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三体难题与硬隔离
自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后，人类惊喜地发现，宏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成为了一项项精密的数学问题。例如：
在万有引力作用下，任何两个位置、速度、质量已知的恒星，其运动规律都可以精确计算出来。
然鹅，当科学家们为掌握了宇宙的终极运行规律、整个世界如钟表运行一般精准地呈现在人类面前而欢呼时，一个尴尬的事实出现了：
当在太阳与地球之间加入月亮这个新天体后，三者的运行轨迹都计算不出来。
这就是天体力学中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力学模型：
三体问题（three-bod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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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问题之所以困扰人类数百年，是因为在两个天体的万有引力作用下，第三个天体运动方程必须用3个二阶常微分方程（或6个一阶常微分方程）表示，需要18个积分才能得到完全解。
然而现阶段，我们只能得到三体问题中的：
10个积分。
所以在1900年召开的第一次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认为，有些难题可以被简明地表述，但却需要有全新的思想才可望解决。其中就包括费马大定理（于1995年被解决），以及三体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如果在两个质点之间加入第三个质点，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作用下，它们的运动规律是无法求解的。
这个问题的哲学意义在于：
“三体问题”尚且如此无解，宇宙中恒星的数量更加不可胜数，所以精准计算出宇宙运行规律、成为无所不知的“上帝”…是不可能的。
故而，这种简洁优美而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哲学思辨迅速“跨界”，成为人文社科理论研究中的挚爱，广泛用于描述3项相互影响的政策或目标。
例如，由蒙代尔于1963年提出、克鲁格曼在1999年完善的“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就认为：
在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项目标中，即使是具备发达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国家，最多也只能同时实现两项。
现实中，拉美国家（如巴西）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代价是汇率的不稳定、国际收支状况失衡；欧洲国家保持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就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维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就需要进行资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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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面出了个怪胎：美国保持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但却利用其美元霸权地位，导致了其汇率的基本稳定。但这是一种脱离了“三体系统”的，依靠政治、军事、历史地位而产生的“非常态”，本身是难以持久的…
在社会活动领域，类似的问题描述也是很常见的，例如新冠疫情来袭时相互影响的三重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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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新冠疫情这一波及全人类的公共卫生事件，必然引发全社会关注。因而存在三重诉求：
① 防疫效果，即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影响。例如传染性与死亡率、人均寿命变化率等指标。
② 社会成本，即疫情对个人/家庭生活成本，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例如传说中的“揭不开锅”或“经济衰退”等情况。
③ 管理效率，即领导与承担防疫工作的组织投入的效率。例如公共医疗资源、物资发放、与民众的关系是否协调。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同时实现防疫效果好、社会成本低、管理效率高的三项目标，但它们却是相互影响，很难完美兼容的。有的国家（例如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勉强达成1项（甚至不能达成其中任何1项目标）。
即使对于主要国家而言：
为了追求较低的社会成本（例如为经济增长创造开放的环境）与较高的管理效率（在疫情高峰期仍然保持“合理的”的公共部门投入），欧美国家选择了开放政策，代价很可能是“先感染后免疫”，激增的病例通过引导充裕的医疗资源、完善的福利政策予以消化。
而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庞大的人口基数、薄弱的公共卫生设施、地区与家庭的不平衡现状，使得在短期内无法真正“放开”因而把防疫效果放到了第一位；同时，管理效率方面通过强大的基础执行力及大量“临时工”予以勉力支撑，因而可以实施较严格的清零政策，但代价则是激增的社会成本。
据中新网报道，截至4月27日，国内共有28个省市发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GDP数据，全国GDP仅同比增长4.8%。而首个迎战奥密克戎的省市（天津市）GDP增速仅有0.1%，上海市也因为3月份的疫情，GDP增速位列倒数第三（3.1%），GDP总量更是被安徽挤下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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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清零的社会成本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可能有人问了，你怎么漏掉了第三种情况呢？
的确，理论上是存在“第三条路”，即在保持开放经济势态基础上维持疫情的平稳。但它依赖于几乎想象力之外的组织效率。例如最简单的一点：
要维系精密的生产/生活指令，就需要令行禁止的纪律性，民众该工作时需要遵循最严格的抗疫要求，该生活时不能有任何逾越之举。例如，让上百万民众如同机器人一样，按设定的程序工作生活却毫无抵触违背，这不符合人性的假设。
现实中，要维系以上制度的运行，得需要多大的组织能力与工作量？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任何组织体系的规模都不能无限扩大，因而在此过程中：
对组织效率的要求之高，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想象一下，你怎么让“万人工厂”的员工每隔一米进厂检测、辛勤工作后直接隔离、限制一切自由？如果没有缓释压力的空间，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压抑环境中的人群是很容易崩溃的。
更要命的是，当组织工作量“超载”后，引发的坍塌是系统性的。例如物资分配失效后几乎必然导致全域瘫痪，并影响医疗、社会秩序等事项。
所以，当海量的工作量压得系统无法正常运转时，有坍塌风险的组织必然以最简单粗暴的紧急制度予以自我纠正，例如最常见的是：
模仿“紧急状态”时的极端管制措施，实施层层加码的“硬隔离”。
❷ 硬核的“硬隔离”竞赛
这两天，河北迁安上热搜了，以一种它绝对不愿意的方式。
4月27日23时，河北迁安官方回应“硬隔离”的有关情况，承认个别小区“存在工作方法简单偏激”等问题，并开始进行核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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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迁安市无比“硬核”的“硬隔离”，就包括从门外进行铁丝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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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关部门要求居民将家里的钥匙上交，由志愿者在外面把门反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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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认为迁安的过激举措源于当地经济实力、治理水平的不足，这是有失偏颇的。
