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还能出头吗

“体制内明星”似乎从未掀起如今天这般汹涌的狂潮。就在去年，另一个青年演员刘昊然考取编制的新闻，非但没有催生集体脱粉潮，反而铺天盖地都是追星式调侃“体制内男友”，恍如隔世。

过去两三年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今年，1076万毕业生流入社会，企业同时面临裁员潮和招人难。与此同时，“名校生考乡镇公务员”“985毕业去流水线”等报道出现在新闻媒体里，即便谈不上“最难就业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也肉眼可见地有增无减。

越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疲惫的时代，普通人对“稳定”的追求越强烈，对“公平”的要求和监督，也随之水涨船高。尤其是，对于本身已经在市场上有一定名气、背后有着一定资本力量挂靠的公众人物，大众对“公平性”的要求会更高。

比如童星参加艺考，可想而知会比普通人更有优势，从程序上来看，这并非不“公平”，但在普通人看来，这种“有备而来”的身份加持，更让人更感无力。

“做题家”这个新近流行汇，不止一次借着不同社会热点被反复提起。

不管前缀是“小镇”还是“小县”“小城”，这三个字都代表着一种对平凡出身的自嘲，但这份自嘲里同时又或多或少夹杂着一层自豪，一层对靠勤恳努力冲出原生阶层、赤手空拳为自己搏得机会与选择权的自豪。

随着近日事件牵扯的舆论发酵，另一个同类词语进入大众视线：小镇“错题家”。它意为同样接受义务教育、参加高考，却未能如愿进入好大学、获得一份社会地位相对不错的工作的人。他们可能只能去专科学校或二三本，最后找一份低收入的工作，为迷茫的未来日复一日地打工。

相较于“做题家”，“错题家”承载着程度更深的自嘲——即便努力了，搭上了全家心血，却仍然未能改变命运，他们自视为落后者，或是被社会淘汰的边缘人。

不论是“做题家”还是“错题家”，这两种称谓最初被创造出来都是基于自嘲，也以自嘲的形式在一种亚文化网络语境里流通。也可以说，它们其实并不具有清晰的定义，而是更多承载着一份抽象的自我身份认同。

在这一点共识的基础上，再去谈论选拔机制与公平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要将它落地，或许可以就近从这两年围绕“做题家”衍生出的一些名字入手。

第一个名字，是“张锡峰”。

2021年高考前夕，一段衡水中学的学生演讲在网上走红，演讲视频里，一个叫张锡峰的学生，穿着校服，戴着厚厚的眼镜，脸上的表情愤慨激昂（在部分人看来也是“咬牙切齿”），喊出了那句争议颇多的“就算我是农村的猪，也要去拱城里的白菜”。

“猪”“白菜”“农村”“城里”的说法，粗暴且粗俗，但却揭开了“小镇做题家”的深层痛点：“做题”是为了离开“小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乏一部分“张锡峰”，将所有青春心血、精力都投放到没日没夜的做题上，甚至达到走火入魔般的自虐程度。

看上去，变得不那么像“文明人”，而是短暂退回到一种拼死求生的动物性。

文明社会，会天然排斥这种动物性。因此，张锡峰被骂，被“怕”，被拎出来严厉剖析和扼腕叹息。

不过，在张锡峰咬牙切齿喊出壮志豪言之后，很快有网友开始考究其家庭背景，并因其参加高考时有私家车接送而断言张锡峰不是“小镇做题家”，因为相对于真正的乡镇学生，他似乎不那么“底层”。

且不论那般质疑有无实质意义，在继续讨论之前，不妨问：什么样的“小镇做题家”是真正合格的？

第二个名字，是“博士论文致谢”。

这不属于一个确切的人名，事实上，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论文致谢：一个从真正的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学生，一路奋发图强，考取了不错的学校，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回望走来这一路荆棘，汗泪如注，且感染力十足。

今年5月，一位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博士毕业生陈时鑫，就靠这样一篇论文在网上出圈。作者在文中自陈从小如何在艰苦环境下发愤图强，起早贪黑求学，一边务农，一边起早贪黑求学，自强不息，考出大山后继续勤工俭学，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获得香港名校直博机会。

