费洛索在英国的几年里，抑郁和思乡之情充溢心头。黛黛和他住在一起。他的英语学得很慢，而且他几乎只和巴西人交往，同胞们加强了他的错位感。「伦敦对我来说是一个彻底脆弱的时期，」他在回忆录 《热带的真实》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一台英国戏剧，没有参加过一场古典音乐会，没有走进过图书馆或书店。」费洛索和一些热带主义的老伙伴将巴西的共产主义左翼视为反对日益恶化的军事镇压的盟友。当一位著名的游击队战士马里盖拉（Marighella）被政府军杀害时，费洛索几乎感到嫉妒。「我们已经死了，」他在报纸的一个专栏中写道，「他比我们反而是活着的。」

1971年初，他回到巴伊亚，参加父母结婚四十周年的庆典。贝塔妮亚事先与军方的一个相识做了安排。然而在里约机场，便衣警察将他扣下，驱车带到一个公寓，在那里向他发出新的威胁。他心神不宁地回到伦敦，确信自己无法再次归国了。他的流放如今似已遥无限期，于是他决定学会欣赏这座他旅居的城市。「我先是从草地开始喜欢的，」他告诉我，「然后是公园的长椅，还有那些看起来像灵车的出租车。」英国的唱片制作人喜欢他弹吉他的方式，这也是一种鼓励。在巴西，与那么多技艺高手并列，他总感到难为情。在伦敦，他说，「我不再尴尬了。」

在伦敦

那年晚些时候，录制新专辑 “Transa” 期间，他的电话响了。那是若昂·吉尔伯托，从圣保罗的一个录音室打来。「卡耶塔诺，过来跟我和嘉儿一起唱吧，」他说。他和嘉儿·科斯塔正在录制一个电视特别节目。费洛索告诉他这不可能。吉尔伯托说道：「别担心，每个人都会对你微笑。没有人会在机场拦下你。」吉尔伯托令人钦佩的才能很多，但不包括政治上或实际生活中的灵敏。他怎知安全？「神意如此，」吉尔伯托说。

「那时我是反宗教的，」费洛索告诉我，「不过若昂·吉尔伯托是我的宗教。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都神圣。」费洛索和黛黛飞到巴黎与朋友磋商，他们有政治人脉，可以帮助两人评估风险。他选择冒险一试。有如一个预言的实现那样，飞机上的空乘人员对他微笑，机场里没有警察在等他，停车场里也没有便衣密探的黑色大众汽车在游荡。「我对黛黛说，『若昂·吉尔伯托也没那么神奇吧。』但他就是这样。」

1971年若昂·吉尔伯托、费洛索、嘉儿首次同台演出。

费洛索时有灵感敲门，其来也飘忽难测。多数时候，他写歌会开始于耳中萦回的一点声音，他称之为「唱词」（sung words），可以是片言只语，一个意念，一个指涉。不过当那些词语附着在一段旋律的片断上时，他知道自己必定会有所获。这时，他每每跟随旋律的舒展，在其余歌词尚未出现之际便对自己哼唱。他告诉我，当他终于捧来吉他时，通常「我已经唱过曲子的一个雏形，而且知道要用什么和弦来配合了。」

这些一闪而过的灵光可能需要多年来育成。他的新专辑中的一句歌词，以及专辑标题曲背后的智力火花，来自他在七〇年代与吉尔伯托的一次谈话。1978年发行的《地球》（Terra）是另一个例子。歌曲开头的歌词关于宇航员拍摄的地球图像，是这样的：「当我发现自己 / 被囚禁 / 在监狱的一间单人囚室里 / 我第一次看见 / 那些著名的照片 / 在上面我们看见她的全貌 / 但她不是裸体的 / 因为她身披她的 / 云朵。」 费洛索入狱的第二个月，黛黛给他捎来一册大开本杂志Manchete。「我在这个小牢房里，画报上有个首次被拍摄到的地球，」他告诉我。但是要经过十年，这印象才被催化成一个清晰的想法。费洛索在电影院里看到《星球大战》，片子的场景设定——在一个无尽迢遥的星系中的人间戏剧——令他受到触动，想起了他自己仿佛从地球上暂时消失的感觉。他告诉我：「我开始遐想那些远离地球的人类个体，一个在当下离地球很遥远的人，整个作品就安放下来了。」