长期以来，在河北省唐山市19个区县中，迁安的经济实力排名第一。例如2021年，迁安GDP增长6.7%，达到1160.3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榜单中排名第23位，也是有名的全国文明城市、宜居城市、智慧城市。
然而，在前一日（4月26日），河北唐山新增一例确诊病例、并发现6位无症状感染者后，上级防疫工作会议提出“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对于当地基层组织的防疫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组织效率不可能短期提升的情况下，为了迅速达成目标，类似于“军管”的措施成了几乎唯一的办法。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这属于违法行为？一位执行人员在接受《澎湃》采访时无奈地表示：
我们家也被封了，我这也没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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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迁安绝非采取硬隔离的唯一城市。
吉林市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把“严格小区管控，强化硬隔离设施”的措施列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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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也针对下辖区县中出现的过激“硬管控”发布了相应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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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一向以“精准防疫”、“科学防治”著称的上海，当地政府也下发了正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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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很快落到了小区内的单元门/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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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无语的是，4月17日，山西太原把一名“骑士”封在了摩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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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么回事？
我以为“某地按下了暂停键”只是一个修辞说法，万万想不到它是纪实类描述。
❸ 硬隔离的老问题
（一）法理依据
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各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人员与场所的隔离具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例如最具体的解释来自于《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由此可见，即使是新冠疫情的防控，隔离的前提仍然是“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而社区内的群体中，符合上述条件的是极少数，更多的是健康居民。
并且，《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第2款还特别说明了强制隔离的实施前提：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因而，只有特定人群发生“拒绝”或“擅自脱离治疗”，医疗机构与公安机关才能强制执行，本质上还是一种治疗行为。
而以封闭场所、限制人身自由为特征的“硬隔离”，显然不符合以上法律法规。
（二）风险成本
当然，按照“在大是大非面前谈什么XX”的逻辑，硬隔离的出发点可能是以最小的管理成本维持高标准的防控纪律。然而它忽视了可能引发的不可预测的安全隐患。例如有群众担心一旦出现急灾急难，难以第一时间下楼。
在浦东新区实施“硬隔离”政策的当晚（4月23日），澎湃新闻通报了一起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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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二天“上海辟谣”平台与消防部门解释，本次火警并未引发网传楼道起火的状况，但也说明2500万人的大城市里，发生安全隐患事件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硬隔离落到每个门洞甚至家庭，发生意外时如何保证及时转移？这种安全成本是不是需要考虑进来？
（三）实施成本
另外，任何政策实施总是伴随着经济成本，都需要占用相应的资源。例如“硬隔离”需要相应的材料采购、运输、安装、维护，这是对疫情期间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占用。
因而某网友表示：
这样一车的铁丝网换成生活物资，对稳定居民情绪、争取相互理解与支持似乎更有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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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硬隔离的特定解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相互作用的“三体问题”无法解决，基层组织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啊。
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因为三体问题不能给出通用解法，但在特殊情况下有精确解（例如三星呈三角形分布，围绕着三角形中心旋转）。
而在疫情防控的三体问题中，防疫效果、社会成本、管理效率的相互作用，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进行：
国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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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民生稳定，就是疫情防控三体问题的共同目的，也是中国与十四亿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因而这个问题也许是存在特殊解的。
具体而言：
在疫情依然严峻、防控单位工作量加大、组织效率有限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不能采用最简单粗暴的硬隔离，不计成本地在短期内满足防控要求，而需要思考如何“好钢用到刀刃上”，把有限资源用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发挥全社会的力量。
全民防疫的根本问题是总动员，是引导民众的配合去疏通解决各种现象，而不是把有限的组织能力与资源用于堵各种问题。这是大禹治水时代就得出来的管理智慧。
而这种思维与方法，早在1945年就被教员同志总结为：
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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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统一思想之前，在硬隔离工作一线中的工作人员，其工作的方式方法能否更灵活一些、更人性化一些？是否可以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枪口抬高一寸”之类的理念？
这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有良知的公民应该思考的问题。
2000年时，贫嘴中透着机灵劲、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葛优，为某电信运营商拍摄了一个广告，里面说到：
神州行，我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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