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韩故事：凝聚社区，蹚出乡村振兴之路

起步：从技术培训开始……  

1998年我还是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我丈夫开了一家农资店，叫寨子科技中心。在给农资店帮忙时，我发现，来买化肥的农民对买什么化肥，需要多少化肥并不清楚。因此我想尝试给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我爱人想，卖化肥赚钱就卖化肥赚钱，干嘛还搞技术培训，这时候搞技术培训你到哪儿请老师，觉得挺麻烦的。我觉着明明叫科技中心又不提供技术服务，那为啥叫科技中心，名不符实。

1998年的10月份，我也不卖化肥，就去周边找人去商量，要不要搞一次技术培训。我又怕请来老师的时候没人听课，所以到各村去找那些种庄稼认真的人，说我们要搞技术培训，愿不愿意来听。我利用两个月的课余时间去跑了周边有十个村，联络了有八十多个妇女，在12月份搞起了第一次技术培训。结果那天出乎意外来了四百多人，那时候冬天特冷，房间根本坐不下，后来坐在大路上。

这个情景今天回想起来还使人觉得鼓舞。那次是通过化肥厂请的老师，上课的时候我们和那个老师协调说，能不能不讲化肥厂的化肥，只要技术培训到位了，大家觉着好，自然会用，但是老师说我同意呀，但是化肥厂肯定不同意。后来跟化肥厂的经理协调，经理说我花钱请的，当然要讲我们化肥厂好。我不想把这次培训变成推销化肥的活动，我说你化肥已经摆在这儿了，如果你觉着花了钱了，那这个钱可以我们来出。那两个老师是西北农大和运城农大的，结果那一天老师们就专讲技术，讲果树修剪，从早上十点半一直到下午五点。

那个培训场景到现在都很难忘。很多老百姓就问这个技术培训以后还有没有，我们说你们觉着好不好，大家说太好了。我们问，那每年搞几次最合适。很多人就提出说一个季度搞一次技术培训最好。所以就有了一年四次的技术培训。那时候搞这一次技术培训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也觉着不想在学校待了，就集中心思就把这事做好。所以第二年就把学校的工作给辞了，集中去做这一块。做这一块就是从1999年开始。

那一年化肥店赚的钱大概也有三千多，我爱人觉着赚的钱都不够你花，所以我们就有了从哪里请老师不花钱的问题。我们就找到了农业局，心想农业局肯定有老师吧，看协调一下能不能有老师。当时通过熟人找到了农业局的一个副局长。结果农业局就不相信你一个老百姓来这么找他，他觉着你好像很冒昧。为了说服他，我说我们都组织了一场，而且来的大多数都是妇女，三百多都是妇女。我这么说了以后，农业局的领导就说那你去找妇联才对，那么多妇女。

幸亏农业局把我推到妇联，我去找到妇联的时候，妇联主席一听说我们搞过一场培训，就非常干脆，说你真把大家组织起来了。然后妇联主席就说，以后老师我们来请，不花钱，你只管把大家组织起来，特干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妇联主席，她说“郑冰，这以后可不能半途而废。”我回来之后就记住那句话。1999年我们每个季度搞一次这样的技术培训，妇联主席就给我们从农业局、水利局、科委、科协请老师，不花钱。

到2001年的时候，因为技术培训，慢慢的熟人越来越多，当然我们农资店的生意出乎意外的好，这个也是意外收获。农资店的收益比前一年翻了二十倍都不止，因为这儿有免费技术培训，大家都来了。但是人越来越熟的时候，在农资店赊帐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时候芦笋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产业，那一年秋，芦笋的价钱从上年的高峰一下子掉了下来，很多老百姓把芦笋弄到政府门口去，找政府闹事，其实那是市场的掉价。这时候农资店的赊帐就收不上来。前一年我们还搞了养鸡合作，2001年也失败，三十户养鸡不到一年也停下来。

那时候我去收钱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没钱了，大家种芦笋的确是没挣到钱，但赊帐的钱是化肥厂的，是公司的。我说没钱就可以不还了？没钱是不是真的没钱，你家里有没有其他钱？我发现，一个人不还，所有人都不还, 跟风效应。所以，后来我一直非常谨慎的说，我们千万别把带大家致富作为目标和口号。那时有两笔款，三十户养鸡的是十五万，然后赊帐的化肥款大概也有十一万，总共二十六万块钱，2001年同一时间都赊账不还了，都说没钱。有的人说我没赚到钱，我就不还了。我就觉得，没路可走了，一下子有想干脆逃离的心态。

那时候我爱人就觉着都是我搞技术培训惹的祸，好像我不搞技术培训，就没有那么多熟人，就没有这些赊帐。所以不知道该咋办，都是找你要钱的，那时候起诉到法院。逃离之后，我出了车祸，车祸之后感觉是老天爷在惩罚自己，你不该逃离，逃离不是办法，然后又回来。回来之后养伤，养伤的四十多天因祸得福的是，所有找我要钱的人一看我人都成这样了，那时候我说只要我人在我肯定不能欠你一分钱，这个如果真的是老百姓不还，给我三到五年，我会都还给你。起诉方请的律师一看这人态度还挺好的，万一这人没命了，那钱也就彻底没了，所以他们就不追着要钱了，那我就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了。

农资店离黄河边不远，在那四十多天里，正好没人跟我要钱，我天天在黄河边养伤，就悠闲地在那儿想。这是现在想起悠闲，那时候可不悠闲！那时候就想到底错在哪里，我觉着出发点，搞技术培训没错，但那时候就感觉一个简单的技术培训真的不行，大家说好跟好，说坏跟坏的这种状况，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歪打正着：从组织妇女跳舞开始

发现骨干、凝聚大家

养完伤到武汉我妹妹那儿待了几天，在武汉看到这么多人整整齐齐的在广场跳舞，就问这谁组织的，妹妹说没人组织，这大家自发的。我一看没人组织就这么整齐的，天天早上准时到准时走，我就有了想法。回来之后，正好是7月份，农闲，我说我到城里看人家跳舞特潇洒，咱们能不能也组织跳舞。妇女们觉着跳舞这个词特新鲜，但是说我们根本不敢和城里人比，怎么敢和城里人比。我说怎么不能和城里人比。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我们不会。于是找到妇联主席给我们从幼儿园请老师来教，她说全国妇联要求妇女跳健身秧歌，那我们就组织妇女来做健身秧歌。

只是这次我们组织的时候有意识地选了六个小组长，就是爱活泼的六个小组长，然后每个小组长带三个人，那我们二十四个人就在我家院子里开始跳那个健身秧歌。没想到的是，跳健身秧歌比技术培训难多了。看跳舞的人满屋子都挤着！大家传说，这个郑冰刚刚病好了，伤养好了，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怎么弄一堆人在家里跳舞。那天晚上我们六个组长在总结的时候，大家就说不跳了。我说为什么，大家说那么多人都笑话我们。我说城里人跳个健身秧歌看起来那么潇洒，为什么就这么多人笑话我们，我说这明明是正确的事，干嘛就招来这么多说风凉话的。我说不行，再坚持一下试一试。其实在农村我们就发现，好事就怕你坚持，你只要坚持。我们坚持了一个月，我们村80%的妇女，一百多个妇女，整条巷道都是跳舞的，一到下午那个点大家都来了，说风凉话的也不再说了，现在我们一大批的妇女骨干都是跳舞中间的。

当然在跳舞中间你会发现农村有的是人才，尤其是那些妇女。刚开始大家说你不跳我不跳，还有我根本没时间跳，后来跳的人越来越多。外村有个妇女说，你看这个村妇女都没白活。我说跳个舞就没白活？其实被人羡慕也是挺有自豪感的。然后说那咱们能不能去到外村去跳，这事大家就有反对，我们干脆就说妇联主席给我们请的老师免费教我们的，要么我们给人家交学费，要么我们去到外村组织妇女跳舞，也帮一下。其实到外村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从十个村，一直到三十多个村。实际上，我们现在合作社服务的这43个村，与那时候跳舞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2002年的冬天到2004年，年年冬闲的时间全部组织各村妇女跳舞。当然那时候也被人说成FLG，到外村去了，说这是不是搞FLG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也想了一下办法，找到妇联，妇联主席会协调文化局，给我们出一个冬季妇女文化活动的文件，然后我们还像模像样的拿上这个文件，你看这是妇联和文化局支持我们的，这是搞冬季妇女文化活动的，不是FLG。这种活动热火朝天，一年比一年热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歪打正着，是把大家凝聚起来，就是在这个跳舞中间。2003年我们组织了几百人到永济跳舞，2004年上千人到永济。