在收录《地球》一曲的1978年专辑“Muito”

封套，费洛索放上与母亲的合影。

有时，当费洛索第一次听到这些「唱词」 ，它们已经是现成的了。他最堪玩味的专辑之一是《北方之夜》（Noites do Norte），名称来自十九世纪巴西废奴主义者若阿金·纳布科（Joaquim Nabuco）的一篇文字。费洛索给纳布科的文字谱上音乐，再围绕它构建出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奴隶制在巴西废除于1888年；先前巴伊亚一直是该国奴隶贸易的转运中心。桑巴乐舞源自这里，事出有因——对此，费洛索在艺术生涯里执着地一次次予以演绎。《北方之夜》唱片上，最坚持不懈的召唤也许是来自巴西东北部的非洲敲击乐的声音：廷巴莱斯鼓（timbales）、沙锤、贝斯鼓、阿他巴奇鼓（atabaques）、康加鼓（congas）、一柄敲着盘子的餐刀。

费洛索从未学会读谱或在纸上谱曲。有的作品他亲自编曲，有的请人相助。「卡耶塔诺会弹吉他给我展示一首歌，唱三四个乐句——我做了笔记就回家，」大提琴家、作曲家和编曲家雅克斯·莫勒伦鲍姆（Jaques Morelenbaum）告诉我。他和费洛索相识于八〇年代末，合作了14张专辑。他说：「你没法相信一个人能够在头脑里容下这么多的歌词、这么多的旋律。我只是他的一个工具。」费洛索找来莫勒伦鲍姆的时候，会给他一些编曲的「线索」。这首歌，要运用奥地利作曲家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 「语言和重音」；另一首，他则希望有一组大提琴「吟哦着低沉的旋律」。费洛索在1999年获得格莱美奖的专辑《书》（Livro）是对迈尔斯·戴维斯和吉尔·埃文斯的《静夜》（Quiet Nights）的直接回应。照费洛索设想，巴伊亚的街头敲击乐可以发扬埃文斯的爵士大乐团之声。「他好像画家来到一张白纸前那样来到我身边，」莫勒伦鲍姆说，「他会谈色彩，谈诗，谈形像。」

《书》（Livro)专辑的唱片封面，1997年

我和他在里约共度的那个星期，费洛索在听一位名叫玛里莉亚·门东萨（Marília Mondonça）的巴西乡村歌手、一群里约说唱歌手和嘻哈DJ，以及Bruno Mars和Anderson .Paak的R & B二人组Silk Sonic。深夜，通常是凌晨三四点，他会在一个仿照MTV的频道“Multishow”上观看音乐短片。「他的参照系广阔得离谱，」美国音乐人阿尔托·林赛（Arto Lindsay）告诉我，他在巴西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长大，和费洛索相识近四十年。林赛将费洛索的歌词翻译成英文，并制作过他的两张专辑。一张是1989年的专辑《异乡人》（Estrangeiro），充满电子声效和锐利旋律的情绪化交融；内中有一位来自累西腓的拨铃波（berimbau）琴手Naná Vasconcelos和美国吉他手Bill Frisell伴奏。费洛索和林赛一起看过的演唱会遍布纽约和巴西各地：他们在东村的韦伯斯特音乐厅看Neville Brothers，在里约的马拉卡纳体育场看Prince。

十二月的一夜，在费洛索的家里，他和林赛回忆着两人最喜欢的演出。费洛索告诉我们，他在里约一家俱乐部为Prince举办的派对上初次见到这歌手，那是1991年。Prince在保镖簇拥下到场，然后站到一边上，落落寡合。费洛索从我们围坐的桌子边站起来，模仿一位身穿短裙和高跟鞋的年轻女子，她穿过房间邀请Prince共舞。「这个女人根本不怕，」费洛索几近严肃地说。他绕着想象中的Prince旋转，在自己面前握紧双拳，推着双肘；他摇晃臀部，俯下身子，又跳起来。「一切都是她在做，」费洛索说。然后他板着自己，他现在是Prince了：冷峻、挺拔、决不让步。费洛索撅撅嘴。「这么一副『莫犯本宫』的表情，」他说。

