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城中村小店想守住的家乡味

『这是一个居住在大城市边缘的海户人家，他们的营生恪守着远方家乡的味道。』

记者 / 黑麦

摄影 / 蔡小川

“海户东街”“丰海南街”，听起来不像北京的地名，倒像是东海湾岸的某个巷弄。晚上8点，街旁的路灯准时发出淡黄色的光，在洒满水的地面上勾勒出模糊的人影，一阵南风拂过，飘来没有咸味的风。住在这附近的人都知道身旁流过的那条渠叫凉水河，不是乐清湾。

蒲岐饭店，就坐落在这两条街的夹角处。街面上两排商铺从餐厅、面馆、简餐，到小卖部、制图设计、水产批发、物流……依稀勾勒出这个地区简单的商业生态。过客、小老板、农民工、长途车司机和住在附近的同省人，成为这些商铺的最大客群。

80年代初，大批浙江、福建人来到北京定居、经商，在大红门一代建造起民屋，开设小作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保持着家乡“前店后居”的生活方式，住在自家的商铺里屋，这是他们唯一的生计，不愿也不能离开。早上起床就开门营业，熬到睁不开眼就闭店，家家几乎如此。

蒲岐饭店的红色招牌被太阳烤成橘红色，显得有些破旧，到了晚上也不亮灯，透过玻璃窗，可以看穿整个餐厅，视线直达厨房，桌椅紧挨着盛放海鲜和鱼的台子，一旁是台漏风的冷柜，新鲜蔬菜被塑料袋半包裹着塞了进去，露出几片叶子，迎着风冷机招手。

▲开在大红门海户东路上的的温州蒲岐饭店

经营蒲岐饭店的是一对浙江夫妻，吴存兰和邱志定，二人来自温州乐清的蒲岐镇，吴存兰总是穿着一件酒红色的旗袍，这是她的工作服，邱志定是个矮个子的男人，很少说话，笑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线。在餐厅里，他们用彼此才熟悉的方言交流，有时客人太吵闹，二人提高说话的嗓门，就像是在吵架。他们的分工是这样的，吴存兰给客人点菜、端菜，丈夫则是在厨房用“蒲普”（蒲岐普通话）来喊菜、切菜，偶尔走出来喝口水，抽支烟，吴存兰见了会冲他喊几嗓子。

吴存兰和邱志定具体是哪一年来北京的，这对夫妻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吴存兰依稀记得是1981年，她说那年有个好大的桥竣工通车，邱志定肯定地说是1983年，他记得那年自己从部队复员，80年代初，他在泉州附近的军区做机械工程师时，被调到越南战场兜了个圈又回来了，说着说着，自己也乱了，具体的时间点已经在他们规律的生活中变得模糊。吴存兰说：“呼一下子哦，来北京也有40年了。”邱志定听到40年的时候放下手里的手机，好像也吓了一跳。

吴存兰和邱志定从小在海边长大，冥冥中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离开家乡，出去闯荡。1978年时，改革开放的新闻刚刚传到县城，村民们便人潮汹涌地去了外地，那时吴存兰刚和邱志定结婚不久，她想等丈夫退伍回来再说，于是一边学习缝纫一边等丈夫归来。1983年冬，绿皮火车开了两天一宿，两个20多岁的青年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拎着大包小包搬进了北京二环外一间黑乎乎的平房。在邱志定的印象中，那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屋子漏风，煤要自己烧。吴存兰说，浙江人有句老话，她想了很久，用蹩脚的普通话翻译了一下：如果放弃了、回头了，就没有结果了，更不可能成功。

来到异地的他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嘛，”吴存兰说当时的邻居家有一台十几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都开得特别大声，“我家小孩子想要看电视，邻居锁着纱门不让她进去看，小孩子在外面哭闹，然后这家人泼出一杯喝剩的茶水洒到小孩子身上。”讲话的时候，吴存兰的声音很大，我问她是否还在生气，她挥手笑了笑，表示一切都过去了。