其实在跳舞的刚开始说风凉话的不仅仅是男的，女的也说，男的说风凉话的时候其实是反对的，说你们这些女的想干嘛？第一次跳舞说风凉话大了去了，说这些跳舞的都是流氓，这个话是最难听的，还是当场说的。但是坚持不长的时间我们就发现，男的有正面的反应了，有人就说冰姐你这个跳舞跳得好，我就问好在哪儿，他说你看我媳妇回家不骂我了。我就想，怎么跳个舞她就不骂你了，我琢磨这句话，就发现，其实农村妇女大多是从一而终的这种，她其实为什么以前骂你，我们后来发现这里边有学问。妇女活的不开心，她首要骂的就是她丈夫，都说妇女唠叨，是因为她很多不开心，但这个不开心根本没人关注这一块。当她因为跳舞跳得开心，她就不骂丈夫了。我们还发现，其实妇女跳舞比打麻将有节制，而且跳舞以后，她做家务也比较勤劳了，做家务带就来了家庭变化。家庭之外也有变化，农闲天天都是一堆一堆妇女去跳的时候，男的说法非常微妙，男的会觉着是这一堆女的都是司令，谁敢得罪这一帮女的，明显的女的气势非常高。

那时候打老婆的还非常多，家庭矛盾中还有婆媳吵架、打架的，尽管不是一方面的责任。我们发现这种气势起来之后，它其实给了男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那时候就发现，我们赶紧收敛一点，我们记得那时候，在妇女中间就说，人家男的说我们都是司令，那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素质和水平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把妇女学习导入到我们跳舞中间，怎么尊重我们男生，尊重我们男家长。因为你会发现，男的在很大程度上对女的非常客气了，非常包容。包括我自己感觉，我受益在哪儿，我们这里有几个骨干，我们那时候天天白天晚上开会、活动，那男的非常支持。我去叫她们的时候，男的在那儿，明显的女的在洗衣服，他会说你赶紧走，衣服留下我洗，这不得了，老天爷，这个男的都给洗衣服了，这个让我们感动。其实我们女的怎么成长，那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怎么尊重男的，这个变化还是有的，怎么平衡双方的一种尊重感。

因为那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教育，我们就把那些夫妻关系好的，婆媳关系好的，家庭子女教育出大学生的，就把这些请出来做老师来讲。这个讲的过程就发现，其实女的这个角色在家里非常重要。这个女的一好，整个一个家庭关系就好了。曾经北京有个老师过来说，郑冰，你老这样组织妇女学习，你怕不怕将来离婚的多，我说这是什么话，我们这个女的最需要的就是家庭和睦了，我们女的提升的目的不是为了离婚。他说你们看你们妇女成长，男的就不成长。那其实也是让我们思考了。

那时候就会碰上很多男的都知道我们妇女学习，很多男的给我告状说，你不是规定你们女的不骂人吗，你看我老婆回家还骂我，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互动，怎么提升，光我们妇女提升起来之后，怎么带男的一起成长，但我们不敢说我们女的教男的成长，今天这儿有这么多男的。我们说在尊重的基础上，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妇女，聪明极了，她怎么帮助这个家庭成长的，她对男的那种办法多的不得了的。那啥办法呢，她就在家里说，男的辛苦，男的不容易，我天天就表扬，我们后来把这个变成我们现在整个学习的一个样板。在家里就鼓励，除了鼓励还是鼓励，你想骂你一个人待房里骂去，你不能在男的面前去骂，这个鼓励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效果。

当然我们很多男的喝酒，发酒疯，这个我们不客气。针对发酒疯的，喝了酒之后打老婆，我们也开过几次公开会，就是公开在培训班上或者开大会上，把借酒发疯的行为，非常不客气说，凡是谁再喝酒打老婆，我们要集合几十个人过去去和他讲理，因为我们人多。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但我们也没有集合几十个人去，曾经有过这个行为，但是因为有的女的就说我们两个人去就可以搞定，两个人去搞定了，她有的是办法，和男的沟通的办法，所以这个是怎么破除男尊女卑，做到公平。我们经常说男女要相互尊重，不能说谁高谁低，这是一个。

这里边说起来话长，有很多不正确的一些结论。比如，一说孝顺好像都是媳妇不孝顺，我们各村都有很多真人真事的例子。孝不孝顺绝对不是媳妇一个人的单方面，因为在农村，最容易把孝顺不孝顺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我们发现很多男的，动不动就说他的不孝顺是因为他老婆限制他，这种普遍现象对女的是极大的不公平。不公平在哪儿呢，你天天抽烟喝酒你老婆管你吗，你给你妈妈零花钱，我就不相信你老婆都管着你，你一年到头一分零花钱都不给你妈，我不相信这是媳妇管的不让你给。但他会把这个都当作是他老婆管得太紧，那你少抽一盒烟，十块钱给你老妈，不可以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我们坚决把婆媳关系公开化，这也是纠正一些家庭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比较“不文明”的办法。

像婆媳关系它引发的是整个一个连带作用，一个小村几十户人家，它就有几个不孝顺的，也确实有一些刁女人，这种不孝顺会变成一种主导这个村的风气。像这个情况下，我们有个妇女骨干特别有办法，她会带着我们的一些妇女骨干编成小品，就在这个村演小品，演的小品就是家庭和睦和不孝顺的事，不点名的这些人就会脸上挂不住。不能把她错的当成她引以自豪的事，我们衡量孝顺不孝顺有很多方法，很多要纠正过来。很多人现在愿意到我们合作社找人给他说媳妇，说这里面的女的素质高，这是一个公开的说法。

跳舞中间我们有很多妇女闹矛盾，农村妇女人才多，是非也多，是非多了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也没办法，就用学习的办法，组织妇女各种学习，辩论赛，讲普通话，我们当时觉着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组织妇女学习小组。当然，刚开始说学习的时候大家是不学的，学啥习，给钱吗，我们碰到的只要说学习就要钱，那时候我们和这个较量了一番。要钱干什么？要钱我儿子要上学，星期天回来要拿钱。那你供儿子上学干吗？我儿子上完大学就有出息，就能赚大钱。那我们觉着在农村有一些道理其实就像一层窗户纸，你把它捅破也就是一下子。

所以那时候几次较量，要钱的这些都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学习给我交学费才对，你农闲明明在那儿打麻将，明明东长西短，你凭什么跟我要钱？而且我组织你学习，又不是在你农忙，耽误你农忙时间。这时候往往一个人能把这个方向给你掌握住，就集合一大堆人不讲理。只要能把这个人沟通到位，那这一堆人的方向立马就倒过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个学习已经变成了一种方法，纠正一些不好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搞了一个辩论赛，比如说家庭矛盾，是媳妇的责任，还是婆婆的责任？盖楼房好还是盖平房好？发展农村是经济重要还是环境卫生重要？大家一辩说，有钱没钱还是环境卫生比较重要。通过辩论，大家抓住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共同认识到该怎么办。

自力更生清理垃圾，为合作社积累凝聚力

2004年谢丽华老师到这儿来，看了我们的各项活动，就说郑冰，你们文化生活这么丰富，为什么村里垃圾这么多？当时我第一反应说农村就这样。其实我们真的不自觉的，因为在印象里面你想把垃圾倒哪儿就倒哪儿，根本没有这种意识。送走谢老师之后，我们说谢老师刚才那句话是不是笑话我们呢，因为那时候哪儿都是垃圾，然后我们几个妇女骨干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说真是，看那个垃圾，我们也开始看那个垃圾不顺眼了，之前倒是没反应。大家说那怎么办，然后就说那我们能不能去把垃圾清理掉，这时候很多人说这是村委会要做的事，咱们不能做，我说这个垃圾又不是村委会倒在那儿的，为什么要村委会做呢。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事。

