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北大两个学霸，要治愈被老师伤害的“困境学生”，能成功吗？

前言介绍：

之前社会创新家的记者找到我们，希望了解两位社长创立学社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篇采访。邀请大家一起来阅读：我们认为的“教育创新”是什么？以及我们是怎么走上教育这条路的？

做教育创新近10年，顶着清华、北大光环的任竹晞和吴霞在慢慢“接地气”。从更倾向于精英教育的“项目制学习”，到专注于困境学生的个性化支持，她们现在更享受用发自内心的信任去陪伴学生成长——即使这些学生是老师和家长口中最令人“头疼”的学生。

刚刚在国内做教育创新时，任竹晞和吴霞都曾经沉浸在高大上的教育理念和名词中。一番实践下来，两人的心态都踏实很多。不同于一开始用“颠覆”诠释“社会创新”，任竹晞现在更认同的是，创新也许就是用现有的方法让问题得到极致的解决。

“而且我们对创新也没有那么执念了，现在更多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吴霞补充。

所谓“垃圾”

发现这么多所谓的“困境学生”，对任竹晞和吴霞来说是个意外。

当时，还在摸索教育创新的两人带着团队进入北京的一所公立学校，想在体制内探索强调多方面和谐发展的“全人教育”。

不同于以往接触的重点中学，这所学校不以考试成绩招生，所以聚集了不少“学困生”。进入这所学校前，任竹晞和吴霞接触的都是分数高、目标高的“好”学生，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差”生，用任竹晞的话说，“很颠覆认知”。

有学生因为学习差遭受白眼，是个别老师和家长语言暴力中的“垃圾”；也有学生用顶撞老师、不完成作业来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老师、家长关系紧张，而自己也承受着压力带来的心理障碍和抑郁情绪。

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这些学生像是走进了“死胡同”。他们跟不上教学进度，也难以得到老师的耐心支持。至于家长，往往会和学校站在同一维度，无奈道出一句，“这孩子就是不懂事。”

几乎所有困境学生，对自己的评价都极低。一次，因为几名同学物理成绩只有个位数，任竹晞把他们叫来做题。其中一名学生卡在了基础计算上，但因为羞于求助，他盯着那道物理题盯了20分钟。

“你很难想象，在这20分钟里，他否定了自己多少次。”任竹晞感慨，“学习不是全部，但在学习占据主要时间的学生时代，当你在学习上不断被否定，你很容易对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否定。”

而实际上，在和学生的相处中，他们也发现了这些孩子出色的一面。有孩子课上公然玩手机、顶撞老师，数学、英语考试都是个位数，但逻辑思维和沟通能力却特别好；有学生几乎不交作业，经常被赶出教室，但手工能力很强，几分钟就可以用工具做出一组小玩具……

学习能力并不差的他们，难道真的在学科学习上做不好？

偶然的交谈中，吴霞发现一名成绩落后的学生喜欢唱歌，准备参加艺考。于是，她鼓励学生和老师交流艺考所需要的条件。了解后，这名学生意识到，只有文化课成绩先提上来，才能完成艺考目标。他开始有了学习的动力。

考虑到在原有班级跟不上学习进度，而老师也没有精力为他单独补习，在和老师商议后，这名学生不再上常规的数学课，而是自己用APP开始补课，然后找老师答疑。两周之后，这名学生成绩出现了明显进步。

“我们惊喜地意识到，每个学生都是‘无限潜力股’，学生一旦被点燃，他们的上升速度可以如此之快，而这需要老师有精力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心理状态、学习动力、学习习惯和方法，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吴霞说。

但这样个性化的支持，在一所体制内的学校，注定很难实现。“这不是纵容这些学生吗？”“学习进度和别人不一样，怎么保证参加高考？”“老师多关照他们，我的孩子怎么办？”极度不友好的环境下，这些困境学生只能继续被“困”在自己无法适应的节奏中。

任竹晞和吴霞没法忽视这样一个庞大的需求。短暂的考虑后，她们决定，打造一个全日制的成长中心，为这些困境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成长服务。她们称之为“一出学社”（以下简称“一出”）。

