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佐见铃：当写“偶像塌房”的小说获得文学大奖

2021年，21岁的女大学生宇佐见铃以小说《偶像失格》获得了日本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第164届芥川龙之介奖（以下简称“芥川奖”）。这部以席卷亚洲的“应援文化”为背景的小说，不仅在8个月内售出50万册单行本，更因为事件中“女大学生作家”“偶像小说”和“芥川奖”等出人意料的标签，成为2021年日本文坛最热门的事件之一。许多人好奇，一本看似“追星文”的小说为何可以闯入严肃文学的殿堂。

其实早在本作之前，宇佐见铃便已凭借描写一对母女间情感交织关系的小说处女作《卡卡》获得了日本文艺奖，并在17岁时以最年少得主的身份获得三岛由纪夫奖。再次获得芥川奖，无疑更坐实了她“天才作家”的名号。

在《偶像失格》的日文书名中，“推し”一词是典型的网络用语，用于想要支持的人，指的是在成员中自己最中意的人。“燃ゆ”，则是日文中“燃烧”的古用法，这里指因为某一话题、某一事件意外演变成舆论中心。标题简单来说就是“我的偶像登顶了热搜”，却因为网络语言的轻浮和古文的郑重其事产生了奇妙的张力，这种文绉绉与当下生活的碰撞也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气质。

而无论怎样看，《偶像失格》都是一部描写细腻入微、语汇表现力惊人的作品。不论是用脊骨描述追星者的妙笔，还是那些当代生活中不起眼的片段——大段自省式的独白、充满蓝色的房间、女孩表情的特写、生活中的杂音、明里狂热的脸、戒指的反光、一筐衣服、薯片银色包装上的油渍——宇佐见铃将蕴藏在日常里的不可思议，作为文学切片呈现出来。即便是碎碎念也可以是充满“醍醐味”的哲学思辨，即便在当代生活最肤浅的表皮下面也有文学活跃的空间，可以说，这位1999年出生的作家没有辜负与自己生命等长的时代。

早稻田大学教授尾崎真理子在《读卖新闻》发表书评称，《偶像失格》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成功地刻画出一个连季节和周围事物都看不到的多愁善感的追星少女形象，描述她如何最终发现了眼前的风景，这是最新也是最古典的青春物语。

《偶像失格》的故事始于主人公明里在半睡半醒中，看到自己的偶像真幸因为殴打粉丝而登上“热搜”的时刻。她缓慢苏醒的身体和意识，被强行拉进信息流高速运转的手机屏幕，由此开始了虚实交织的一天。

明里刚刚升入高二，与大多数喜欢偶像的粉丝一样，她会用偶像的生日做手机解锁密码，用照片做屏保，买CD为偶像投票，搜集偶像留下的痕迹。她在自己的博客上解析真幸的言行、语气、一举一动，观察真幸跟平时反常的地方，猜测他近期的心理变化。从这些细微的涓流之中，明里想要看到真幸眼里的那片海洋。只不过，她从未产生过与偶像接触的愿望，只想默默地做一个淹没在人海里的粉丝，成为掌声与欢呼声的一部分，再用匿名账号给偶像留言说声“谢谢”。

为偶像应援就是明里的“脊梁”，她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剔除干净，唯独靠着这根“脊梁”活着。她这样描述自己：“通常来说，是以学习、兴趣部和打工挣得的金钱和朋友去看电影，吃饭，买衣服什么的，由此装点自己的人生，生长着自己的骨肉，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然而我却是反着来。像是在做什么修行一样，将自己全身心集中在脊梁骨上。多余的东西被削除掉，变得只剩下脊梁骨。”

依附在这根脊梁骨上的，是宇佐见铃给予明里的“沉重”身体。因为某种精神隐疾，升入高中的明里往返于家、学校和医院，游离在所有人之外。她时常感到肉体的疲惫——“不仅肉体是沉重的，就连拨动水花的双脚和每个月会脱落的子宫内膜也是沉重的”，生活像在流沙与逆水中徒劳挣扎，只好抱紧自己的脊梁骨蜷缩起来。

明里喜欢真幸，不是某种幸福、依恋和价值的投射，相反，却是疼痛与真实的回归。与真幸的初见是在明里4岁的时候，当时，还是童星的偶像在舞台剧中扮演了彼得·潘。当他吊着威亚从明里头顶飞过的瞬间，仿佛是明里人生的开始。后来在身体和意识昏沉的高中时代，明里重拾了儿时观看过的那场舞台剧的DVD，即使画面因为碟片的损伤产生了某些变形，但再次看到那个飞翔的少年时，明里的心像是被撞飞一般感到钝痛。

少年毫不费力地用小小的鞋尖踢中了明里的心脏。早已对痛楚麻木的明里在那一瞬间仿佛回到摔倒就会自然流出眼泪的4岁，这种痛楚让她的肉体逐渐找回了感知，世界也随之变得鲜明。她不由自主地跟随着这个曾从她头顶飞过的男孩的表演一同吸气、绞尽蛮力地发声、粗暴地吐气，并与他化为一体。她的心脏恢复了柔软，身体翻涌着热意。最终明里释放出了积压许久的情绪，放声大哭，这个女孩喊出了“好想去梦幻岛啊”。

