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女人的折腾史

一位著名女人的折腾史

如果说萧红是盘苦菜花，丁玲就像是一盘生猛海鲜，洒满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咸俱全。,今天要说的这位名女人就是丁玲。

纵观丁玲的一生，就是一个生命不息，折腾不已的一生，甚至女艺人之流望尘莫及．不得不说，姜，还是上个世纪的辣!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常德临澧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她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

丁玲一生著作丰富，出版有《丁玲文集》五卷。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盖棺定论，是说一个人一辈子成功不成功得看追悼会，。

丁玲去世后，给她送花圈的名单：胡耀邦、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王震、薄一波、荣毅仁、叶圣陶、巴金等人。

厉害不厉害？牛掰不牛掰？

而且，北大荒人自发把缀有“丁玲不死”四个大字的红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有作家评价：“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妆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这不是吹牛!丁玲所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奖项，对于50年代的中国而言，影响力要比今天的诺贝尔奖可大。 

丁玲出生于湖南福安县（今临澧县）一个书香世家，家里非常有钱，母亲是知府的女儿，父系的官职更高，家族庞大，光是她一家就有200多间房子，属于标准的富二代。

传说湖南福安蒋家原是李自成的后代，因为曾经企图推翻明朝取而代之，事败后，隐居福安改姓蒋。这段历史如何，可不去追究。但丁玲的反叛性格，倒的确有点像闯王李自成。 

丁玲四岁丧父，随母亲在任教的学校里长大。丁母佘曼贞是个小脚太太，在常德女子师范速成学校读书时，和同班同学向警予结拜姐妹，成为心腹之交。

1912年，两人一起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丁母曾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照看，丁玲把向警予叫“九姨”。 

1922年，丁玲为解除家中早已包办与表兄的婚姻关系，和女友王剑虹逃婚来到上海，入读的是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不久经瞿秋白介绍入读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 

1923年夏天，已是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的向警予，特地到上海大学看望在该校中国文学系旁听的丁玲，勉励她不要辜负母亲的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或许漫长的校园生活过于枯燥，情窦初开的丁玲对南开大学的一位表兄暗许情愫，展开热烈追求，无奈那位表兄生性木讷，循规蹈矩，面对她连绵如潮水般的爱意竟然逃之夭夭。

有传闻期间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但令丁玲着迷的是瞿秋白。直到瞿秋白告诉丁玲他要和王剑虹结婚了，天真的丁玲才知道自己的亲密女伴和自己的仰慕对象一直在谈恋爱．

一语惊醒痴情人，年少的丁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一个人凄凄惨惨戚戚的回到家乡疗伤止痛。 

七个月后，瞿秋白的肺结核病传染给了王剑虹，这个新任太太很快去世，她在死前半个月给丁玲写信暗示求救，然而自认遭到抛弃的丁玲沉浸在自怜自怨中，毫不理会。

王剑虹写信时，瞿秋白已另有新欢，四个月后他就挖了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的墙脚，与美女杨之华喜结良缘。 

这段往事一定要说说。当时沈剑龙与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瞿独伊。杨之华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近水楼台先得月．

师生恋把瞿秋白拨弄的趁着暑假直接杀到杨之华老家萧山，竟与时任杨之华老公的沈剑龙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面对复杂纠结的感情问题，三人直面人生，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

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现如今，几千万生意的谈判也不过如此。

最终，功夫不负负心人。艰苦卓绝的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一天同时刊登三条启事： 

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 

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 

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 

婚后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

瞿独伊后来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历史妙不可言，感情不过如此。到最后，谁也不能悲伤地坐在谁身旁。 王剑虹病逝后，瞿秋白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可瞿秋白没有参加妻子王剑虹的葬礼，只剩下丁玲扶棺大恸，从此终身痛恨瞿秋白。 

瞿秋白评价丁玲；“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一语成谶，这句话，概括了丁玲的过去，也预示了丁玲的未来。 

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进步青年自认具有反封建意识，开始废姓，只用名字称呼，“冰之”称呼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她采用笔画最简单的“丁“字为姓，叫“丁冰之”。

后来她想当演员，要改琅琅上口的艺名，便和几个朋友闭目在字典上各找一字。她摸到“玲”字，从此“丁玲”成为她的新姓名。她的处女作《梦珂》，第一次用此名。 

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闺蜜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课余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抹．

