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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潮风暴席卷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左倾化是世界性现象。以欧洲为中心，向西至美洲，向东至中国、日本，各国知识分子咸以进步为号召，以革命为旗帜，以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神圣事业。而苏联作为现世乌托邦的唯一实验场，自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圣地，东游朝圣者多如过江之鲫，本杰明、茨威格、萧伯纳、罗曼·罗兰……都去过。
20年代末苏联因集体化运动产生大饥荒，饿死数百万农民，可萧伯纳回来竟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记述了苏联之行，有所疑虑，但欲言又止；本杰明写过日记，但暖昧地回避了政治，且根本不准备出版（中译本《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罗曼·罗兰当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苏联唱尽赞歌，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些阴暗面，却要封存50年才许发表（中译本《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然后，纪德也去了。纪德，法国人，双性恋者，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年代后期皈依共产主义，在莫斯科方面力邀下，1936年访苏。临行前，他的老友，从苏联流亡出来的维多·绥奇在信中恳求纪德：“我愿你决不要闭起你的眼睛，你应该看到那些新元帅的后面，看到那机巧的宣传……请你同意我吧：人们对于革命的服务，并不在于掩盖它的毛病，或蒙住它的真面目来骗人的呀！……让我告诉你吧，谁要是想为工人阶级与苏联服务，那他就非睁开眼睛不可。让我以那些人的名义要求你鼓起勇气，要求你具有那明视真实的勇气！”
纪德没有辜负友人所望，他始终不失“明视真实的勇气”，虽在苏联好吃好住，却没有吃了别人的嘴软，回来即写出轰动一时的《从苏联归来》，痛揭铁幕内的黑暗：“我怀疑，现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在希特勒的德国──精神也没有这样不自由，没有这样被屈服，没有这样恐怖（被吓坏了），这样奴化。”（此书至少有戴望舒、郑超麟及朱静三种中译，此据戴译）
在认识层面，他们由于观念遮蔽了事实，由于道德理想取消了理性判断，一厢情愿地相信苏联是人类未来的文明样板，遂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不惜“以辩证的名义去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这是雷蒙·阿隆批评萨特语，《雷蒙·阿隆回忆录》译作“为了辩证法的需要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见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12页）；在品格层面，他们害怕真相证明其错误，这将打破他们自己造成的政治神话，破坏他们已经参与其中的一切，他们恐惧被党遗弃，被左翼群体放逐，被所谓进步的事业扫地出门……往好处说，是因为他们缺乏头脑；往坏处说，是因为他们没有良心。
在那么多罗曼·罗兰们歌颂苏联的大合唱中，纪德之所以能一士愕愕，是因为他始终能将真实置于抽象的理想和信仰之上，置于党派意识形态之上，置于个人荣誉之上。他在《从苏联归来》自序中说：“……凡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会发生不诚实的危险；……倘若当初是我弄错了，那么最好的事情便是赶快承认我的错误；因为在这里，我对于那些受这错误所牵引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在这事情里头，顾不到所谓‘自我尊严’，而且我本也很少所谓‘自我尊严’。在我的眼睛看来，这里头有些事情比我自身还更重要，甚至比苏联还更重要：这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它的文化。”苏联之上，还有人类在；共产主义之上，还有人道主义在。纪德在《从苏联归来》的续书中更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一到说谎话的时候，我就不惬意了；我的责任就在揭穿谎话。我所依附的乃是真理，党若离开真理，则我立刻离开党。”（此据郑译）即使在他访苏之前，在最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也充满怀疑精神：“使我害怕的是，这种共产主义宗教，也是按照一种教条、公认的教义、条文和放弃批评来行事的……我之所以仍然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因为，我的心灵、我的理智本身建议我这么做，绝非因为‘它被写在……’不论提及的文章是马克思的，还是列宁的，只有当我的心灵和理智赞同的时候，我才能服从它。”（皮埃尔·勒巴普《纪德传》，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378页）──“只有当我的心灵和理智赞同的时候，我才能服从它”，说得何等清醒明晰！正因为有这层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底色，以后他才能如此决然地戳破那重苏联的皇帝新衣啊。革命就是苏联的新衣，在这件乌有的新衣里的，是赤裸裸的暴政。所可叹息者，是苏联的新衣即使戳破了，但依旧有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一再编织出苏联式的新衣：萨特之于中国和古巴，乔姆斯基之于红色高棉，福柯之于霍梅尼的伊朗……其中尤以法国知识分子更甚。幸好，有纪德，还有阿隆，还有加缪，他们尽管孤立，依旧自信，捍卫了法国知识界的荣誉。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种种灾难，短期看往往是政治家的问题，但其源头却常常是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些思想仿佛鸦片一般，不断蚕食着人类的心灵世界。然而，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思想家意识到这种“鸦片”的危险，并勇敢地提出批评：
● 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眼睛，被意识形态所蒙上，以至于连最基本的事实也看不到"。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雷蒙·阿隆看来，现代社会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多种多样的，而意识形态往往通过简单的“对立”、“斗争”等等词汇掩盖了问题背后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价值的承担者，知识分子本应独立思考，不谄媚权力，更不迎合大众。但如今却极力向大众靠拢，带头宣扬民族或阶级的特殊道德。法国哲学家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将这一行为斥为"背叛”。
●而《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的作者，如今已经90高龄的黑人思想家索维尔，更是从源头——即知识分子的观念如何发挥影响力的角度。深刻批判了那些满脑子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为被知识精英宣传冲昏头脑的大众，开出了一张意识形态领域的“黑名单”。
从20世纪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知识分子的背叛》，到21世纪最新出版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尽管相隔近一个世纪，但他们都共同揭示着一个隐藏的危险真相：只有当人们被意识形态这一新“宗教”置于文明废墟之上时，人们才会想起这些孤独而睿智的思想家，与他们书中种种充满先见之明的判断。为此，吃果读书诚挚推荐“警惕知识分子的鸦片”三书：《知识分子的鸦片》、《知识分子的背叛》、《知识分子与社会》。读这三本书，不光能让我们告别愚昧和狂热，变得虔诚和谦卑，更是在一种新的维度下——重新审视知识精英及他们推崇的意识形态 ，从根源反思种种人类灾难。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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