针对村里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我们就写了一个倡议书，去家家户户发。这个倡议书发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我那时候还没在家里。出乎意外，三天时间，我们这一帮子骨干有个给我打电话，说你猜我们在家干嘛呢，我说干嘛呢。她说，我们把全村垃圾清理掉了，老天爷，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那时候全村上百人妇女跳舞，我们刚开始叫妇女俱乐部，然后妇联主席说叫俱乐部不好听，就妇女活动文化中心，后来改成妇女协会。那时候我们有六个骨干，包括妇女协会的会长，其实是六个人。把环境卫生一清理，真的，全村兴奋得不得了，这个村里立马感觉像穿上新衣服，那个震动大了！不过，那个对政府的震动也挺大的。我们市委领导、市长听说有个村里村民义务清理垃圾，一下子都来了，还带着电视台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就把人家村干部有意无意地给晾出来了。他说那村书记跑哪儿去了，我记得那次市委一个副书记来说，村书记呢，其实那时候我们村的书记是一个老书记了，因为选举有点瘫痪了，村长没有。

环境卫生一完，大家趁热打铁就说那咱们能不能把路再修一修，因为那时候村里的路还没像现在我们政府村村通，坑坑洼洼的，每条巷道都是泥坑很多。然后说修路就不是出力的事了，就是要花钱的事。所以那时候经常性的开动员大会，就有一个老大爷给我递了一个纸条，咱们能不能成立一个村建理事会?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们立马就开始搞选举，那时候选举搞得多，选村建理事会的理事。当然我们那时候妇女比较多了，我们发现回过头看，妇女跳舞绝对是一个凝聚人的最好的方法，又是发现人才的好方法。

我们那一帮子妇女也有点小聪明，因为那时候全村参与这个活动都是女的，在选举村建理事会的时候，我们就有意说这次选举村建理事会能不能把男的选出来，我们能不能女的往后退一退，所以我们发现民主也是可以被人操纵的（笑）。因为我们村有八条巷道，我们那时候选了二十四个理事，其中只有一个女的，二十三个男的。然后我们二十四个理事再选出三个理事长，这一下子开始修路了。我们和村干部再协商，村干部有为难的地方，担心这需要钱，我说不要钱，咱们就动员各家各户。我们计划是十天完成，最后花了六十五天的时间把全村的路给修起来。

当然这个修路带来的就是全村更加兴奋，凝聚力更强，而且是不花钱，各把各门口的路一修，到公共地方的时候需要花钱大家一起参与义务劳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当你这个事做得差不多快成功的时候又很多人支持，谢富正（郑冰的爱人）也是这样的人，在半路上他就开始反对，反对到看你快成了就支持，那时候我们动用他的能力，他比较喜欢结交，有很多朋友，他就把我们最后公共地方的沙石灰这些需要花钱的，他给协调的不花钱先拉回来了，2005年这个路就给修了。一修路，男的也加入整个这个团队。那时候我们又搞农民运动会，反正是各种活动比较热闹。

2006年谢富正当选了村长。那时候我们镇的书记说，这两口子一个是会长，一个是村长，这个村工作好办了。实际上，他当上村长之后，我们之间吵了一年。村里那时候环境卫生好极了，全村都有意识去不乱扔垃圾，都有意识去参加义务劳动。我们修完路就把村建理事会改成生态家园理事会，但是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一来，村长竟然把我们这个组织清掉了。我发现，村干部觉着既然上面有项目给，那我们村不拿项目好像就吃亏，首先能拿村容整洁这个项目。所以2007年这个村就开始拿项目去做卫生，这个做到2011年，一年不如一年，环境卫生一年不如一年，到2011年的时候，上面的钱一年比一年也少，这时候村干部两头都不落好，最后就干脆不做了。

到2012年，我们又发现村里脏得不成样子，这时候再启动大家自愿劳动，发现又很难，所以这个观念总是在一个波浪状态往前行。我们决定一户收一块钱，我们那个寨子村204户人家，三个人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收了60%多一点，收那钱他就不乱倒垃圾，因为村民们看到为了收一块钱，我们出这么大的力。你看这一块钱的作用真是有用，最后99%的农户都交了一块钱，这办法不错。

然后2012年、2013年我们就开始到外村，选了五个村，有些村干部说收这点钱麻烦死了，一块钱一个星期拉一次垃圾根本不够，我们当时说第一阶段先把垃圾不乱倒，第二阶段开始分类。五个村的村干部就觉着收两块钱太麻烦，干脆不收了，我给你补贴。凡是村干部补贴钱的我们坚决不要，我说哪怕这个村不做。五个村做起来了。到了2014年我们做到33个村，33个村我们锻炼了33个年轻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包括你们认识的小丽（蒲韩社区的工作人员之一），长那么漂亮，但也包一个村，也是每个星期去拉垃圾。那个拉垃圾的过程，33个村，也是歪打正着：我们要求收垃圾费的时候一户收两块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收下来，你会发现你和每一户建立的感情是绝对是钱不能比的！那你和农民建立的这个关系，恰好那时候成立了合作社，也没有合作社的什么好办法。所以和农户建立的那种信任关系就是在收垃圾的一家一户收两块钱，他发现这些年轻人为了两块钱一个月跑一趟，这么辛苦，不容易。这种情感是彼此感动的一个过程，农民被感动的时候，你说啥他都跟着你走，农民不是那么难引导，他还是非常好引导，那就感觉这个收获不错。

但是去年又有了政府大力去推环境卫生，我们现在政府有时候好心没办成好事，又是把钱放下来，而且是按户给钱的，按每一户人头给钱的，一下子让村民都会觉着环境卫生就该是你政府村干部做的事。你看修路、打井，这些基础设施政府做的非常好。但环境卫生明明是一家一户非常小的事，完全都可以自己做的，但我们各个村都接纳了这个项目。我们那33个村又退给了我们的村干部，在这事上一定不能和我们政府抢风头，我们一定是要配合我们政府做。

初试生产合作，失败后反思经济目标

年年去这样搞也不行，很多人说咱们能不能搞生产？正好2005年的下半年，谢丽华老师介绍我到乡建的温铁军老师那儿，在河北的晏阳初乡建学院参加合作社的培训。一培训不得了，回来以后，记得是2005年的下半年，我们一下子成立了七个合作组织，而且是非常规范的合作组织。但我们发现其实在农村做事，有时候一规范就很不容易做起来。那时候，我们把7户妇女组织成手工艺合作社，把175户的八百多亩地合到一块，号称千亩生态园，我们又把75户合作起来搞涂料厂，我们还有12户入股来参与做的蒸馍做法，我们还把一个农资店发展到四个农资店，都是大家入股，入股的场景也非常感人，大家有多少钱出多少钱。

这些动作惊动了我们市长，尤其是把八百多亩地合在一起，惊动了我们农业局的分管领导。那时候不得了，我们局长来了，市长来了，一把手都来了。来了之后我记得我们那市长说得非常中肯，说郑冰啊，这个土地是高压线，你怎么敢把土地合在一块呢？我说不是我合在一块的，是我们大家一起合的。市长说，你这事万一要弄砸了，那老百姓会吃掉你的！我发现，我们政府领导对于老百姓有一些担心。我们那时候市长、市委书记分别都来，那时候八百多亩地我们规划的是八个农作物的品种，但是我们市长说全部把这弄成核桃，而我们市委书记说把它全部弄成葡萄，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一千亩这就成规模了。

今天说句实话，我们那时候没听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他当时一说我们也答应着，然后我们一讨论，我们有二十个种庄稼能手，作为管理委员会，大家觉着说适合种啥咱们就种啥，用一种农作物容易出危险，因为之前芦笋的风险，苹果的风险。所以我们弄了八个品种，政府也没强迫，只是我发现政府跟我们那时候参与多了，2005年、2007年、2008年来的时间可多了，他一来就说给钱，其实我们2007年就解散了870亩，那是个惨重的教训。

失败在哪儿？没把土地合在一块的时候，就感觉大家合在一块可能是省人力省财力，什么都可以统一来进行。其实合在一块以后，最重要的农民种地的这个环节，自己耕种的这个环节由我们统一来耕种，这个成本太高了。我们还发现，原来老百姓那种积极性就没了。尽管树种我们统一来买，农资统一来配，结果发现在地里干活的那一帮子，刚开始热情蛮高的，后来发现那一堆人坐在地上。我说天都大亮了怎么还不干活，生态园的理事长说还差两个人，我说老天爷，是你家的地，你也等人齐吗，你天不亮就到地里干活。一年的管理成本大概就二十多万，收的不够你支出，所以我们2005年下半年成立的合作社，到2007年的时候把那175户的土地又还给农民了，这个失败，现在说起来轻松，那时候不好过，那时候在村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感觉村里人看你的眼光都像针扎一样。