▲邱志定和妻子吴存兰

像彼时的大多数温州人一样，吴存兰也做起了服装生意，从五道口卖到前门，摆摊、开作坊，最后开了一家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里面堆满了布料。女人在家量衣剪裁，男人要出去送货，这样忙忙碌碌了几年后，在1989年时一家人搬去了山东潍坊。等再从山东回来的时候，香港已经回归了。吴存兰坐在北京的最后一波“面的”里，透过车窗看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想象着一家人多年后的样子。她想重拾老本行，于是看准了市场，在沙子口开了一家童装店，不料，因为要修铁路，她不得不草草关掉了刚刚开始赚钱的店铺。

正在吴存兰一家手足无措时，有位在北京的亲戚找他们一起开家餐厅。餐饮是吴存兰一家从未接触过的行业，“但我们浙江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有钱就赚，先试试再说”。作为一家之主，吴存兰给了邱志定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小孩子上学的钱可就指望着这家饭馆了”。

对于这家餐厅，吴存兰充满期待，那也是她当时的最佳选择。吴存兰想给餐厅起个大气点的名字，她本来想叫温州饭庄，最后决定把家乡的名字也加进去。1998年，和温州蒲岐饭店一起开业的，还有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沿南苑路，一路铺开的是京温、新世纪、天雅女装、福成服装四大批发市场，服装商贸城地处这里的核心位置，从这里加工后的服饰被成箱地发往周边城市甚至国外，一度塑造着整个北方地区的穿衣品味。如今的大红门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它像个巨兽，吞吐着庞大的人流。私搭乱建的小房子像围棋棋子一样绕着服装批发市场盖了一圈又一圈，其中不乏住家、小作坊、皮衣厂、五金店、小煤窑、垃圾站……邱志定记得很清楚，2000年之前，正对着商贸城的只有两家餐馆，一家是兰州拉面，另一家就是蒲岐。

最初的几年里，蒲岐只做快餐，一排食堂用的大盆，盛满了二三十种炒菜，猪肝炒青椒、肉丝茭白、雪菜笋丝、榨菜丝瓜……南来北往的人，匆匆地来，坐下就着一两盘炒菜吞咽下一碗碗米饭，然后抹嘴，结账，匆匆地离开。“都是奔生计的人，看起来都不容易。”邱志定叹了口气说，“后来我们也随着北方人的口味卖起了鱼香肉丝、木须肉，对，还有馒头。”

▲红烧黄鱼、红烧水孱、炒酸菜、豆芽咸鱼米线、青椒猪肝、醉泥螺

红烧带鱼、炸带鱼、家烧黄鱼，是当时餐厅里的大菜，这几道菜要用白色的盘子单独盛放，卖给那些刚刚成交了大笔订单的老板们。“浙江人爱吃鱼，北方菜都是猪肉，为了庆祝一下生意，他们就要吃鱼喝酒。”吴存兰说，“那时候货运不方便，海鲜也全是冻货，只能吃吃冻带鱼，炸一炸也香的嘞。”

生意从早忙到晚，《晚间新闻》播完了，偶尔还有喝酒的客人，那时候的吴存兰和邱志定都还年轻，不怕熬夜。但2003年时，有三件事接连让他们发起愁来。第一件事是开店的合伙人准备离开北京，去河北开厂，吴存兰没有阻拦，准备自己独做这家小店；第二件事是东罗园村开始拆迁工作，一张张拆迁通知贴到店里，吴存兰知道，要给餐厅找新址了；这第三件事，几乎让所有人都无法应对，“非典”来了。

“非典”来的时候，吴存兰就把店关了，结清尾账，收拾家当，她在对面刚刚开盘的新商业街租下了把角的一家，她觉得这里的风水还不错，应该能行。和所有人一样，吴存兰和邱志定整天待在家里等着疫情结束，从没停歇过的两口字，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没有收入就心慌，坐不住。”吴存兰说。好在夏天到了，疫情也就消失了。

