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 王冬梅 | 时空交汇的“南京眼”与风云际会的创伤史——论叶兆言长篇小说《仪凤之门》

内容提要

叶兆言最新长篇《仪凤之门》，依托密集的空间化叙事路径而搭建了极具时空交汇意义的现代性场域，试图在古今中外的风云际会中触摸民国南京的城市表情，并最终凭借着创伤体验的描摹而深入城市的心灵进而涵纳民族记忆的文化痛感。从叙述时间上说，仪凤之门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更是现实的；从叙述空间上说，仪凤之门是主流的，也是民间的，更是日常的；从叙事美学上说，仪凤之门是见证者的视角，也是承受者的躯体，更是心灵创伤的渊薮。《仪凤之门》必将为人们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审美之门。

关键词

叶兆言    《仪凤之门》    民国南京    空间叙事    创伤史

南京有一个爆红的地标性打卡地，即高科技构筑的“南京眼”。“南京眼”的说法谓其代表了南京的高度、视野与特色。而叶兆言以笔下的仪凤之门建构了美学上的“南京眼”，进而通过独具匠心的叙事涵纳风云际会的创伤史。出身文学世家的叶兆言不仅饱受世界文学之都南京的历史文化浸淫，也在不断的文学实验中自觉庚续了现代文学传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独树一帜的“这一个”。在以往的文学史序列中，叶兆言通常被归入先锋作家或新历史主义的行列，不过，他却以变化多端的文学创作样态和拒绝命名的文学宣言，直接宣告了对于文学潮流尤其是文学时髦的疏离。作为创作量惊人的江苏本土小说家，叶兆言以“永远先锋”的姿态消解了先锋文学的刻板面孔，更以其“难以归类”的身份特质而暴露了文学史写作惯例的失效与尴尬。作为南京人的叶兆言，以小说、散文、城市传记等方式创作了形形色色的南京故事，不仅建构起壮硕繁复的叶氏南京书写，也日益丰饶着当代“南京学”的文化谱系。他以或历史或现实的文学眼光，反复打量着南京城的前世今生以及时间巨流中的城中人，试图从中发现只有自己才能发现的人性秘密。在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收获》2022年第1期）中，叶兆言再次踏着语言的阶梯，一步一步登入朝向民国南京的小说发现之旅：他倚重密集而黏稠的空间化叙事策略而搭建了极具时空交汇意义的现代性场域，试图在古今中外的风云际会中触摸民国南京的城市表情，并最终凭借着创伤体验的描摹而深入城市的心灵进而涵纳民族记忆的文化痛感。

如果说叶兆言一贯以叙事时间的选择表达自身对于南京近现代历史的深沉关切，那么在新作中，现代性的时空交汇意识被显著地突出出来。他上一部长篇小说《刻骨铭心》的历史叙事时间即是由国民党定都南京的1927年开始，在完成了所谓“黄金十年”、南京沦陷等重大事件的长途跋涉后，最终停留在抗战胜利那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口。而新作《仪凤之门》则将叙事时间的开端向前回溯了近二十年，即以晚清为始而止步于1927年春天英美军舰的炮火中。不过，时间在《仪凤之门》中的再现并非物理意义上的线性时间铺排，除了频繁使用插叙、倒叙、闪回等时间叙事手段外，小说也大量倚重空间化的手段使得那样一段历史时间变得具体化、可视化与鲜活化。借助这种高密集、多形态的空间化叙事策略，叶兆言细致雕刻了一系列富有民国南京地域特色的空间实体，并最终在现代性这一时空交汇的场域中确证了民国南京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笼统说来，《仪凤之门》中所呈现的南京空间实体主要涵盖两类形态，一类寄寓了叶兆言对城市历史发展脉络的爬梳，如仪凤门、下关码头、江南水师学堂、阅江楼等。另一类则承载着小说人物命运的起落沉浮，如三仁车行、歆琪记、棺材铺等。如果说前者构筑了小说的骨骼，那么后者无疑赋予小说以血肉。随着这两类空间实体的相互切换、穿插或并置，宏大历史与人物命运就这样交织缠绕在一起，并由此开启了宏大历史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双重变奏，进而使得民国南京城市的现代性命运以及人性情状得以立体化重构。