让我感动的是那175户里面只有两个人问，郑冰，三年的地不给我们钱怎么办，除了这个，其余没有一个人找你说不行，你又感觉到老百姓其实他有非常憨厚的一块，他其实看得到你们这一帮人是用心在做，但没做好。那时候就说怎么办，在2008年，我们所有的涂料厂、手工艺，所有几乎全都失败了，然后全散了。散的原因，我们是严格按照合作社发起的规范走，但是管理上光热情还真的不够。那时候热情你做起来呼啦啦就起来了，管理的时候，我们发现合作社和一些企业管理是有相似之处，它一定有企业管理的一些非常专业的标准。但是合作社还不能不讲人情，它和企业有区别的地方就是它里边一定又必须把人情这个度掌握好，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在这里。

我们那时候全是跳舞和各种活动中脱颖出来的中老年，还没有年轻人。合作社一旦成立，尤其是合作社叫经济合作社，我们大家所有目标就奔着“经济”两个字。我们从2005年到2007年，几乎把所有的各个活动全停了，全集中去搞经济，但也没搞出来经济，还搞的人全散了。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经济这个目标一旦锁定，不见得是好事。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反倒之前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技术培训，妇女活动，所有这些，其实那时候把人都凝聚起来。2008年我们几乎反思了一年，失败到底在哪里。我们总结，我们做农村的事不应该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应该把农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觉得生活第一。第二，做农村的事绝对不能急，一定得慢慢的做，因为农村人本来他在这儿活一辈子，我们一急就容易出错。因为那时候碰上政府一来，总是嫌我们弄得慢，总是觉着能不能快一点，这种期望快，加之我们团队内部也觉得要快快的发展，其实一快就容易出错，那我们觉着发展的一定要慢。

再一个，我们觉着发展农村不能没有年轻人，光靠中老年人还不行。我们发现这些，在2008年的下半年就完成了十年我们能做什么，前十年，从1998年做到2008年我们做了哪些事，一梳理，我们经济目标和公共服务的这些文化活动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青年人怎么办？但是那时候哪儿有青年人，都不在村里，我们就开始把自己的子女，凡是在这儿的中老年骨干，先把自己的子女先想办法往回引。社区的第一批年轻工作人员是核心骨干的子女。第二批是骨干成员子女的同龄人，有些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同学、朋友。另外，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入户，对社员家里的情况很了解，就介绍社员家里的人来这里工作。他们已经参与了联合社提供的各种服务，对社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工作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所以到现在，咱们这个团队113个全职人员里，80%以上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关系非常丰富，母女的、夫妻的、妯娌的，整个是一个八杆子不着边的，一绕绕到一个亲戚关系网去了，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特色。

到我们社区工的人外流的并不多，很多都是工作3年以上的。选择离开社区的年轻人很多是因为要结婚。我们每个部门对辅导员的要求都不同，联合社的18个辅导员都是家庭生活稳定的妇女，城乡互动组的辅导员要和外面的人，特别是男人打交道，因此辅导员就都是男性，消费店的辅导员需要入户，所以18个人都是女性。

吸引年轻人，历练年轻人

200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又有两年时间想办法把青年人招回来。招回来他不种地不行。年轻人回来，年轻人和中年人搞不到一块去，总有一到两年磨合。我们那时候还是小教室，星期天是中年学习的空间，星期六是青年学习的空间，彼此在不同的空间学习理解对方，试图拉近中年人和青年人的融合。这里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在家里，我们发现母子、母女，你在家里关系越来越好，也体现在工作上的合作越来越好。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好，我们发现把代沟怎么缩小，非常重要，到现在我们都认为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家长总容易用家长的命令要求子女，但子女总容易叛逆，觉得你什么都不对，我们觉着要有一个中和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家长，她儿子24岁了，她要给他儿子买皮鞋，他儿子不愿意他妈买，我们觉着是人家都24岁了，你还不相信他，在这种小事上，我们提倡彼此尊重，让你儿子买鞋去，买回来看你满意不满意。儿子买了鞋回来，她说你看那么难看，她立马就给出这样的看法。在这些细小事上怎么让家庭里面缩短代沟，团队里面中年和青年的合作也是这个过程。

慢慢地年轻人回来了。青年们干活也不是单干，而是天不亮一堆人去干活，这时候他们把干活作为游戏一样。《合作社法》正好在2007年出来。我们2008年注册了28个合作社，我们让回来的年轻人一人跟进一个合作社，又规定一人一亩地，一人跟一个村，我们那时候叫三个一，年轻人通过三个一来锻炼。因为如果不种地，他根本谈不上尊重农民，尊重农民不是客气的一句话，尊重农民是真正从心里觉着农民不容易，农民辛苦，不是说我多给农民点钱就叫尊重农民。对农民好，是要发自内心对农民的好，一种地就立马觉着农民有多不容易。

年轻人一做合作社都想做公司，做企业，我说你能做出一个合作社，20户到150户，我们规定三年做出一个合作社来，你要把20户到150户沟通个遍，沟通一次又一次，建立信任关系，你才有做合作社的可能性。但是百人百姓啊，假如你不能和这几十户的农户沟通顺畅，你根本谈不上做合作社。所以我们就觉着历练年轻人和农民打交道的这个环节，重要的是在合作社和农户的沟通上。

跟进一个村，我们就觉着村与村也在变化，一个村每年都在变化，而且一个村和一个村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表象看都是相似的，但是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在哪里，尤其是三年选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让年轻人全部放假，去跟进这个选举，那个故事精彩极了。选举的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发生的变化，其实是让年轻人成长的最好空间。

年轻人他刚回来不知道到农村干嘛，他认为回到农村就种地。我们说当然是种地，一说种地他就立马拒绝到农村这儿来，他会觉着到农村种地，我凭什么种地，我从小我妈都这样说，好好读书，出去干嘛回来，其实他非常抵触。我们当时也下了功夫，2009年开始，我们开始就弄了四十亩地，分了三块，天不亮，因为没太阳，他不种地的原因嫌那个太阳晒，我们觉着天不亮，七八个人相约出去锄草，目的不是锄草，可能目的就是建立和土地的情感，那锄草的这样过程，因为人多他才有乐趣，他锄草是一个。大家锄草过程中间你会有收获，这个收获在哪儿，就是对庄稼怎么认知，你不认识农作物你在农村混啥，就没法混，你对农作物的认知也不是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其实这个过程我们是用了一些聚堆热闹的方式，然后大家一起去锄地，比赛锄地，干谁锄得快，其实不经意之间其实把活干了，只是用年轻人喜欢的一种热闹的办法。年轻人这个中间的情感也连接起来，每一次劳动回来都分享，大家觉着辛苦，真的辛苦，那老百姓辛苦吗，现在真的辛苦，这种感觉出来，这是到地里干活。我们光背“锄禾日当午”不管用，锄禾你背得再熟，没有那种情感在里面，只有干了活，才能体会到农民不容易。

当然和农民打交道，农民也非常精明，我自己是在这中间成长起来的。那时候我爱人经常笑我说你啥都不懂，你在农村瞎混啥呢。刚开始搞技术培训，刚开始搞活动，天天搞，涮了好多次，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农民跟不同的人，他谈话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一人跟一个村，一人做一个合作社，20户，你去走进20户里边回来就发现，20户相同的是什么，不同点在哪里，你经常会发现农民给你说的信息是假的。其实农民精明得很，他见你一面，他第一瞬间就判断你是干嘛的，你未必能判断他是干嘛，这就是农民表面看到很憨厚，他精明着呢。拿来的假信息你还不知道，那你怎么做事，他给假的信息原因就在提防，他非常防范外来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合作社的第一条就是要和农民建立朋友关系，现在有18个辅导员直接服务于农户的，他们的第一个职责就是和农民建立朋友关系，真不是谁骗谁，谁哄谁，一定是彼此信任，那怎么建立这个信任才最重要。