新店的租金高了几倍，可吴存兰并没有因此想要缩减餐厅的投入，她用白色的瓷砖、白色的涂料、白漆的铝合金窗，装修了整个餐厅，让它看起来干净透亮。随即，吴存兰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事，她为新餐厅前前后后雇了20个人。“十几张桌子，三个包房，怎么也得20个人吧！”吴存兰说，“有人劝我一点点做大，我不要，我想一开起来就给人新的感觉。”

正如吴存兰所料，店开张后生意好得不得了，虽然周边的馆子也变多了，竞争也激烈了，“但是我注意到人们喜欢干净的大餐厅，住在北京的人开始对吃有点要求了”。吴存兰说自己先拿掉了菜单上的北方菜，然后让客人站在冰箱和冰柜前看着食材点菜，“反而来了更多的北方客人，他们都觉得很新鲜啊，想尝尝江浙菜有什么不一样啊”。“二楼的包房常常人满为患，需要等位，”邱志定说，“但我们还是想在一层保留快餐的明档，就想让那些老客人知道还是我们。”

▲邱志定（右）在厨房切菜

在蒲岐，鱿鱼是最受欢迎的菜，厨师炒这道菜的时候手速极快，不出几分钟的时间，透明的小管就变成红斑点点、玉质莹亮的弹脆肉块，一口咬下，唰的一声脆断，爽韧弹牙，咀嚼之下，鲜甜之中渗透着丰腴、致密。吴存兰喜欢用西芹去炒小管，她喜欢清脆的口感，这似乎和她的性格有关。

邱志定说自己最喜欢黄鱼，他说自己是个恋旧的人。在浙江的习俗中，端午节是要吃“五黄”的，所谓五黄，就是黄鳝、蛋黄、黄酒、黄泥螺和黄鱼，以驱毒避邪。在他的印象中，乐清湾的黄鱼就是家乡的味道，家家户户炖鱼、晒鱼，有钱的人家油煎一下，煎鱼的油用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倒在米饭上，满是香味。邱志定说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红烧黄鱼，有老朋友来店里要做一条，有老战友来到店里聚会，更要做上一盘，理由也很简单，“下酒又下饭”。

不过让吴存兰想念的家乡味并非黄鱼，而是梅童。梅童鱼的鲜味是另一种味道，它的肉身更紧致，浙江人说它的滋味更浓，像是能吃出一种日照海水的味道。梅童鱼金黄色的身体十分健美，“冷水梅童赛黄鱼”，此话不假，冬天的梅童鱼几乎不进食，懂吃的人只去除它的鳃部，内脏完整下锅煮汤，或是清蒸，盘中充斥着海的味道，一筷子夹起一条，让人胃口大开。“只是北京不好买。”吴存兰说。

随着物流变得便捷，舟山的龙头鱼、石浦渔港的跳跳鱼、宁海的蛏子都被送到了更远的城市，于是这些鲜货也登上了北京餐馆的餐桌。龙头鱼有很多名字，也叫虾潺，也叫九肚鱼，在浙江最常见的做法是先用盐水腌制，再经过海风吹干晾晒，于是变成了一种类似鱼片干的龙头烤。老底子浙江人常说：“过酒乌贼鲞，下饭龙头烤。”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月，会吃的人家会把自家腌制的虾潺串起来，挂在厨房的通风处，没隔几天，就会摘下一两条，吃粥、下饭，或是做成青菜的调剂。

吴存兰过去喜欢吃龙头烤，她说：“苦日子过去了，晾这鱼就成了习惯，小孩们不爱吃它，老太太们就用它炖汤、蒸肉，那是最天然的味精。再后来，吃虾潺的更少了，压饭榔头没人爱，仿佛只有忆苦思甜的时候，才有人提起它。”“现在的客人很喜欢吃油炸的龙头，外酥里脆，又适合下酒。”她继续说，“豆腐虾潺也是我们这里最常见的吃法，热锅爆炒雪菜，下葱、姜、小红椒，随即加入老豆腐和虾潺，生抽、老抽、料酒、白糖调个颜色和味道，无需翻炒，盖上锅盖，等锅开了，菜也熟了。这道菜从备料到完成不过十来分钟，因此它也成为渔民出海时的主菜之一。”