惟有舞台才使「卡耶塔诺变成卡耶塔诺」，吉他手佩德罗·萨（Pedro Sá）告诉我。录音室，费洛索说，是「一个空空冷冷的地方，只有一支麦克风。你得凭空生发所有的感情和灵魂的骚动。」在观众面前，他往往会和自己产生更自由的对话。适当的条件会把他变成一个外向的人。他会即兴跳桑巴，以圣阿马鲁的风格。他很放松，但也很有章法。伴奏乐手们会凑近到他周围，再留下他长时间自弹自唱，犹如若昂·吉尔伯托那样：一个人、一把吉他。

萨对我说，每场音乐会感觉都像一部电影，导演是费洛索。在费洛索演出时，个别专辑背后的概念往往变得更加清晰生动。Nonesuch唱片公司的总裁Bob Hurwitz负责发行费洛索的专辑长达32年之久，他告诉我：「每张唱片出来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叙述，一个故事，比如关于他和美国流行音乐的关系，比如巴西东北部敲击乐的文化身份，比如费里尼的电影。他的唱片会变成音乐会。他会发行唱片，然后做一台音乐会。然后他会发行那台音乐会的一张唱片。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微型电影。」

九〇年代中期，费洛索在巡演宣传一张西班牙语的拉美经典翻唱专辑时，加入了《咕咕噜咕咕鸽子》（Cucurrucucú Paloma） ，这是一首五〇年代的墨西哥民谣，模仿鸽子咕咕的叫声。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听见其中一场音乐会的录音，迷上了这首歌和费洛索。从此，他称费洛索为「我的一个哥哥」。多年来他试图在自己某部电影里用上这首歌，并终于在2002年邀得费洛索在《对她说》（Talk to Her）中演唱它。忧郁的男主角——由阿根廷演员达里奥·格兰迪内蒂（Darío Grandinetti）饰演——在费洛索唱歌之际泪流满面。「那首卡耶塔诺把我心都融化了，」他对走过来安慰他的女友说。该场景是一个小型音乐会，在一座西班牙别墅举行。几十个人挤在泳池边的露台上，费洛索坐在麦克风前的椅子上，敛着专注的目光，如同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位先知。阿尔莫多瓦说过：「为了确保大家明白这个人（格兰迪内蒂）正在哭泣，我必须有一样可以催人泪下的东西，并且能够让观众哭泣。我记得我如何一边在写《对她说》的剧本，一边听着《咕咕噜咕咕鸽子》哭泣。」

《对她说》黑白剧照。费洛索身侧的吉他手为佩德罗·萨，

大提琴手是长期与他合作编曲的音乐家雅克斯·莫勒伦鲍姆。

某个周五，时近黄昏，我到达伊帕内玛一个绿树成行的街区，来访一栋小型石灰岩公寓楼。宝拉·拉维尼事先嘱咐过我，不要使用坏掉的门铃。一楼有个窗户开着，「你到了大声喊就行，」她说。费洛索的儿子泽卡住在三楼。一楼有两个单元，一个属于泽卡的弟弟汤姆，住着他和妻子以及他们周岁的孩子，另一单元属于一个胖胖的秃头男人，七十来岁，眼镜很厚，脚板浮肿，名叫塞扎尔·门德斯（Cézar Mendes），大家昵称他为塞济尼亚（Cezinha）。

与塞济尼亚

我走进去的时候，塞济尼亚穿着短裤、T恤和黑色塑料凉鞋，坐在那里弹一把吉他，吉他就放在肚皮上。我待了一个多钟头，朋友们来来去去，塞济尼亚不曾停过拨弦的手，同时讲述着圣阿马鲁往事，他在那里长大，与费洛索家相隔几座房屋。这间公寓很小，挤满了植物和散乱的乐谱，有的被贴在墙上。他用一部老的辛格缝纫机改成的书桌顶部搁着一盏台灯，照亮了他的双手。