小说“楔子”部分详细介绍了仪凤门的历史由来和生命轨迹，作为明城墙十三个城门之一的仪凤门，不仅占尽依山面水的地理优势，更有着南京北大门之称。不过，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仪凤门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却又一次一次被抛掷到破城或屠城的悲剧漩涡中，叶兆言在叙写仪凤门的历次修缮过程时，寥寥数语却几乎串联起一部血流不止的明清史。卡尔维诺在观察扎伊拉城的时候曾提出，构成城市的并非基于数据统计的物质实体，而是其“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城市自身非但不能脱离历史记忆的滋养，反而是不断“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海水，并且随之膨胀着”。¹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城市与现代性的关系，历史不仅仅命名着城市的过去，也以其强大的残留悄无声息地形塑着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围绕仪凤门、下关码头等空间实体的开合形态切换，叶兆言以闭塞与开放的考察眼光还原着南京城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调整，也由此在时间巨流中串联起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南京的北大门，仪凤门先后历经明朝时期的“堵门”，清朝时期的破门占城，太平军的屠城，湘军的破城……如果说，仪凤门的开合对接着民族历史自身的王朝更迭，那么下关码头的开合则隐喻着近代中国面向世界的基本姿态。尽管下关码头的开埠难以脱开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民族耻辱，然而它也促使偏安一隅、封闭自守的南京逐渐朝着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而一步步敞开。

小说中的江南水师学堂即化身为新旧思想碰撞的城市空间，也成为晚清时期南京思想文化状况的集中投射。历史上江南水师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的直接产物，原本肩负着培养现代海军保护清政府的使命。饶有兴味的是，它在小说中恰恰成为革命启蒙的发生地以及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教习彭锦棠不仅把现代民主革命的理念播撒给众多的学生，还通过张海涛等革命党人将革命的薪火传递到杨逵、冯亦雄等下关底层民众手中。借助江南水师学堂的过去和现在，小说敏锐捕捉到了从基于维护旧统治的上层改革到彻底抛弃旧制度的社会革命这一重大时代转型，民国南京便由此从晚清改革的历史因袭中破茧而出，并在民主革命道路上获得全新的现代生命。尽管正式步入民国历史进程后的南京城并没有从此彻底摆脱苦难的鞭笞，不过，叶兆言仍然以更为开阔的大历史眼光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借助“迎接新主人”的百姓视角凸显了城市易主的今昔之别。

每逢新主人进入南京城，老百姓夹道欢迎，多少都会有些表演成分，说是迫不得已也不为过。好在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老实本分的人民群众突然发现，此次入主南京的革命党人，和以往的胜利者完全不一样。这一次，民军来了，革命党人只忙着争权，并不夺利。²

值得注意的是，叶兆言使用了“完全不一样”这样的极致表述来将辛亥革命与历史上的历次战乱区分开来，并以此来凸显现代较之传统在时间上的断裂性及空间上的撕裂感。这个“只争权不夺利”的现代革命事件不仅确保了城市免于屠城之悲剧，百姓免于恐慌之滋扰，同时更以加大城市重建的举措来推动生活秩序的重新建立。在叶兆言所精心绘制的这幅民国南京地图上，每一个建筑物都散发着说不尽的意味，也都肩负着各自的叙事使命。例如，仪凤门无疑承载着历次民族内乱的历史苦难，下关码头更多地指向从闭塞到开放的城市身份切换，而江南水师学堂则隐喻着现代革命思想风暴的策源地。这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不仅关联着南京的城市命运，也在无形之中塑造着南京的城市性格。

除了上述具有宏大叙事意味的空间实体序列以外，小说中的三仁车行、歆琪记、棺材铺等更是被赋予了值得挖掘的审美诉求。这类空间场所往往成为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地点，承载着他们形形色色的生命印迹，更以或更改或消亡或扩张的空间样态传达了更加可感的时间意识。例如，三仁车行承载着主人公杨逵的成长史和成功史，对于这一空间的三次命名均与主人公杨逵的身份转型构成对位关系。“三仁车行”关联着杨逵懵懂、盲目的少年岁月，此时的他作为一名黄包车夫混迹于下关底层社会；“三仁货栈”指向杨逵的第一次身份转型，他在张海涛的启蒙之下走上革命道路，并以秘密从事革命与公开经商的混搭身份两边得利；而“三仁贸易公司”则昭示着杨逵告别革命后的第二次身份转型，他在不断的财富积累中迎来自己的事业巅峰，并一跃成为下关区域声名大噪的商界名流。

