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雇主对保姆的改造，城市精英对农村劳工的支配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老师。曾任教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近十年来，她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力教授一起研究中非联接，探讨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和实践。近几年，她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政变迁和食物主权，在《开放时代》组织了关于中国农业道路的讨论。

如果家庭收入允许，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谈论这个问题：咱们雇个保姆吧……

仅仅提到“保姆”这个词——不论是眼睛遇到它，还是舌尖弹出它，都足以引起人一连串的联想，温馨、舒适······^[1]

“家务”的话语变迁：

从情理呼吁到价值管理

知识分子阶层所遭遇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劳心和劳力之间的矛盾，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和社会对“知识分子负担”关注的基础，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这一矛盾转移了。到20世纪90年代，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表现为：社会生活日益商品化，私营部门以及新富阶层的迅速增长，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员的收入稳健地攀升^[2]，知识分子内部由于专业化和“下海”而出现的分化，国有企业的转型改革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工人下岗，农民收入的停滞。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负担的家务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话语转变，从社会情理逻辑走向个人理性的价值逻辑管理。也就是，80年代，在全社会推进现代化的总目标和大前提下，“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表现为诉诸于社会情理的呼吁，要求政府关注和社会关注，同情这批对现代化将有重要贡献的特定阶层；到了90年代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个人化的时间管理中成本-收益计算的一个部分。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讲，尽管外来工依然是家政市场上的主要劳动力，但现在城市下岗女工也成了家政工人的来源之一。雇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所从事的行业范围上都比80年代扩大了，尽管他们依然是不足十分之一的少数家庭。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常家庭生活在节奏和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午休在许多城市的家庭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大城市中很多人中午不再回去吃饭，很多的服务性部门午餐时间照常营业，而政府机构即使在夏天也会在1: 30之后继续办公，而此前一般是在2: 30或者3点后才上班。这样，家务劳动的时间就被压缩了。一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保姆雇主指出：

在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竞争的背景和压力下，人们急切地要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学习的革命》一书应运而生，它于1999年在大城市的书店里成为畅销书。在上世纪80年代，“时间就是金钱”还是一个大胆而新奇的口号，与深圳经济特区联系在一起，但到了90年代，市场价值的理念已经在个人的时间管理中占主导地位，它既塑造人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安排，也影响着他们对职业前景的追求。

此时人们对“家务劳动”的理解方式发生了转变。在80年代，“家务劳动”是“知识分子负担”的一个关键部分，这像90年代末“农民负担”的话语一样，诉求的是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同情和与之相关的政策支持。作为一种情理呼吁，“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依靠了媒体集中地对知识分子负担的报道，包括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寿命统计等等。到了90年代，“家务劳动”进入了个人理性计算的范围，成为一项最不值得的时间开支，同样的时间不如花在其他更有利、更有益的活动上。这样家务劳动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减轻的重负，相反，它已经变成最没有价值的劳动，因而最不值得做了。一个下海的知识分子企业家说他的时间管理哲学是：

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和劳动日益被置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家务劳动被认为是最没价值的，但矛盾的是，家庭生活对于放松、休闲、消费和自身修复却越来越重要。市场机器带来的日益加剧的竞争激起了城市小康收入的人群向往安宁、舒适、雅致和有品质的生活，仿佛家是市场的避风港，是“市场外”的空间。上世纪90年代政府的住房改革政策使人们可以拥有私人住房，由此掀起的装修热则进一步推动了人们的这一渴望。伴随着拥有房产和装修而来的是整洁标准的提高，而保持这种整洁需要更多的家务劳动、家庭行为规范，也容易导致在自家的拘束和紧张，反而直接违背了在家里寻求放松和安宁的初衷。

简而言之，“知识分子负担”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消失了，但另一种矛盾却出现了，矛盾的一方面是对家庭生活作为市场外空间的新向往，尽管这个空间当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房地产广告中，家作为人们的消费对象和情感投射对象，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打扮成令人神往的温馨空间。矛盾的另一方面则是这种理想家庭生活带来了繁琐的家务劳动和新的行为规范。

N先生，一位下海经商做了CEO的中年知识分子，讲述了家庭生活里的约束和纪律，这些约束和纪律使他回到家也感到紧张：

从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家务劳动的社会定位和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0年代以来家务劳动处在了一个新的矛盾之中，即对家新的期盼和家务劳动的矛盾。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家的向往是对安全、安宁、休闲的追求，是对市场避风港的渴望。另一方面，商品房在将人们对家的期望带到一个新高度的同时，也加重了家务劳动、加强了对人们居家行为的约束，使房主成为房奴。市场价值基础上的个人时间管理使得雇佣家政工人成为理性的选择。

保姆从哪来？

但是，什么样的人合适做保姆呢？尽管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保姆在城市街坊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一直到2003～2004年，北京的8个城区仅仅只有5%～8%的家庭雇佣了保姆。这一比例虽然很低，但其数量仍然可达20万户左右。城市家庭有多种渠道获取家务助手，比如，他们可以通过家政公司来雇佣农村来的打工妇女；也可以请自己农村老家的亲戚帮他们一下；还可以雇下岗女工或街坊邻居，有时他们还可以依靠年老的双亲临时帮他们一把。然而每一种来源都有它自己的问题，因此，这就提出了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合适做保姆，以及如城市雇主所期望的“合适”反映出他们想象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只有弄清在雇主眼里怎么样才算“合适”，我们才能揭示出城市雇主经常郁闷的原因，看到在雇佣的过程中出现的与市场经济相异的社会关系，而这些异质性的关系不能被简约为工资劳动雇佣关系。

1. 祖父母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妇女》（Chinese Women Since Mao）一书中，伊丽莎白·克罗尔（Elizabeth Croll）怀疑“未来一代的祖母们在劳碌了一生之后是否还会像当下这一代这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照顾孙辈并担负家务的工作”^[3]。到90年代末，许多年轻的城市白领和知识分子知道他们不能再把父母帮他们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看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本身就是退休的城市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话。