塞济尼亚在费洛索家里地位特殊：他是卡耶塔诺的儿子们的吉他老师。泽卡10岁左右开始跟他一起学习弹奏，汤姆15岁。（「他很有天分，上手很快，如果不那么懒的话可能会更快，」塞济尼亚眨着眼睛说。）塞济尼亚承认，兄弟俩同父异母的哥哥，49岁的莫雷诺（Moreno），在吉尔伯托·吉尔的指导下可能学得更多，「但我是带他入门的人，」他说。汤姆身穿足球衫，拿着吉他走了进来。他坐到拉维尼旁边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开始和塞济尼亚一起弹奏。他和泽卡是拉维尼的儿子；莫雷诺，汤姆的教父，则是卡耶塔诺和黛黛的儿子，夫妻俩1983年分开。

费洛索在自己39岁、拉维尼13岁时开始和她约会。他俩从未掩盖这件事实。费洛索的回忆录既予以提及，1998年，拉维尼也曾没有戒备地接受过《花花公子》采访。她一向说这段关系是两厢情愿的，而他们后来结了婚，使许多巴西人平静地接受了事情的私密性。但问题从未消失；即使是那些对他们早年的恋爱采取谅解态度的歌迷——恋情发生在八〇年代巴西宽松的、界限模糊的氛围中——也承认此事并不馨香。的确，过去四年里，巴西右翼人士早已旧话重提。一位专家和两位立法者把费洛索称为恋童者。他以诽谤和「精神损害」为由起诉了他们，讼案的结果胜负参半。如今，夫妇俩在巴西右翼重新叫嚣的脉络中谈论这个话题。

「我不老，但我开始得很早，」五十余岁的拉维尼有天晚上在他们家对我说。这两人在各方面都似乎恰恰相反。他是个艺术家，而她是个商人。在他体现分寸和低调的地方，她热情有力。他喜欢缓慢、迂回的叙述，她却嘲笑他的啰嗦。（「你是要把整个故事从头开始讲一遍吗？」）他身材纤小，她则高挑有曲线，眼神犀利，一头深色长发。「他看着随和，其实并不随和。」她说，「我是那个持家、付账单的人。」

费洛索与拉维尼，当年和近影

2004年，费洛索和拉维尼分居，但她继续担任他的经理人。「我觉得把工作也分开未免太过了。」他告诉我，「我们学会了继续一起工作。这不总是容易的。她非常好。她促使事情发生。」除了代表费洛索，拉维尼还曾经在巴西最有名的电视连续剧中饰演角色，她也代理其他艺人的工作，并建立了一流监制的声誉。

他们的分离使费洛索陷入创作和个人危机。当时，他正在努力完成一张名为《外国声腔》（A Foreign Sound）的美国歌曲专辑。他花了九个月在录音室里艰难跋涉。他的声音不断跑调。他感到抑郁。唱片推出后，费洛索踏上巡演宣传之路，但他也在寻找一个新的开始。

灵感时刻在那不勒斯到来。他和他的乐队（包括佩德罗·萨）住在一家酒店里，俯临十二世纪的蛋堡（Castel dell’Ovo）的城墙——这堡垒因一个涉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古老寓言而得名。萨是莫雷诺从小的朋友，在巡演途中和费洛索分享着最新的音乐，其中包括Wilco、Pixies和来自新奥尔良的放克乐队The Meters。「卡耶塔诺喜欢什么的时候，我会知道。」萨告诉我，「你看得见他脑子在转。当他说，『噢，这很有趣』，小声地，几乎是喃喃自语，这时你就知道他是认真的。」