所以说到农户家里客客气气是要的，但光客客气气还不行，必要的时候农民一些错误的观点你也必须给他纠正。比如我们就从家庭卫生入手，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搞“我家最美”活动，我们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短短一星期1500户要跑一遍，1500户作为评比的总量，经过家庭卫生大检查，年年评比。只要走进家庭卫生大检查，你发现就触碰老百姓的那种尊严了，我家卫生管你屁事，检查啥。你要会沟通不会碰到这个，你要不会沟通的话，农民会觉得是我家卫生，他会抵触。面对这种抵触我们毫不客气，我们就不会客客气气说，你看大家都好了，你家卫生怎么了，你家卫生弄好了是你受益还是我受益，家庭卫生就是课堂，你家的孩子还需要给他拿那么多钱吗? 你厨房好了，你客厅好了，你院子好了，你厕所好了，一个一个空间去检查。这个要和农民辩个道理，非说清楚不可。然后开大会，发奖状。我们不发东西，一定注意，在农村不能发东西，只能发奖状。发奖状，发镜框，发锦旗都可以，但就是不发东西，奖状多多益善，这个花钱又不多，其实农民是有尊严需要的。你发东西，哪怕一块钱的东西，都会导致大家相互争抢。所以检查家庭卫生就会变成对我们一个青年人的绝对锻炼，但这个方面绝对不能客气，你客气你就下次进不了这个家了，你就当场和他吵，这个不含糊的。

2013年我亲自带的，那是15个年轻人，我说他要厉害你比他还厉害，你今天不搞卫生，我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就用这种办法。当然也有些巧办法，1500户我们选出300户，20%的比例选出300户发奖状。选300户的时候就选那些家庭脏的不成样子的对门做榜样，但这个对门选了之后，就把现场的小组会就开在对门，我就不说你，我就在这儿开，看你怎么了，这个其实都有尊严，都有自觉性的，软硬兼施，这是年轻人。你只要敢和这些人吵，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能锻炼出来，因为这是对他有益呀，你明明在这儿打麻将，干嘛不把家庭卫生搞好，你明明坐这儿聊东聊西，为什么不把家庭卫生搞好，我们政府都把村里卫生都搞了，你家里为什么不搞，这个和他说起来理直气壮。所以这是锻炼年轻人的这个。

年轻人一人包一个村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村里年年选举，我们镇政府领导那时候最头疼的一个阶段，各村选举的时候那真的是，那派系啊，政府领导真的都是人精，但那几大派你根本没办法弄，这一派那一派。我们刚开始不知道，我们搞活动，村里就觉着你们想干吗嘛，他非常警觉。后来我们就规定，每一个村都不参加各派选举，谁选上我们都没意见，我们都说好，这是我们比较圆滑的一点。那派性真的没办法面对，而且不是一派两派，几大派，我都不知道咋面对，所以那个过程让我们年轻人去经历，他能看懂，表象看着很平静，其实村里它是有亲戚朋友的关系，有派系之间的关系，你不把那个看懂，你不知道哪一块就得罪谁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人跟一个村，要了解一个村深层次的一点点关系。当然还有这个村的传统文化什么，这个都是要了解，你对这个村的情感才会有。年轻人在这儿锻炼出来，绝对比在企业锻炼的更加有韧性。这是年轻人在这中间的一些经历，让你们见笑了。

我原来在广州打工，也开过饭店。干的时间长了，回到家发现小孩子都不认识我了，躲在爷爷奶奶的背后看我，就不和我亲！我自己小时候，父母也在外面忙，也不远，一到礼拜天我就去见他们，每到礼拜天我就盼望着去看爸爸妈妈。现在我做父母了，我就希望能够陪在孩子身边，而且爸妈和公婆也都老了。在社区的生活也很好，老人有不倒翁照顾，小孩子有兴趣班。我希望能多为村里做点事情。别人不愿意做的，我们就做起来。

我原来在永济的纺织厂工作了14年，后来纺织厂倒闭了，我就下岗做了农民。农村空气好，时间也随便，不像在纺织厂的时候，有值班长一直催着你完成任务。我也爱农村。虽然在外面打工挣钱多些，但是在外面要租房子，什么都要花钱，一根葱一头蒜都要掏钱。但是在村里可以自种，还有邻居给你。社区的工资也不低，收入和支出平衡下来，在村里工作每个月能省下来的更多点。在社区工作还有外出学习的机会，能够开阔视野。

我原来在青岛上学，毕业之后在工厂找了一份工作，但是适应不了工厂的生活。回到家后，我对父母说自己不想出去工作了，父母说可以就近在永济找份工作。我和梁晓丽是同学，她告诉了我寨子村合作社的情况，在聊天时，我发现自己跟不上她说话的内容。想想也是，工厂的生活其实很单调、很封闭，让我对整个社会不了解。受到晓丽的影响，我来到社区应聘。在外面面试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仪表，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穿着很“另类“，这里的人其实穿得和生活里一样，很朴实。来到部门之后，我发现这里装修得很好，给人的感觉很舒服。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也喜欢现在的工作。

那时候社区里在种植有机棉花，辅导员每天都要到地里查看棉花，我也跟着一起去。小时候我就感觉收获的时候特别累，当时机械化不发达，父母都要自己动手，自己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用机器收获。现在在社区里已经完全实现了。

我是永济市里的人，从2010年开始在蒲韩农村社区工作。我读过一本书，书上说最好的工作是能让你赚两份工资，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这样，既能挣到收入，又能够有精神收获。社区骨干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孩子回乡，所以社区的第一批年轻工作人员是核心骨干的子女，郑老师的两个女儿都在这里工作，之后是子女的同龄人，有些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同学、朋友。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入户，对社员家里的情况很了解，就介绍社员家里的人来这里工作。他们已经参与了联合社提供的各种服务，对社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工作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我住在永济城里，是本村的人介绍到这里来的，自己也被郑老师和村里的环境所吸引。

我早上从永济坐车到这里，晚上还要回去。从永济来的路上我要转三次车，先让老公开车送我到车站，从公交车下车之后，还要坐同事的车来这里。虽然交通不太便利，但坐在公交车上我的心里是踏实的，觉得很开心。另外，社区为干事每月提供200元通讯补助和100元交通补助，每年还给工作人员两套工作服。

年轻人来到社区之后首先要经过一周的新人培训，然后由各部门的人手把手带，日常还要听课受教育。我们觉着有幸，很多老师到这儿来，凡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都请老师给我们上课，帮一点是一点，这是最好的一个我们求助的办法。我们觉着年轻人的实际锻炼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八个部门，八个不同的部门，我们年轻人轮岗，过上一段就会换，换了之后都会在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锻炼，这是实际工作中间的锻炼。还有一个，我们的笨办法就是，逼着大家去看书，不管你大学没大学毕业，反正你天天得学习看书，大概有几年时间，要求你每天必须看，读书分享。我们规定35岁以下的年轻人每个星期看一本书是必须的，一年你看不够书，要么重罚，要么就得淘汰，用了比较极端的办法。至于看什么书，比如说很多老师给我们推荐的好书我们就必看，有些书我们自选。

不向政府伸手要钱，自力更生发展合作社

所有的准备工作在2009年差不多到2011年，当然在生产环节上，我们就吸取以前失败的教训：农户怎么能统一用种，用农药、用化肥，技术培训，统一销售，我们当时采取的，以点带线、带面地去推动。比如说点在哪儿，我们不能完全满足每一户农户的所有农产品的销售，那我们就从每一户里边的半亩地、一亩地开始。我们这儿土地面积比较多，我们和每一户社员建立的关系是能不能从你一户里拿出一亩地，参与入股，参与入股就有土壤转化（向生态生产转化）。其实不管转不转，肯定第一年农民都不好好转，他觉着转啥呢。转化土壤用堆肥用什么，我觉得观念导入非常重要，我们集中很多堆肥，集中大家清理垃圾，都是影响老百姓的观念。

这一亩地从少用农药化肥到不用农药化肥，每一户拿上一亩地做实验。当然面对这个，农户会想能不能多卖钱，还是停留在钱上。我们发现很多组织到一个地方搞有机农业的时候，给农民传递的目标我感觉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一说做有机农业就是能多卖钱，一开始其实就把农民误导成为了钱才去做有机农业。总有明白人的农民，土地是种庄稼的源头，那我们的土地都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它还有希望吗，那这个农民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愿意先拿一亩地去做一些尝试。先引导农民不是为多卖钱才去做有机农业，不把这个观念导入过来的话，你有多少钱能贴多少钱。