一位30岁出头的雇主告诉我，由于她的公公婆婆都是知识分子，因此也就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提过他们会帮助她照顾孩子。这是一种默契，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她自己的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她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就给她打过预防针，不应再期望他们会像上一辈那样。后毛时代的城市祖父母即使在退休之后也可能会从事一些兼职工作，或者倾向于过悠闲的生活。另一名雇主则说，她的公公婆婆“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比如炒股、上老年大学、看电视或者去跳舞”，他们情愿支付一些费用来为他们的孙子雇一个保姆，把自己从这种照顾孙子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一位男士开玩笑地抱怨说，他退休的医生父母“只想过过轻松而又舒适的生活”，他们宁愿监督一个保姆来照顾他的小孩。今天，随着家长们在独生子女身上进行大量的投资，帮他们为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做好准备，许多从事专业工作的年轻父母们也不甚愿意把他们的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认为祖父母倾向于溺爱孙辈，并且不能按照“科学方法”来养育孩子—这些“科学方法”不以老一辈的经验为基础，而通过大量的父母必读的育儿书籍传播。总之，无论是由年轻的父母还是由祖父母出钱雇佣帮手，城市里的祖父母大都乐于监督保姆，但是不情愿自己投入到照顾小孩和家务的劳动中去。

2. 下岗女工

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很少数的城市下岗女工很不情愿地进入家政服务市场。北京的雇主们往往会比较城市家政工人和外来的农村家政工人的优缺点。下岗女工一般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素质，因为她们更容易理解他们雇主的生活方式。又因为她们的“根”在北京，这不像那些“无根”的农村家政工人，因此雇主们也就认为她们比较“安全”。但雇主们抱怨说，北京的家政工人比一般的佣人要贵200元左右，并且她们还“摆架子”。据说由于她们“爱面子”，雇主很难随意指使她们。做家政工的城市下岗工人通常对她们自己的家人掩盖自己的工作性质。因为做保姆通常是屈尊的差事，所以对北京下岗工人来说，在失去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身份后从事这种性质的工作无异于是伤口上撒盐。

许多雇主自己也感到，与要求一个年轻的农村家政工人相比，指使一个中年下岗工人干这干那多少让他们有些犹豫和不自在。同是北京人，在居家的环境里以雇主和保姆的身份相处，这就让这些经历过毛时代的平等的人对这种相处感到些许尴尬了。

一名雇主对我强调说，她对待她家的北京人保姆不会像她对待农村妇女那样：“因为她们曾经在国有企业工作，她们已经有了一个习惯的心理。例如，单位通常在节假日给员工发各种福利……现在，当她看到我们把这些福利带回家时，她会说‘没有单位来关心我们了’，因此我们会分她一些我们的福利。”有些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年知识分子还不完全适应这样的服务。一个心地善良的女知识分子承认，她在她的家政工人面前感到有点不自在。“那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我是坐在人力车或轿子上，即使是我已经付钱了……这有点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那样……因此，在我的保姆面前，我觉得有点局促，总是让自己做点什么让自己忙起来。我不能让她忙忙碌碌而我却看起来悠然自得。”

她作为雇主对雇佣关系的不自在是她年轻时接受的毛时代教育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毛时代的平等观念的遗产在这些雇佣关系中仍然发挥着些许作用，体现在雇主以及佣工的主体性之中，并使双方在这种新的关系下感到不自在。为了平衡这种不安感，雇主就给这种雇佣关系高一点的工资或者给家政工人一些额外的礼物，仿佛毛时代的过去需要这些额外的牺牲和补偿似的。

3. 街坊邻居

街坊邻居大妈有时也被请来临时帮忙料理家务。尽管这些大妈中有的人自己一生都没有从事过全职工作，但是毛泽东时代的群众动员和街道活动也给她们的主体性打下了烙印。一位拿了美国硕士学位、在一家私营公司做咨询的女士在她所在的街道雇佣了一名大妈做钟点工，每天帮她做些家务。她发现她的雇员“没有主仆意识，而且服务意识比较差”。“她没有‘被雇’的意识。如果她打破了我家里的什么东西，她会抱怨说我的厨房太小、太乱或者太暗，她看不清楚！”该女士抱怨说，“因为她是北京人，我对她会更有礼貌些，不愿直接命令她。”在这个雇主的眼中，这个街坊大妈完全不懂在后毛时代的新雇佣关系下她是什么角色，同时她又很不合时宜地把毛时代的态度和主体性带到了现在的雇佣关系中。年轻一点的雇主对这些大妈往往作了妥协，因为大家还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年轻人不能完全不顾忌这些大妈的议论和社区舆论的影响。然而，在毛时代以及改革早期建成的社区中这些舆论的作用变得日益有限，在新建的商品房小区这些舆论的作用就更微弱了^[4]。

由于不想雇佣关系被“额外”的因素所烦扰—这些包括对佣工比自己年长的顾忌、对佣工“没有服务意识”的妥协等，一些雇主就不愿意雇佣街道大妈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编辑不再雇佣她所在社区的大妈，她解释说她不愿为了与这个大妈佣工“搞好关系”而让自己去费心思。搞好关系包括给她的佣工说好话、送小礼物以示感谢，如“这次送点苹果，下次送点鸡蛋什么的”等等。这雇主抱怨说：“我不明白，既然我已经付你钱了，为什么还要努力去跟你培养关系。无论是我还是我丈夫都不喜欢这么复杂。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由于觉得这种事情既好气又好笑，她说她宁愿时不时地给她的佣工发一些奖金而不愿去处理这种关系，因为后者在她看来是不必要的“复杂”。她的郁闷来自她的一个沮丧的发现，即她们之间的雇佣关系仅仅用金钱来沟通是远远不够的。由于街道大妈比较喜欢“复杂”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金钱关系，年轻的雇主拿她们没办法，所以在雇主眼里，这种雇佣关系看起来不像是纯粹的和恰当的雇佣关系。