《仪凤之门》借助“三仁车行”这一商业场所的不断更名、不断扩张而将杨逵长达二十年的成长史塑造成风云激荡的商界神话，最后却又不动声色地以空间置换的方式将其无声拆解。小说伊始就抛出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同一年，仪凤门重修完工，南京的北大门修好了。南京城的后门再次打开，这时候，有一个叫朱老七的中年人，操着一口安徽话，拖儿带女，在仪凤门口开了家棺材铺。”³在重修仪凤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叶兆言却笔锋陡转写了一个外省底层人的进城。这种将宏大与卑微融为一体的叙述细节无疑也在叙事意义上开辟出全新的局面，即巧妙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时间对接，城市与个人的空间拼贴。

作为朱老七进城的直接产物，“棺材铺”这个空间符号同样被赋予了重大的时间意义⁴，隐喻着下关地区商业经济崛起的重要开端。不过，这个在楔子部分隆重登场的空间很快便隐匿在整个下关地区的城市布局和现代化进程中。它跟主人公杨逵的交集不过三次而已⁵，似乎成为所有空间构筑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棺材铺”不仅成功抵御住了历次政治革命运动的灾难，在小说结尾处更是出人意料地取代“三仁公司”而成为新一任下关首富的空间隐喻。它不仅消解了杨逵的商海神话，也建构了朱老七的事业传奇。这令人措手不及的收笔，使得叙事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围绕“棺材铺”而构成一个无可撼动的叙事闭环。这让人不禁掩卷深思：政治革命运动是易逝的，商业成功也并不牢靠，而唯有人的生死大事才是永恒的胜利者。

叶兆言别具匠心地打造了一片以仪凤门为核心的时空场域，尤其通过一系列别具意味的空间设置来表达自己的时间辩证法，那就是，不管是历史与现实，还是传统与现代，在小说中常常以空间并置的方式达成共时存在。不容忽略的是，叶兆言在《仪凤之门》中还通过阅江楼这一空间装置完成了历史时间的再现与再造。最初登场的“阅江楼”不过是终归流产的建设构想，它以历史传说的面目出现从而显示了自身的时间性存在本质，而在其背后也盘踞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权力身影。然而，小说面对这样一个固若金汤的历史时间遗留物却显示出极大的改写野心。我们看到，皇帝朱元璋未能完成之事最终却在下关首富杨逵手中得以实现：杨逵不仅打造了当时下关地区的第一高楼“阅江楼”，还将其作为自己的办公大厦。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帝王野心的暗中嘲讽，同时也昭示着经济发展取代政治权力成为当前时空中的潜流。小说最大程度地利用了阅江楼的历史传说，却又极尽语言铺排之能事，将其指认为杨逵商业巅峰的标志性空间符号“歆琪记”。作为阅江楼命运再造后的新兴实体，歆琪记几乎成为这一时期下关地区的地标性建筑，成为财富、新兴工商业乃至社会地位的最高象征。通过针对阅江楼的叙事再造，叶兆言完全抹去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接续了历史帝王传说和现代商业神话的时空轴。随着阅江楼与歆琪记的空间重叠，真实与虚构达成一场真假莫辨的话语狂欢，而其背后则隐喻着政治与经济的合体，历史与现实的合流，城市兴衰与个体命运的同频共振。

仪凤之门，作为一个现代性交汇的场域，意味着在作家笔下，已经远远不是城市史意义上的一个城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心灵的窗户成为小说所建构的审美世界中那双洞悉风云际会的眼睛。法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学者米歇尔·科罗曾指出：“文本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描述世界，而必须要‘重新书写’世界。”⁶叶兆言小说中的南京显然也并非模仿论意义上的经验描述，他将自身对于城市、政治、历史、人性以及现代化的特有理解充分融入到对于民国南京的每一个细节雕刻之中。面对卷帙浩繁的现代南京城市发展历史，政治性几乎成为人们难以规避的核心要义，然而，《仪凤之门》没有完全受到这种惯性判断思维的限制，而是将政治革命、城市经济、日常生活、市井万象、人性善恶统统纳入到民国南京的叙事空间。仪凤门背倚千年城池的民族历史，面对风云诡谲的当下，也穿透时代的坚壁而朝向并不可知的未来。小说着力表现的正是作为南京近现代历史见证者的仪凤门，它不断见证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闹剧，也见证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变迁，更见证着杨逵、水根等下关底层民众的人生悲喜剧。《仪凤之门》以开放、多元的创作姿态极大地拓宽了对于现代南京的文学想象，在文本中创造了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相融合、古典气质与现代血液相交汇的语言奇观，进而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双重维度上实现了对民国南京的“重新发现”。应该说，仪凤之门这双眼睛被赋予了强大的探索和发现功能。

