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炉：画笔记：战争 • 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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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窗口”
我到解放军战士社后，曾经不断外出采访，除去河北、山东等近处，最远处是广东的深圳。现在这儿已是著名的特区和现代都市了，那时只是个边境小乡镇。由于紧靠着英属香港的九龙新界，早就有个进出香港的口岸，中英双方在各自的领地内，都设立了对过往人员及车辆的检查站和海关等等，这成了我国通向西方及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和关卡，也成了东方西方两个世界的一个甚至唯一“窗口”。
挨着深圳有个更小的小镇沙头角，一条街道由中英双方各占一侧，只在街心立了石礅作为标志，两边居民可以自由来往，这里就成了“窗口的窗口”，因而格外引人注意。
我通过广州军区介绍，来到驻在宝安的部队团部，又由他们介绍我去了深圳边防站和在沙头角的边防连。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和沙头角成了旅游胜地，每天都接待来自全国以至世界的几万游客，但在当年，当地除了过境与边防人员，基本没有外人，连居民也不多，显得十分冷清和神秘，我到那里后果然有了自己的见闻感受。
现在的深圳口岸，有着高大宏伟的车站、通道、候车厅、检查站及海关等等，我1959年去时，只在界河边上有座房子，旁边有座碉堡似的高台，上面插着五星红旗，下边是能通过行人与车辆的平桥，平时桥中间拦着铁丝网“拒马”，人车通过时再挪开口子。桥那头也有座小楼，顶上插着英国的米字旗，那是英方的检查站。除了从香港或广州来的火车下客过关时，桥上基本没有人，只在桥头立着各自的哨兵。
我们一贯受到的教育，都说英国是个老牌帝国主义者，使我们当然地对其采取了敌视态度，但在两国政府之间，却有着一定的外交和贸易往来。不过那时国内去香港的人很少，主要是对方来内地和返回的人。桥中间有几个白人和港人警察，过一个人检查一个，有时十分严格和挑剔，有时却很马虎，似乎决定于检查者的情绪。我曾在一幅现场速写上，题写了“向老百姓作威作福的英警”的说明。
深港边界罗湖桥上
那时我国内地正闹“自然灾害”，人民生活相当穷困，凡是回乡探亲的香港平民以及来自国外的华侨华人，大都身背手提着大包小包，里面装满了接济自己亲人的衣食用品。能得到这些“进口”物资的人当然令人羡慕，不过他们却因此有了“海外关系”（当时把香港也视作“海外”，与台湾则是绝对隔绝毫无来往），不断受到怀疑、审查甚至监控，有人还背上了“特嫌”的黑包袱，被歧视和压制。
我在深圳桥头曾见到一件事，从港方过来一个西装革履的华人，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什么行李也没带，走到桥中间界线处，一脚跨到这边，一脚留在另一边，只听他对我方边检人员说，他是台湾“国防部”二厅的人，现在“起义”回大陆来。这边让他出示证件，他说为了防止意外，身上什么能表明身份的东西都没有，一切只能在见到这边负责人以后再说。当时就在他身边的英警，对此竟不闻不问，由着那人跨着界线站在中间。只见我方边检人员向上级报告请示了，才允许那人进来并立刻带走了。此后再未见到此人，也不知他所说的真相如何。据边防站同志说，这样的事早就有过，有的是真的，有的却不对，只是在外头待不下去或犯了什么事，才冒险混过这边来。
当时对过境来人还有个规定，凡是报纸刊物和书籍等出版物，一律收缴不准带进。这是为了防止来自西方的“文化渗透”（以后叫做“精神污染”）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边防站上有间大屋，堆满了没收来的境外书报刊物，我曾进去翻看过，都是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内容，其中虽有“黄色”的，但更多的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严肃的事。我很想细看看甚至拿出一些，但没有这样做，不能让人认为我对西方“腐朽文化”有兴趣，只得作出不屑一顾和“拒腐蚀永不沾”的姿态。
