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疫情下帮助别国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和经济学教授魏尚进4月10日出席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2020年第三次研讨会并发言，围绕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美国的政策选择及疫情对中美关系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疫情对全球的短期冲击不仅限于经济衰退
短期看，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冲击非常大。受疫情冲击，美国的失业人口在短期内已达1700万，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但还没有达到1930年代大萧条的水平。大萧条时期，每三、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大约是11%。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控制，不排除接下来几个月往大萧条方向发展的可能。不过目前看这个概率应该低于40%。
冲击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犯罪率的上升。我所住的纽约北郊小镇最近就发生少有的连锁偷窃案。疫情在美国有蔓延趋势后，销售量增长最快的除了食品和医疗防护用品外，就是枪械弹药，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犯罪率上升的担心。
疫情对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影响还不确定，应加强对贫困国家疫情的关注
关于疫情对经济社会长期影响的判断，目前持悲观态度的居多，大量的文章预测疫情将导致经济社会的巨变。但这些都是基于猜测，尚无数据支持，最后的路径并不是完全确定的。
中长期影响还要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发达国家的疫情得到控制的时间，二是疫情是否会在尚未大规模爆发的国家出现大规模爆发，特别是相对贫困脆弱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能否在较短时间里控制疫情。这方面目前的关注度还不够。
一旦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出现疫情的大规模爆发，鉴于当地薄弱的医疗体系与财政体系，可能无法达到中国、美国、欧洲的防控水平，很难凭借一己之力解决问题。但是这些国家的疫情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由于大多数经济社会无法长期封锁边界，这就很容易造成疫情回流，使疫情二次爆发。这也是为什么我与多位国际金融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与公共卫生专家联合署名给G-20国家首脑呼吁联合抗疫，以及动用更多资源帮助贫困脆弱国家的原因，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评估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组合有效性时不要忘掉贸易政策
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最初提出了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和6万亿美元的货币刺激方案，接近于中国十几年前1:3的比例。最终，特朗普签署了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中央银行）宣布了“无上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组合？一个原因是美国财政吃紧，财政赤字不能无限加大。另一个原因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救助本国经济的同时，对本国的经济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财政政策的相对优势是比较容易针对特定需要帮助的企业或人群做出定向补助或降税。但财政政策对经济刺激有一个“漏出效应”(a leakage effect)：财政刺激会提高本国对海外产品和服务品的需求，导致部分新增需求流失到别国去。财政政策刺激还会造成本国汇率升值的压力，进一步放大“漏出效应”。货币政策相反，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本国货币造成贬值压力，从而堵住“漏出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光有财政政策不够，货币政策不仅要同时出手，而且力度要更大。
此外，政策组合里有一个内容媒体关注不够，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贸易政策。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不仅没有配合抗疫，还对抗疫起到极大的负面作用，只是这一点还没有被美国社会广泛认识、没有被媒体广为报道。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口罩、手套等医护产品加税15%-25%不等，虽然在上个月开始宣布临时免除了部分医护产品的关税，但学术文献告诉我们，临时降低关税对厂家的生产诱因远比永久性取消关税作用微弱。药品、医护用品之外的关税也对抗疫起到反面作用。所以美国的贸易政策一方面变相降低了全球抗疫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抬高了自己企业的生产成本，再一方面又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实际收入。
在产业链方面，美国很多行业都依赖于中国制造的零配件，比如美国汽车行业最重要的海外零配件供应国是中国，而美国的贸易政策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所以，中国的决策者、智库与学者也可以思考如何让美国认识到，在防疫情况下，其现有贸易政策可能对冲了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而贸易政策的改革可以在不增加纳税人负担的同时大大帮助疫情后的经济恢复。
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非板上钉钉
有几个因素可能会导致疫情后中美关系有所恶化。
首先，美国国内政治会让总统与共和党反复宣传，试图把疫情的严重后果归咎于他国疫情的扩散、前一届民主党政府削弱防疫准备、以及病毒与公共卫生专家未及时推荐有效防疫治疫措施等等。这会使得一部分受到疫情影响而失去工作或失去亲人的人群产生相似联想，支持政客采取强硬政策。
第二，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会让美国今年及未来几年的贸易逆差大大增加，其中对中国的逆差也会变大。多半政客与记者不一定理解财政政策与其贸易逆差的关系，只是现实让他们吃惊：中美不是刚刚才签过解决美国逆差的“第一阶段”协议吗？怎么对华贸易逆差又变大了？中国的贸易政策与实践里有没有问题？
第三，美国的货币政策或许会让美元疲软。媒体与智库里可能会有人发声说人民币乘机进一步国际化，有威胁美元国际地位的风险。这样的背景下试图反制中国经济的声音有可能也会变强, 其中包括主张美国政府用政策杠杆、税收诱惑来引导本国企业与中国产业链脱钩。
但是，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不注定是负面的。
首先，从过去的经验看，每当美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是其寻求国际合作的时候，因为别国增加对美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别国不对美元贬值，大大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这是为什么在2011年的“911事件”之后，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来临之后，美国国内各界要求政府加强国际合作的呼声有所加强。
我在2019年8月《报业辛迪加》上的文章（中文版发表于《复旦金融评论》）就提出了美国的下一个经济萧条期很可能是中美经贸关系、外交关系改善的契机，只是当时不知道美国的经济萧条会由新冠疫情来触发。最近，就有许多美国两党的前官员联合写信呼吁当前应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个现象符合我阐述的逻辑。
另外，美中产业链的脱钩，应该是雷声大、雨点小。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各国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负面冲击，没有那么多国家可以成规模的替代“中国制造”。美国企业要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印尼、墨西哥或其它国家，是需要花钱做投资的，而疫情恰恰削弱了大多数企业的财务状况。即使本来有计划迁移产业链的企业大概率会推迟这样的动作。
当然，疫情之后，企业决策会回归正常、回归长期基本面。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断在变化，有些行业的产业链会搬出中国，而另一些行业的产业链会在中国发展壮大。这不一定是美国政府“脱钩“政策在见效，而是市场力量的正常表现。
如果想让美国企业违反市场力量来”脱钩“，说的要比做的容易。大多数的美国企业知道，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德国企业、日本企业、英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少数行业例外）。例如某些行业的零部件，中国企业是世界上性价比最好的生产商，如果美国企业为了“脱钩”不再从中国企业采购，那么它们的市场占有率就会相比于日本、欧洲企业而下滑。这样的事美国企业是不愿意做的，这样的政策它们也不会支持。美国要脱钩成功，唯一途径是说服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采取一致的行动, 美国在通讯设备等领域的确有许多动作，但要全面展开，需要说服许多国家放弃它们的经济利益，成功概率不大。
总结来说，中美关系在疫情中与疫情后如何发展并无定论。两国政策的选择、别国政策的选择、民间的举动，都会影响两国关系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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