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海校“刘教授”轶事（上）
以下文章来源于桑榆重晚晴 ，作者桑榆重晚情
“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带你进入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和你共赏满天火红的晚霞美景。
1957父亲奉命从北京后勤学院调到青岛海军高级专科学校，这是中国人民海军最早成立的海军高等院校。那时的军校里只有军官的军衔和职务名称，并没有什么讲师教授之类的职称。可是在湛山大路13号的那栋德式楼房的楼道里或者共用厨房里，偶尔听到妈妈和邻居阿姨拉家常时会戏称爸爸是“刘教授”。想必这是海校的人背后给他起的绰号，但肯定没人敢当面叫，因为父亲虽然谈吐幽默诙谐却面相严厉，是名典型的文将，况且军队里可不兴对首长叫绰号呀。
不过，说老实话，军人也是调皮的，军营可是个绰号很发达的地方。记得父亲讲过，当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当特务连指导员时，手下有一名非常优秀的侦察排长，没人记得他的大名，只是人称“刘二咣当”。此人队列训练可谓一塌糊涂，真正是站没有个站相，走路吊儿郎当，可是深入敌后装汉奸搞侦察抓舌头，他从来没失过手。
一直到1979年我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父亲欣喜之余给了我个下马威，我才认识到他这个教授的称谓还真是大有来头。我国在文革后1978年恢复了学位制度，1979年招考第二届硕士生，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学尚无一所开招博士生，所以考上硕士生还是相当了得的一件事。老同志高兴，喝着西凤酒开吹：“这考上大学就算是中了秀才，而考上了研究生可以算是中了进士。不过你小子别得意，爸爸可是正儿八经的研究生毕业！”我颇不服气，心说：你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出生入死没报销算你命大，怎么竟会有时间上学读书呢？！
老头看出我的心思，默默走进卧室里翻倒了一会儿，拿着一个红本本走出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有文凭的！”我眼睛一亮，只见那红本本上褪了色的金字印着：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书。打开一看，不得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毕业，校长吴玉章大印！这可是核武器级别了，吴玉章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
父亲（中）在人民大学上学时和马列主义研究班的同学合影
父亲参加八路军时是高小毕业水平，这在当时以文盲为主的八路军里就算是高学历了，所以他顺利考入隶属吕正操部队的安平抗日军政学校。受训几个月后居然稀里糊涂地就当上了营教导员。等到他的入党介绍人要介绍他入党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原来不是共产党员，当时还和人家吵了一架。
爸爸入伍之初可谓官运亨通，不过官越做越小的也是他。很快部队缩编，地方部队一个营的虚架子缩成了正规部队的一个加强连，他也就成了这个新成立的特务连的指导员。这个连除了作战强悍，当年在金棚湾（南泥湾地区）开荒大生产也颇有名气：爸爸因为指挥架着机关枪抢地受到全旅通报批评。
作为一线指挥员，光勇敢善战还不行，还要有感召力能鼓舞士气，父亲最善于战前动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自己不怕死。在一次惨烈的阻击战中，特务连被围，伤亡过半，为了突出重围，决定反守为攻组成一个12人敢死队发起反冲锋，父亲站在列成一队的敢死队员面前做了简短有力的战前动员，他刚刚离开讲话时站着的地方，一颗迫击炮弹就落在了那个位置上，顿时敢死队减员三名战士，但是剩下的九名敢死队员义无反顾地勇猛冲向敌人，敌方没想到被困之敌居然有反冲锋的能力顿时慌了阵脚，于是特务连一哨人马趁势杀出了包围。我想这可能是父亲所做的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战前动员了。
因为有点文化水儿，加之勤思好学，父亲随着职位的升高在政治宣传方面的才干凸显。他原则性强思维清晰，善于掌握并解释党的政策，于是往往被自己的部下和上级误认为是知识分子。
1949年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征战大西北，父亲的部队一路打到解放新疆，此时全国战事已平，本以为从此就在新疆落地生根了，1950年忽然一纸调令调父亲前往天水高级步兵学校任教。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父亲告别了和自己生死与共的野战部队，还有他心爱的战马，乘着一架苏联飞机飞往甘肃天水，开始了自己的军校生涯。
按照现在的标准，高级步兵学校可算是大专了，爸爸一个小学毕业生居然去教大学，这可有点过分了吧。但其实不然，一个经历了12年战争磨砺的军人，他任教军校的资格比任何文凭都重得多！
