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王福堂先生！王福堂：《汉语官话方言研究》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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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根据最新的调查材料，把官话方言分成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晋语等8个次方言，论述中运用了丰富翔实的语言材料，分析深入，推论严格，结论有说服力。方言特点的介绍也做到了详尽准确，全面细致。本书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在方言分区问题上引入基本词汇比较的内容，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尝试，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一种创新。本书必将对汉语方言的研究起到推动的作用。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原是一项集体的科研项目。项目原名《官话方言内部比较研究》，由钱曾怡领导的课题组承担。课题组其他成员正好都是钱先生的学生（或再传弟子）。这样一个类似一家人的集体，虽然各个人会有不尽相同的学术观点，但行事风格上是相近的。本书内容分前言、概述、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晋语及音变现象述要等章节。其中前言和概述由钱先生参与撰写，其他部分由各位先生分头执笔，整部书很像是一个人的作品。

前言把官话方言和汉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联系了起来。就汉语的历史来说，这样的联系是有根据的。因为官话方言虽然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但至今仍然大致分布在汉民族兴起的黄河流域等广大地区，而其他汉语方言则是汉末以后人口南移的结果。官话方言北部的几个次方言，就古入声字的今调类来看，大致是东部和西部的分化造成的。西南部的发展和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有关，东南部则是中古以后向吴方言区不断扩展的结果。本书因此认为官话方言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先进性、包容性和延展性，这是很有见地的。

概述介绍了黄河流域旧石器新石器人类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文字记载。然后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若干内部比较的特点。语音方面的特点有尖团分混、古全浊声母今读、古知庄章组今读、古日母今读、鼻辅音韵尾的分合消存、声调类型，词汇方面的特点有前面已经提到的生活口语中的80个高频词语，语法方面的特点有四项具有方言分区意义的现象，即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家畜家禽中表性别的语素及位置、语序、给与义双宾语位置。“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一致性表明官话作为一个大的方言区是有坚实的语言基础的，差异性则提供了官话方言内部丰富多样的存在形式。”此外，对规律之外的现象也给与了足够的重视。

接下来便是逐个官话次方言的介绍，反映出官话方言上述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各个次方言的内容安排大致相同。以胶辽官话为例。包括方言的分布和形成、语音特点、内部差别及分区、研究情况简述。其中内部差别的项目大致比照概述部分所说的内部比较特点，但可能按次方言的具体情况增多加细。比如胶辽官话有尖团分混、古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古影疑母开口一等字声母的读音、果摄见系字韵母的读音、古蟹止山臻摄合口一三等端系字u介音的有无、鼻辅音韵尾的消存、古今声调的调类分合，以及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其他重要特点。这样条分缕析，可以把一个次方言的情况介绍清楚。

再以晋语为例。内容包括晋语的分布和形成、语音特点、内部差别及分区、晋语研究简述。其中语音特点包括有入声、全浊上归去（阳去）、有分音词、有丰富的文白异读、韵母一二等有别。内部差别方面包括古知庄章组声母今读、古日母字今读、尖团分混、古微疑影云以母合口字声母今读、阴声韵阳声韵的音值、调类的演变等。研究简述中还着重介绍了有关晋语归属问题的讨论。

各章在介绍方言特点时，主要是用文字来说明的，也兼使用图表。这样图文并茂，可以收到详尽和简括相配合的效果。有些章节中，在叙述方言特点之外，还有该章节的作者对某一问题比较深入的看法。比如胶辽官话一章在提到《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时说：“应该就是入声字分别归派到平、上、去三个声调里”，即全浊入归阳平，清入归上，次浊入归去。作者认为这是以某种方言为依据的，而它和目前的胶辽官话一致，当属无疑。这种看法为《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提供了一个方言的基础。又如冀鲁官话一章提到，唐保片清入字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看起来和北京官话相似，实际上本身应该有清入归上的底层，但又接受了中原官话清入归阴平、北京官话清入归阳平和去声的影响。作者这样区分层次而又指出底层的分析，相当有说服力。再如西南官话一章提到，云贵川渝四省区交界处入声独立的方言中，不论这一入声的实际调值是什么，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总有非常稳定的55、21、42、13这样的声调框架，和核心城市成都、贵阳、重庆等地四声的调值几乎完全相同，因此显然可以把具有这种声调框架的有入声方言保留在西南官话之中。作者利用声调框架来判断有无入声的方言是否属于同一方言，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这些都是给人启发的想法。

最后一章音变现象述要，显然是从前述各章方言基本音系以外的内容中概括出来的。由于音变具有基式和变式，就其规律性而言，集中在一起介绍更好。音变现象包括两字组（非重叠式）连读变调、轻声（包括不轻的“轻声”）、儿化韵、子变韵等。官话方言中的这类音变现象，比起南方诸方言来相对要简单一些，综合地做一介绍，也是合适的。

本书还附录有官话方言1026个字音的材料，涵盖了8个次方言，42个方言片，占有114页的篇幅。凡例中说明：“1026个字经过精心挑选，原则是通过字音比较官话方言各种特点在不同区片的情况，如尖团分混、古知庄章三组声母的今读、泥来分混、非晓分混、古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的消亡分合、古今声调的演变，等等，以期使读者能够对官话方言的特点及内部差异有进一步真切的了解。”也就是说，入选的字音都是可以说明官话方言某个次方言的某一片区方言的语音特点的。不能起这种作用的字音就不选入。作者提供这样重要的字音材料，可谓用心良苦。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的作者有好几位参加过《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的工作。二书对官话次方言的划分都是按照李荣的原则，即入声字（清、次浊、全浊声母）的分派情况来处理的，因此划分大部分是相同的。如北方官话（现名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但也有一部分不同。比如李荣将原本一直属于官话方言的晋语从中移出，后来又从北京官话中分出了东北官话（这些处理都体现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另外，《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后，也有人在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对某些分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方言分区牵涉到对方言自身、方言历史和方言间关系的看法，因而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在这些方面表明了自己的意见，相应做了处理。下面就分三个方面对他们的处理做一评介。