我们有个毛病，我们只埋头做事。我们镇书记有一次说，郑冰，我到这儿五年了，你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做事的中间，赶上了关注我们的农业局、妇联，然后政府来的这些领导，市长、市委书记，我有点后怕，他们一来就要说给钱，我们市委书记曾当着我们几百人的面说，三万五万不嫌少，十万八万不嫌多，你不能说人家书记不好吧，他说郑冰，要钱比赚钱快，我说书记，那你能给我们要一辈子钱吗？

当我们有幸接触到这些领导，我们发现其实领导真的非常好，他好在哪儿，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第一反应说出来的话根本不是政府的官方语言，但我们政府也不见怪。2010年，我们市长市委书记带人来，说郑冰你这儿有很多合作社，我长话短说，就直接支持合作社。我说老天爷，我对市长说，我们只有一个合作社还没好，做好给你汇报去，他说不是你这儿有很多合作社吗，我说没有，一个还没做好，我说不是说找市场不找市长吗？他说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不要钱。我说市长，我们觉着我们合作社从20户到150户就能对接市场。我们那市长也不见怪，他也非常客气，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么多年做的都是好事，但好像都是闲事，你能不能快一点发展，我们支持你，你能不能快一点发展？我们现在看，幸亏我们没有听我们那市长，他也不见怪，来的也是非常热闹、频繁。前年我们新上任的常务副市长也是管农业的，一个女的，一来也都说支持，那我们都说你们的关心让我们很高兴。

国家给了合作社的政策。谢富正2005年当了村长，我第二年就发现，不组合作社根本不好发展农村。村长你看他那人，我经常叫他黑老大，他有一些黑老大的感觉，但是他是真心想把这个村做好。2006年新农村建设开始，他见人就要钱，他不管谁，我们永济市的一个副书记，升做运城环保局的局长，她就直截了当说，郑冰我们给你五万块钱，是给你协会还是给你村委会？我说我不要，谢富正说我要，只要见人就要钱，但是要到最后他也不想要了。他当了九年村长，伤痕累累，村干部都是给他要钱的，给谁钱谁高兴，不给谁钱谁骂他，都不是说背后骂，都是当面那种，粗得不得了，所以这种情形，他最后说我不要钱了，一分钱都不要。我说要，继续要，我们两个经常斗嘴（笑）。

村民对政府心里的这种依赖，其实也是对政府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政府总是说要给村民致富。我们合作社做到现在，就觉着坚守一条，不白要一分钱，当然这个也是压力很大。2009年，所有村传递的政策信息就是说合作社就给钱，我们那时候有28个合作社的理事长，召集到这儿开会的时候就说，现在政府给补贴、给钱，那我们合作社没有做起来，要钱是不可以的，不要钱是我们的规定。有六个理事长说不要钱是傻瓜，我要钱，要钱的就离开，所以我们在2006年离开了六个合作社的理事长，我们不要钱的就坚守。合作社的市场在哪儿，其实农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我们尽量利用现成的资源。联合社的办公场地是在一个农户家里，其它的办公场地也是如此。这个农民技术学校，原来是一个小学校，它废弃了，我们租了下来。农民技术学校是在教育局注册的。那时候分管农业的一个领导，说农民还需要学习吗？我说，市长，农民最需要学习了，你们有文化的领导都学习，那我们没文化的农民更应该学习。

我们农户废弃了很多院子，我们全部把它收拾出来，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花钱又很少，成本又非常低。当时我们生态园失败，我们就在43个村里边把所有参加活动的人捋了一下，捋出来九项服务。这九项业务类别中，老人服务、儿童服务、手工艺，这三项服务是倾向于公益的，我们就把它转到一个协会的平台上，协会在民政局注册。技术培训就在咱们现在这个院子里，这又是一项。这四项之外，我们另外五项中有农产品销售，由一个城乡互动的团队来做，其余四项就是土壤转化，日用品统购，农资统购，信用互助，我们把这四项放在合作社的平台上来运营。这四项和农产品城乡互动是我们赚钱的五项业务。

我们一直在村里坚守一条，能赚钱的我们尽量把它放在赚钱的空间，因为是赚社员的钱，我们规定是合作社盈利的60%通过二次返还给社员，不能赚钱的我们尽量把它推到自负盈亏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老人服务，儿童服务，这些都是不能盈利的，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公益去推，完全公益去推一年比一年花钱会更多。比如2013年我们发现，老人活动包括老人吃饭的需求，我们就会把一个村收拾一个屋子，让十几个老人早上来，晚上回去，这种方法真的不错。一个子女掏二百块钱，那我们又从跳舞欢实的老人家里边选两个人，给他们很低的补助，每人三百块钱，当一个护工的角色，给大家做饭和协调大家的矛盾。我们2013年在寨子村做了一个点，尽管刚开始做的时候，前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是磨合阶段，老人的是非，老人的矛盾也特多，老人和子女的矛盾也特多。我们做了三个月之后，发现它越来越好，你们去看寨子村现在几个老人，那觉得像赛神仙一样，一年比一年精神状态好了，都是八十多、九十多岁的老人家，在这儿我们就给它叫做“不倒翁学堂”。

“不倒翁学堂”里的老人们

这个办法不错，2014年我们打算做的时候，我们觉着每个村都能做。当时我们市委书记和我们镇书记一出去考察，都要做老年公寓，都说要拿钱做这个事，我们几个村的村干部说上面快要给我们拨钱呢，你们先别做。那我们就停下来，一直到今年，我们几个村的村干部说，这个做不起来，还是你们来做，我们配合。我说你们做我们配合。所以我们今年就打算做到30个村。到上一个月，大概我们做了10个村，村干部协调我们把屋子找出来，有一百多个老人。每个星期二的下午是在一起互动，这些护工也在一起互动，昨天下午在这儿，那种互动！你看看那些老人家，不得了，老人真的是宝，他不是包袱，他不是累赘。我们发现了不同的才能的老人，能写的，一个93岁的老人家平常喜欢看书，在家里被给埋没掉，说人这个老太太是神经病，老人家现在93岁了，看书根本不戴花镜，小小的字都看得一清二楚。还有一个97岁的老人家，天天画几张画，那个老人的状态，不得了，我就感觉你去一次，心里边激动一次。所以我们觉着把这个也是不用花钱，就从合作社的公益金提出来，收拾一个屋子，差不多花两万左右收拾出来，老人的子女必须掏二百块钱来完成后续的自负盈亏。

儿童的夏令营也是一样，带孩子到田间玩就是很好的课堂，孩子有多快乐，根本不用教他啥。我们去年让儿童参与手工艺，纺线织布绣花这里面有更系统的，孩子参与这个过程，完完全全把这个参与完。去年我们有二十个孩子，孩子根本毛糙的不得了，但二十天的夏令营中，只用一个星期就发现孩子在这中间得到了一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教育。今年我们正在准备在十二个点启动240个孩子参与，十个人一组，这是团队协作能力的建设，就让孩子自己学会纺线织布绣花，这个做起来非常有趣，这是乡间的。今年还有12个大学生过来。做到现在，一个孩子该收二百的收二百，该收三百的收三百。有运城的孩子也过来，这是我们这儿120个孩子，永济、运城120个孩子，其实我们就把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建立朋友关系，这个也挺有趣，去年参与中间的也有很多故事。

我们从2012年开始日用品的统购，从一瓶醋开始统购。说一件事，既然过年放鞭炮，去年年底我们觉得鞭炮也可以统购，统计的时候没觉着有多少，拉来的时候五大集装箱，一下子送到你店门口的时候，我自己都吓坏了，老天爷，一根火柴马上就爆炸。所以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在一天内全部配送到两千多户社员，去年的鞭炮统计是2100多户。我们还发现，这五大集装箱的鞭炮要放，这污染太大了，所以我们立马就制定，明年的鞭炮一定要限量，每个库里边一定不能超过多少，不能说越多越好。所以日用品统购是非常大的一个量，但是怎么纠错这个市场，从统购农资到有机产品的导入，什么该统购，什么不该统购，什么该消费，什么不该消费，都要考虑。