作为南京特有的历史人文景观，政治性几乎成为解读这座民国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仪凤之门》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则主要依托革命话语而一层层涤荡开来。叶兆言既没有将革命话语神圣化，也没有将之剥离到与城市生活相脱离的真空地带，而是将其还原到整个历史语境中，并深度辨析了革命话语与经济话语的关系问题。小说借助张海涛之口，道出了“识时务者”所应该具备的革命理念和革命眼光，那便是“革命军兴，革命党亡”。跟此前的革命启蒙一样，张海涛再次完成了对于杨逵的第二次启蒙，指引他及时脱离革命漩涡而全心致力于商业经营。当革命党人为了革命果实分配而剑拔弩张的时候，杨逵开始专注于建构自己的商业帝国大厦。杨逵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迅速完成了“革命建国，实业兴国”的观念转化，而这一观念背后蛰伏着这样的思想价值逻辑：革命发生之初，革命话语与经济话语彼此捆绑、互相成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话语应选择主动隐匿，把经济话语托举到时代潮头。就连写到“实业救国”“抵制日货”等历史场景时，《仪凤之门》仍然无情道破了“政治为表，经济为里”的话语本质，进而解构了作为主流历史叙事的宏大话语。

在民国南京这片敞开的文学空间中，现代城市裸露出瞬息万变的历史表情。在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各路人马眼中，南京成了明争暗斗、生死拉锯的权力场；对于杨逵这种嗅觉灵敏的商业奇才来说，南京又俨然变身为商机四伏的名利场；而对于无力改变命运、又难以逃脱历史苦难的“沉默的大多数”而言，南京不过是一个不断易主、纷乱不休而又很快复归日常的生死场。借助一系列虚实杂糅的地理空间及其背后的价值隐喻，小说中的民国南京逐步变得面目清晰、血肉丰满。更确切地说，《仪凤之门》在宏观历史层面致力于捕捉南京在革命风云激荡中的绰约身影，而在具体叙述层面则聚焦到下关地区在现代化风暴中所迎来的跌宕起伏的命运。

每每回顾南京的浩瀚历史，人们常常容易将之与短命王朝的魔咒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金陵帝王州”的古典气象，还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命运哀叹，都逐步凝固成人们对南京的刻板印象，而南京的城市基调便更多地被解读为颓靡、衰败、阴郁、悲情等气质。就连小说中在使用“龙盘虎踞”“金陵王气”这类标签来描述南京历史时，也难以抹去莫名的感伤气息与浓重的嘲讽意味。不过，《仪凤之门》着意开掘民国南京的多副面孔，以下关地区的经济崛起为切口再现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全息图景，并由此从现代城市发展史的维度上重新发现“民国南京”。

小说特意借助潘美仁这一外省人视角，以横向对比的方式来着力凸显下关通商开埠后的现代化进程。在外省人潘美仁眼中，表征着古典历史的江南贡院是“废弃”的，维系着金陵帝王的明孝陵是“破败”的，惟有下关码头是一个充满全新气象的活力空间。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潘美仁在生机勃勃的下关码头上岸，因为开埠，下关正在飞速发展，与古老的南京城相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⁷在这里，下关与城区的区隔不再仅仅是以行政划分、地理疆域为边界，而明显呈现出“古老”与现代的时间滞差、落伍与先进的价值对比。小说充分肯定了开埠通商之于下关、之于南京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自晚清开埠以来，下关地区的变化，一直处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之中，南京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与下关的进步分不开。”⁸

《仪凤之门》赋予开埠通商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并以此为契机呈现了古今汇聚、中外碰撞的时代变局。下关码头的通商开埠不仅彻底扭转了下关区域积贫积弱的历史影像，也更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南京城的现代化进程。随着下关地区工商业的飞速发展，置身现代化风潮中的南京也逐步实现了从被迫开放到主动对话的城市身份转型。这一现代城市身份的获取使得南京有机会从历史重负中得以脱身，也一步一步获取前所未有的自由生长空间。彼时的南京不仅渴求以现代化国际都市上海为发展标杆，同时也积极彰显出与世界对话的开放姿态。