两年多后，父亲又奉命调往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那时开始实行军衔制，解放军开启了正规化现代化的进程。很快父亲被后勤学院保送到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第一届马列主义研究班，专攻政治经济学（其实也就是《资本论》）和马列主义哲学。这个研究班是人大早期办学的拳头学科之一，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人才。我最近整理了父亲在人大上学时的几张照片颇有感触，他和几个同学在一起，个个年轻有为意气风发，还真的很有大学生味儿，不过同学们都尊称他“老革命”。
人大三年学习毕业后不久，父亲于1957年被调往正在组建中的青岛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海校人才济济，但高学历者并不多，而政治经济学方面，父亲就是当之无愧的权威了。父亲讲学，无论是作报告还是上大课都口才雄辩，逻辑严谨而且诙谐幽默，于是“教授”之称就悄然流行了。那时在军校只有军衔和职务，没有职称系统，如果有的话，父亲自然是当之无愧的教授。
新版郑人买履
作为军人，父亲从来不在家谈及自己在海校的工作，外人看来他不苟言笑，真的谈不上是平易近人。可是一旦战友们聚在一起喝着小酒侃起大山来，他就会妙语连珠谈笑风生，善于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给你扯到一起，让人笑破肚皮。
刘教授对于工作对于学问永远是严肃认真的，当他低着头思考问题的时候会非常专注，以至于在去海校上班的路上会撞到电线杆子上。据妈妈揭露，有一次爸爸去上班，到了海校大门口居然被门卫士兵给拦住了，那小战士一敬礼：“报告首长，请您把帽子戴正！”刘教授从沉思中惊醒，赶紧把军帽摘下来一看，果真是戴反了，就这么帽徽顶在后脑勺上一路从家走到海校大门！其实也情有可原，冬天的棉军帽没有帽檐，如果匆匆忙忙，冬天的早晨又黑灯瞎火，把军帽戴反了的也不止我爸爸一个。
书归正传。刘教授从来就不喜欢穿皮鞋，按说海军校官的黑皮鞋是很漂亮威风的，而且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皮鞋可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穿得起的，甚至连买都很难买到。但俺爸不稀罕，嫌皮鞋不舒服，他最喜欢穿的就是北京同陞和鞋店的黑色千层底懒汉（松紧口一脚蹬）布鞋。按照刘教授的说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那双脚可是至尊，绝对亏待不得。
同陞和的布鞋乃是真正宝鞋，特别跟脚舒适，夏天无脚汗冬天不脚寒，而且没有胶底鞋的臭味儿（我这里可不是给同陞和做广告）。所以每逢爸爸出差去北京开会，妈妈就会根据他脚上穿着的那双同陞和布鞋的磨损状态及时提醒他买鞋。爸爸从部队供给制到妈妈管理制，绝少自己买东西，这在当时很多军官家庭里属于常态。
父亲出差买回来的东西经常让我妈哭笑不得，有一次去江南几个城市参观访问，转了一圈回来竟然买了三把筷子！当然还有我们从未吃过的南京云片糕，很好吃，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所以让刘教授自己买鞋可是件大工程。说来您也许不信，每次为了让爸爸能信心满满地到同陞和把自己喜欢的懒汉布鞋买回来，妈妈都不得不比着他脚上穿着的那双布鞋，精确地在纸上画下鞋样剪下来，让他带上。
那年父亲到北京开会，眼见爸爸脚上那双布鞋快不成样子了，妈妈嘱咐他一定记住给自己买双布鞋回来，并做了上述准备。一个多星期后，刘教授凯旋而归，这次买了点儿像样儿的东西，给我们三个上学的孩子每人买了一个文具盒（那时叫铅笔盒）！但就是没给自己买布鞋，追究原因把我妈气得七窍生烟。
刘教授开完会后有大半天空余时间，于是他匆匆赶到王府井，倒背着手踱步走进了同陞和鞋店。店里的女售货员（现在叫服务员）感觉到来人有点气场，赶紧热情接待：“同志，要买鞋吗？我们同陞和的千层底儿布鞋可是真正老字号儿，不过便宜点的也有胶底儿的、塑料底儿的。”“嗯嗯，我就是冲着你们的千层底儿布鞋来的。”
刘教授边东张西望地找那种和他脚上穿着的那双一样的懒汉鞋，边漫不经心地回答。眼睛一亮，找到了，“这懒汉鞋有39码的吗？”还好，居然记住了自己的鞋码。“有，我拿双来您试试！”售货员欢快地回答着立刻从鞋架上拿来一双39码黑色千层底儿懒汉布鞋。刘教授把鞋拿到手上仔细端详，和他脚上那双几乎一样，尽管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但同陞和的质量一如既往做工精细一丝不苟。很喜欢，看来是买定了。
刘教授刚问好了价钱却忽然想起了什么，面露难色地说：“坏了，我忘记带鞋样儿了！”“那您是给别人代买？”售货员姑娘自然地推断。“当然是给我自己买了！”刘教授觉得这不是明知故问嘛。相信这下那姑娘的脑袋一定是要崩了：“那要什么鞋样儿呀，您有脚呀！穿上试试不就行了吗？!”然而这位可敬的顾客坚定地摇摇头略带歉意地说：“不行，那不准。”于是转身离开了同陞和鞋店，身后的售货员瞠目结舌。
我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也想不明白：父亲第一双同陞和布鞋是怎么买出来的？没有鞋就没有鞋样，没有鞋样就没有鞋，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哲学问题，刘教授不愧是搞哲学研究的。正所谓古有郑人买履，今有刘教授买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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