明里发现这个男孩如今正作为偶像团体成员开展演艺活动，于是，拖着疲惫身躯的明里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她开始正式应援偶像。在真幸“塌房”的时间里，他不仅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在团队中的排名也跌到了最末，尽管明里并不擅长察言观色、应对打工时的突发状况，却依旧坚持打工赚钱为明里应援，企图拯救偶像滑坡的事业。但就像她自己在社会系统中格格不入的结果一样，为偶像打工更像是一种赎罪式的修行，这让明里的身体更加沉重，她说自己“一个人呼吸着两个人的重量”。

退学、打工、逐渐老去的母亲、责难她的姐姐和满地垃圾的屋子，明里的生活看似在追星途中逐渐脱轨，但她却在持续不断地收获快乐。因为只有在应援时，明里才能逃离身体的重量，变得轻盈。

小说最终止于明里幡然醒悟的一刻，她搭乘公交车前往真幸的住所，在楼下，她看到真幸的女友抱着换洗的衣物出现在阳台。回到家后，明里将一盒白色棉签奋力地扔进黑洞洞的房间，随后她匍匐在地上，用尽全身力气将棉签一根一根放回去，她也开始收拾屋里的垃圾，就像在打扫她那已经破碎不堪的生活。

《新周刊》 ：小说的标题“推し、燃ゆ”用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词语组合，能不能先简单解释下，什么是“推”？通常情况下，追星并不是一件值得为人称道的事情，你为什么想创作一本以追星为主题的小说？

宇佐见铃：无论是偶像、歌手，还是YouTuber，能被支持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推”。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日本真实存在的。世界上存在家人、恋人、朋友等多种关系，处在这种关系里的人，都会微妙地影响彼此的存在，但我认为“推”也在以同样的热度和存在感影响生活，所以我想把它带到主题的中心。

《新周刊》 ：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有大量细腻真挚的描写，这其中有多少来自你的切身感受？你自己有喜欢的偶像吗？又是从哪里获取这些让人深感共鸣的追星细节的？

宇佐见铃：我追星的心情是，既没有恋爱情感，也不进行积极的交流。我对那位演员的个人生活或者采访都兴趣不大。我是追这位演员的作品。我与作品中去分析偶像心境的明里完全不同，我个人的经历可能与看演唱会的粉丝的心情更为接近。因为我个人没有去分析偶像以及购买偶像产品的经历，所以这些多是从博客或者粉丝留言板上参考而来。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查阅一些粉丝的反应。

《新周刊》：“应援文化”在亚洲非常普遍，你觉得这种文化带来的影响更多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宇佐见铃：我认为人们在群体中更容易做出不明智的决定。因为在群体中，个体的责任变得不那么明确。“饭圈”也是一种集体，从这一点来讲，可能消极的成分会更多一些。但作为一个个体，作为粉丝去热情地追逐某件事情，同时能够对自己所做出的事情负责的话，我认为这是正向的。

《新周刊》 ：虽然《偶像失格》被称为“偶像小说”，但其实明里的家庭也是被着重描写的地方，里面会经常描绘明里和母亲、姐姐等家庭成员的互动。你是怎么去构建这部小说的家庭氛围的？

宇佐见铃：家庭可能不是这个故事的主题，但我想把它写好。一个家庭就是一群价值观不同的人，不是吗？虽然家人关心到了明里，包括明里疯狂的应援行为，还帮助明里解决追星以外的日常生活的困难，但明里的痛苦却是更深远的。明里自己对母亲、姐姐和医院有一种厌恶的感觉，我认为人类不理解的感情和痛苦能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往往只是因为大家生来很亲密，却又无法离开。

《新周刊》：在作品的后半段，有一个场景是高中辍学的明里向家人询问就业问题。在这里，明里承认：“工作，工作。我不能。我不知道我在医院被告知了什么。我不正常。” 其中不仅会让人对明里的精神担忧，也会让人想到社会系统对人的异化。你为明里设定的“脊梁骨”和“沉重身体”，可以被看作一种异化吗？

宇佐见铃：虽然作品的主题是“推”，但我也想写一些明里会遇到的困难。在这本小说中，“身体的重量”其实是一种困难的描述，即使是一份兼职也不会像明里预期的那样可以随意支配身体，她仍然会犯错误和恐慌。即使被告知要做各种事情，“做吧，做吧”，但她的身体很重，很难应付。我想可能有些人是这样生活的，于是我就这样写。

《新周刊》：弗洛伊德把压抑和实现愿望的满足解释为梦境、象征出现的原因，你从小学开始便一直记录自己的梦境，记录梦境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梦境是否试图平衡我们的现实生活？

宇佐见铃：我认为，梦更像是无意识思想的一种无秩序的表现，而不是愿望。比如，最近我经常梦到被卷入战争的情境，这绝不是我的愿望，而是因为大脑在思考这样的事情进而产生这样的梦境。梦中有它独特的混乱和奇思，它们能够刺激创作。我不认为现实世界能够给予这种混乱以平衡。

《新周刊》：在21岁的年纪便获得了芥川奖这样极具分量的奖项，某种程度上，你也变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好像你自身站在了故事里主人公仰望的那个角度，你怎么看现在外界对你的评论？

宇佐见铃：我很感激支持我作品的读者朋友。我最喜欢的作品《岬》也曾获得过芥川奖，芥川奖也让我遇到了很多其他作品，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是获得了与更多读者相遇的机会。我认为作家是隐藏在作品之后的人，所以我想我不会成为某种被追逐的对象。如果能够不被年轻所折腾，写出自己心中所想的东西，就是对此番获奖最大的报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