费洛索决定从根柢上精简他的音乐。他扬弃了先前作品中大开大阖的、需要许多伴奏者以多样风格来演奏的编曲手法。现在，萨会演奏电吉他，费洛索则在电吉他和原声吉他之间交替弹奏。他们邀得一名鼓手、一名兼任键琴手的贝斯手加盟。乐队称为 “Banda Cê”（译按：banda即英语的band，Cê即「你」，是você的俚语简称），它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车库乐队：他们奏出紧凑、棱角分明的旋律，带有扭曲失真、摇滚段落和加速的节奏。一位乐评人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一场桑巴巡游变成了吵架」，又补充说，这种音乐「为热带主义提供了一个较为冷静成熟而不减震撼的尾声」。然而与热带主义不同， Cê乐队在评论界赢得满堂喝彩。「当时巴西最酷的东西就是Cê乐队。」音乐记者Leonardo Lichote告诉我，「这些人简直无与伦比。卡耶塔诺穿着牛仔夹克和紫色T恤。年轻一代开始听他的歌，然后进入他所有的音乐。」这时费洛索六十四岁。

费洛索与Cê乐队，2006年。

2006年至2012年之间，费洛索与Cê乐队推出了三张录音室专辑。「他有这种粗粝的能量，」萨说。制作三部曲的第一张唱片时，费洛索给萨带来了一首他形容为情歌的作品，歌曲名叫《我恨》（Odeio），其副歌是：「我恨你 / 我恨你 / 我恨你 / 我恨。」萨不知该说什么好。但费洛索告诉他，「当我说『我恨你』时，是因为我真的爱这个人。」乐评家们指出如果你忽略副歌或者不懂葡萄牙语，这首歌听上去明亮又有旋律感。它是专辑中关于拉维尼的三首歌曲之一。另一首叫《我不后悔》（Não Me Arrependo），歌中唱道：「看看这些新人 / 由我们孕育 / 自我们而来 / 没有什么，哪怕是我们即将死去 / 可以推翻 / 如今进入我声音的东西。」

泽卡和汤姆说服卡耶塔诺在歌曲发行前与拉维尼分享它们。两人在伦敦工作时，他给她播放了这些歌。那天晚上，当我们离开塞济尼亚的住所，坐上拉维尼的车回家时，她告诉我：「《我恨》是卡耶塔诺写我的所有歌曲之中我最喜欢的。」

《大拥抱》（Abraçaço，2012）专辑巡演时

他们的分离持续11年；在两人重归于好之前，出现了最后一个的家庭难题。长期以来，费洛索一直梦想着与莫雷诺、泽卡和汤姆一起进行大型的国际巡演。莫雷诺的出生，费洛索告诉我，「 是我成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他这长子在巴伊亚度过幼年，被吉尔伯托·吉尔、嘉儿·科斯塔和米尔顿·纳西门图（Milton Nascimento）等艺术家包围着。他两岁时，费洛索让他坐在膝头，教给他一首复杂的桑巴朔罗（choro）；八岁时，莫雷诺写了“Ilê Ayê”一曲的歌词，并演唱了这歌的一个版本，获得国际成功。后来他做了几张自己的专辑。泽卡和汤姆禀有家族天赋，但经过一些劝说才决定做职业音乐人。2017年，他们四人开始为一场将定名为《献礼》（Ofertório）的音乐会打造歌单，准备上路巡演。费洛索把它看作对家庭的庆祝，是对他生命中的女性的致敬。但这也是一个父亲恬不知耻的伎俩——「一种亲近他们的方式，」他告诉我。拉维尼却怀着疑虑。她担心，如果观众不友好，这次巡演会给泽卡和汤姆留下阴影。泽卡二十五岁，汤姆二十。拉维尼觉得节目单上显然缺少热门歌，不但身为母亲，身为制作人她也有担忧的理由。

泽卡想出一个外交手腕的解决方案，让父母双方都感到满意。音乐会将用最长盛不衰的热门歌《快乐，快乐》开场，以家庭形式表演它。这次巡演出乎意料地大获成功。泽卡表演了一支他自己的作品，极受欢迎，直接开启了他的单飞生涯。汤姆在舞台上淡漠的磁力使他造成一种小轰动。去年，他与父亲的合唱歌（译按：“Talvez” /《也许》）为他们赢得一尊拉丁格莱美奖座，歌曲是汤姆和塞济尼亚一起写的。

