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台看云：爱将我们卷入《朗读者》

这是思想的鸟巢第 46 篇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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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将我们卷入

          ——读《朗读者》

文|露台看云

看了电影，又去阅读了小说《朗读者》，觉得最适合它的媒介依然是文字，文字古老而朴素，以安静的方式抵达惊涛骇浪或者寂静的最深处，从影像回到文字，仿佛是一件直见性命的事。

《朗读者》是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1995年发表的一部小说，面世后即引发广泛关注，赢得多个文学奖项，是首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榜首的德国小说，《明镜周刊》将之列为继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之后德国文学的骄傲。2008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推波助澜，为它赢得更广泛的读者群，自然，这也包括中文世界的读者。

阅读，从来是文本与个体心灵的一场交流。打开书本，我们免不了追问，它讲述了什么？它表达了什么？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提问：它如何作用于我们个体的心灵，关切我们的自身，又如何激活个体的以及集体的记忆与经验？

故事的开端可谓波澜不惊，无非是关于邂逅、觉醒的欲望、身体的沉溺、欲罢不能的情爱纠葛——所有这些都是写滥了的，唯一有点出格的是男女主人公的年龄，但放在文学史上来看，也算不得石破天惊，无非是一场不伦之恋而已。

1958年，少年米夏与中年妇人汉娜相遇，短暂的欢娱之后，汉娜不辞而别，再相见时，米夏已是法学专业的一位大学生，参加了教授组织的“集中营讨论班”，在法庭上观摩针对前纳粹分子的审判，他意外地发现，汉娜竟是被告之一。二战中，她加入了党卫队，担任过集中营的看守。这是1965年，这一年，汉娜43岁，米夏22岁，他们几乎就是两代人的关系：曾经卷入第三帝国历史的父辈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新一代开始面对、清算和反思纳粹历史，而米夏，正是这新一代年轻人的急先锋。

至此，貌似单纯的故事卸去伪装，现出其沉重、肃穆而沧桑的面目，自有一种逼你正襟危坐的威严力量。当然，爱情的主线还在推进，庭审中，米夏发现了汉娜拼死保守的秘密，她是文盲，不会读写，为了她心中的体面和尊严，她宁可承担全部的罪则，最终被判终生监禁。米夏原本可以说出真相，但在反复的迟疑后，选择了沉默，然而，对于少年往事、对于汉娜和她所代表的一切，始终无法释怀。离异后，米夏重新开始为汉娜朗读，将朗读的作品录成磁带寄到狱中，汉娜靠着磁带最终学会了读写，开始试着与他交流，但米夏拒绝回应，只是不断寄去磁带。18年后，汉娜获得赦免，与米夏再次见面，随后在获释的前夜自杀。

无论如何，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是这个国家无法摆脱的历史梦魇，是他们需要反复思考和直面的问题。作家的机心在于，他以不伦之恋寓言历史阴影下两代人的冲突与纠缠，他写尽了新一代人面对父辈历史的尴尬、焦灼与伤痛，它是欲说难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是无法放下、亦无从绕过的心结。如何面对汉娜，其实也就是如何面对纳粹那段历史，如何面对曾经卷入历史罪孽的父辈们。

汉娜受审发生在德国反思和清算纳粹历史的大语境中，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尤为激进，他们不曾经历过战争，迫切要求从父辈那里得到关于历史的确切答案，他们深感困惑、羞耻、愤怒，被压抑的情绪最终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爆发。作为激进学生的代表，米夏起初抱着评判一切、清算一切的雄心，企图扫荡罪恶，埋葬过去，然而，当曾经相亲相爱的汉娜出现在面前时，他看到了自己的虚妄。

罪恶果真可以彻底清算么？仅仅通过揭露和审判罪恶便能与历史握手言欢么？而他们又果真能化身为正义，居高临下地审判父辈，而后彻底脱开与他们的任何干系？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正如施林克在访谈中所言，“是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代人的罪恶之中。”

我想，归根结底，《朗读者》是一部关于爱的小说。米夏承认，“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因为爱，而卷入，因为爱，而承担，这是战后一代的宿命，也是历史的宿命。没有人可以脱开干系，因为我们彼此联结，亲情、爱情、友情、同胞之谊，同为德国人命运，使得战后年轻的一代无法挥手告别昨天，而不染一丝尘埃。