是“技术战”也是“心理战”

困境学生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任竹晞和吴霞在观察中深有感触，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庭。

“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有无数种方式伤害孩子。”吴霞说，“这和家长的文化程度无关，可能只是下意识的行为。有些高知家庭，他们对孩子从小的期待和控制，也长久地渗透进孩子的情绪中，让孩子非常无力。”

次之的因素则与老师相关，任竹晞补充道：“他们对孩子的伤害，有些是无心为之，有些则是‘明知故犯’。”

在经年累月造成的困境中，一出想做的是，帮助学生找到根源并且治愈自己，再树立目标，并且做出行动。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其中的每一步都没有标准模式。

比如，了解学生内心的真实想法，需要真诚的态度，也需要沟通话术。当学生倾诉自己的“一无是处”，如果安慰“不是的，你有你的长处”。学生不会相信，反而会把这当成“虚伪的安慰”，并认为对方不懂自己。

比如，在学生基础知识不足，并对学习有着抵抗情绪时，如何帮助他们进行学科学习？吴霞介绍，团队最近正在学习关于元认知方面的理论，其中提到，如果真的想学会一个东西，需要和其产生情感链接以及情绪直觉。至于怎么才能通过教学帮学生产生链接和情绪直觉，这还需要反复实践。

这是一场“技术战”，也是一场“心理战”，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在承受压力。

家长会担心选择一出是不是正确；学生在做好和做差间摇摆，而一旦表现不好，他们又会在内心对自己发起一次攻击；老师则要解决学生十几年累计下的心理问题，并引导其行为表现，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

“所有人都在面对焦虑和压力，需要强大的内心慢慢看到变化。”吴霞说。

支撑任竹晞和吴霞承受这些压力的，是缠绕在几乎所有教育创新者心头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如果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方法反而是无效，甚至是反作用的。那真正的解决方式到底是什么？”任竹晞反问。

把学生面临困境时的状态迁移到自己身上，任竹晞和吴霞都感觉自己也在完成自我成长。

任竹晞曾提到自己的一名学生，从小在一个有暴力问题的家庭长大，早早经历父母离婚和父亲酗酒去世。这名学生常常旷课，而她旷课时的去处，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这里，她可以为自己喜欢的明星接机。

在很多人看来，追星是一个荒唐的爱好。但在任竹晞看来，这名学生何尝不是“在用自己的方法疗愈自己，更积极地面对生活。”但可惜，这名学生身边的大多数人，不会看到这一点。

“很多学生面临心理或者学习上的困境时，常常会在内心攻击自己，在一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逐步坦然面对自己的脆弱和不足。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有攻击，和这些孩子的相处会让我反思应该如何看待、接纳自己。”吴霞说。

教育创新一波三折

任竹晞和吴霞尝试教育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面临困境的过程。

任竹晞和吴霞走的都是标准的学霸路——从北京重点中学毕业后，又分别考入国内顶级学府清华、北大。

迷茫最早发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因为分数足够高，任竹晞听从家人的建议，选择了清华的电子系；而吴霞虽然在高中时模糊有着想做老师的愿望，还是选择了北大，放弃了“浪费分数”的北师大。进入大学后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自由、开放，出国留学并在国外找份工作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任竹晞和吴霞不约而同生出一股“逆反”心理。吴霞说，自己是更反叛的那个，逃课、刷夜、谈恋爱，她在北大度过了最颓废的一年。

之后，任竹晞在大三时休学一年，赴国际青年组织AIESEC美国总会工作。在这里，各国学生可以得到公益实践和商业实习机会。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任竹晞对教育的热情就此被点燃。

与中国学生总是在考虑“该做什么”不同，国外的学生更喜欢考虑“为什么这样做”。“相比于清华，我更倾向于AIESEC为我提供的是真正的大学教育，它唤醒了我的独立意识。”任竹晞说。读硕士时，任竹晞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2011年，她回国创办“一初教育”（以下简称“一初”），希望通过项目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吴霞则是在读MBA创业课做竞争对手分析时，发现了一初。那时，吴霞放弃了国内精算师的金饭碗，在美国西北大学重新探索自己的“教育梦”。