那时从深圳到沙头角，有条简易公路却不通车，部队也没有汽车，我要去那儿得另想办法。边防站的同志为我出了个主意，到镇上的自行车铺租辆车，自己骑车前去。我接受了建议，找到全镇唯一车铺说要租车，车主马上推出一辆旧车，我的什么证件都不看，只凭我一身军衣，就把车骑走了。
我骑着车一直沿着边界线走，公路下边就是铁丝网，对面远处有着岗楼和哨兵，我们这边什么也没有，路上基本不见行人，原来外人根本来不了这边境地区。我骑车上坡时就下来推着走，下坡再骑了上去。哪知车闸不灵，自行车一直往下冲，如果冲下公路，我就会“出国”了，并且成为一个“叛国投敌”者，这还了得！我急得吓出一头汗，忙在一个拐弯处，在公路里侧倒下，不然就什么也说不清了。现在坐车才十几分钟的路，我那次走了几个小时，终于蹬车到达沙头角边防连连部。
连队干部带我去了各个哨位，那里真是一处“刺刀见红”的“斗争第一线”，每个哨兵都是最前线的战斗者。在“中英街”通向对方的入口处，我方哨位并无任何遮拦，对面就是另一个世界，据说那是“腐朽堕落”的“西方世界”。连干部介绍说，那边常有人甚至是年轻女人，过来挑逗、勾引或是嘲笑我们，有的还送钱送东西给我们哨兵，当然都遭到我方战士的严辞拒绝或冷峻相对。说是这种事在各个哨位都有，但我们全都经受了考验，没让“敌人”钻到任何空子。由于沙头角本镇居民可以自由来去，就常有别处来人企图从这里潜逃出去，这使这个连队不断抓捕和截获到“偷渡者”甚至“叛国犯”。驻在沙头角的边防连，也就成了全军闻名的“红色前哨连”，不过我去时还没有授予他们这一称号。
在沙头角我画了不少速写，因为按照规定，军政人员不能到对面去，我只能在我方一侧，由于透视关系，近处的这边房屋就显得高大，对面却相对低矮，我就以此作了夸张，借以表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英方的警察不像中国的哨兵总是持枪挺立着，可以随便走动并与人闲扯，我就画下了他们的“帝国主义走狗”形象。
我画的英方警察的帝国主义走狗形象
沙头角街上的两方居民，不仅都是中华同胞，而且是同镇乡亲，但是他们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我就故意画下了对面一些破烂景象，并将当地住家在边界线上方晾着的衣服下面画上对面的岗楼，还把米字旗画在裤裆底下，表示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与蔑视。
深圳沙头角英占区一角
在那里我还出过一次“事故”，一天晚饭后，我随意走进一所小学里，一边同几个老师聊天，一边翻看最近的报刊，正聊着看着时，边防连的一个干部急冲冲地跑来，一见我就呼出一口大气说：你跑这里来了，可把我们吓坏了！原来这沙头角虽小，却是个敏感地方，总是有人企图从这里出去或进来，我是总政来的干部，如果在此“失踪”甚至“叛逃”，将是一件重大政治事故，所以弄得连队非常紧张，派人四下找我，终于在小学见到我，表明我并未“外逃”，这才放了心。他们一直提醒并告诫我，以后去哪里一定要告知连队，最好由他们派人陪同，不然出了问题，他们担待不起。我听了忙向他们致歉认错，保证不再自由行动。
几天后有一辆从深圳来拉东西的破卡车，将我连人带自行车一起拉回了深圳，结束了这次沙头角之行。到深圳车铺交回自行车时，车主只收了我二三块钱，一天只消几毛钱，真是既便宜又方便，只是去时因为刹车不灵，后来又因自由行动，两次几乎成为“叛逃犯”的嫌疑。
改革开放以来，我曾几次再去深圳、沙头角，当年那个渔村似的小镇，完全改变了面貌，每天人山人海人流汹涌，沙头角更成了旅游观光热点。就在沙头角边上，还增加了一个新景观，即“明斯克航母”。那原是苏联的一艘巨舰，他们的国家解体散伙后，负担不起航母的沉重经费，当废铁卖给了中国老板，改造成观光游乐之地。舰上每天还有歌舞表演，演员中有的还是当年的功勋艺术家，现在竟沦落到这里来卖唱伴舞，或是将艺术当商品来换钱花了。这与深圳、沙头角的兴旺繁荣相比，既耐人寻味又发人深省。
如今的深圳和沙头角，已不是两个世界的“窗口”，而是各种经济文化交流交汇之处，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由于两边人员车辆川流不息，早已毫无异国之感，实际上从“窗口”到“门户”，都开始敞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