费洛索父子四人作《献礼》（Ofertório）巡演，

左起泽卡、卡耶塔诺、莫雷诺、汤姆。

2018年，巴西总统大选临近的时候，费洛索第一次看到他在独裁时期的警察档案。它有300页，满纸官僚主义文风。其中一段文字叙述了一次审讯，军官们问费洛索是否曾用他的歌曲 《热带卡利亚》（Tropicália）的旋律来嘲弄国歌。（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国歌每行十个音节，而他的歌每行只有八个音节。）在费洛索被监禁50年后，这份出土文件可能显得时代错乱，甚至是可笑的。但是保守派的总统候选人是雅伊尔·博索纳罗，一位国会议员和前陆军上尉，他则指责军事独裁政权走得不够远。他喜欢说，军政府最大的错误是「施酷刑而不杀」。

博索纳罗曾经长年处于政坛边缘，以出格言行令巴西人不齿。但这一次他得到身居高位者的支持，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军方成员。2011年制定的一部法律创立了一个国家真相委员会，调查独裁时期的罪行，此事和别的一些事情早已让军方人士震怒。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本人在七〇年代初曾因左翼活动而遭受酷刑。「真相委员会是军方老大重新干政的主要原因之一。」发现费洛索档案的历史学家卢卡斯·佩德雷蒂（Lucas Pedretti）告诉我，「右翼到这时候忍无可忍了。」几年后爆发了一件重大的腐败丑闻，涉及国有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罗塞夫曾经是该公司董事长。尽管她从未被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反对者们仍然乘势进击。2015年，他们抓住她作为总统所采取的一项预算措施，建立了一个指控她腐败的案件。次年，右翼集团按阵线投票，她遭到弹劾。当时在国会任职的博索纳罗，将自己的一票献给了当年负责逮捕和拷打罗塞夫的单位的军官，那时她只有20多岁。在博索纳罗的总统竞选中，他呼吁恢复第五号制度法，即1968年让费洛索入狱的法令。「你只有通过内战并且做军政府没有做的工作，才能改变现状。」博索纳罗在一次采访中说，「死几个无辜的人也不算什么。」

1971年费洛索归国时，独裁政府仍然掌权，审查人员不让记者描述他和吉尔的牢狱之灾。直到1985年民主制度恢复前，这始终是个公开的秘密。从那时起，费洛索作为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表达了政治立场，但这些立场往往会变动、演化。他对左右翼都很警惕。2003年至2016年执政的左翼劳工党得到了大多数艺术家的支持，包括费洛索。但他逐渐觉得该党是僵化腐败的。对该党民望极高的党魁、连续两届担任总统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人称卢拉，费洛索不乏批评。（有一次，费洛索在接受采访时称卢拉为「文盲」，他当时一百零二岁的母亲发声明公开道歉，澄清说她儿子的观点并不反映家族的观点。）

然而，2018年的总统选战，让费洛索先前的疑虑相形之下变得微不足道了。三月，玛丽埃尔·弗兰科（Marielle Franco），一位因对警方法外杀人问题直言不讳而广受尊敬的里约黑人市议员被暗杀。涉嫌谋杀她的人与博索纳罗的家人有联系。九月，投票前一个月，博索纳罗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被刺伤。投票伊始，巴伊亚州爆发了一场政治争论，博索纳罗的一名支持者将费洛索的一个朋友刺死。其时，费洛索已在接受采访并发布短片，表达他对博索纳罗的反对。「我现在是个老人，但我在六〇、七〇年代还很年轻，我记得。所以我必须说出来。」他在一篇观点文章中写道，「我希望我的音乐、我的临在，成为对可能到来的任何反民主的未来的永久抵抗。」

一天晚上，费洛索和我沿着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散步，谈着他早年在里约的生活时，话题转到了美国。人群聚集在一个恭敬的距离外，费洛索不断停下来拍照；一些人希望他用手机为他们录制问候语。费洛索每次都亲切地微笑，再转脸向我，继续进行全球民主状况的棘手探讨。（「时时刻刻有人跟你说你太棒了，这是很难消受的，但卡耶塔诺做得不错，」阿尔托·林赛告诉过我。）