选择辞职读MBA，并尝试教育创业，最直接的导火索是，那几年，北京的雾霾正严重，肺本来就不好的吴霞深受其扰。但周围很多同事更多持默然态度，他们不了解，也不关心雾霾到底是什么。这种“麻木”，究其原因，吴霞都觉得和教育有关。

吴霞给任竹晞发去一封邮件，正式加入了一初。

两个学霸的强强联合并没有让一初所向披靡，相反，迎接她们是接连的失败。

一初最初的形式是课程进校，课程以实践为主，关注的是实际的社会问题。一初帮学生寻找选题，并提供工具以供他们调研、设计执行以及评估。然而，因为课时费不能覆盖支出，这种模式根本无法养活机构。

一初转而尝试进行一对一辅导，在出国热的背景下，许多学生为了升学，对丰富课外生活有需求。用这种模式做，一初其实很容易“活”下去。但显然，这种功利导向下的需求与一初真正想实践的教育不同。

家长关心最多的是“做了这个孩子能不能上哈佛”，而且希望越快越好。“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保证不了，上哈佛受很多原因影响，而上了哈佛也说明不了什么……”任竹晞苦笑，“教育很多时候是在等待和犯错中度过的。”

“不擅长制造焦虑”的一初做过最后的挣扎，尝试通过教师培训让老师把项目制学习带入课堂。但在中国强势的教育系统下，任竹晞和吴霞不得不承认，项目制学习只能作为花边型的补充，不能撼动核心的教育模式。

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校方特意腾出三天时间对老师进行项目制学习的相关培训。但真正实践起来，项目制学习不能占用学生的主要时间，只能用边角料时间做，而因为与升学无关，这些边角料时间根本不会得到老师的重视。

团队进入瓶颈期。“从2016年开始，每年我都会有一段时间质疑自己究竟是在干嘛。”吴霞苦笑。也是在那时，团队破釜沉舟进入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颠覆她们认知的公立学校。

“师生共同体”知易行难

任竹晞和吴霞后来分析过。从理论上讲，在社会创新初期，受众分为三类人：最先尝鲜的人、观望的人，以及绝对不会尝鲜的人，其中观望的人占到80%。对家长和学校来说，推广项目制学习带来的风险很大，而他们对不可控结果的承受能力相对较低，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当然更愿意做那80%观望的人。

创业初期，任竹晞和吴霞曾找一位创业前辈请教过，对方对她们的评价是“不接地气”。当时，两人还不太明白这个评价的含义。

“后来我们反思，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给到家长和学生，而没有在意，这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吴霞说。

当发现困境学生的需求后，任竹晞和吴霞感觉路一下被打开了。“当我们真的接了地气，就发现做事很顺畅，不需要说服谁，只需告诉他们我能解决你的问题。”吴霞说。

一出成立以来，已经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这也更让任竹晞和吴霞坚信，团队找到了一份值得做一辈子的事业。

眼下一出的规模仍然保持在20多名学生，要解决困境学生的真实需求，提供的支持显然不足。即便继续开分社，覆盖的学生仍然有限。任竹晞和吴霞计划，将当下做的事情体系化，继而赋能更多老师和家长。

她们理性地知道这没有那么容易，但仍然准备去探索。“困境学生大概会占到一所学校学生的5%到10%。这些学生的改变，肯定需要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帮助。”

崩溃、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有。任竹晞和吴霞笑言，大不了是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顶上去。

她们现在面对最多的，仍然是具体的问题：当学生封闭自己，如何让他打开心门？当学生害怕尝试，怎么鼓励他迈出第一步？当学生犯了错，怎么帮助他正确面对？

这是挑战，也是她们和学生共同成长的幸福感的来源。

在一出，任竹晞说，自己愈加体会到所谓“师生共同体”是什么。“以前是二元论，总觉得是老师给学生什么，现在更多是我们和学生一起探索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当然，这个是知易行难啊。”

“对对，知易行难。”吴霞轻笑附道。

撰文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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