每每看到这样的故事，都很难不令人心生敬佩。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逆袭的标准公式，足够“底层”，足够“励志”，足够给予大多数人热泪盈眶的感动。

而这篇论文背后传递的“逆天改命”，也恰好契合着目前我国大部分底层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考试。

不仅仅是高考，还有考研、考公，三座大山代表着相对公平的三根支柱，它们仍然是每一个没有资本、阶层特权的普通人，对环境与体制建立信任的根基，是永远牵动公众神经的正义红线。

所以，一旦人们感到考试的公平性被动摇，群情激奋是可预料之中的后果。

从张锡峰到陈时鑫，人们发现，前两年曾一度被质疑的“奋斗叙事”其实在今天仍然有着广泛受众，在考试作为主要上升渠道的当下，只要能保证程序的公平性，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可一旦这种程序被打破了，一切就都可能成为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后来出现的其他名字，一个是“丁真”，一个是“杨超越”。

2021年，丁真凭借一张照片横空出世，迅速揽获大量流量，创造了一夜成名的神话。

然而，不久后，一些关于丁真的评论和观点掀起争议。有网友说，丁真的眼睛干净、纯澈，是“没有经历过数理化”的那种干净，是“小镇做题家”们没有的那种干净。

此言当时引起忿恨和不满，“数理化”“做题家”，代表着那些从平凡底层家庭一步步努力改变命运的脚印，被轻飘飘地嘲笑，必然令人不爽。

对应今天被重提的“做题家”，二者实有相似之处：令人忿然的不是“丁真”“易烊千玺”这些具体的名字，而是普通人的努力被轻视、被嘲弄、被践踏。

与丁真几乎同期引起热议的另一个名字，是杨超越。

选秀出道后，杨超越一夜之间获得近乎疯狂的高人气与流量，但她的特殊配置在于：她是“误打误撞”加入了选秀团队，没有过硬的艺能和专业水平，甚至连基本文化水平都不达标，却拥有了多少“做题家”努力小半辈子也得不到的福利和机会——2020年11月，杨超越通过上海市特殊人才引进渠道落户上海。

丁真、杨超越等人，以一种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方式，改写了人们心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待：普通人努力小半辈子，可能还不如一张好看的脸，一次被权与钱选中的契机。

至此，成倍的质疑和失望，已经不再单单指向哪一个特定的演员，不是哪一个幸运的偶像，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易洋千玺”。

今年和去年、两年前与二十年前，同一阶层的群体，的的确确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处境。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约为1076万，同比去年增加167万人；而高达457万的考研报名人数，与24.2%的考研录取率，意味着将有340万人可能落榜。

就业市场的竞争更是有增无减。千万毕业生投入市场，在三年疫情的消耗下，人才的去向情状更加险峻，考公，成为普通人或可能抓住的最后救命稻草。

占据社会多数的“做题家”群体，唯一的寄托，只能是每人拿到这根稻草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是谓公平。

这种寄托和期待，以及围绕其衍生出来的愤怒与质疑，自然不该被否认，且应当予以正视。

也许很多人还记得年初的“笨小孩”景浩。

一部新春档《奇迹·笨小孩》，给两年来压抑沉闷的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那是一个标准的小人物逆袭故事，为了某样生存必需的目标，主角景浩别无退路，只能硬扛生活的风雨，从底层起一步步努力，最终“天道酬勤”。

这是一种最传统的、四平八稳的，甚至可以说是老套的叙事：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逆天改命的期待，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期待。不求天降紫微星，不做发财梦，但至少头顶有光，眼前有路。

理想社会或许不够完美，但流动渠道的畅通和透明是最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所有人能昂首挺胸脚踏实地的基底。

没有人嘲笑“做题家”，也没有人否定平凡人看似笨拙但脚踏实地的努力。即便现实中的“景浩”只是极其少数的一部分人，也没有人渴求特权，没有人幻想“被眷顾”，他们只想获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可能博得的那一部分。

半年前，电影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份创造“奇迹”的可能，半年后，恰是电影主角，把这个话题带到公共讨论的视野。

即便抛开易烊千玺，抛开国家话剧院，“普通人”的关注和期待，不论如何也应当得到正视。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苏米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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