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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恰似一本书。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一生,时时刻刻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撰写着自己的那本书。书名就是自己的名字,人的外表成了书的封面,婴儿从娘胎坠下的第一声啼哭便是全书的序言。
随着时间的流逝,小生命慢慢长大,人生之书也就逐渐成篇。每人自己的言谈举止成了书写这本书的无所不能的神奇的笔,而上天赐予生命的每一天,便是用以书写这本书的一页页的纸。每个人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倾全部的心血撰写完自己的这本书。
但同样的时间,不同的人写出来的书的优劣,却千差万别。因对待人生思想境界的差异,有的人一生过得空虚和无聊,写出的书也必然是索然寡味,平淡无奇;有的人一生过得充实而自信,写出的书也定是波澜壮阔,精彩纷呈。
我写出的书,难说精彩,但也绝不平庸,因为我认真地对待了自己的人生。这本书中,既有使我伤痛、悔恨、无奈和无助的章节,也有值得我珍惜和自豪的段落。有悲伤才能衬托出欢乐,有失败才能孕育出成功,这不正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吗?
我的书并没有写完,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要把后面的章节写得更好,最终做到无愧于我的一生。
我是湖南湘潭人,1931年的圣诞节,我出生在铜塘,离姜畲小镇约四华里的潭宝公路边。
我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和蔼可亲。母亲虽然没有念过书,但待人接物通情达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但“好人不长命”,刚刚过了“而立”之年,母亲就不幸早逝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也是母亲和祖母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照片(左1是我)
乡下的孩子上学晚,我大概七岁半才开始念小学。初级小学离我家很近,而且就设在我们张氏家族的祠堂内。走进校门,是一块可容纳近两百人的广场。然后,沿着两侧的台阶上去,便是一个我们家族用来祭祀祖先的大厅,成了我们的教室,当时这里还立有许多先辈们的灵牌。
校长兼教员的刘干老师,就在这唯一的—间教室里,每天给100多名学生,分四个年级轮流授课,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语文、算术和常识。至今我还记得“穿新衣,戴新帽,背着书包上学校,见了老师鞠个躬,看到同学问声好。”和“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这些感觉特别亲切的最初背下来的课文。后来读“台湾糖,甜津津,想当年,郑成功,开辟台湾多艰辛,愿望后人长保存。甲午年,起纠纷,鸭绿江中浪滚滚,中日一战我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这类爱国主义的读起来又朗朗上口的好课文,我至今也还记忆犹新。
我是从这里开始认字和造句的,经过四年的小学课程,学会了约两千个常用字,会写简短的家信和千多字的短文。以后在工作中,大家认为我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都比较好,应当说,和这四年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教室的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刻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横匾,两侧则是书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孙先生名言的对联。每逢星期一的周会上,老师都要领着我们背诵“国父”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和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接着,老师会告诫我们要勤奋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要热爱劳动,黎明即起,洒扫庭院;今日事,今日毕,自己的事自己做,并要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从小受到这种良好教育,对于我们长大后,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确实受益匪浅。
刘干老师热心教育,不计薪金微薄,食的是粗茶淡饭。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里,白天,登上讲台,为四个年级轮流讲课;三更半夜,还要坐在煤油灯旁,批阅作业。最后积劳成疾,硬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病死在学校。老师崇高的敬业精神,感人至深,对我的一生起着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
高小我是在石家湾的自得小学念的。石家湾,原是一位清代大官僚周达武的庄园,有着三排九幢一百多间的房屋。因为抗日战争烽火的蔓延,湘潭城里著名的自得小学迁移乡下,租用了这大庄园的2/3土地,两百名左右师生于是就有了宽阔的活动场所。