▲随着物流变得便捷，这些鲜货也登上了北京餐馆的餐桌

尝过海鲜，意外地发现蒲岐饭店还备了一种甜食——黄岩蜜橘罐头。说到这几块钱一小碗的橘子罐头，吴存兰和邱志定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橘是海户人家最甜美的回忆，一年中只有一个月可以吃到香甜的橘子，小时候因为没有物流，吃不到今天这般多的水果，所以镇上的橘子树就显得格外珍贵。冬季，大人会把橘子做成糖水，待到物质生活丰富了一些，橘子罐头就成为送礼佳品，每次见到这种装着橘子的玻璃瓶，邱志定都有一种想打开尝一尝的冲动。

▲黄岩蜜橘罐头

虽然身在大红门，但是吴邱二老都不想自己的子女做“大红门二代”，1983年生的儿子在外地做生意，1981年生的女儿在珠海上了大学后嫁到了澳门，一双儿女都当了爹妈。以前，吴存兰的朋友圈偶尔还发一发生活的感悟，而这几年她发的都是孙子孙女的照片，每幅都配上“可爱”“漂亮”“活泼”等评语，她能细数起每次孩子们来看望她时，带小孩子去过的名胜古迹，故宫、长城、颐和园，去胡同转转，尝尝小吃。对于这些景点，吴存兰和邱志定并不算熟悉，因为他们俩从来没有去过。

2016年时，大红门地区经历了一次众所周知的变革，热闹的交易市场被按下了暂停键，批发市场和密集的小商铺开始与这座城市告别。老客人走了不少，去了很远的地方，操持老本行；新的客人抱着手机慕名而来，不知道应该点什么菜。2019年时，丰台区对大红门地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疏堵工程，餐厅门口的臭水沟和烂泥路都变成了干净的柏油马路。由于打通了几条“断头路”，恢复了“鱼骨状”的交通组织流线，吴存兰时常遇见从城市的另一端前来品尝蒲岐菜的客人。

2020年1月，她站在店门口给远方的闺女拍了张北京下雪的照片，餐厅内高朋满座，吴存兰觉得一切都在变好。十几天以后，疫情开始横扫全球。这个坎儿，给平时爱说话、争强好胜的吴存兰直接整无语了。“我真的无语了。”吴存兰说。如今，在餐厅的储藏室玻璃上还能看到社区防疫人员张贴的各种通知，有时候通知来得太多，吴存兰就扯下几张旧的给新的留地方。通知内容也大同小异，要求大家登记、扫码、测温，提醒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并积极配合工人员做好防疫检查工作。

从蒲岐走出来，穿过路东的福海公园，会发现许多这样的温州小馆子，诸如浙南面馆、迎春面馆、徽记早点铺、八方客快餐，它们栖息在城中村的夹缝中，经营着家乡的味道，那些地方曾经热闹非常，如今大多被蓝色的围挡封住。2020年初，吴存兰觉得疫情跟“非典”差不多，有三五个月也就结束了，可一次次的病例增多，一次次的封控管控，三年下来，她渐渐有些扛不住了。“现在的生意有时候是疫情前的两三成，有时候连个人都没有，真是天灾。”吴存兰说。为了省下2000块钱的房租，吴存兰夫妇退掉了之前租的平房，搬到餐厅楼上的储藏间，那个屋的门板上还刻着数字，像是从某个宾馆拆下来的房门，房间内设施极其简单，一个上下铺，一张全家福。

作者档案

黑麦

拉面漂移学说提出者

终身减肥人士

无籽西瓜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