在军阀混战的政治远景中，叶兆言花费了大量笔墨去渲染下关区域在城市化浪潮中所斩获的无尽繁华。小说甚至以“不是上海租界、堪比上海租界”的溢美之词不断赞叹着下关城区开埠后的发达程度，而“下关快活林，完胜上海大世界”的时髦广告语更是成为当时南京市民生活的热情投射。小说如此渲染快活林在当时所受到的热捧及其给南京市民所带来的狂欢式快乐：

快活林是歆琪记营造厂设计施工，位于四马路中间，完全仿造上海的大世界游乐场。营业两年多了，四马路的繁华，四马路的热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快活林给带来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吸引人的那些花样，那些花哨玩意儿，快活林应有尽有，只是规模稍稍小了一些。⁹

作为上海大世界的仿照物，下关快活林为南京市民开辟了一方充斥着感官享乐的新世界，其本质归根究底则不过是对于现代城市感官经验的机械复制。它指向现代化城市中的市民世界，也承载着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官体验以及精神娱乐。在《仪凤之门》中，现代上海被赋予无可比拟的优越感，不仅被视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风向标，也常常引领着经济潮流、思想潮流的肇端。在风云际会的民国时期，租界林立的上海也常常关联着彼时国人想象“现代”、想象“世界”的具体方式，而各色人等与上海的相遇则逐步打开了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时空场域。

小说专门写到杨逵在大规模抛售日货前的一趟上海之行，并由此展示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对话场景：南京人杨逵先后拜访了日本人小岛、英国人鲍尔默以及民族资本家刘鸿生。面对尚未落幕的巴黎和会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屈辱，日本人“态度暧昧”，英国人“不感兴趣”，而隐约嗅到火药气味的民族资本家更关心的则是国际形势改变所带来的无限国货商机。在这个极具“世界”色彩的对话语境中，在这种并不对等的政治关系隐喻中，民族耻辱、国家命运这类宏大话语在隐而不彰中被悬置不论，与此同时，对于上海经验的顶礼膜拜也透露出置身政治漩涡中心的民国南京奔赴现代的坚定决心和拥抱世界的巨大渴望。

《仪凤之门》无疑呈现出鲜明的地方叙事形态，不管是以民国南京为特色的空间序列设置，还是以下关城区的经济转型为契机的城市现代化探索，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打上地方性的时代烙印，充分彰显着对于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达。对于一个现代城市而言，地理空间、城市化建设首先呈现为可观可感可触摸的物质化形态，故而以“看得见”的感官呈现直接确证着自身的城市身份。不过，除了“看得见”的城市躯体以外，城市身份的确证同样也不能忽视“看不见”的城市心灵，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尽力穿透物质的外壳，尝试着去抵达城市的文化和精神。《仪凤之门》对于现代城市心灵的发现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它要么被置放在周而复始的政治革命洗礼和周期性上演的城市苦难中，要么被隐匿在小说人物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浮沉之中，从而以屈辱、死亡、虚无等精神话语表达着民国南京的创伤体验。从这一意义上说，仪凤之门进一步被赋予了精神与肉体相结合的主体性价值。

在楔子部分，小说就明确交代了南京城在历史兴替中可悲可叹的悲剧境遇，战乱或战败在它的生命轨迹上刻下一道又一道伤痕，而这也赋予了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挥之不去的悲情色彩。在亡国亡都的历史梦魇下，步入近现代转型的南京更是成为政治权力拉锯战的中心，不断展示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类革命混战，俨然沦为盛满历史苦难和生命哀哭的冰冷容器。“南京朝代更迭、城市沦难、枯荣轮回的遭遇引发的知识分子的悲情意识、边缘心态与隐逸情怀从根本上奠定了南京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¹⁰叶兆言在《仪凤之门》中不止一次地传递出南京人对于政治的疏离、对于革命的漠视以及对于一切宏大话语的麻木无感，借助对于南京人历史群像的雕琢而透视出南京人的集体创伤记忆。

土著的南京居民，对后人引以为傲的南京城墙，谈不上有多少喜欢……老百姓成了人质，成了围栏里的牛羊，要忍受围城的饥饿，忍受守城者的暴躁，忍受即将破城的恐惧，以及破城之后的烧杀掳夺。改朝换代不可怕，可怕的是战乱。革命党人围城的时候，南京人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历史重演，仿佛当年的太平军和湘军又要来了，新一轮灾难又要开始。¹¹