一是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

李荣最初在《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中提出的北京官话是包括东北官话在内的，认为它们的特点是古清入今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古次浊入今读去声，古全浊入今读阳平。后来在《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中又提出：“考虑到东北官话古入声的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比北京多得多，四声调值和北京相近，但是阴平的调值比北京低，以及多数方言无声母（北京的声母读零声母）等特点，现在把东北官话独立成一区。”

但《汉语官话方言研究》认为，上述“清入字归上声或阴平的数量”以及“四声的调值”，并不是可以和“入声字的归调”处于同一层级的分区标准。而且从历史上看，隋唐以后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关系一直保持密切，东北官话也应该和北京官话合而为一。《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实际上是维持了李荣最初的意见，仍然将东北官话归入北京官话。

二是晋语。

李荣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中说，晋语是指“山西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因为有入声，需要移出官话去。但晋语和江淮官话都有入声，过去都在官话中，现在江淮官话留在官话内，晋语却被移出官话，标准相同而处理不同，文中又没有任何说明，因而引起了方言学界多位学者的异议。几年后李荣（1989）做了说明：“除入声外，晋语还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刘育林（1988）中说的有分音词和“圪”头词。李荣的意思是，晋语是因为有入声、有分音词和“圪”头词才独立成区的。这以后，有入声及分音词、“圪”头词等这些特点是否能使晋语在官话方言以外独立成区，就成了方言学界热烈讨论的课题。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表示，“我们本无意卷入这场论争，但是由于晋语所处的地理位置，又迫使我们对是否把晋语纳入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做出抉择。……通过几年来的研究，我们的初步结论认为，将晋语纳入官话方言的范围较好”。这一看法是在前言里提出来的，当是作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

他们一方面把晋语和官话各次方言的语音特点进行比较，认为晋语和官话各次方言有一些差别，比如上面所说的有入声、分音词、“圪”头词，还有某些古老的语音特点，但总体上相互接近，应该属于同一大方言。另一方面又发现词汇比较的这一部分不能没有晋语，从而把晋语和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问题联系了起来。前面已经提到，本书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所列4000口语词中选取了开头的150词，剔除方言中无法简单对应的部分以后，余下80词语，然后把晋语和官话其他次方言各选一个代表点的说法和标准语（《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所列的词目）对照。结果发现，80个词语中，相同说法在官话各次方言中都在60％以上，晋语更是高达65％。不同的说法则晋语只有9个（如果结合方言小片来看，不同说法更要少些，实际上只有“甚”“这的”“为甚”3个），只占11％。由此可见，晋语和普通话的基础方言的关系，比起官话其他次方言来，即使不是更为密切，至少也是类似的。

再从历史情况看，晋语一直处在汉民族和汉语发生发展的中心地区，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晋语的确不能被排除在外。设想一下，如果在靠近汉民族共同语代表方言北京话近处的晋语区竟被处理成另一个方言，基础方言在靠近北京话的位置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空缺，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此，《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决定把晋语留在官话方言中，但还没有考虑好用什么称呼。

第三，其他问题。

自《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以来，在官话方言调查研究方面有不少新的发现，说明《中国语言地图集》分片中官话方言某些片和小片的区分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对这些意见做了较为完整的收集，大致如下。

北京官话　　吉林南部的集安、通化、白河、临江、长白、抚松等地应由东北官话划归胶辽官话。

冀鲁官话　　沧惠片的莒照小片（莒县、莒南、日照）应改归胶辽官话。　

中原官话　　汾河片汾西、蒲县、安泽有入声，应改归晋语；江苏东海有入声，应改归江淮官话。

兰银官话　　盐池县西为兰银官话，县东应归中原官话；同心县北为兰银官话，南片应归中原官话；景泰为中原官话，但邻近皋兰县的一些乡应属兰银官话。

江淮官话　　洪巢片的安庆、桐城、枞阳应改归黄孝片；竹山、竹溪和陕南的“客伙话”应作为特殊区域列出，有待研究；与皖南吴语交错分布的地区应由吴语区改归江淮官话区。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考虑了上述意见，论述中已予吸收。因此也可以说，在《中国语言地图集》新版发行之前，《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已经对官话方言的分区做了一番增订勘误的工作。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某些章节的作者虽然对某些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看法，但有的似乎还可以斟酌。比如中原官话一章在提到河津方言“噇”“焪”“耸”等字没有白读形式时，认为这类字音的文读形式应该是方言自身演变所致，不可能是外来权威方言影响的结果。目前这样认为是可以斟酌的。实际上，作为集体著作作者的一员，对某些语言现象的判断不妨暂时存疑。又如江淮官话一章的丰富程度和其他各章相比要差一些。就这点来看，《汉语官话方言研究》一书各章的繁简是不完全一样的。该章今后似可略做补充，以便与其他章节取得一致。以上两点，谨提出来和作者们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