美国和巴西的相似之处是压倒性的，而如今，谈论其中一个国家便隐括着与另一个国家的比较。唐纳德·特朗普和博索纳罗仍然是盟友，特朗普的几位顾问一直定期前往里约，为博索纳罗提供建议，并建立一个旨在连结极右翼用户的社交媒体网络。今年十月的选举中，博索纳罗可能会竞选总统，对手是卢拉和他自己的前司法部长，一位名叫塞尔吉奥·莫罗（Sergio Moro）的法学家，莫罗在2018年竞选期间监禁了卢拉，为博索纳罗的当选铺平道路。（莫罗最终和博索纳罗闹翻，两人现在是誓不两立的对手。）史蒂夫·班农称巴西的选举是世界上第二重要的选举，仅次于美国的选举，并将卢拉此人描述为全球右翼的最大威胁。

听见史蒂夫·班农的名字从费洛索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痛苦的感觉；那好像是对他声音的亵渎。当我指出这一点时，他锐利地说：「很抱歉这让你感到不舒服。」他说，当前政府统治下的生活「感觉很坏，甚至和独裁政权一样坏，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况。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权者怀念军事独裁统治。但那时我们发生了政变，军队掌握了权力。现在我们是在民主时期处于一个疯狂政府之下。」

电影人佩特拉·科斯塔（Petra Costa，译按：导演作品有《民主的边缘》等）告诉我，费洛索和拉维尼「将他们所有的艺术和社会资源，投入到反对威权主义兴起的文化游击战中」。作为总统，博索纳罗任用军官担当政府职务，并鼓励对联邦法官和政治对手进行攻击。卢拉任总统时，巴西的文化部长是吉尔伯托·吉尔；博索纳罗将该部与旅游局合并。在亚马逊流域，他废除环境保护措施，授予农业公司不受约束的权力，森林砍伐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着。去年夏天的一项研究发现，亚马逊地区大片雨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首次超过了它们能吸收的量。科学家警告，雨林将无法捱过博索纳罗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拉维尼的反应是成为一个主要的组织者。在家里，她召集环保运动、原住民土地权利和种族正义运动的活跃人士一同开会，利用手中的明星艺术家人脉，包括她的丈夫，向公众宣传他们的讯息。她告诉我：「我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是因为卡耶塔诺。我们有一些政治观点不同，但我们站在一起。每个人都想听他有什么话要说。」

费洛索2019年在里约演唱其旧作

《一个印第安人》（Um índio）时与亚马逊流域

各部落原住民同台，为种族和土地正义呼吁。

在纽约，拉维尼和费洛索在东村有一套公寓，他们在2018年和2019年接待了前来访问联合国的原住民组织者。在大流行的第一年，当博索纳罗藐视公共卫生协议并破坏为巴西人争取辉瑞疫苗的一桩交易时，两位电影人推出了拉维尼几年前构思的一部纪录片。片中，费洛索讲述了他在1968年被监禁的全部故事，并选读了他当年的警方档案。其中一位导演雷纳托·特拉（Renato Terra）告诉我：「那一代人认为巴西可以影响全世界，卡耶塔诺也在其中。他是那种理想的化身。博索纳罗代表了所有逮捕卡耶塔诺的人。卡耶塔诺在影片中没有一次说起博索纳罗的名字，但讯息很清楚。」

「我是一个制作人，我的工作是促使事情发生，」拉维尼告诉我。我们正在里约，在他们家中喝着葡萄酒。电话响了，她起身接听。「你好，参议员，」她说，随即走进另一个房间。毫不夸张地说，拉维尼是反对博索纳罗的文化抵抗的引擎，而费洛索已成为这股力量的精神领袖。作为音乐家，他一直不停地重塑自己；现在，他的政治观也是这样。他告诉我：「我感到我比自己任何时候都更为靠左。」