施林克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其实也沿这条线索展开，从米夏到汉娜，再由汉娜一路回溯到历史无法言说的黑暗，毫无疑问，施林克是熟悉反思纳粹的主流话语的。从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到齐格蒙·褒曼齐格蒙·鲍曼洞察的官僚科层制度下普遍的“麻木不仁”，这些话语无不回荡在米夏艰难而痛苦的思索中。然而，施林克深知理性自身的不足，大屠杀本身已见证了理性原则的失败。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庭审时，面对法官的质问，汉娜表现得非常无辜，她以一种纯粹的事务性逻辑解释集中营的工作，是的，必须将体弱的、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挑选出来，把他们送到奥斯维辛去，因为“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地方。的确，这是她的职责，她恪尽职守，挑选死亡名单跟挑选物品没什么两样，她不关心被筛选者的命运，将他们送往奥斯威辛不过是工作的一个流程而已。在后来的“死亡进军”中，五名守卫押送几百名犹太人，夜间关押囚犯的教堂遭到轰炸，几百人葬身火海，作为守卫之一的汉娜同样以责任、职守的名义申辩，如果打开门，会引起混乱，囚犯会借机跑掉，而作为看守，“我们对她们有责任”。这是汉娜的逻辑，也是冰冷的工具理性的逻辑。

奥斯威辛之所以存在，也因为理性逻辑主导一切，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抽象的、抽空了情感和生命的方式联结他人和世界，将个体的生命降格为物品和手段。在奥斯维辛面前，米夏发现，法律和审判本身也是虚弱无力的。当所谓的正义被抽空为卷宗、个案和庭审细节，简化为对几位碰巧曝光的看守量刑时，法律又如何能匡正世界，救赎历史？庭审甚至动摇了米夏对于法律本身的信念。

身为法学史研究者的米夏，原是法律进步论的坚定信仰者，相信法律不断进步，会越来越接近真理，符合理性和人道原则，而完善的法律终将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然而，米夏发现，人类法律的发展是一次次重新出发的艰难之旅，正如他所阅读的《奥德赛》——“一部关于运动的历史，有目的，同时又无目标；是成功，同时又是徒劳”。所以，作家回到了爱，回到了最为具体、真实而丰满的人际关联上，在《朗读者》中，他选择了情感的进路，自然，这是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他们的独特价值所在，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我们终归需要聆听那些敏感而优秀的人类心灵的回响。

亲密的情感沟通似乎是米夏一生匮乏的东西，父母情感疏远，汉娜的不辞而别又给他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成年后，他发现自己无法与任何女性建立起亲密的情感，婚姻最终以失败收场。爱，尤其是两性之爱，意味着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一种，意味着人与他人直接的、具体的、富于人性的沟通能力，当我们丧失这种关联他人的能力时，我们便也丧失了同情、友爱、宽容与关怀他们的能力。

爱照耀心灵，驱散罪恶的阴影，它是道德的根基。我想，这是施林克在小说中试图告诉我们的朴素真理。在狱中，米夏的录音为汉娜带来了快乐和希望，但她逐渐不满足于录音本身，声音是空洞的，一盒盒的磁带意味着缺席，而非在场，她渴望触摸到声音背后那个活生生的生命，她渴望与他建立直接的、个人化的联系，她开始了辛苦的自学，学会认字、写字，给寄录音带的他一次次写来便笺，她在问候信里说，“院子里的连翘花已经开了”，“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点”……然而，米夏始终不肯回信，他拒绝直接的联系，隔着如此深重的暗影，人物又能如何选择？

或许，死亡是唯一的和解。就故事而言，爱或者不爱都已不重要，爱的伦理也不是小说的关注，它想探索的是以爱为代表的人际纽带关联，是自我与他人、群体乃至世界具体而鲜活的联结方式。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施林克没有把人物爱情简单地抽空为一则历史寓言，评论者克里斯托夫·施扎纳茨执意把为《朗读者》视为一则隐藏在历史寓言中的“伟大的、需要最细心呵护的爱情故事”，它散发着忧伤而迷人的气息，有着令人心碎的分别场面，包括曾经身为纳粹看守的汉娜，都刻画得如此立体而饱满。她不识字，但热爱文学，喜欢听别人朗读，视文盲为平生最大的耻辱，是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遮掩的秘密，这也造成了她一生莫测离奇的命运。她麻木、冷漠、暴戾，她也敏感、多情，然而，最重要的是，她知耻，尽管这份羞耻有错位之感。

汉娜为不识字而羞愧，羞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这点使她显得可爱，这便是人性，而人性，如此矛盾、如此丰富、如此难以合乎逻辑的解释。或许，汉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知耻，道德意识萌发于人们的羞耻心中，想起孔子所说的“行己有耻”、“知耻近乎勇”，在汉娜的羞耻心中，施林克寄寓了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

关于朗读，简单地把它解释为扫盲或教育问题是可笑的，小说并没有承载启蒙的宏大主题，其实，关于启蒙理性，它也多有批评。我想，无论是朗读，还是书写，都是与他人和世界的交流方式，唯一不同的是，学会读写，自己阅读，是从被动倾听走向自觉思考、主动思辨的过程，汉娜在狱中脱盲后的阅读书单很能说明问题，除了集中营的学术文献、幸存者的著述外，还包括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汉娜最后的自杀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承担的勇气？

知识本身不足以抵达良知，对置身现代传媒社会的个体而言，我们还需要自觉思辨的能力。如果说《朗读者》能给我们以启发，我想，它所给予我们的是直面和反思的勇气，是关于罪责、良知与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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