不管是周而复始的城市战乱，还是任人宰割的牛羊命运，都凝结成民国南京创伤记忆的文化符号。不过，叶兆言也试图剥去政治革命、城市苦难这类宏大话语的外衣，尽力恢复人的本来面目，从而真正建构一幅以人为主角、以人性为底色的现代心灵浮世绘。在这幅现代心灵浮世绘上，小说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姿态不断舔舐着屈辱、死亡、虚无等生命体验，进而言说着个体屈辱与民族屈辱的合二为一，人生虚无与历史虚无的双向弥散。

《仪凤之门》中写到两种类型的死。一种是极力渲染的个体的死，如炳哥、彭锦棠、水根、芷歆等，他们最终都走向非正常死亡的人生归宿。作为地痞流氓的炳哥因其横行霸道而死于水根的谋杀。小说以激情杀人方式彻底终结了炳哥身上的劣根性，而附着在古老中国社会体制之上的非理性、非现代、非人性的那部分也随之被无声埋葬；彭锦棠的死是革命先驱者的死。作为接近理想化、完美化的革命英雄，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人彭锦棠始终高举着革命的薪火，甚至以时刻准备着为革命真理献身作为人生信条。小说却以对南京暴动事件的场面描写以及彭锦棠被割头示众的悲剧命运揭示了革命运动的盲目性和残酷性；作为以暴制暴的化身，踏上逃亡之路的水根辗转混迹于形形色色的军阀队伍，最终也死在军阀混战的乱枪之下。通过水根的死，小说展示了军阀割据的乱象以及暴力的穷途末路，从而完成了对于暴力的反思与控诉。芷歆的死成为小说中的重要精神事件。她死于英美军舰的远程炮击中，死在歆琪记的飘扬旗帜下。对于南京城而言，那不过是平添了一个缺失情感温度的伤亡数字，无非成为南京新一轮内外交困的小小注脚。然而，对于主人公杨逵来说，这却是前所未有的生命重创，在其峥嵘岁月中凝固成一个牢不可破的休止符，不仅全面瓦解了他的商业传奇，也彻底终结了他的爱情神话。

除了上述这些个体的死，叶兆言还写到被抹去个体身份后的群像式的死。它要么是以“尸横遍野”的惨烈场面展示城市疮痍进而控诉战争暴行，要么仅以数据统计的形式出现而言说着无名者的悲哀。在《仪凤之门》尾声，英美军舰的炮击行动再度引发规模性死亡事件。针对这次死亡事件，小说让北伐军、英美帝国主义及民间百姓共同发声，并且以相互龃龉的多元话语形态使得这次死亡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即便历史真相本身被悬置不论，然而，这次充满现代性意味的死亡事件还是清晰地还原了自身的基本面孔，在这个总的死亡事件之下包孕着：士兵的死，百姓的死，中国人的死，外国人的死。于此，现代性的吊诡之处也随之浮出水面：一如人性的善恶同体，现代性的后果同样也充斥着一体两面的样态。小说中再现了现代战争所引发的规模性死亡事件，并由此开启了基于生命本位而生发的文化忧思：现代战争暴行虽然站在了现代文明的对立面，然而，这种对于现代文明的反动恰恰是从现代文明内部孕育而出的。

《仪凤之门》虽然以地方志的鲜明面孔出现，实则内蕴着立足民国南京而放眼于现代中国的言说姿态，叶兆言试图将自己笔下的“民国南京”打造成窥探现代中国的窗口，并由此发现了治乱切换下的人性秘密、历史的虚无本质以及现代文化的思想因袭。《仪凤之门》展示了长达二十年的南京城市发展掠影，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其所依存的历史语境，如小说中所言：“大清朝摇摇欲坠，南京城却欣欣向荣，毫无亡国征兆。”¹²叶兆言始终不忘记提醒我们，在城市发展和商运亨通的背面，还始终盘踞着民族国家的庞大身躯，同时也时刻哀叹着国运衰微的时代痛感。在时间的无涯荒野中，小说完整再现了下关底层民众杨逵的革命成功史以及由此引发的商业成功史，而后又亲手摧毁这座富有传奇意味和偶然色彩的商业帝国大厦，从而使得一切人生的体验、历史的烟云归为无边氤氲的虚无。不管是写城，还是写人，叶兆言总是这样一边赞美，一边埋葬，一边建构传奇，一边消解神话。他骨子里对于宏大历史本身始终保持着足够的审慎，不断地以俗白又典雅的文学词藻去撩拨历史的陈潭，也极其擅长以传奇化的笔调及对偶然性的夸大而去消解所谓的历史规律。正如美国叙事学研究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有当这些作家有意识地与历史学家去针锋相对之际，他们方能沉醉于虚构所带来的自由，构想那些令人愉悦而又充满惊异的事件和纠葛，而不必受制于或然性的束缚与现实世界的羁绊。”¹³

