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丨《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专家解读

（本文转载自《孔子学院》中英文对照版
2021年第1期/总第61期）

Q：《标准》从筹备到正式出台，经历了多长时间？有多少专家参与？修改的动机和依据是什么？

A：目前全球已有7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2,500多万人学习中文，4,000多万人次参加各类中文考试，国际中文教育的规模、形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进一步提高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和效果，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亟需出台一套科学规范、包容开放、便于实施的标准，对中文学习、教学、测试与评估各个环节进行指导，为世界各国开展中文教育提供参照和服务。在此背景下，2017年5月起，汉考国际受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委托，组织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机构相关领域的20余位专家组成课题组，开始了《标准》的研发工作。课题组先后征求了来自美、英、法、德、日、韩等国家30多所院校8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了50多场访谈和集中讨论，经反复论证、多次修改，历时三年半，于2021年初完成了《标准》的全部内容。

Q：与之前的HSK大纲、《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等标准化文件相比，《标准》有哪些变化？

A：《标准》对之前的各项标准做了继承、汇总和提升，可以说反映了国际中文教育科学化的发展理念。《标准》创新提出了包容性混合型全方位“三等九级”新范式，反映了新时代全世界多层次考试、教学、学习和评估的需求，反映了国际中文教学理念的系统性变革。《标准》发展了“言语交际能力”“话题任务内容”“语言量化指标”三个维度，优化了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延续了聚焦语言交际能力、以“能做”描述界定语言水平的思路，通过掌握对应语言要素的量化指标，与“外语使用者运用目标语言能够做什么”两个角度相结合描述语言能力，确保每一级标准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标准》更加注重突出中文特色，继承了以汉字、词汇和语法为核心划分中文水平的传统，拓展为“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维基准，等级清晰，内容明确，也更加符合中文教学的规律。

Q：《标准》对中文水平的要求大幅度提升，以词汇为例，原先的HSK四级词汇量是1,200个, 新《标准》四级词汇量为3,245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A：《标准》的词汇数量分别是初等2,245个、中等3,211个、高等5,636个，总计词汇数量为11,092个。三大等级新增词汇的配置比例大致为2：3：5。这样的配置符合词汇学习规律，便于指导教学，也体现了初、中、高三个等级对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等级水平的要求。高等词汇量向上延伸了水平要求、考试难度，为满足高水平中文学习者的评测需求提供了指导和参考。《标准》选词时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字这一优势，并将“以字找词”作为选词的原则。

之前的HSK四级词汇量是1,200个，现在新标准的四级词汇包括新增的1,000词，总量是3,245个。两词表的差异，首先是由于《标准》采用了“以字找词”的词汇筛选方法。从覆盖率上看，汉字的覆盖能力最强，汉语词的覆盖能力最弱。其次是因为HSK词表主要是服务于评价与测试，借此确定测试范围及难度。而《标准》的词表则服务于中文教学、测试、学习等多方面，可以用于确定教学和学习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词汇必须掌握。

Q：《标准》以“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种语言基本要素为衡量中文水平的基准，尤其增加了“音节”“汉字”这两个要素，请问理据是什么？

A：培养学习者在不同情境下使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是国际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四维基准”是实现交际能力的基础。将音节、汉字纳入标准，反映了语言量化指标的联通性。语言要素的选取注重贴近现实生活，以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国际中文教学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音节表的制订与汉字、词汇、语法、话题任务内容、言语技能等方面的内容息息相关，在确定音节的过程中既充分体现口语化特点，又不忘突出音节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反映了对口语表达水平的要求，同时为初、中等水平的音节整体、直呼教学新规则、新路径提供了重要依据。汉字的选取改变了“先词汇，后汉字”的筛选原则和顺序，打破“汉字跟着词汇走”的传统做法，把常用汉字放在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依据日常会话的常用度、构词能力以及书写难易度等因素筛选汉字，这对于总结归纳汉字教学基本经验、破解汉字难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Q：《标准》增加了高等阶段（7-9级）的描述，出于怎样的考量？

A：《标准》顺应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和中文特点，自主创新，整合优化拓展。首先，在第一代、第二代标准体系的基础上，统合创新、优化升级定型为初、中、高三等九级的新框架。其次，遵循“包容混合”的理念，吸取国内外语言能力标准建设的经验，对中文水平等级既从“等”进行了界定与描述，也从言语交际能力、话题任务内容、语言量化指标等角度对每一级进行描述。其中，高等水平七、八、九级标准是为以中文为专业的外国学生及中文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准备的。

2012年以来，国际学生来华留学教育事业进入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教育部先后出台系列政策，不断完善制度框架，严格规范管理，全面推动来华留学教育内涵发展。《标准》增加了高等阶段（7–9级）的描述正是回应这一需求，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于国际中文教育。