当时正是日寇侵华时期,学校成了当地宣传抗日救亡的中心,老师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教唱歌曲。那时,我们最爱唱《大刀进行曲》。唱时,大家情绪高昂,喊杀声特别嘹亮,真是“回忆童年唱大刀,杀声一片震云霄,千刀齐向鬼子砍,仇恨填胸胆气豪”。我们还常玩—种驱逐日寇的游戏,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大圆圈代表中国版图,在一小块方木上,写上“日本”二字,放进圈中,表示日本入侵中国,同学们轮流用石头朝着木块猛击,看谁击得稳、准、狠,将木块逐出圈外,把鬼子消灭光,以雪国耻,解除大家心头之恨。
解放前两年小学毕业的时候,级任老师杨希圣(地下党员)送给我2幅字和1张相片,其中一幅字写着:“睁开眼,站起来,迎接黎明,向着太阳。”我将这3件赠品,一直珍藏至今。杨希圣老师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学问和人品,深受大家的爱戴。当时我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又是全校学生会主席,所以也深受老师的喜爱。他除了教会我们很多知识,还给我讲过很多做人和处事的道理。
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家乡解放了,共和国成立了,我才逐渐意识到老师赠言的深层含义,其中的太阳自然指的就是共产党,而黎明恰好是新中国的诞生。
启蒙教育给了我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人生航船是从这里启程扬帆的。我十分怀念这几年的启蒙教育,怀念童年时的老师和同学。如今他们大多已仙逝,而健在的也都耄耋高龄,我怀着诚挚的心,祝福离去的老师和同学英魂永在,祝福尚健在的同学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上图左1是我
下左图左1是我,下中图二人照左边是我,下右图三人照中间是我
我满怀激情地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刚一解放便去到省城长沙清华中学上高中,一个学期后又转入省立一中,1952年高中毕业。
在刚解放去长沙上学的那个火热的年代里,同学们个个都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真是“红心热血贯苍穹”。为了使自己将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我除了刻苦学习,注意德、智、体各方面的素质全面得到提高外,还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寒暑假也不放过。假期里我上过“青年学园”,下农村参加过土改复查和生产调研,被市里抽调到干部升大学文化补习班作辅导员……那时总是心花怒放,情绪十分高昂。
高中毕业时,班上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2是我)(1952年)
我经常爱唱的两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和“太阳下山明天一样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春天一样的开……”那时,同学们传看的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形象从此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了我一生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书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成了我一生做人处事的座右铭。
高中毕业,共和国成立还不久,那时,我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怀着满腔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五门功课494分的高考成绩(中南区第二名),选取了上首都北京,入名牌大学清华,选择高精技术飞机制造专业。但在9月28日《长江日报》公布录取名单时,我却被录取在北京航空工业学院。
1952年过了国庆节,我来到久已向往的首都北京。当时,北航并非名牌大学,而且严格说来,北航还未诞生,校址暂附设在清华大学。我去到清华园报到注册,开始了我意义非凡的五年大学生活。当时我胸前佩戴的是清华校徽(2811号),手上持有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证(学号52247)。
在清华园的时间,长达1年多。这时国家正在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将各大学的航空系集中起来,成立两个航空学院(分别设在北京和南京)。这期间,我参加了1952年10月25日在原北京工业学院礼堂举行的北航成立大会,后来又出席过在一大片庄稼地里举行的北航校园兴建奠基典礼。直到次年深秋,我们才搬进北航自己的家,胸前佩戴上了北航自己的校徽(图形为我班李正荣设计)。
那时学校还是一片工地,刚盖好两栋宿舍楼,所以,我们在工棚中上课,在露天里就餐,而洗澡、看病还是离不开清华。那时候所谓红色航空工程师的摇篮——北航的创建初期,教学和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也正因为如此,培育了北航人的一种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勇于拼搏的品质。
业(195)在教学
同班同学在北航操场上停放的米格15飞机前合影(后排右2是我)