一对在南非的中国单位工作的夫妇也持类似的看法，而且进行了跨国比较。在一次晚餐聚会上他们原本是跟我聊他们在南非的生活的，突然他们就把话题转向了国内的保姆：

这样的抱怨不仅把中国的保姆当作问题，而且指向中国的服务行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服务行业的工人就被公开地批评说他们缺乏服务意识，说他们对待顾客的态度蛮横。在改革早期，国外游客也经常谈及中国的航空乘务员及商店营业员的粗鲁行为。20年的批评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共和国具有政治意义的集体记忆抹掉了，在过去，从街道清洁工到掏粪工人，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都与这些人握过手、谈过话。为人民服务的劳动和为客户或雇主服务的雇佣劳动承载了不同的主体性。

今天，服务行业从台湾、韩国和日本引进的新式服务礼仪在中国大陆已经推广开了。然而，街道大妈、国企工人和农村进城的打工者身上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过往年代的主体性的印记。即使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明确自觉地表达出他们对于平等的要求，他们还是不完全习惯于新的雇佣关系所要求的阶级谦卑，不容易满足他们的雇主。因此拿那种所谓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服务业工人并指责他们缺乏服务意识的批评仍在继续。开办富平保姆学校的社会名人茅于轼就认为中国保姆居然认为造反有理是中国的一个问题，根源在于毛时代的“思想改造”^[5]。在雇主们看来，家政服务一方面天然地要求工人具有“服务意识”作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家政服务中这种服务意识的缺失是不正常的，恰恰暴露了中国存在的问题。

这种挫败感也反映了国内外商界一种普遍存在的恼怒情绪，那就是后毛时代的中国未能迅速彻底地摆脱它与过去千丝万缕的联系。前面提到的那位编辑和她的丈夫后来就不再雇佣街坊老大妈，他们转而雇佣了一个农村来的家政工人。这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但它折射出全国范围内更广阔的历史进程，这是雇主们对纯正的市场经济的向往并为其而努力的过程。为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尽快解决历史问题。比如，在2005年结束对破产国有企业的补贴，目的是为了使企业能尽快甩掉下岗工人。用《中国日报》2005年上的一个通告的话来说，停止这种补贴是为了彻底解决这种“历史问题”^[6]。

4. 农村亲戚

城市雇主解决家政问题更常见的办法是请他们的农村亲戚来充当家务助手。农村亲戚常常被城里人认为是一种负担或麻烦，而当城市家庭需要一个廉价而可靠的保姆时，城里人又发现他们很有用处。现在那些有农村亲戚的雇主会发现，一个农村远亲要比劳动力市场上的家政工人更值得信任。劳动力市场上似乎全是些无根的人，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游走，所以其真实身份也难以辨别和确认。相比之下，雇主们则认为自己的农村亲属会更为可靠些，首先是因为对她们知根知底，另外如果出什么事的话也可以轻易地找到她或者她家人。一名前雇主讲述了她通过丈夫的农村亲戚急切地寻找保姆的故事：

雇主一般会比较年长的和年轻的农村亲戚各自的“优点”。有些人认为年长的妇女更稳妥些，而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孩虽然活力充沛，但很容易因为城市的新奇而分心，可能不会安心工作。也有人担心年长的妇女可能会固守旧的习惯做事，而由于她年长，雇主可能对她不能怎样，而指挥年轻人就比较容易，而且年轻人能够很快学会城市的习惯。在比较这些亲戚长短处的背后，是雇主的一种权衡考虑，一方面要考虑家政工人的劳动能生产出什么样的使用价值和情感价值，另一方面则是雇主为此需要对家政工人作出多少权力妥协。

但雇主们往往发现，他们要使亲戚转变为临时的家政工人面临着一些困难。他们的抱怨表明他们往往看不到这种身份转变。雇主通常的确付钱给他们的亲戚，尽管这钱的数目是雇主“给”的而不是谈出来的，这是因为双方都觉得他们作为亲戚谈钱的事不合适。农村亲戚最开始甚至会不要钱，除非他们的城市老表坚持付钱：农村亲戚会说他们是来“帮忙的”，金钱的支付不大合适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和感情背景。可是，雇主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农村亲戚确实并不认为自己是挣工资的家政工人。就像一位雇主观察到的，“亲戚们不是诚心诚意来当保姆的”。在后面笔者会分析，“心”和“意”是雇主们界定“好”与“合适”的保姆的关键词。一些年轻的未婚农村女孩希望他们的城市亲戚能帮忙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甚至帮她们找个男朋友，这就使得他们之间劳动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这些雇主们知道他们必须巧妙处理才行。虽然雇主们可能会抱怨或嘲笑他们农村亲戚的这些天真的期望，但是他们常常不会公开交代他们其实很难帮助亲戚实现这些愿望。

雇主们常常发现不好直接说那些替他们做保姆的农村亲戚，也不好把他们仅仅看作是打工的家政工，因为农村亲戚的抱怨可能会有损雇主们在老家的声誉。一位雇主回忆说，她不得不用暗示或提醒的方式让她的农村表姐做事情，因为她不能命令她或简单地让她卷铺盖走人，好像对待从劳动力市场上雇来的保姆那样，“要讲究策略”。当他们与亲戚雇主发生冲突时，或者抗议亲戚雇主对自己的某些做法时，年长的可以倚老卖老，而年轻的则会利用年纪小的优势（尽管她们很少这样做）。笔者从一位雇主那里听到比较少见的一个案例，这位雇主说她那年轻的农村表妹像“惯坏了的孩子”，有一次她们之间发生冲突时这位小表妹威胁说她立马就要回老家。

毕淑敏的《紫花布幔》小说的线索就是一个女电脑工程师和她的表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故事中，女雇主“习惯了做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现在学着做主人”，她发现“指使别人是一件有意思的事”^[7]。然而，她们之间磕磕碰碰的关系带给她挫败感，使她认识到“亲戚归亲戚，帮佣归帮佣，要想处下去，第一是要把这条界限搞清楚”^[8]。在我的访谈中，一些雇了农村亲戚当保姆的雇主觉得她们希望的是一种简单、单纯的雇佣关系，他们想象那样的雇佣关系理应更容易处理，也许也更令人满意。在这些雇主的眼中，亲戚关系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社会关系扭曲了她们所向往的雇佣关系，虽然这种亲戚关系也使她们免除了市场的不安全性。