信用互助，今天来访的客人里面有镇书记、镇长，你推动合作社比你推动村两委更有长远性，合作社允许你把统购、统销做起来，就完全可以把信用互助做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我们现在在有意压缩信用互助的这一块，我们预计蒲韩43个村的信用互助最低五千万，我们现在做到三千五百万的这个量。我们压缩的原因是我们在摸索，到底真实的需求在哪里。原来在这儿做生意的在信贷里面占的比例很多，我们就把做生意的全部排除在外，我们只提供小规模生态种植、生态养殖，我们不提供任何信用给外部做生意的。我们省农业厅、省政府前年去年都来，都认为这个是可以做，但是我们镇里面的镇长、书记说，郑冰这是非法集资，我说明明这是合作社可以做的。政府理解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每个月有信用互助的量，每个月内部资金不够的话，我们从施永青基金那儿借过来，施永青基金给我们的支持非常大，那就是给我们的资金支持。这个也真的是非常大市场，原来是属于农行来做的，后来又是信用社来做，其实这个合作社做是再好不过。但是我们这个做一定不是说做大了，一定我们是做小的，我们前年和去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先是贷到三万额度，后来我们把三万降到两万，三万不能超过20%，后来又从两万降到一万，到现在我们硬性执行一万，不贷三万五万。

我们从公益金中提出二十万，每年给最弱的、最急用的农户提供无偿借款。我们发现在这些村里有最弱的群体，他实际上是不被人看得上的，他哪怕借个一百块钱都没人借他的，我们把两千块钱的一个额度用无息的方式借给这些农户。我们借出的其实不是钱，我们给的是这个群体的自信心，他只要勤劳，他只要有几亩地种。所以我们合作社现在服务3685户社员，大概五万亩左右的土地。所以说做到现在，联合社经营的利润我们会抽25%到30%作为公益的推动，那公益的推动又会增长新的需求，深度服务会越来越多。

学校这块衔接的是我们团队人员的培训和我们社员骨干的培训，慢慢又会衍生出永济、运城消费者的面油菜的需求，我们就把这个又衔接上。衔接起来之后又发现，市场真的不在外部，市场就在附近，就在脚底下，我们永济、运城这个市场太大了，我们现在永济、运城各有两个团队在做，做面/油/菜的配送。原本只是配送面/油/菜，我们又发现那些孩子喜欢到农村来，现在我们在重新构建新的关系，把永济、运城就近城市的消费者带到农村来，建立一个新的团队。所以做到现在就是乱乱的，说到现在说了这么多，说得不好，说的直白，别见怪。大家都听累了。

2012年我们把22个合作社归到一个联合社。2012年的时候政策也在变，就不仅仅是单一种植的合作社，苹果只能是苹果，西瓜只能是西瓜，而是允许种植苹果、桃树、西瓜的都可以归到一个联合社。我觉着国家的政策英明得很，它可以跨村跨乡，我们现在联合社是在蒲州镇注册。这样我们就避开了一些矛盾点，每一个村村干部都有难做的事，被一些矛盾绊住，那我们联合社就可以避开，符合我们理念的我们就合作，不符合的我们可以自愿退出。

我们联合社在农经登记，在蒲州镇政府备案，在工商注册的。我们协会也在这里办公，但这主要都在下边，协会是在民政局注册的，学校是在教育局注册的，我们永济、运城两个消费店是在工商登记，这法定上是这五个部门。我们其实运作起来，除了这五个部门归属有业务部门，我们还多出了一个城乡互动的部门，城乡互动部门设在联合社下属的一个部门，相当于我们六个业务部门。这六个业务部门有个行政后勤，有个行政财务，分摊了两个部门，总共是八个部门，部门有部门干事，我们是以部门为独立核算的，包括行政后勤和行政财务。

独立核算这里边的话，那我们由九个人组成了一个算是常务理事会，大小事情全是这九个人一起碰面。对这六个业务部门的监督在哪里，其实再一上手就会出问题，具体事务就容易出问题。所以由我们最早的六个老干事，就是老骨干，配了一个年轻人，共七个人构成了一个监事会团队。平常基本上只要这九个常务理事在社区，每个星期都会碰头，每一个团队我们的设置岗位就是部门干事、业务干事、辅导员，就这三个岗位的设置。

辅导员的岗位是独立自我管理，很多都说难管理，我们其实说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管理的空间，每一个岗位都是独立岗位的设置。联合社的18个辅导员，自己的工作空间和工作设置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协会12个片区有12个干事，那12个干事各做各的六合一的工作。我们永济、运城各有各的辅导员的空间。唯一难做的就是部门和部门之间有非常密集的业务交错。

这一点上我们运用了学校的平台，比如我们把综合业务的和协会两个团队的辅导员设置一个班级，每一周有半天的互动学习，我们把协会和永济这两个团队又设置了一周半天的学习，永济和运城的两个团队，两周学习两天，因为运城来一趟不容易，所以我们设置了三个班级，用这个学习来完成彼此之间的交流统筹。基本上就是这个，要说管理就这个，能说清楚的就这些。

多元种植，迈向计划生产

我爱人老说一句话，你少和政府唱对台戏，我们是让每个农户多种几种农作物，但是我们政府老推的是单一产业规模化。包括几年前我们市长说，政府一村一品，好好推这个。我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着政府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实际认为一村一品才不好，需要一户多元化。包括前几天我们市委书记升到运城政协副主席，他来的时候，问郑冰你们产业现在到底是什么。我说说实话，你可别批评我，我说我们推动的是多元化，没有一个单一产业，那这水果就有十多种，粮棉豆类都有，棉花种子原来做的非常好，后来杂交那个种子死活弄不出来，麦斯再从香港这边找到75个种子在这儿做培育，还是感觉不理想。

我们生产组织这块是落实到人，我们在合作社生产这块有18个辅导员，每一个人盯住200户左右，三到五个村。你要盯住怎么盯也不是个事，这200户里头有65%一定完成了一亩到五亩的土壤转化。辅导员和这200户建立信任的朋友关系非常重要。在生产这个环节，针对每一户需要什么生产资料，我们是做非常系统的一个信息分析和后期服务方案。实际上每一个辅导员对接到200户里头有10个种庄稼能手，这10个种庄稼能手，现在在我们合作社里有180个人，这180个人是一个月一天进行培训学习，然后由种庄稼能手他来监督他的社员，一人监督这20户，这是一个生产监督的一个空间。至于说农资统购里边有多少是有机肥，有多少是堆肥，我们最近把二十里之内所有的油渣、油饼全部统购，作为堆肥的补充，但这些还不够。

我们联合社有这八万亩土地，在43个村，其中我们社员手里有五万多亩地，另外两万多亩是常年外出人家流转出来的土地，这些土地由联合社分流给社员中的种田能手，鼓励他们种养殖结合。这五万多亩地我们是有一点规划，我们有一万亩里边是设计五千亩棉花，五千亩油菜，棉花是我们自己来使用，油菜的油是我们永济、运城我们测算了一个总量，关键它有油饼。还有一万亩的小麦，实际我们当地的主食是面粉，我们这一万亩的面粉是和我们600户生态养殖的户连在一起的，这里边统一耕作。除了这两万亩之外，我们还有两万亩生态农作物，十几种水果，每一种水果占一定的比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芦笋，芦笋原来是我们当地出口的一种蔬菜，现在我们把精确到每一户，不超过多少亩地，一定要分摊开，这是我们五万亩总体一个规划。

现在我们还在密集的跟进每一户农作物的变化，所以我们希望农户的收入是分摊开的，他的投入的生产力也是。重要的是，比如他这十亩地，他种二亩杏树，他有个一亩地的香椿，4月份就可以卖香椿，二亩的杏，二亩的桃，二亩的柿子，二亩的核桃，当然不绝对是二亩二亩，这样的话他的投工是分散的。比如他这一家两个人的投工，绝对不需要工人，如果他十亩地全是杏或者是桃，他一定要大量的雇人。我们对我们社员的最高限度是三十亩地。如果家里地多的，四十亩地、五十亩地的，我们就劝他，你能不能把那让出来，你精耕细作才是目标，不是地越多越是目标。我们政府不是在家庭农场吗，说是几十亩、一百亩，我们在引导农户，最多不超过三十亩地，你就精耕细作，你就少雇一点人，这是生产中间的我们觉着几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刚开始叫五个统一，一个独立，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农资统购，统一农药的使用，统一农产品的销售，统一机耕，这是五个统一。然后我们独立耕作，一个独立就是农户自己的地自己耕作，不管是他的承包地或者流转地，他独立耕作，合作社社员在劳动上是不计算成本的，这个其实就解决了很大的成本，这是独立和统一的结合。合作社提供的服务里包括这些对接市场的需求。