Q：“译”的能力如何评判？将来在HSK考试中是否会有所体现？

A：“译”是言语交际能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外语言能力量表，如《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和我国《英语语言能力量表》，都将“译”作为内容之一。“译”标准首先是服务于国际中文教育的现实需要。在针对《标准》进行前期调研过程中，国内外的国际中文教育专家给予“译”能力很高的重视，认为翻译能力的培养实际贯穿于国际中文教育的全过程中。其次是满足广泛的普通翻译就业能力测评的需要，包括普通商务会谈、邮件来往、涉外导游、医院、酒店、餐厅接待等，这些职业场景中的翻译虽然不如外交、商务场合中那样要求翻译能力专业性强，但却有着极为广泛的现实需求。

有关“译”的测评有别于听、说、读、写技能，目前关于其如何测评正在进一步研讨中。我国目前已有国家级职业资格考试，翻译专业资格认证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和面向普通翻译、非专业翻译等人群的国际中文通用翻译能力测试。我们将借鉴已有翻译相关考试的经验，综合考查“译”技能。

Q：新《标准》如何与原来的标准在教学和测试方面进行衔接？如何与其他国家的一些语言水平标准接轨？

A：与原来的标准相比，《标准》更多地是在原标准的基础上纵向向上延伸与横向精细化拓展。从分级来说，新增了高等（7–9级），而从教学与测试内容的范围来看，提供了针对各等各级的音节、汉字、词汇、语法语言量化指标，这是更为精确、科学的定量化。可以说，基于原来的标准所进行的一级到六级的教学和测试总体变化不大，但却更为科学化；而基于《标准》，需要对高等（7–9级）的教学和测试展开相应的研究与讨论。

高等（7–9级）的国际中文教育面向追求专业水平、卓越中文表现的学习者，而与之相适合的教学与测试相关研究仍有不足。在教学方面，关于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讨论并不多见，期待国际中文教育的学者们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在测试方面，正在进行相关研究，汉考国际将适时推出新的HSK系列考试，HSK高等考试通过一张考卷分出三个等级的考查方式，弥补过去HSK六级的分数解释的“天花板现象”。

《标准》在体现中文本体特色之时，也注重与其他国家的一些语言水平标准接轨或者相关，主要体现在标准的框架结构、一些关键描述语的借鉴与参考、各等级水平之间衔接一致性等。为了评估以上目标的实施程度，目前我们已展开了《标准》与其他国家的一些语言水平标准的比较研究、基于学习者自我评估的大规模调查、基于专家评估的语言标准相关度研究等。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具体请参考后续的相关研究成果。

Q：《标准》对今后的HSK考试在考试题型、考试难度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A：《标准》是指导国际中文学习、教学、测试与评估各环节的规范，将为HSK考试提供总体指导，主要体现在国际中文教育考试的理论和理念上，如：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突出中文特色，强调中文“四维基准”，全面夯实中文基础；通过言语交际能力、话题任务内容、语言量化指标，以及听、说、读、写、译五种语言基本技能，全方位提升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和学习者中文水平等。但《标准》并不等同于HSK命题和实施的考试大纲。

HSK将依据《标准》，在保持现有六个级别考试稳定的基础上，首先增加HSK高等（7–9级），形成“三等九级”考试等级体系，预计于今年年底试考，明年初正式推出。HSK高等将参考《标准》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着重考查考生的综合技能、多种认知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对具有普适性、人类共通文化内容的掌握等。

Q：《标准》研发过程中有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幕后故事？

A：在研制《标准》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情，印象最深的还是课题组成员表现出的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刘英林教授作为项目首席专家，以建设中文标准、发展HSK考试为自己的使命，为《标准》研制付出了巨大心血，为研制框架、研制理念、整体规划等提供了很多意见与建议，为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在项目审定时期，刘老师身体有恙，住院治疗期间仍心系《标准》，多次电询《标准》进展，每次通话至少半个小时以上。王理嘉教授在身患重病、身体日渐虚弱的情况下，仍旧为汉语拼音教学难题及《标准》建设劳神费心。王老师在去世前还将珍藏的论文手稿交予课题组，希望能为《标准》的学理研究贡献一份力量。很遗憾王老师没能亲眼看到《标准》的出台，这也是我们最痛惜的地方。其他几位老专家顾问组成员傅永和、李行健、侯精一、张厚粲等老先生，虽都是耄耋之年，仍旧坚持每月参加专家例会，为《标准》的建设贡献智慧。

《标准》项目周期长，课题组相互配合，分工协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部分专家身处海外，克服时空限制，积极参与讨论。疫情期间，课题组仍在线上多次集中讨论《标准》，经常为一个细节而反复讨论，力求至善。凡此种种，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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