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仁：人生恰似一本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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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恰似一本书。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一生，时时刻刻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撰写着自己的那本书。书名就是自己的名字，人的外表成了书的封面，婴儿从娘胎坠下的第一声啼哭便是全书的序言。
随着时间的流逝，小生命慢慢长大，人生之书也就逐渐成篇。每人自己的言谈举止成了书写这本书的无所不能的神奇的笔，而上天赐予生命的每一天，便是用以书写这本书的一页页的纸。每个人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倾全部的心血撰写完自己的这本书。
但同样的时间，不同的人写出来的书的优劣，却千差万别。因对待人生思想境界的差异，有的人一生过得空虚和无聊，写出的书也必然是索然寡味，平淡无奇；有的人一生过得充实而自信，写出的书也定是波澜壮阔，精彩纷呈。
我写出的书，难说精彩，但也绝不平庸，因为我认真地对待了自己的人生。这本书中，既有使我伤痛、悔恨、无奈和无助的章节，也有值得我珍惜和自豪的段落。有悲伤才能衬托出欢乐，有失败才能孕育出成功，这不正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吗？
我的书并没有写完，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要把后面的章节写得更好，最终做到无愧于我的一生。
我是湖南湘潭人，1931年的圣诞节，我出生在铜塘，离姜畲小镇约四华里的潭宝公路边。
我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和蔼可亲。母亲虽然没有念过书，但待人接物通情达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但“好人不长命”，刚刚过了“而立”之年，母亲就不幸早逝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也是母亲和祖母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照片（左1是我）
乡下的孩子上学晚，我大概七岁半才开始念小学。初级小学离我家很近，而且就设在我们张氏家族的祠堂内。走进校门，是一块可容纳近两百人的广场。然后，沿着两侧的台阶上去，便是一个我们家族用来祭祀祖先的大厅，成了我们的教室，当时这里还立有许多先辈们的灵牌。
校长兼教员的刘干老师，就在这唯一的—间教室里，每天给100多名学生，分四个年级轮流授课，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语文、算术和常识。至今我还记得“穿新衣，戴新帽，背着书包上学校，见了老师鞠个躬，看到同学问声好。”和“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这些感觉特别亲切的最初背下来的课文。后来读“台湾糖，甜津津，想当年，郑成功，开辟台湾多艰辛，愿望后人长保存。甲午年，起纠纷，鸭绿江中浪滚滚，中日一战我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这类爱国主义的读起来又朗朗上口的好课文，我至今也还记忆犹新。
我是从这里开始认字和造句的，经过四年的小学课程，学会了约两千个常用字，会写简短的家信和千多字的短文。以后在工作中，大家认为我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都比较好，应当说，和这四年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教室的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刻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横匾，两侧则是书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孙先生名言的对联。每逢星期一的周会上，老师都要领着我们背诵“国父”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和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接着，老师会告诫我们要勤奋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要热爱劳动，黎明即起，洒扫庭院；今日事，今日毕，自己的事自己做，并要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从小受到这种良好教育，对于我们长大后，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确实受益匪浅。
刘干老师热心教育，不计薪金微薄，食的是粗茶淡饭。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里，白天，登上讲台，为四个年级轮流讲课；三更半夜，还要坐在煤油灯旁，批阅作业。最后积劳成疾，硬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病死在学校。老师崇高的敬业精神，感人至深，对我的一生起着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
高小我是在石家湾的自得小学念的。石家湾，原是一位清代大官僚周达武的庄园，有着三排九幢一百多间的房屋。因为抗日战争烽火的蔓延，湘潭城里著名的自得小学迁移乡下，租用了这大庄园的2/3土地，两百名左右师生于是就有了宽阔的活动场所。
当时正是日寇侵华时期，学校成了当地宣传抗日救亡的中心，老师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教唱歌曲。那时，我们最爱唱《大刀进行曲》。唱时，大家情绪高昂，喊杀声特别嘹亮，真是“回忆童年唱大刀，杀声一片震云霄，千刀齐向鬼子砍，仇恨填胸胆气豪”。我们还常玩—种驱逐日寇的游戏，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大圆圈代表中国版图，在一小块方木上，写上“日本”二字，放进圈中，表示日本入侵中国，同学们轮流用石头朝着木块猛击，看谁击得稳、准、狠，将木块逐出圈外，把鬼子消灭光，以雪国耻，解除大家心头之恨。
解放前两年小学毕业的时候，级任老师杨希圣（地下党员）送给我2幅字和1张相片，其中一幅字写着：“睁开眼，站起来，迎接黎明，向着太阳。”我将这3件赠品，一直珍藏至今。杨希圣老师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学问和人品，深受大家的爱戴。当时我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又是全校学生会主席，所以也深受老师的喜爱。他除了教会我们很多知识，还给我讲过很多做人和处事的道理。
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家乡解放了，共和国成立了，我才逐渐意识到老师赠言的深层含义，其中的太阳自然指的就是共产党，而黎明恰好是新中国的诞生。
启蒙教育给了我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人生航船是从这里启程扬帆的。我十分怀念这几年的启蒙教育，怀念童年时的老师和同学。如今他们大多已仙逝，而健在的也都耄耋高龄，我怀着诚挚的心，祝福离去的老师和同学英魂永在，祝福尚健在的同学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上图左1是我
下左图左1是我，下中图二人照左边是我，下右图三人照中间是我
我满怀激情地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刚一解放便去到省城长沙清华中学上高中，一个学期后又转入省立一中，1952年高中毕业。
