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烨｜撕裂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加剧贫富分化

作者：沙烨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从选民结构上看，特朗普的支持者以政治倾向保守的白人为主，包括大部分来自美国“铁锈带”的蓝领工人、中下层白人、乡村地区农民，以及南部“阳光带”的福音派教徒。这正是 J. D. 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描绘的群体。传统观念将这些人视为美国的主流群体，理应享有“美国梦”中所描绘的中产阶层生活。然而，在新时代的财富创造洪流中，这些群体却面临着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由于财富分配日益不公，贫困与阶层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处于美国底层的民众生活越来越艰难，愤怒与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普通民众就已经对以华尔街为主的金融集团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在他们看来，制造了危机的精英阶层非但没有遭受任何惩罚，反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全力资助，而普通民众则不得不为这些人的贪婪买单。2011 年下半年，大批示威者聚集在纽约华尔街附近，发起了席卷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抗议精英阶层的为富不仁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未改变美国的财富分配机制，却埋下了美国社会政治局势走向极端化的种子。

特朗普抓住了时代的“痛点”，将饱受财富分配不公之苦的中下层民众作为自己重点争取的对象，成功赢得了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也正是这群人，在 2021 年年初，强行攻占国会山，将美国社会的内部裂痕刺眼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一度被美国经济和财富的高速增长所掩盖。自1980 年代以来，秉承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逐渐放宽，各项税率大幅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受到严格限制。相关政策的确促进了美国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道琼斯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根据 Statista 专业数据公司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80 年的约 2.86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0.94 万亿美元，增加了 6 倍多。(4)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过去 40 年间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自由市场经济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仅从各项数据来看，“美国梦”似乎已经实现。但是，极少有人意识到，1970年代的“美国梦”已经只剩最后一抹残阳。1970 年代之后，美国工人的工资几乎不再增长，而美国公司高管的收入却一再猛增。“在 1970 年代，102 家大公司（1940—1990 年销售量曾列入前 50 名的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 120 万美元，只比 1930 年代CEO 的收入略高，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 40 倍。而到了 21 世纪初，CEO 的平均年薪超过了 900 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 367 倍。”(5)

根据 2018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统计，1980—2016 年，美国前 1% 的富人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约 10% 上升至约 20%，而后 50% 的美国民众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则从约 20% 下跌至约 13% 的水平。也就是说，在近 40 年的变迁中，前 1% 的富人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翻倍增长，而后 50% 的普通民众收入在国民总收入占比缩水超过三分之一。(6)

随之而来的是年轻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和空间不断被挤压。《纽约时报》2016 年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梦，终于量化了》的文章，其数据显示，出生于 1940 年代的美国人，有 92% 到 30 岁时比其父辈 30 岁时的收入高。但 1940 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收入高于父辈同龄时的概率逐渐降低，到 1970 年代降至 61%，而 1980 年代出生的人，只有一半的人能比过父辈了。(7)

收入差距拉大加深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导致了不同阶层的群体为自己和子女获取社会资源与机会的能力也出现了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但影响父母这一代人的一生，而且这种影响也将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及后辈，成为一种“阶层诅咒”。

到了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阶层固化正在形成，并认为这种趋势将会扩大美国特权阶层的力量。美国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指出：“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美国社会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辩论也日益升温。随着收入差距拉大，孩子们能否有机会超越他们的父母，这一点越来越重要。相比过去，今天子女在收入上超越父母的速度更快还是更慢，目前尚无定论。但因为收入阶梯的差距比过去更大，家庭背景对一个人最终经济成就的影响也变得更大，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如此。”(8)

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使出生在不同阶层家庭的孩子面对的各类资源与机会愈发不平等。在努力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阶层的孩子得到的结果很有可能完全不同。对于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子女来说，努力向上的回报率不断下滑，跳脱原生家庭束缚的门槛却在不断变高。与此相对的是，出生于精英阶层的孩子不仅可以享受到最为优质的各类资源，而且能够在父母的支持下获得更高的成功概率。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肆虐使美国社会的财富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出台了近 4 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试图救助金融市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 2020 年 1 月 1 日的 4.17 万亿美元，迅速攀升至 2021 年 6 月 2 日的 7.94 万亿美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涨了 3.77 万亿美元。(9)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商业成了政策资源分配中最大的“被慈善”对象。绝大部分本应用来纾困的新增美元最终都流入了资本市场。股票和房屋等资产的价格被大幅推高，富人与穷人间的财富差距不断增大。有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美国前 1% 富人的净资产总额已经达到约 35.69 万亿美元，而后 50% 普通民众的净资产总额只有约 2.09 万亿美元——前者拥有的财富总量是后者的 17 倍多。(10)