每一户的地，我们不是强迫要求你农户必须这样，但是我们可以给他无数次的去引导，每个家庭总有土地变化的空间。比如说他要放桃树了，我们赶紧及时给他引导，你家缺什么应该种什么，我们不是说强迫要求你必须今年全部什么。2009年我们开始走向统一规划，但统一规划也是通过慢慢影响来做的，不是一刀切的状态。那也不是说这43个村这一块是这样，那一块是那样，绝对不是。

你走到村里一看，哪一个村，比如说有几百亩，一大块是一模一样的，你就能判断出来这儿曾经发生过什么。这18年，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产业调整，我们政府推的时候，几百亩上千亩，推到后面得到的是骂声多。其实政府推的时候给了很多政策，很多优惠的政策、补贴。其实我们政府有时候真的，我自己都有点心疼，政府那种急于让大家致富起来的那种心情非常难得，但是一推出来之后，因为后续的技术培训各方面跟不上，它容易形成大家对你政府……就是说都是你政府让我这样做的，所以容易抱怨会多。有时候政府还协调了多种贷款，那么后续的隐患都停留在我们政府的头上。

你从这儿过去一看，几乎整个这八万亩地，除了黄河滩现在大片的一个是机动田的那些，你从这一条路走过去都会发现十几种农作物，几乎各村都成这种现状。但这个我们目前还不太满意，还在加大，细化它。比如说每一户提供服务的时候，你这一户社员到我们这需求服务的时候，我们先看你家里面多少地，你是种的一种还是两个种作物，我们会建议你改成几个种类，一次两次就慢慢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在服务这块，我们提倡生态养殖要全面，两轮过去了，你要单养几十头羊、几十头猪，我们拒绝给你提供服务，不管技术和信用，你要说养上几头羊，几头猪，几十只鸡，多元化养，那行，那我们提供服务。这样就把每一户多元养殖就推动出来，也使得他的劳力分摊。

只要启动养殖，我们就会协调流转十亩地到十五亩地给你种小麦，这时候他根本不用体力，主要是机耕，这个小麦种完之后，秸杆就会变成他的饲料，我们在进行这个衔接，种植和养殖的衔接，而且种植的这些都是中老年的，生态养殖的中老年他也比较擅长农作。我们接下来是想把它和养老再结合，变成不倒翁创业园，这六百户，少雄正在给我们做示范的发酵塘，这个一做，我们计划在一年之内要完成这六百户的生态养殖、种植，然后衔接养老一体化来完成。

评论：你这边是顺其自然，有这个需求了，那就组织应对，它非常接地气，非常有生命力的，都不需要大投资，都是现有资源的整合、对接，然后产出，效果特别好。

城乡互动，消费者不是上帝

我们和永济、运城对接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其实也是歪打正着的，你看我们这儿三千多户的社员，到永济只有二十分钟，那永济有很多人都是这个社区的人，这是一个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前我们有很多，这些逢年过节都要回来，他一回来的话，走的时候总是带个豆子，带个面，带个馍，吃的都带。但带不是个办法，他肯定希望吃到家里的，所以我们2014年在永济启动，用了一年时间做了三千户的一个访谈，针对大家需要不需要这种健康食品，健康食品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访谈完发现，几乎百分之百的都需要，访谈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对接，就在永济设了一个消费店。本来是想打算做消费合作社，但是工商局不给我们注册，说没有注册消费合作社，所以我们就注册了一个消费店。就在消费店设了一个专职的团队，这个团队专门服务的就是消费者社员，就从面/油/菜开始启动，我们的名字就叫米面油菜，书茶咖啡。讨论名字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听死了，过去叫粮油店，现在叫米面油菜，死活不同意叫这个名字。后来我们讨论，就是米面油菜，很简单，干嘛弄那么复杂。

我们然后又讨论，我们的产品是店内销售还是直接到社员家里？我们发现不应该在店内销售，直接把面、油菜配送到家里。乡建在北京有配送的这一块，份额配送，我们参考借鉴过来后发现，其实消费者是需要教育的。我们在永济配送的第一次一定要把面配送到厨房，我们进厨房的目的就发现要检查厨房都有哪些调料。从调料的使用上，我们觉着只需要油盐酱醋、花椒、辣椒就好，其他多余的调料根本不需要，所以这两天大家到这儿餐厅里，我们只能吃到这些调料。我们就发现，凡是发现其它调料，第一次给他提醒，这个调料多的不能要，否则我们不给你配送面了。开始我们觉着这个非常有底气，不是说你要面我们就给你配送，你要菜我就给你，我们规定的价格比大众市场高30%的差价，还是有利可图的。虽然有利可图，即便你有钱，你要是不改善你家庭这个，我们就拒绝下次再合作。所以我们刚开始也用了好多办法，也是和我们合作社一样，组织大家搞活动，组织大家到这儿来体验，这个过程其实花了好多心思。但这个心思花下来我们发现，后续的潜在服务多了去了，这个潜在服务不仅仅是面/油/菜，我们现在重新在捋一下它的配送环节，我们在永济设置是2700户，是有9个辅导员来服务。在每一个辅导员服务的300户里面，核心社员是30户。我们面对的是那么商业化的一个空间，但我们对消费者的教育从面、油菜开始。

我们现在可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最紧急的需求，很多城市孩子的教育比我们乡村更可怕。从去年到今年，带孩子到这儿来的也多，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家长，父母带着孩子到这儿体验。一体验我们发现，第一次我在这儿看到二十几个家长，吃完饭在那儿竟然打牌，牌桌上有钱，我说你们怎么还赌博呢，他说我不赌博，我不赌博，马上把钱收掉了。再一会儿过来，发现仍然有钱，我说你孩子在旁边，你在赌博。这时候他就很理直气壮的说，在家里我孩子都帮我数钱呢。他根本没有意识这个。所以我们就说，那你把孩子送到澳门培养吧。这个一说我们立马和我们永济消费店的辅导员对接，有些消费社员必须淘汰，我们教育不过来的，我们先不提供服务。那二十几个家长我们回访一遍，捋出三分之一来，你承诺不再打麻将，我们再说给你配送。而且我们发现那些消费者身上戴金项链，化浓妆，她那个女儿只有十二三岁，但也跟上她的样子。我们说消费者不能化浓妆，不能动手术做美容，变成我们消费的一个要求。

但这些实际是有效果的，我们一讲明白这个道理，讲了利害，他认为那是好的，他立马明白，所以我们把这些捋出来。甚至辅导部的老师带着孩子到这儿来，辅导部的老师有问题，那我们发现这也是很严重的事。来的居多的是带孩子到乡村来，到这儿就不能拿手机玩，你需要拍一个照两个照就好了，但不能拿手机玩，这个教育还是非常起作用的。其实我们很多人觉着人家到这儿来给你们消费来了，我们要惯着他，我们要哄着他。不行，我说我们宁可不接待，这一个对接马上发生质的变化。不要不敢面对他，这个效果非常好。

所以怎么把消费者和生产方连接起来，相互走动，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走动过程中彼此之间是一个相互教育的过程。我们运城是18个居民区，还比永济好配送，但是我们上个星期暂时把这个停了。因为我们发现城里的互助养老反倒比我们这儿需要更大，所以上一星期我们永济、运城消费者团队的组长在这讨论三年内我们做什么，竟然发现不是面油菜。这些辅导员首先提出来我们影响不了这些辅导部，我们能不能自己办辅导部，这又延伸出需求来，我们要办互助养老，像我们村上一样的互助养老，其实需求蛮大的。

衍生出新的需求点需要更多的人，得找到合适的人。不是没有好人，我们运城组建团队才半年，发现组建的第一拨人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到第二拨人来才半年，又是清一色女生多，我们永济、运城的团队里只有一个男生，27个辅导员全是女的。她们成长非常快，短短的半年，你没见刚开始的那化妆、穿着。刚刚6月份完成我们的工作服，旗袍是我们的工作服，可以穿啊，但是不可以穿那些夏天女人露透的衣服，不允许做浓妆，不允许做整容手术，我们自己先得做到，这个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永济、运城现在的目标是今年完成8100户的消费社员，这既是发展的空间，但其实又有新的挑战。

注：[1] 本文内容来自我们于2016年7月对蒲韩社区的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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