5. 外来家政工人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们如何设法辨认出他们面前的应聘家政工人是“好”保姆呢？在后毛时代的社会，“商海”几乎席卷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市场经济也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拿来出售和流通，与此同时，家庭空间也越来越被想象成是市场外的避风港，需要好好地守护。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了家庭生活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9]。富裕的家庭港湾更加依赖保姆，而后者却往往是直接来自于市场。对于一些雇主来说，市场提供了他们想要的“简单而单纯”的雇佣关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不确定、不安全甚至是危险、真假难辨的地方，这里好的东西被模仿，正品被剽窃，而拐卖儿童的人和其他的罪犯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真的打工者。

这样，要挑到好的保姆看来就带有偶然性了。虽然如此，雇主们还是要尽可能谨慎耐心地进行挑选，要拿出自己的洞见。未来的雇主们希望自己能从她们的面孔和行为上看穿这些不知根不知底的年轻打工者。所谓的不知根不知底并不是说她们真的没有根底，而是她们在市场上辗转流动使得雇主们难以判别她们的根底和来历，所以看起来不那么单纯，仿佛她们被市场这个大染缸染过似的。在劳动力市场找保姆时，雇主们往往互相商量。一名雇主向她的朋友咨询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位朋以她的眼力为傲，“我的朋友让我（对她选的保姆）放心，‘在我看来，她绝对错不了。我看人很准，我敢肯定她差不了’”。选保姆时，前面提到的那位CEO，N先生，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家政公司，几天后他们才选定了一名年轻妇女。“我们（他和他的妻子）一起过去并最终确定了一个—我们观察了这些（应聘者）好几天，在挑选时非常地小心。我们感觉不行的话是不敢随便要的。但是感觉是随意的，而且不同的人感觉也不一样。”

由于“好”在劳动力市场中是这样的难以琢磨，很多雇主就希望这些外来工是初出农村的，这样的话她们就还没有被市场所污染，更不用说新手一般要价也低些。大型家政中介非常清楚这种需求，它们在不少农村地区设立网络渠道，定期组织供应直接来自农村的女工，但是这种供应数量有限。那些希望在新来打工妹的市场上赌一把挑到“好”保姆的雇主还尽力减少打工妹在市场上的流通—他们在这些打工妹还没来得及歇脚时就来要人。一名雇主这样描述她的经历：

这名女雇主最后找到一个17岁的安徽女孩，她是第一次来北京。

这个中介每周有两天供应直接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她们经常由县级劳动部门或妇联派人护送来京。在中介公司，所有的新来女工必须接受公司为她们定的固定工资，她们不允许与雇主讨价还价，而在该机构备案的有经验的打工妹则可以和雇主讨价还价。由于工资较低，而且是刚刚从农村来的，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刚落脚就发现早有雇主在等着她们，她们一进大厅就被雇主们围了起来，其场景就像上面写的那样。通常情况下，一批七八十个新外来工在两小时内就被分完了。

雇主们认为，初出农村的打工妹没有被市场污染，她们可塑性强，这样就更适合于培养成“合适”的保姆。雇主和中介公司的经理们都跟我说新的外来工就像“一张白纸”——这个比喻，毛泽东曾经用它来比喻处在贫困中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穷二白既是基础薄弱，也是共和国建设的新起点，而现在这个比喻却随着毛时代的结束这样被回收利用了。不过，此处这个比喻假定这些新的外来女工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她们只是等待着雇主的培训，来获得她们的主体性。她们获得的主体性是雇主的主体性的附属品，反映的是雇主主体性的权威，同时她的主体性也是她成为“合适”的保姆的萌芽。这种关于“一张白纸”的想象完全抛弃了这个比喻的最初含义，成为在后毛时代众多的概念翻跟头做法中的一个，这种做法重新启用早先时候某些意识形态的表述，让它们在新的动员过程中产生新的意义从而为市场经济服务。

在劳动力市场的正常供应之“外”寻找保姆的需要促使雇主们希望找来自“老区”的打工妹—这里说的老区是指贫困的内陆地区，它们在1949年之前曾作为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如今这些地方仍然是市场经济的薄弱地带，是市场经济的“边区”。现在这些地区正被动员起来，作为后毛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基地。招聘中介知道雇主们的心理，有时非正式地向他们打广告，说最近将供应一批从某个老区来的年轻打工妹。雇主们希望减少打工妹在市场上的周转：正是劳动力市场的流转使得新鲜劳动力的供应得以可能，然而这个市场的流通必须尽可能缩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保姆的劳动力商品更加符合私人的、安全的家庭空间的需要^[11]。所以矛盾的是，雇主们找家政工人，市场既不得不出现，又不想让出现。

从“一张白纸”到“一心一意”：

身体和主体性

前面提到雇主关于缺乏“合适”的保姆的抱怨使我们去追问，雇主们期望中的“合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家政服务公司和一些雇主把从农村新来的打工妹比作一张白纸的话，那么他们想画的“合适”的图画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们可以从北京一家大型家政服务公司给雇主们的一封信里找到一点线索。这封信附在一份名为《家庭服务员必读》的手册的后面。该信为雇主们提供了诚挚的建议，告诉他们怎样避免与家政工人产生误会并缓和与她们的紧张关系。这个手册自信又善解人意地总结说：“我们相信如果你要注意到这些要点，那么家政工人就将和您一心一意。”^[12]笔者认为，希望家政工人能够与雇主“一心一意”就是雇主们对所期望的“合适”的定义。

这个表述指向的是家政工人主体性转变这一目标：她的主体性应该能够恰当地领会并满足雇主们的需求。作为一个例子，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小说《保姆》。小说的最后揭示了这个不寻常的完美的保姆的谜与她隐藏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之间的关系，故事也让人倾向于这样一种解读，即小凌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保姆，是因为她是一个有抱负并且勤奋的知识分子。尽管做的是保姆工作，但她的主体性与她的雇主没有本质差别。小凌根本不需要任何培训，什么都能领会。农村进城的保姆在李护士长看来是很难培训的“一堆死肉疙瘩”，即她们的躯体中缺乏她所期待的主体性。