学业毫无着落，生活百无聊赖，正是人生的低谷，偶然结识了《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编辑、青年作家胡也频，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丁玲和沈从文是湖南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人很快熟络起来，经常用家乡话热烈的交谈，把对丁玲倾心的胡也频凉在一边。当胡也频得知丁玲正为弟弟的夭折而无法释怀时，就用纸盒装满黄色玫瑰，附上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不幸的是，胡也频骚扰未遂。 

当时窘迫的丁玲无视这个小自己一岁的男人，她在人生的路途中迷路了，不知要去哪里，走投无路的她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行的光明道路。

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崭露头角的沈从文在用化名捣鬼，就没有复信。适逢王剑虹的父亲邀请丁玲一同回湖南老家，丁玲眼看北京的生活毫无希望，就不甘不愿的离开了北京，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蓬头垢面失魂落魄地的出现在丁玲面前，精诚所至，丁玲却不为所动。

两人一起回到北京的时候，相关绯闻却已经在朋友圈里满天飞了，叛逆的丁玲非常愤怒，赌气说：“好吧，老娘就同居给你们看！”于是两人于1925年秋在香山同居了。

人，真正难以战胜的是自己, 尤其是心高气傲的女人。 

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丁玲也开始写作。当时两个性情中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生活过得很艰难，经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却因一份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而充满了温暖。

关于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评说是：“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 

当时正当年轻的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都想赴日留学，为了学习日语，找了个日语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

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有个理论，女人其实比男人更好色，虽然哥的长相出乎你的想象。

但人不可貌相，在随后的交往中，他们谈文学，谈时事，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很快走进了丁玲的内心深处，其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足够迷倒当时幼小单纯充满向往的丁玲。

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稳重。当时丁玲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人亲口说一声“我爱你”。 

这段时期丁玲看了一部电影《空谷兰》后，萌生了做电影明星的梦想，便给大导演洪深写信．

在洪深的帮助下，她去上海，参观了电影拍摄的过程，演技形象虽然得到洪深的认可，可终因性格与电影圈潜规则的现实格格不入，放弃了这个打算，明星梦就此夭折。

于是丁玲回到北京含愤写出了处女作《梦珂》，1927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 

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名气大过胡也频和沈从文。《梦珂》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创作原型，是丁玲的闺蜜王剑虹。梦珂这个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经对王剑虹的昵称爱语，法文意为“我的心”。

沈从文早在三三年写的《记丁玲》里有提及，且有过切实的记述。据说此书解放后一直被销毁，禁止出版，以致很少被人看到。现在网上可以找到，只是不知道版本对否。 

生活还在继续。 

冯雪峰离开北京到上海，丁玲不顾一切追到上海，紧跟着胡也频也追到了上海。旧中国尘土飞扬的坎坷大道上，一路都是马不停蹄追赶爱情的脚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欢场。 

奇葩绽放出了惊艳的花！

面对两个男人，性格开朗的丁玲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一个成熟有味，一个幼稚可爱，鱼和熊掌兼得，我都要！ 

这个女人不寻常。 

于是三人直奔杭州，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 

从白娘子开始，西湖边上就是妖精出没的诡异之地，也是产生千古爱情的多情之地。很多人在这里相恋，很多人在这里分手。

冯雪峰在西湖边的的葛岭租了一套两居室，冯雪峰住一间，胡也频住一间，白天丁玲一时和冯雪峰拥抱吟诗，一会又和胡也频相偎写作，晚上则轮流在两个房间过夜。 

不疯魔不成活。 

这种女权至上的生活对于用情很真的胡也频来讲，岂止是折磨。即使自己深爱的女人再三重申与别的男人只是柏拉图，他也无法忍受。 

爱情都是自私的！胡也频一气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从文倾诉，沈从文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爱。胡也频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坚定终于挽回了丁玲飘摇的心。最终，冯雪峰理智地选择了离开。 

三人行，必有人不行。 

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然后收拾一地的破碎心情，静下心来和胡也频过日子。 

这段惊世骇俗的三人行爱情告一段落。 丁玲曾写给雪峰两封信，但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只将痛苦埋在心中：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的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我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是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指冯雪峰)。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瑕的天真……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你，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此后冯雪峰成为丁玲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结，她永远记得他，终身对他怀有特殊的感情。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

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开始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

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

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 

年轻气盛的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 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 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不久胡也频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林育南，柔石，殷夫，冯铿等人。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白莽)、李伟森、冯铿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后人称为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时年28岁。 

