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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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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所以，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恩情的。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因此急需得到中国的支持。
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然后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1958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1959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突然通知撤退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中国方面显示出不向苏联压力屈服的态度，使一心想维护在国际共运中“为首”地位的赫鲁晓夫处境尴尬。他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不久后，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国未接受。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当时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间产生了好的影响。1961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又严重恶化，苏联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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