与“一堆死肉疙瘩”相比，“一张白纸”同样将外来家政工人呈现为一种没有主体性的纯粹的体力劳动者。尽管这两种说法都彻底否定了打工妹的农村经验和知识，但是“一张白纸”在话语策略上却特别有用，它有助于调动雇主的能动性，鼓励他们通过教导打工妹，刻画出她们新的主体性，使她们能够心领神会地、善解人意地劳动，因此是一个策略性用词。这种主体性的塑造以“素质”话语来说就是“提高农民工素质”。“低素质”这一标签刻画了他们在知识上的无知和主体性上的缺失，但这并不是城市雇主或招聘公司首先提出来的；它是由后毛时代的现代性话语建构的，是后毛时代的精英们的集体产物。

“素质”与广泛的指标和特征相联—正规教育、礼仪、纪律、竞争力、都市品位等等，而这些特征则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发展的想象联系在一起。作为衡量这种现代性的尺度，“素质”刚开始是反映人口或人群的整体性指标，后来逐步扩展和渗透，成为评价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标签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雇主都有兴趣或有意愿提高家政工人的素质。有许多雇主认为家政服务不过是一个工资与劳动时间相交换的问题，他们除了向佣工们发号施令外，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互动可言。更“开明”的雇主则往往对改造家政工人的主体性有兴趣，并且他们还往往认为这样做是在帮助他们的家政工人。

不过，家政服务公司和雇主们也知道进城女工并非真的就是一张白纸。在一家大型中介公司对打工妹的培训中，培训经理教导家政工人不论年龄大小和经验多寡，要把她们在农村老家的那套做法和经验忘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既没用也没价值。经理反复叮嘱她们把自己当成初学者。如果一定要问个为什么的话，经理会告诉她们说这些“先前”的经验会影响她们在城市家庭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意愿。这实际上也就承认了“一张白纸”不是自然的空白状态，相反，它是一种被积极创造出来的东西—通过清除、谴责和清算女工们在农村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价值才能建立的状态。

一位四十多岁的工程师为他的孩子雇了一名家政工人，他这样评论：“在农村她们养孩子就像养猪和养狗一样。”对农村这样彻底的否定出自一位性格温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之口。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小时候就被父母送回老家，在农村与他的祖父母度过了他的童年。这位雇主不认为这样的评论是他个人对农村养育方式的独特见解，相反，他认为他所说的不过是重复人们的常识而已。他的这种论断与其说是他个人经验的反映，不如说显示了后毛时代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对人们的浸透作用。这种价值判断与后毛时代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是完全吻合的，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内地的农村已经成为落后和愚昧的同义词，被想象为处于现代性的过程之外。然而，就在不久以前，起码一直到70年代，相当多的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都把孩子送到农村老家抚养几年。今天不仅几乎没有城市的家长会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亲戚那里去抚养。这个日常实践的转变意味着人们不再认为农村可以滋养我们民族的未来，体现了后毛时代的现代性对城乡关系的深刻重构。

上述事例说明了话语的力量，它能够将由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进程所产生的城乡关系加密，使其呈现为常识，使人们几乎不去质疑，而通过所谓的常识，使这种关系更合法地、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现实的话语的扩大再生产，使这种话语扩大再生产能自圆其说。农村抚养孩子的方式是原始和愚昧的，这个“事实”反衬了含高附加值的城市抚养方式。用喂养家畜来比喻农村孩童的哺育，暗示了农村青少年在未来受罪的，然而也应得的前途和命运，即在社会进化和全球竞争中他们只能扮演着低等的体力劳动者的角色，这点在那些从农村来城市的大量的打工者身上又似乎得到了佐证。

雇主们把未经培训的家政工人看作一堆肉身，认为她们没有合适的主体性、主动性。如果说上面李护士长把不懂城市习惯的家政工称为“一堆死肉疙瘩”是一种怪异的比喻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雇主们更常抱怨的是家政工人“像算盘珠子—你不拨它它就不动”。抱怨的意思是一样的。“眼里没活儿”也是雇主对初出农村的家政工人的常见抱怨。

一家家政中介的经理这样描述一位90年代末期进城的家政工：“她到了雇主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这跟她受的教育水平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缺乏素质。她就是不知道活儿在哪。”那些用了许多家政工人的雇主们抱怨说，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培训新的家政工人，教她们眼里能看到活儿，这样她们才知道该干什么。

为了使家政工能动起来，雇主们必须再三地调动家政工人那未经训练和没有动力的身体。因此培训一个家政工人就是赋予她一个新的主体性，这样她就能学会从雇主的眼里看到家务，能够自我调动。也就是说，这个新的主体性是接通雇主的意识和家政工体力的桥梁，把雇主的意识转换成家政工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她要学习并接受新的家务认知和清洁标准，这些与她农村老家都不一样。

虽然雇主们往往把家政工人眼里没活儿视为后者低素质、无知，或者懒惰的证据，对于初进城的家政工人来说，进入新的家庭空间却是一个充满焦虑、迷茫和无助的过程。城市小康家庭的空间是一个令她陌生的秩序和符号世界，她现在突然置身其中。家用物品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应该怎样摆放？什么时候要清洗它们？怎样洗？她本人与家里的空间以及这些物品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以未经允许就进入某个空间吗？她可以使用哪些物品？这里沙发不仅仅是一个沙发，DVD播放器也不仅仅是一个DVD播放器，它们一起组成家庭内的秩序和空间，她感到这种秩序和空间不仅是陌生的，而且也统治着她，它们否定着她来自农村的知识和经验，而她必需服从它们所代表的秩序。

雇主一般不允许或不愿意家政工人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看电视，或在雇主外出的时候把朋友带到家里。有时家政工人不得不在雇主的监视之外违规地使用家庭物品。在小说《紫花布幔》中，保姆小髻是雇主的农村表妹，有一次她独自收看电视教学节目时听到了门外钥匙的开门声。