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前 50 名富豪拥有的财富在疫情期间增加了 7000 多亿美元，总额已超过 2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 50 名美国富豪的财富规模已经与美国约 1.65 亿普通民众拥有的财富量相当。(11) 根据美国税收公平组织和政策研究所提供的数据，2020 年 3 月 18 日—2021 年 4 月12 日，美国 719 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量从 2.95 万亿美元跃升至 4.56 万亿美元，增长了 1.61 万亿美元，增幅为 55%。而在 1990 年，亿万富翁总身价 2400 亿美元，后 50% 的普通民众却拥有3 800 亿美元的财富总量，前者只有后者的 63%。(12)

对于美国人来说，通过努力工作和辛勤劳动过上类似父辈的中产阶层生活正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随着美国国内贫富两极化矛盾的加剧，普通民众的焦虑和愤怒也在持续累积。美国的精英阶层在享受财富盛筵，“乡下人的悲歌”却同时在各地上演。这种反差导致美国社会与政治秩序近几年持续动荡，并最终成为国会山沦陷事件的诱因。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怎么会走到今天？我们将时间退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彼时的美国也曾拥有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公正、各阶层趋于平等的黄金时代。

从长历史周期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像钟摆一般，随着时代的变换在“公平”和“效率”间来回摆动。

20 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那段时间被称为“镀金时代”。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美孚石油等今日依然耳熟能详的美国工业巨头均崛起于那个时代。

然而，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不受调节的市场使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忍受着贫穷和被剥削的苦难，与富人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其电影《摩登时代》中，运用了夸张的剧情和表演，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工人阶层曾经历的真实痛苦。在影片中，资本家为了提升工人工作的效率，甚至发明了吃饭机器，以压缩工人的吃饭时间。而工人被迫如同零件一般，重复一个动作成千上万次，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

在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资本集团和精英阶层无所顾忌地吞噬大量财富，并通过行业垄断的方式，彻底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时的美国社会长期动荡，贫富分化激起了普通劳苦大众对富人阶层的严重不满，双方矛盾一触即发。在西奥多·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掀起了“反托拉斯运动”，并强行拆分了包括标准石油在内的众多垄断工业巨头。

仅仅拆分巨头并不足以完全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财富分化问题。1929 年，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危机全面爆发，长达 10 年的“大萧条”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发展走向。不同阶层间的对立和仇视情绪随着“大萧条”的爆发达到了顶点。大资本和精英阶层的肆意妄为，一度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当选第32 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全力推行“新政”，签署了针对税收与劳资改革的法案。

在新颁布的《公平劳动关系法》的支持下，美国工会运动终于得到蓬勃发展，一改长期被资本方压制的局面。“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立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 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声明：‘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的一部分。本法也设定多种方式，以供政府保障该项合法权利’。”)国家政策对工会活动的支持，提高了工人群体的议价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初次分配中的劳资收入差距。在工会力量的影响下，美国工人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得到快速提升。蓝领工人阶层与其他阶层的财富差距缩小，促进了美国中产阶层社会的形成。

罗斯福新政还彻底改革了美国税收制度，对调节财富分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罗斯福新政时代开始，针对富人的税收连续上涨，不仅开始远高于 1920 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仍是很高。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届任期升到 63%（当前只有 37%），(13) 在第二届任期进一步升到 79%。1950年代中期，随着冷战开支的增加，这一税率升到了 91%的历史高点。此外，那些依靠资本收入的人发现，不仅大部分收入被征收了税，而且将财富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困难。最高遗产税率从 20% 上升到 45%，然后是 60%、70%，最后达到 77%。(14)

政府通过调节财富分配机制，大幅缩小了美国各个阶层间的贫富差距，缓解了社会内部矛盾。政府利用从富人手中征得的财富，提高了基本医疗保障、失业保险与退休金计划等福利，将社会创造的财富反馈给以劳动与中产阶层为主的普通美国人，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保障。而更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使美国中等家庭在 1950 年代的实际收入相比大萧条时期有大幅提升。

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前进。直到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才终于限制住资本垄断的行为，并通过调整税收制度等手段，以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0 年代，尽管美国仍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中，政治局势一度动荡不安，但美国从战后萧条中渐渐走出，迎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美国国内工作机会充裕，几乎无限接近完全就业，这也使工薪阶层工资收入年年上涨，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完全可以依靠一己之力养育整个家庭。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社会呈现出如下景象：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极小，社会福利保障比现在要好；中产阶层达到了历史最大规模，社会较为平等；年轻人对生活充满希望，每个美国人都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富足生活。