胡也频遇害后，生命力恣肆汪洋的丁玲对冯雪峰雪藏的感情终于爆发，写了无数滚烫的情书表白： 

“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使我只想跳，只想捶打什么，我不扯谎，我应该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这个男人是你。” 
 
从后面的信中可以看出，冯雪峰明显拒绝了丁玲的爱，并且采取了回避不见的态度，这使得丁玲非常痛苦，只好说明自己对冯的感情已经升华为纯洁的同志式的、高尚的革命情谊，来挽回自己和他相见的机会。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不是不能爱，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以互相温暖为追求，以互不伤害为底线。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1985年，丁玲不顾年迈多病，从北京远赴浙江义务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

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丁玲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 

“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1933年，丁玲、冯达、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一同押往南京软禁。丁玲开始了终其一生苦难说不清道不白的三年囚居生活。 

一同被捕入狱的潘梓年在相关的文字资料中被如下记载：1933年5月，潘梓年由于叛徒出卖在丁玲寓所被捕，入狱达4年之久。 
 
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没有审判，没有坐牢。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请丁玲写剧本，都遭到拒绝。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 
 
在软禁期间，丁玲同叛徒嫌疑人冯达一直同床共枕，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著名舞蹈家，《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的导演。 

多年后丁玲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是：“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对与冯达之间的同居关系总结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洪深、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等38位知名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庆龄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营救，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也表示抗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丁玲得以获释。 

丁玲1936年冬到达陕北时，党中央十分重视，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第一个从大城市来的文人，也是日后最典型的延安文人，这是红军苏区的一件大事。 

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在保安只停留了12天的丁玲，就跟着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整天坐在陕北冬暖夏凉的窑洞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丁玲念念不忘，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一词，用军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

词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据说，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写给个人的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给彭德怀，另一次就是给丁玲。 

1937年6月18日，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在晚会上，丁玲认识了比自己小13岁的陈明。一段恋情就此在宣传革命的氛围中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老年的陈明回忆爱情的开始是这样的：“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 

可陈明因周围压力娶了另一个女人，可这并没有阻断丁玲与他的联系，最终陈明终于与当时怀孕的妻子离婚。 1942年2月，在延安蓝家坪，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 

丁玲对邻居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 据陈明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们的婚姻。 有人说：“丁玲嫁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小丈夫。她打乒乓球的时候，把呢子大衣往后面一甩，她丈夫就赶快伸手接住。” 

面对铺天盖地这样的闲言碎语，丁玲毫不在乎，她在乎自己，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曾肯定的说：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 

丁玲晚年也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婚后不久，丁玲就发表了屡遭批判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之后一直命途坎坷，这种时候，陈明默默的站在了她的身后。 

1948年10月丁玲在赠送给陈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精装本上题词：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至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 

文化大革命中，两人被关进牛棚，相互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 1970年春天，丁玲和陈明又被秘密关进了拘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监狱——陈明锒铛入狱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丁玲的丈夫。 

1975年5月，丁玲获释，陈明也随之获释，紧跟着两人又先后被遣送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当农民。 1979年1月13日，75 岁的丁玲才被平反，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

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在某次文学研讨会上，披了一条鲜红的围巾，颜色耀眼，彪显张扬，引起很多人议论。 随他们去吧，丁玲就是丁玲，一生都在荣辱毁举间，又岂会在乎你多看我几眼？ 

 
1982年秋，丁玲和陈明去看望舒群，老朋友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向舒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 
 
早在延安时期，陈明就曾为丁玲收集整理创作素材。丁玲晚年年事已高，她的作品(包括《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大多经过陈明的修改润饰。丁玲的重要回忆录《魍魉世界》的最后一章也是陈明续写的。

《丁玲文集》出版时，陈明也作过认真的校改。不过，陈明都是在丁玲作品的抄件上进行加工，保留了作品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动都得到了丁玲的认可，所以丁玲戏称陈明为家里的“改家”。她风趣地对人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 

丁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在这句话之后，丁玲又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这句话足足让陈明搁在心里20年，记忆丝毫不曾减退。1986年3月4日，丁玲因内脏功能特别是肾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2岁。其时，陈明刚满69周岁。 

当天下午，冰心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 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 
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有一段话很适合丁玲：

作为一个女人，我的一生如此丰富。有激情，有痛苦，有欢乐，有眼泪。作为一个女人，我也许不是规矩和忠诚的。但我忠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欲望；我对得起自己，也不想伤害别人。如果我做的不够好，请原谅。我，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女人而已。说不定，如我这样的女人，应该也可以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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