雇主不在的时候，小髻创造了一个短暂的、违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成为一名学生，片刻地、部分地逃离了她的保姆身份。但这种逃离只能是部分的，因为即使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也不能完全忘却自己的身份，她仍然必须保持警惕，锁孔里的一个小小的声响足以把她震回到现实世界。

在这个陌生的家庭空间里，初进城的家政工发现“活儿”的内容是琢磨不定的。在我的访谈中，家政工晓红介绍了她学着干活儿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她心很累：

更糟糕的是，在晓红费力寻找那难以捉摸的活儿时，她一直处于雇主的眼皮底下，时刻有压力。只有最后当她熟悉了这一套新的家庭秩序，眼里有活儿时，她所受的这种煎熬才告结束。

从“一张白纸”到“一心一意”：

阶级的言说和改造

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新的主体、提高外来女工素质的教育过程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言说和改造的过程。以法国为例讨论19世纪法律的“普世性”时，福柯评论道：法律不是普世的，而要成为普世的，它就必须是一个话语，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话语，而这两个阶级“没有相同的想法，甚至连共同的语言都没有”^[13]。就年轻的农村妇女们来说，既然她们与雇主想法、言语、习惯都不同，她们就被当作没有想法、没有主体意识的一张白纸。通过这种家庭生活的再教育和劳动的再学习过程，开明雇主们希望启发外来女工主体性的深层转变—这种转变是她们成为合格的保姆所需要的。进城家政工在城市里的主体性转变是城市媒体和雇主们经常谈及的话题。在这些精英看来，外来女工缺乏现代主体性既表明了国家现代化教育的不足，同时也提出了现代化教育的一个任务。

正是通过这些年轻女工的转变，后毛时代的现代性才不断地证明和展现它的普世性。谈起她家原来的保姆小燕的变化，王女士很自豪：

在王女士看来，家政工小燕的变化是雇主和家政工之间素质培养和劳动付出的有效循环的结果。王女士强调她经常找小燕谈话，以及她的谈话如何将“单纯的”、“土土的”小燕带上了素质发展之路，这种发展涵盖了城市日常社会礼仪到消费品味、爱情和婚姻方面的话题。小燕通过模仿她的雇主而获得了新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衣着上面，更显示在精神面貌方面，王女士发现她更能干、更胜任工作。王女士夫妇由此认为，他们在小燕身上的投资—带她出去散心，在外出时对她进行素质教育，最后有效地返还到了他们身上，尤其是返还给了他们的孩子。的确，小燕体贴的劳动对王女士来说确实是一个欣喜的回报。在王女士的叙述中，小燕的能干、主动、耐心和细致，与她的主体性的改造是有关系的。两年后，王女士通过她家与小燕老家官员的关系为小燕在县城中学找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她说小燕回家后隔一两年就要给她写封信。

为了使家政工人能够跟雇主“一心一意”，有些雇主在教导过程中不一定回避谈及雇主和佣工的利益问题。D女士和她的家政工人蕾蕾之间的关系展示了雇主是怎样处理利益问题的。D女士是单身母亲，她曾经是一名医生，在国外生活几年后，回国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这是后毛时代的新行业。D女士与她18岁的外来家政工人蕾蕾的关系很密切。蕾蕾初中没毕业，我认识D女士时，她在D女士家里已经干了1年。D女士多次跟我坦率地谈起她和蕾蕾之间的关系。在我访谈的雇主中，D女士比其他雇主对雇佣关系有着更多的反思，更多的体会。按照一般的标准，她是一名好雇主。她不仅鼓励蕾蕾在闲暇时间多读点书，还跟蕾蕾讨论很多关于人生观的话题，比如人生需要吃苦、需要为成功而奋斗，等等。“她并不是什么都能理解。在她这样的年纪是不可能去学会处理这一切的。在我家里，只要是她不知道的，我就要教她。”

曾经发生的一件事使D女士有机会让蕾蕾懂得从个人发展的新视角看问题。

她老家最好的朋友给她打电话，要她回去参加她的订婚仪式。看来她们那儿有很多的风俗。好像只有订婚时到场了，婚礼时才能到场。她糊里糊涂地就同意了。对这种事情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她向我请假。我告诉她，你在这有一份工作，你不能为了随便什么人就走开。我问她：“你觉得呢？”她说：“我也不想回去。马上新年就要到了，我也不想回两次家。”我说：“对。首先，我们先不去从我的需要来考虑你是否应该回去这一趟，从这个工作的角度来看，你既不应该、也不能回去。但是从你自己生活的角度，想想，既然你的朋友会一个接一个地结婚，你参加她们其中的一些人的婚礼而又不参加其他人的婚礼也不合适，对吧？”这样我就告诉她，当我脱离先前的朋友圈时，我就再也不能参加与这个圈有关的活动了……现在，她和我想法经常是相似的。我觉得她自己已经逐渐融入到这个家庭的生活，融入了北京的生活……这样她很容易地接受了这点（D女士的建议），因为她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她现在也脱离了先前的朋友圈，没法再参加她们的活动。

蕾蕾最初同意参加她好朋友的订婚仪式的打算，被当作一个糊里糊涂的决定被D女士否定了。从D女士的视角看，蕾蕾的人情逻辑不算逻辑，她有想法也是缺乏想法的表现。显然，蕾蕾考虑到短时间内需要两次回家，同意放弃这个不方便。然而仅仅是因为不方便而改变原先的想法在D女士看来是不够的。D女士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做“思想工作”的机会，从个人发展角度开导蕾蕾^[14]。以自己为例，D女士将蕾蕾置于一种无法逆转的发展进程之中—她与老家的关联和圈子已经被她与这个家庭以及与北京的联系所取代，“这个家庭和在北京的生活”被确定为她社会关系的重点和目的。这种个人发展的进化论和目的论就把蕾蕾和农村老家朋友的关系当作拖后腿的、可以舍弃的东西。在教导蕾蕾时，D女士把她需要并依赖蕾蕾给她照顾家务这一点先巧妙地暂时搁置，然后教蕾蕾从个人发展角度看问题，使她相信她自身的利益与D女士利益是一致的。D女士与蕾蕾分享的这种人生哲学能使她更紧密地贴近D女士的需求和利益—即变得“一心一意”，因此也就像家庭成员之一。