1950 年代美国财富阶层拥有的资产规模要远远小于 1920 年代同一阶层富豪拥有的财富。1929 年，美国最富有的 0.1% 人口占有本国财富的 20% 多，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只有 10%左右。(15) 保罗·克鲁格曼（Panl Krugman）在其著作《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指出，导致富人阶层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富人征收的税率出现大幅度提升。

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政期间，美国由原先过度追求“效率至上”扭转至寻求“公平分配”的政策方向，并对早期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修补和完善。美国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普通民众生活大幅改善，并为其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充分说明了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并通过二次分配等经济制度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按照当前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派观点来看，大幅加税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政府强力干预市场等行为，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然而，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美国经验却恰恰证明了相反的结论。

Statista 公司的历史数据显示，195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2 998 亿美元，到 198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86 万亿美元，30 年间增长了近 10 倍。(16) 在这段时期内，虽然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增税等利于劳方的调节政策，工人的最低时薪不断上涨，但经济的总体表现却丝毫不逊色于其他高速增长时期。(17) 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说，1950—1980 年这 30 年的增幅甚至远高于之后40 年的增幅水平。

1950—1980年，美国各个阶层民众收入达到了历史上相对公平的水平。1970年代，美国前 1%的富人平均税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 11% 上下浮动，而后 50% 的美国普通民众税前收入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约 20%。(18) 美国普通人的收入快速上涨，并刺激美国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进而推动美国经济在这一阶段快速良性增长。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经济在飞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反而在缩小。

可见，增加税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干预市场等措施不但没有像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会降低社会资源分配效率、拖累美国经济发展，反而为美国创造了长达近 30 年的黄金时期。政府通过介入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合理调整，解决了 20 世纪初至大萧条时代以来的美国贫富差距恶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使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生活的“美国梦”成为可能。

1970年代末，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受经济滞胀影响，财富分配机制的周期出现回转。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美国再次步入追求“效率至上”的新一轮周期中。

新自由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是一种现代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派别。英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指出，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视角中，国家应该以维护个人财产权、法制以及保证自由市场运行为根本，竭力避免干涉经济运行。(19) 因此，个人主义、知识产权、创业精神、全面私有化与自由贸易等，是新自由主义国家最为倡导的几个重要原则，也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并快速提升科技水平的不二法门。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存在已久。但直到 1970 年代末，这一思潮才开始在美国的政策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1970 年代初期，美国社会对大资本和富人阶层十分警惕。全面放开对市场经济的限制与当时主流思想矛盾较大，新自由主义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然而为何短短几年时间里，这一意识形态竟异军突起，并最终席卷全球？这与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关。

1970 年代，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沼，再加上与苏联之间的冷战日趋白热化，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加大。1973 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全球石油价格猛涨，美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再加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等问题，最终引发了长期经济滞胀。

美国政府依旧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复苏。在经历了“大水漫灌”之后，美国经济不但未能恢复增长，反而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滞胀中。(20) 由于传统手段无力解决长期滞胀等问题，美国经济政策出现转折点。

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在经济上实行全面自由市场政策：强调公共服务与资产的全面私有化，并在税收政策上向富裕阶层倾斜。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981 年减税法案》和《1986 年税制改革法案》两套税制法案，对美国原先的税制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大幅降低了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1986 年税制改革法案》影响最为深远，该法案将公司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原来的 46% 下调到 34%，个人则由 50% 降为 33%（最高收入阶层实际适用的是 28% 的边际税率，而不是税法中规定的 33%）(21)，该法案还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使美国税收制度丧失了二次分配的作用，并直接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

工会运动的衰落也折射出美国经济制度的周期性变化。保罗·克鲁格曼指出，“里根当政后，反工会运动得到最高层的政治鼓励和支持。里根对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镇压是对各行各业的工会发出全面进攻的信号”。(22) 试图组织或支持工会活动的工人常常遭到非法解雇，从 1970 年代末到1980 年代初，在投票支持工会的工人中，至少有 1/20 遭到非法解雇，一些估计甚至认为这一比例高达 1/8。在一系列打击措施之下，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从 1973 年的 39% 下降到 2005 年的13%。(23) 工会曾经是抑制贫富不均的强大力量，如今却遭遇成员骤降，也失去了与商业大资本集团博弈的实力，在市场浪潮中不断被边缘化。

正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样，限制资本和市场的枷锁一旦打开，短时间内很难被再次关上。新自由主义彻底改变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引导美国政府不断采取包括减少税收、实施私有化、放松市场监管、大幅增加政府负债等政策，走向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理念。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虽然走出了滞胀的困境，但这也为 1980 年代后的数次大型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自此，美国逐渐放弃了对财富分配的调节政策，各阶层之间的财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严重侵蚀了美国国家治理能力，使政治极化现象不断蔓延。

