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的崩溃
七十年代，是美国陷入困境的时代。
此时，美国在军事上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在经济上因遭受石油危机的冲击而陷入滞涨，在内政上面临着进步主义思潮对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而在外交上则要面对苏联军事扩张带来的“钢铁洪流”压力。
此时，面对巅峰期苏联的压力，美国的世界霸权看似岌岌可危，以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其衰落的开始。
七十年代，同时也是“大棋”的时代。
▲布热津斯基（左）基辛格（右）
在这个时代，美国出现了两位伟大的“大棋师”——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前者是共和党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者则是民主党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两个“棋师”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乘中苏对立的时机，缓和中美关系，把中国拉进对苏联的包围网之中，以改变冷战双方阵营的攻守态势。
可是，下“大棋”，又谈何容易？
最大的障碍，来自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困局——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邪恶的“共产主义政权”，和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美国绝不应与其妥协和合作。
树大根深的历史惯性，迫使两位“大棋师”绕过国务院的官僚们，直接向总统负责，以十九世纪欧洲的“秘密外交”方式去和中国接触。
于是，从1971年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公布到1979年中美的正式建交，这两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引起了美国国内民意的哗然，在中美建交的同年，美国国会便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如果没有这两位“大棋师”以极高度的理性和意志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关系是否能进入往后四十年的黄金时代？而如果中国没有加入围堵苏联的阵营，美国又是否能够赢得冷战最终的胜利？我们难以想象。
“大棋”挽救了美国的颓势，帮助它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大棋”亦奠定了中美建交后四十年的世界格局，创造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
我们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而美国则成就了冷战后二十多年“Pax America”的霸业，两位棋手各自从“大棋”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中国革命的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自然能毫不费力的理解“大棋”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巨大意义；但成长于兴盛而几乎从没经历过真正失败的美国人民，却大多深陷意识形态当中——能够理解“大棋”对美国霸权以及美国人的日常的意义的，只有像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精英阶层。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在1997年出版，其最中心的思想便是——美国需要通过地缘政治的平衡手段，主导欧亚“大陆岛”的政治，延缓甚至阻止其联合，从而最大限度的延续美国单极霸权的持续时间。
布热津斯基是民主党人，今天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都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影子——控制乌克兰并使之成为对抗俄罗斯的前线，从而促使其内部的分裂和邦联化，便是此书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观点。
此书另一个核心观点，对于我们中国读者而言则更为熟悉：
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虽然出现这种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只有在美国十分短视地同时对中国和伊朗采取敌视政策时，把俄国与中国及伊朗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才能搞得起来。
可谓一语成谶。
到了今天，享受了冷战胜利果实三十年的美国，已经失去了衡量现实利益做出理性决策的心性——美国人只相信美国的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就足以“消灭一切来犯之敌”，而不认为自身需要做出任何让步去维系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更不认为与不同意识形态或者种族的国家进行长期合作是一个可能的选择。理性的崩溃最终导致了美国全球“大棋”的崩溃。
对我们而言，“大棋”的崩溃一方面改善了自身的地缘环境，另一方面却意味着理性算计利益得失的逻辑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则是意识形态和霸权的疯狂——我们往后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可以理性预测的疯狂世界。
这就是我们要迎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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