然而，外来女工的主体性改造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它需要外来女工平衡福柯曾指出的主体（subject）的双重含义：作为服从权威的主体（subject to）和以自我知识与自我认同为基础的自主主体（subject of）。在雇主们看来，进城家政工的主体改造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即她熟悉了城市生活后可能认为自己也可以在城市争得一席之地，以至于她更多地是在主体的后一重意义上行事而非在前一重，即在服从权威的主体意义上没有自觉。

前面提到的王女士说起她一个农村远房亲戚曾来帮忙做家务。“她真的很想生活在北京，而且想开一家商店。她特别有野心。”与她最喜欢的保姆小燕相比，似乎她的远亲把自己主要是看作自主的主体而非服从的主体，因而被认定“有野心”。在王女士看来，因为这个亲戚缺乏作为保姆的身份自觉和自律，因此她在主体改造中产生了一种不合适的自我定位。因此，在雇主们看来外来女工的主体改造应该有这样的效果，即她不再像被动的算盘珠子那样干活儿，同时她的主体改造应该在保姆定位的基础上偏向主体的第一重含义。

培训外来家政工涉及到平衡“主体”的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与雇主在改革时代的自我认识也紧密相关。对于大多数雇佣家政工的专业人士和其他精英群体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保持自己的阶级优越感，另一方面也认可社会流动，在日常的环境里和家政工相处时，他们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就是一件细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素质的概念，既是一个作用于每个个体的社会流动的话语，又是一个阶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向另一个阶级言说、对这个阶级施加作用的支配过程。主体的“服从”不仅是对话语的服从，同时也是家政工人对作为话语代言人的雇主们的服从。

一个经过开导的家政工人所应具有的合适的主体性是什么？D女士很满意她的教导所起的作用：在她看来，蕾蕾变得成熟多了，她的谈话和思维方式几乎已完全改变了。但是，在回想起她有一次问蕾蕾的梦想是什么时，D女士在我面前忍不住乐得笑了起来。她说蕾蕾非常认真地想了想这个问题，慢慢地回答道：“我想我们有一个新家，新家里没有蟑螂。”D女士被蕾蕾的梦想逗乐了，而且很惊讶它是那么微不足道。相对于那位被王女士批评为有野心的保姆，蕾蕾向她的雇主表明她的主体性甚至连同她的梦想都是从雇主那里派生出来的—不仅仅是派生出来的，而且还是袖珍的—因为蕾蕾的梦想之大不过于为雇主梦想一个没有蟑螂的新家。但我禁不住想，蕾蕾在回答之前的停顿和她缓慢的回答是否是为了努力地制造出一个逗乐的答案，这样既可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主体性限定在她雇主看来合适的范围内，同时又可以消除答案的严肃性。

“家庭中的一员？”管理情感商品

和一般雇佣劳动相比，雇佣性的家务劳动有其自身的特征。作为服务性劳动，情感表现伴随着劳动的过程，是劳动表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雇主们希望家政工体贴、听话、可人意、自我克制、不顶嘴，把这些看作评价家政工劳动表现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在雇佣劳动关系中，体贴、可人意等等都需要家政工的努力，也是她们的劳动付出，是情感劳动。因此，家政工一方面是一般性的劳动力商品，但又不仅仅具有一般性的使用价值，她们付出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劳动，还有情感劳动。

雇主希望家政工能付出情感劳动，不少雇主会解释说，他们对待保姆就像一家人，含义是保姆也应该对他们像家里人一样体贴照顾和主动，而不是算盘珠子，不说不动。但是情感也会妨碍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们会小心处理，以雇佣关系为重。在雇主们看来，情感是必要的，但需要小心对待和管理，以保证它不与雇佣关系相矛盾，不能危害这种关系的商品属性。下面这封蕾蕾的母亲写给D女士的信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例子，这促使D女士日后更加注意她们之间的界限：

蕾蕾的妈妈用不很流畅的笔画所写成的大字体接连写满了几页信纸。看起来写信的手不常写字。在给我看信的时候，D女士承认她感到信中夸张的言词很抬举她，也对这种夸张觉得讶异和好笑。她觉得自己肯定没有信中所说的那么好。她推测或许是蕾蕾想通过炫耀她北京的雇主对她多么好来提高她在朋友和亲戚面前的地位。“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依附性增长？”D女士试着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理解蕾蕾对她的推崇。然而，蕾蕾母亲的这封信的确促使她去更多考虑自己作为蕾蕾的雇主应有的责任，“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她为我干活儿，我付工资给她……但是，她毕竟年轻。作为她的雇主，我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去培训她，教她一些技巧，以及提高她的素质。”

听完她的话，我向D女士指出了她以雇主的身份看待她的责任有别于蕾蕾母亲那充满感情和家庭温情的言语表达。D女士同意我的看法，并说她有意保持一定距离，不希望牵扯进这封信所散发的感情中去。这件事勾起了D女士对她与另外一个农村家庭之间关系的回想。多年前她是一家公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她的一个农村病人感激她，只要一有机会进城就要去拜访她，经常给她送去自家种的土产。然而D女士在这两事情上发现了一个差别：“我觉得我们之间交往的基础是雇佣关系。要不是因为需要雇一个保姆，我们和蕾蕾就不会碰到一起。”蕾蕾表现出的对D家强烈的认同既让D女士感到满意，也多少干扰着她们间的雇佣关系。D女士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也想着怎么给蕾蕾一个预防针。当D女士的妹妹从加拿大来探访她们时，她妹妹对蕾蕾很不高兴，就唱了白脸训蕾蕾，下面就是D女士向我模仿她妹妹跟蕾蕾讲话的语气和用词：