随着 2007 年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美国财富分配结构加速失衡。美国中产阶层的主要财富集中于房地产，而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价格大跌，使普通美国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美国财富阶层却在获得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多轮救助之后，迅速恢复了元气，还依靠来自政府救助的资本，以较低价格收购了大量优质资产。更为恶劣的是，大型跨国企业与金融财团的高管在危机期间，拿着政府的补贴大肆发放奖金。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但逍遥法外，反而获得了巨大财富。这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大型群体性社会运动开始在全美各地涌动。

资本的天性是追求更高的利润，资本所有者必然会想方设法干涉财富分配机制，以求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借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型企业、金融巨头、社会精英阶层在学术理论的支持下，阻碍政府对财富分配机制进行合理调节，并淡化分配机制的社会平衡作用。而当政府无法利用法律与税收机制进行调节时，社会财富必然倾向于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则陷入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不断减少的窘境之中。

虽然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财富分配失衡的后果，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质疑却被斥责为对市场自由运行的干涉，而这种干涉会导致更大的风险。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被认为将降低富人的投资积极性，削弱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甚至会使富人通过移民等手段转移财富，造成资本和人才的外流，降低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影响下，几乎所有试图改变财富分配机制的政策都被牢牢禁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财富的价值错配迟迟得不到纠正，财富分化问题也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全面的社会与政治冲突。

客观上讲，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资本与市场经济放松限制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一个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的社会，其经济很难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在自由市场政策下，既得利益者必然倾向用自身的资源影响政府，鼓励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和货币政策，而这些政策毫无疑问会削弱普通民众的财富收入，加剧社会经济中“赢家通吃”的局面，使贫富差距问题不断恶化。

更危险的是，新自由主义危机正漫溢至全球。美国的实体生产领域难以吸收庞大的过剩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助推下，越来越多的资本转入房地产市场、股票、证券等金融市场进行投机。自 1990年以来，金融化进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快速增长。美国利用“优先进入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个“胡萝卜”，诱使许多国家按新自由主义原则进行经济改革，以利于美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赚取高额利润。

在 2020 年的美国大选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数字巨头，即以谷歌、脸书、推特、苹果等为首的跨国互联网科技数字巨头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数字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仍然在鼓吹原教旨主义的市场政策与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24) 而完全放开对数字市场的限制与监管，正是数字巨头获取全面垄断地位的重要目标。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处于从创造增量全面转变为竞争存量的时代，社会流动空间进一步缩小。以数字巨头和金融集团为核心的财富阶层依靠技术与资本优势，通过控制资源分配的方式汲取了庞大的财富，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无法参与到数字时代的财富分配游戏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

回顾美国经济的百年发展，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或是缩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治考量。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自由市场政策，使市场经济中价值创造者和利益获得者的社会财富结构性错配问题凸显出来，是当前美国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最直接原因。

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在选民尤其是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桑德斯的左翼主张吸引了大批选民，以至于《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文章——《伯尼·桑德斯：炫酷的社会主义老爷爷》。(25) 事实上，并不是桑德斯让人们变左，而是美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左翼思想存在大量的群众基础。

2021 年 3 月 25 日，桑德斯联合民主党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提出《为了 99.5% 法案》。在法案开头，桑德斯写道：“一个多世纪之前，共和党总统罗斯福为建立累进的遗产税制而奋战，旨在减少镀金时代以来的巨大财富集聚……从道德、经济和政治角度看，如果少数人拥有大量财富，而大多数人却拥有很少的财富，我们的国家就不会繁荣……减少财富不平等，维护我们的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对超级富豪征收累进的遗产税……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为 99.5% 的人服务的经济体，而不是一个为富人和权贵服务的美国。”(26) 该法案旨在将遗产税率从 40% 提高至 65%，将遗产税免税额从 1 170 万美元降低至 100 万美元，将联邦房产税免税额从 1 170 万美元降低至 350万美元，并堵死富人家族通过设立信托避税的漏洞。(27)

面对由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国家治理危机，罗恩·保罗所宣扬的“繁荣基石”已丧失现实解释力。2021 年 4 月 29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演讲时直言：“涓滴经济学从来没有奏效，是时候自下向上、由内向外发展经济了。”(28) 罗斯福新政正是通过稳定生产、保障就业、调节分配，有效化解贫富分化难题，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危机。这充分说明仅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贫富分化的治理难题。

日趋严重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考验。各国在应对危机时，只有破除对于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市场”的迷思，依托有为政府调整财富分配机制，着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完善再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扭转社会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演进趋势，才是从根本上缓解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现实路径。这不仅是来自美国经济发展史的启示，也可以成为世界各国借鉴的重要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