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和上海，为啥这次有这么大区别？
（注：本篇和财经、投资直接关系不大，但是对于看市场和生意人很有参考）
最近和朋友聊起来上海和广东，谈起来做生意的话题。
按理来说都是中国生意头脑最发达的人，为什么上海团购出现了问题，广东那边相对处理得就比较好？
我客户的观点挺有意思，给大家分享一下，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对生意人来说，都叫“会做生意”，背后的能力其实是不一样。
我在广东那边见客户有个很深的感受，这些朋友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总能找到办法；一个不起眼的机会，总能被发现。
敏锐、灵活。
我前段时间提过一个做外贸的客户，他们发现伊朗那边被禁运，无论是物流还是资金都不能直接给到伊朗。
采用中转的形式，如果被发现最终目的地是伊朗都会有麻烦，他们自己和服务商都会上黑名单。
但，伊朗的普通人也需要消费品和日用品。
这个客户生产地板革，这东西也不是什么军工产品，也被美国禁掉了。
中间伊朗那边也找了很多供应商，都觉得这事情太复杂，解决不了。操作不当还容易惹得一身麻烦。
最后他们用了2年时间，借道海湾王爷、波兰工厂、意大利顾问，最终把合同给谈成了。
你说这是不是灰色地带呢？是；
但做成这笔生意是真挣钱。
在广东的很多生意伙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每天在观察这个市场，去发现市场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只要没被禁止的方法，他们都会试一试，去解决痛点，挣钱。
按客户的说法，这种风格有历史原因。
曾经中国的中心，大概就是在北到北京、南到江浙，西到西安这个区域流动。
无论是历史上的什么时期，广东人参与政策制定太难了，广东也不是什么特别需要战略倾斜的地方。
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广东也是那个最后被传达政策的地方。
和在核心区域的那些名城相比，广东人历来需要自谋生路。（福建、广西也差不多这个意思）
远离中心，谈不上什么制定规则、制定政策，生意人能做到的是在别人定好的规则之下去做生意。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没规则的地方去，于是我们就看到今天东南亚大量的东南沿海华人后裔。
几百上千年，练就了广东人做生意的敏锐、灵活、多变，他们很少主动推动什么规则。
但是，做生意还有别的玩法。
我之前提到过很多欧美公司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是，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推动外交政策。
在伊朗那边也不是说买不到欧美产品，但是价格奇高，伊朗客户要经过“指定”的代理公司、借道海湾一些亲美国的王公才能买到。
这些人本身就是推动对伊朗禁运的一股力量，转身就设立公司吃价差去了。
玩的就是套利，如果没有套利机会，就设置门槛去套利。
他们习惯于制定各种规则，把这套规则扔到市场上，供需扭曲了，大家发现只能通过这些人才能完成交易。
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当年欧洲人用了几十上百年寻找通往东方的新大陆，还不是因为阿拉伯人垄断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商品都要“过手留油”，把香料炒成了金子价格。
这也不是外国才有，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上海团购的问题：
●团购以次充好获取暴利
●恶意举报正规供应商提供服务
●阻止物流进社区
这就是人为设置交易门槛，排挤交易渠道，利用创造出来的供需不平衡制造利润空间。
是第二种生意模式在社区这个微型市场中的具体表现。
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吃的就是制度的红利，培养了一批利用制度红利挣钱的生意人。
大家翻开历史课本看看鸦片战争相关章节都能了解。
广州本来也是这样，甚至更早。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就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乾隆时期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吃了几十年的红利。
进入20世纪，上海和香港先后成为进出口的主要场所，靠规则、吃规则的氛围也就转移了。
而广州又回到传统做生意的模式上了，自己制定不了规则，只能寻找规则之下的机会。
第二种玩法，对操盘手来说省心、省力。
只要能改变规则，商业机会就来了，小范围几个人勾兑就能出现利润。
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轻松太多了。
但是从市场角度说，人为制造门槛只是让少数人获利，降低了社会整体效率。
其实过去40多年，上海的生意早就摆脱了20世纪初进口再转手的模式，只不过做生意的风格，是有惯性和记忆的。
当出现了某种机会，总会有些人想起曾经的利用制度、制造门槛获取暴利的历史。
我还是挺希望这次风波过去后解决一下这些乱象，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经济蒙受了损失。
也因为我们需要传递一种信号：什么是值得被鼓励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