2002年10月,我参加了北航创建50周年庆典。在母校的所见所闻,让我惊叹不已,50年前的那片庄稼地,已经变成了焕发着无限生机与活力的美丽校园。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辛历程,北航由原来默默无闻变成了今日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它培育了8万多名优秀的青年学子,奋战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尤其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导和技术骨干中,他们占有着极大的比重,对我国航空和航天事业的腾飞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那一天,我们小班有十几位同学回到母校,久别重逢,感到十分亲切和特别高兴。我们30多位同学中成为院士的就有2人(北航钟群鹏,南航陶宝祺),大学校长1人(叶家康)。尽管每人的机遇、岗位、职务等有所不同,取得的成绩也有所差异,但可以告慰母校的是,我们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得十分出色。
1957年大学毕业,我被选派到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成立五院是我国为了准备研究和制造尖端武器导弹,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院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副院长。
到五院后,先在集训队学习2个多月,学政治,学军事,也学技术,由钱学森亲自给我们讲“导弹概论”。结业时,我们60多名学员集体参军。接着,分配我去到一分院二室。到了那里,还是学习。
1958年3月,一分院送我和另外4人(陈怀瑾、戚发韧、戴晓林、文辉曦)去大连解放军俄文专科学校的留苏预备班学俄语,准备随后送去苏联导弹研制机构深造。但3个月后,因中苏关系破裂,院里原计划改变,通知我们返京。
这时,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选调一批技术骨干支援导弹事业,我刚从大连回到北京,便参加这项工作,跟着两位老同志,去了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碾子山等地选调干部。我深深感受到了各地兵工厂对导弹事业的大力支援,中央给下达的每一个指标,他们总是提供几十份档案材料让我们挑选。
接着,分配我到一分院二室,当时在长辛店,全室不到20人,除政委闫玉瑚,主任屠守锷,工程师李绪鄂,秘书刘平外,就全是我们这些56、57届毕业的大学生了。到了长辛店,便参加教导大队,学习“1059”导弹勤务指南,由苏联P-2导弹使用部队的军官们给我们讲课,士兵们给我们做示范操作演习。
不久,中央又决定将三机部的211厂划归五院,于是,我们在1958年的秋天,由长辛店迁入南苑。这时,一场热火朝天制造导弹的战斗正式打响了。当时分两个战场,一个是在211厂区东面原五梁庄的一大片庄稼地上,按照苏联设计的8102工程图纸,大兴土木,昼夜不停的抢建研究、设计、试验的大楼和营房;一个是利用211的原有厂房设备,在苏联几十位专家帮助下,按P-2导弹的全套设计、施工图纸,因陋就简、日以继夜的制造我们自己的第一枚导弹“1059”。
当时,结构强度室在试飞楼办公,利用一个机库做试验,什么设备也没有,我们只好凭着满腔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机库高度不够,就用向下挖地坑的办法解决;没有压床,就设计加力帽、承力座和多个作动筒构成自身平衡系统,以完成部件大吨位的轴压试验。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对仿制导弹还一窍不通,又正遇上全国“大跃进”、“浮夸风”的灾祸,我因缺乏营养和劳累过度得了浮肿病。所以当时无论工作中还是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难,绝对是一生中遇到的最多、最大的时刻。但那时也是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最真、为祖国航天事业献身的干劲最大的时刻。
随着1960年11月5日这枚导弹在酒泉试验靶场的发射成功,我被授予“1059”工程师的职称,并任命为研究所计划科副科长。过了1年多,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又任命我为一院五所科学技术处副处长(没有处长)。
“文革”期间,我遭受到强烈的冲击。不仅是干部下台靠边站,不仅是送去学习班背“语录”和绣毛主席像,也不仅是下放五七干校去盖房子、种水稻和烧砖窑,而是有人曾认为我是历史反革命,对我进行长达1年多的隔离审查。原因据说是红卫兵在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家抄家时发现了一份“中华民主共和党”反动组织名单,我是“党的副主席”,并且在一旦推翻国民政府后,内定我担任新成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副总统同时还兼任总理。真是离奇,我哪里有那样大的能耐?一个未成年的初中学生,居然就做上了一个政党的主席。再者,既然目标是要推翻反动的国民政府,这和我们共产党志同道合,怎么能扣上反动组织这顶帽子呢?这种不顾逻辑的荒唐,真使人啼笑皆非。这也只有在“文革”时期才可能出现的“奇闻”吧。
对我的政治审查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告终后,院里将我从五七干校调回,任命为院规划处处长。“四人帮”一倒台,所里急需用人,再将我调回去,升任副所长。
80年代初,在我国研制第一颗通讯卫星331系统工程中,我任其中强度环境工程总调度长,荣立二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