D女士说她妹妹看不惯蕾蕾是因为她发现蕾蕾的举止不像是保姆，比如她白天躺在床上看书。训斥的目的是提醒蕾蕾，她的劳动力是可替代的商品，而且她劳动力的主要性质—商品—不应为感情所掩盖和危害，即蕾蕾不能忘乎所以，忘记了她的位置。虽然通常雇主们在外人面前常常淡化雇佣关系（常见的套话是“我们待她就像一家人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蕾蕾似乎已经相信，并且她的行为举止也表现得好像她就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所以她才被提醒感情毕竟是第二位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她的劳动表现。虽然D女士不赞成她妹妹所用的生硬的语言，但她跟妹妹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蕾蕾劳动力的商品性质是她俩关系的主要方面，这种关系可以由情感来补充，但不能受到情感的左右。

如果说王女士通过她的家政工人小燕的主体塑造设法在情感和劳动之间营造出一种有效转换的话，那么在这里D女士遇到的却是一种不同的情感运转。蕾蕾母亲希望因为蕾蕾的关系两个家庭可以相互往来。在信中，蕾蕾母亲就邀请D女士和她女儿到他们农村家里做客。D女士则担心，参与这种情感往来会使市场逻辑下的雇佣关系服从于蕾蕾家庭和农村社会的道德和情感逻辑，因此她思忖着对我说，她并不反对到几百里外的蕾蕾家造访，也不反对与蕾蕾的家往来，但是，停顿了一下，她接着说道：“通常，像我和蕾蕾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应该走亲戚的。因此，中国有的事很奇怪。我觉得她家已把我们看作是她们的亲戚。”

D女士感到很矛盾：她曾经与一个农村家庭有过很好的关系，但她始终意识到，她和蕾蕾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她需要保持雇主的权威身份来管束蕾蕾、发放工资以及最终终止这种雇佣关系。通过把这件事看作是中国特色的，D女士把她的困境变成了一个中国问题的讽喻，即中国的市场逻辑经常与其他不同的逻辑和情景纠缠在一起，似乎在中国很难存在有纯粹而合适的市场逻辑。在这里，D女士和一些经济学家一样，存在着某种幻想，即认为市场逻辑本应该是纯粹又自立的。这种幻想试图将市场逻辑从与它紧密缠绕在一起的政治中抽象出来，试图屏蔽掉市场逻辑对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支配和改造。

总而言之，雇主们常见的抱怨——“很难找到一个好（或合适的）保姆”——表达了在后毛时代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一个问题，即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如何调动和驱动另一个阶级的身体。家政工的雇佣问题的背后交汇着后毛时代三条轴线或三重关系的运动和调整：城乡关系、脑体关系以及性别关系。这三重关系的社会分工的重新确立和合理化是大量的家政工人为城市富裕家庭提供家务劳动的深层背景。

家政工人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这不仅因为它有劳动产出，还因为它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能够从事情感劳动的商品。一般说来，来自农村的打工妹是家务劳动力的首选来源，而内陆贫困地区的年轻女工尤其受欢迎，因为她们的主体性在被否定以后被当作是“一张白纸”，有待雇主的教导来进行改造和重塑。一些开明雇主们给予家政工现代化和个人发展的教导，通过改造外来女工的主体性来调动家政工的劳动积极性。外来女工被改造的主体性联接雇主的思想意识和她自己的身体，起到一个杠杆和枢纽的作用，以便于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得以调动起另一个阶级的身体，使外来工不仅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而且还有情感劳动，而这种情感劳动正是雇主享受“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

雇主们向往的“合适的”雇佣关系取决于通过细致的管理达到的劳动力商品化与情感之间的平衡，而这种雇佣关系最终追求的也是情感劳动的最大化。自觉承担启蒙作用的雇主们也认识到，情感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从属于、受制于雇佣劳动的商品性质。管理家政雇佣劳动有不少的障碍，包括毛时代的遗产还在发挥一些作用，还存在于一些雇主和家政工人的意识里或潜意识里，各种异质的社会关系把农村或社区的情感逻辑带到了雇佣关系中，以及很多的偶然因素如雇主和家政工人的个性和追求等。

有了家政工人，那么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是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与家务劳动的联系呢？在某种程度上是的。然而她们并没有从话语上摆脱内置在家务劳动中的性别问题，而家务劳动内置的性别问题在80年代被置换成阶层问题，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问题。家务劳动的问题既然以阶层问题的面目出现，它呼唤的是相应的解决之道，引入家政工把知识分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就名正言顺了，也是改革开放的价值体系所合理化的。但是内置于家务劳动中的性别问题依然存在，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只不过找了家政工当替身（或者有时是她们的婆婆，因为婆婆们有时也认为她们像保姆一样为家庭服务，并且还是无偿的）。

随着国企改革中大量女工的下岗以及90年代以来市场招聘中日益严重的性别歧视，越来越多的妇女被迫回家成为全职或者兼职的家庭主妇（家境富裕自愿回家的也有，但在少数）。电视连续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中的第28个保姆是田教授自己最近下岗的女儿^[15]。妇女的家庭化促使一些妇女支持“家务劳动报酬化”，以此明确表示家务劳动的价值^[16]。但这个提议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一位参与讨论的人指责说，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煽动”夫妻关系不和。

你说，“我在家干家务活，这应该不少于五百块钱。”如果你的配偶是通情达理的，他可能会说：“好，再给你一百块。”……但是，如果你的配偶不那么通情达理的话，他可能会说，“五百块？一个保姆也不过三四百。你不觉得你要得太多了吗？”你瞧，你把自己降到了保姆的份上了^[17]。

这个指责带有一个警告：那些敢于要求其家务劳动报酬的妇女冒着降格和掉份儿的风险。我们是否应该通过“家务劳动报酬化”来体现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家务劳动报酬化”是不是有效的性别平等策略？这些都是可以争论的，也值得更广泛的讨论^[18]。但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性别和阶级的交叉作用：80年代家务劳动的性别问题被回避了，被置换成阶级问题，而现在阶级问题又反过来困扰着、“惩罚”着家务劳动的性别讨论——那些敢于开启这一讨论的女性就是自取其辱，就是把自己和保姆相提并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那些可以依靠性别替身来解决家务劳动问题的职业妇女也仍然没能从话语中解放出来。因此，任何对家务劳动价值的严肃讨论都必须正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并且通过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联来寻求解放性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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