针对现代革命事件，不少历史学家常常以所谓历史进化论的视角去强调其进步性、正义性和必然性，然而小说家却更痴迷于以体验式甚至超验式的叙事话语去发现现代革命事件背后的人性逻辑。例如，面对辛亥革命这类重大历史事件，小说家更加感兴趣的则是历史事件背后的个体命运，国家政治背后的生命价值。就像《仪凤之门》中那两个血淋淋的革命者的头颅，它们被悬挂在仪凤门的城门之上示众，不仅言说着肉体与精神所遭遇的双重屠戮，也为风云激荡的城市革命史留下一个极具创伤性的记忆注脚。不管是个体生命的肉体毁灭，还是由此所牵扯出的精神惨伤，都是对于创伤体验的文学描摹，它们最终都汇聚于小说话语的价值旨归，即在弘扬人性主义的同时也一语击中作为民族记忆的文化痛感。

作为当代南京文化的代言人，作为南京书写最突出的代表作家，叶兆言不仅受到南京城市性格与文化意蕴的滋养，同时也自觉接续了南京文学所特有的“怀古伤今的创作路数与隐逸悲情的精神指向”，从而“在对南京地理、景观、风物的描摹和叙事中建立起与历史的关联，融入到南京文学的文化脉络之中”。¹⁴在《仪凤之门》中，叶兆言不仅谱写了一支崇高与卑微相互撕扯下的人性变奏曲，也建构了一部光荣与屈辱相互激荡的现代城市发展史。在这幅以仪凤门为地标的民国南京浮世绘上，他借助战乱、革命等宏大话语作为基础色调，重点渲染了主人公杨逵的成功史和情感史，同时也悄悄埋置下“城门—城市—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叙事建构。

与《刻骨铭心》等文本一脉相承，叶兆言再一次在《仪凤之门》中建构了一个有着浓郁历史真实感的现代南京，但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南京。在每一个风云际会的近现代历史时刻，小说叙述者都会瞬息切换成历史学家的刻板脸孔，将读者抛掷到宏大叙事的经验漩涡中，从而直接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铺排、重要历史人物的登场或者重要历史文献的引注。这种写作策略无疑赋予文本牢不可破的史实性品格。即便小说总是呈现出不断在真实、虚构之间游走的姿态，而我们必须明确，文本中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乃至历史文献的大量挪移，并非是对历史知识的粘贴复制，也并不意味着对于宏大叙事的俯首称臣，而是以真实性面孔出现的虚构策略去追求人与个体的真实，构建真理的美学大厦。

叶兆言曾在《先锋代表了孤独》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表述：“我的小说尽管有时候装腔作势搞得像真的一样，其中会出现很多历史人物、历史考证，但其实那都是假的……我觉得小说其实也就是这样，都是无中生有的虚构。”¹⁵面对苍茫辽阔的历史时空，《仪凤之门》如此强调时间之真、事件之真、文献之真，恰恰是为了确证小说虚构话语的合法性与牢固性。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效果归根结底仍然只是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语言形式背后的叙事意图，那就是：真实服务于虚构，革命让位于日常，历史服膺于人性。即是说，具有历史癖的叶兆言归根结底仍是以小说家的眼光和姿态而自由穿梭于历史现场，通过不断制造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来表达生命的歌哭、人性的恒常以及历史的诡谲。从叙述时间上说，仪凤之门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更是现实的；从叙述空间上说，仪凤之门是主流的，也是民间的，更是日常的；从叙事美学上说，仪凤之门是见证者的视角，也是承受者的躯体，更是心灵创伤的渊薮。《仪凤之门》必将为人们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审美之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20AZW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