一天早上，我去到一个叫罗西尼亚（Rocinha）的贫民窟附近的录音室，拜访费洛索的妹妹玛丽亚·贝塔妮亚。她披着一头灰色的长发，身穿蓝色亚麻衫，戴着豹纹围巾。在她录音的间歇，我们坐在一个花园里，满墙藤蔓。她是巴西的一位偶像，虽然在国际上不如她哥哥那么出名。可是倘若没有对方，他们俩的职业生涯都不可能开始。费洛索给贝塔妮亚写了不少歌，而她把他带到了里约。他告诉我，写作的时候，她的声音经常在他耳中响起。「巴西还是和以前一样。」贝塔妮亚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但它正在睡梦中，受了威胁和惊吓，生着病，很悲伤。」她继续歌唱这个国家，她告诉我，但她不喜欢谈论它。「我是从内里诠释巴西的人，可现在有一个空白、一片巨大的沉默。」

费洛索兄妹，

卡耶塔诺和贝塔妮亚

在费洛索发行新专辑的几个月前，他把未经混音的早期版本传给贝塔妮亚。她的第一个感想是他显得多么年轻。歌曲都是全新创作，仅有一首例外，而且听起来各各不同。歌词密集地指涉着巴西的音乐、文学、历史和政治；题材包括同性爱、种族和社交媒体的掠食。某些内容无法不令人想到博索纳罗，尽管他的名字从未被提及。「我不容许你篡改 / 我们的故事，」费洛索唱道，「尽管你说那已经结束了 / 梦想已经失去了色彩 / 我一次次地呼喊，我不会让你得逞！」（译按：“Não Vou Deixar”/《我不容许》）

新唱片令贝塔妮亚惊奇的是，它不仅表达了她哥哥对这个政府的反对，而且塑造了抵抗的榜样。79岁的他决定继续做音乐，而非享受经典歌曲的老本，这已然是个政治姿态。「卡耶塔诺在尖叫，」她说，言下之意是盛赞。那音乐的品质与专辑中最有明显政治意涵的歌词一样，都传递着讯息。

《我的椰子》专辑首支

单曲《扭曲的天使》（Anjos Tronchos）指涉了当代互联网的

各种现象，既直视黑暗亦怀抱希望。

巴西人正在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国家蕴含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博索纳罗和费洛索都代表着民族精神的某些基本内容。莫雷诺·费洛索告诉我，「我父亲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思想者。这是一个怪异而黑暗的政治时刻。但他认为这是一股浪潮，一股逆流，反倒确认了有一件非常巨大、美好的事情在巴西进行着。」费洛索自己在表达观点时，听上去也可能像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身为巴西人长大，」他告诉我，「所以我总是注意到巴西如何独一无二。我察觉到我们有一个要带往全世界的使命。它应该是真真正正地克服殖民主义的残酷。」

费洛索几乎从来不听自己的音乐。有时听到，无论是有心聆听是碰巧遇上，他都会用耳朵来评断。和我交谈时，他不止一次对他听见的音乐给以「可听」的自我肯定。别的时候，当别人播放着某些他的老歌，他感到那作品仿佛与他关系淡薄，不由说道：「啊，这个很美。」并对自己的话感到意外。数十年来，他写过的歌如此之多，以至于偶尔会觉得他已经忘记了其本质。「它们已经不在我心里了，」他告诉我。一天晚上在他家里，他和来自巴伊亚的朋友们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位——作家克劳迪奥·莱尔（Claudio Leal）轻轻地纠正了费洛索对他自己一些歌词的记忆。那一刻，在费洛索的脸上，我见到一种看似骄傲的神情。他的作品现已属于每一个人。

那天晚上，一群人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他客厅的桌子旁，一把吉他大家弹。吉他传递到歌手兼演员Seu Jorge的手中，他穿着白色亚麻布裤子，浅绿色衬衫在胸前没扣纽子。他抽着烟，用低沉得如同地震波一般的嗓音聊天。几近漫不经心地，他开始弹奏，谈话安静下来。

那是一首费洛索的歌，叫《桑帕》（Sampa），关于圣保罗。人人开始跟唱，包括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的费洛索。半中间，一个来自圣保罗的说唱歌手埃米西达（Emicida）跑了进来，好像他错过了什么。他笑着喊道：「你们不等我就唱起我的城市来了。」随即加入合唱。当歌声渐渐零落，费洛索起身走进厨房。他独自一人，几乎在视线以外。他迈着短而快的步子，摇着臀部，对地板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