在刚解放去长沙上学的那个火热的年代里，同学们个个都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真是“红心热血贯苍穹”。为了使自己将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我除了刻苦学习，注意德、智、体各方面的素质全面得到提高外，还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寒暑假也不放过。假期里我上过“青年学园”，下农村参加过土改复查和生产调研，被市里抽调到干部升大学文化补习班作辅导员……那时总是心花怒放，情绪十分高昂。
高中毕业时，班上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2是我）（1952年）
我经常爱唱的两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和“太阳下山明天一样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春天一样的开……”那时，同学们传看的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形象从此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了我一生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书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成了我一生做人处事的座右铭。
高中毕业，共和国成立还不久，那时，我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怀着满腔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五门功课494分的高考成绩（中南区第二名），选取了上首都北京，入名牌大学清华，选择高精技术飞机制造专业。但在9月28日《长江日报》公布录取名单时，我却被录取在北京航空工业学院。
1952年过了国庆节，我来到久已向往的首都北京。当时，北航并非名牌大学，而且严格说来，北航还未诞生，校址暂附设在清华大学。我去到清华园报到注册，开始了我意义非凡的五年大学生活。当时我胸前佩戴的是清华校徽（2811号），手上持有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证（学号52247）。
在清华园的时间，长达1年多。这时国家正在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将各大学的航空系集中起来，成立两个航空学院（分别设在北京和南京）。这期间，我参加了1952年10月25日在原北京工业学院礼堂举行的北航成立大会，后来又出席过在一大片庄稼地里举行的北航校园兴建奠基典礼。直到次年深秋，我们才搬进北航自己的家，胸前佩戴上了北航自己的校徽（图形为我班李正荣设计）。
那时学校还是一片工地，刚盖好两栋宿舍楼，所以，我们在工棚中上课，在露天里就餐，而洗澡、看病还是离不开清华。那时候所谓红色航空工程师的摇篮——北航的创建初期，教学和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也正因为如此，培育了北航人的一种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勇于拼搏的品质。
业（195）在教学
同班同学在北航操场上停放的米格15飞机前合影（后排右2是我）
2002年10月，我参加了北航创建50周年庆典。在母校的所见所闻，让我惊叹不已，50年前的那片庄稼地，已经变成了焕发着无限生机与活力的美丽校园。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辛历程，北航由原来默默无闻变成了今日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它培育了8万多名优秀的青年学子，奋战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尤其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导和技术骨干中，他们占有着极大的比重，对我国航空和航天事业的腾飞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那一天，我们小班有十几位同学回到母校，久别重逢，感到十分亲切和特别高兴。我们30多位同学中成为院士的就有2人（北航钟群鹏，南航陶宝祺），大学校长1人（叶家康）。尽管每人的机遇、岗位、职务等有所不同，取得的成绩也有所差异，但可以告慰母校的是，我们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得十分出色。
1957年大学毕业，我被选派到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成立五院是我国为了准备研究和制造尖端武器导弹，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院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副院长。
到五院后，先在集训队学习2个多月，学政治，学军事，也学技术，由钱学森亲自给我们讲“导弹概论”。结业时，我们60多名学员集体参军。接着，分配我去到一分院二室。到了那里，还是学习。
1958年3月，一分院送我和另外4人（陈怀瑾、戚发韧、戴晓林、文辉曦）去大连解放军俄文专科学校的留苏预备班学俄语，准备随后送去苏联导弹研制机构深造。但3个月后，因中苏关系破裂，院里原计划改变，通知我们返京。
这时，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选调一批技术骨干支援导弹事业，我刚从大连回到北京，便参加这项工作，跟着两位老同志，去了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碾子山等地选调干部。我深深感受到了各地兵工厂对导弹事业的大力支援，中央给下达的每一个指标，他们总是提供几十份档案材料让我们挑选。
接着，分配我到一分院二室，当时在长辛店，全室不到20人，除政委闫玉瑚，主任屠守锷，工程师李绪鄂，秘书刘平外，就全是我们这些56、57届毕业的大学生了。到了长辛店，便参加教导大队，学习“1059”导弹勤务指南，由苏联P-2导弹使用部队的军官们给我们讲课，士兵们给我们做示范操作演习。
不久，中央又决定将三机部的211厂划归五院，于是，我们在1958年的秋天，由长辛店迁入南苑。这时，一场热火朝天制造导弹的战斗正式打响了。当时分两个战场，一个是在211厂区东面原五梁庄的一大片庄稼地上，按照苏联设计的8102工程图纸，大兴土木，昼夜不停的抢建研究、设计、试验的大楼和营房；一个是利用211的原有厂房设备，在苏联几十位专家帮助下，按P-2导弹的全套设计、施工图纸，因陋就简、日以继夜的制造我们自己的第一枚导弹“1059”。
当时，结构强度室在试飞楼办公，利用一个机库做试验，什么设备也没有，我们只好凭着满腔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机库高度不够，就用向下挖地坑的办法解决；没有压床，就设计加力帽、承力座和多个作动筒构成自身平衡系统，以完成部件大吨位的轴压试验。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对仿制导弹还一窍不通，又正遇上全国“大跃进”、“浮夸风”的灾祸，我因缺乏营养和劳累过度得了浮肿病。所以当时无论工作中还是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难，绝对是一生中遇到的最多、最大的时刻。但那时也是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最真、为祖国航天事业献身的干劲最大的时刻。
随着1960年11月5日这枚导弹在酒泉试验靶场的发射成功，我被授予“1059”工程师的职称，并任命为研究所计划科副科长。过了1年多，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又任命我为一院五所科学技术处副处长（没有处长）。
“文革”期间，我遭受到强烈的冲击。不仅是干部下台靠边站，不仅是送去学习班背“语录”和绣毛主席像，也不仅是下放五七干校去盖房子、种水稻和烧砖窑，而是有人曾认为我是历史反革命，对我进行长达1年多的隔离审查。原因据说是红卫兵在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家抄家时发现了一份“中华民主共和党”反动组织名单，我是“党的副主席”，并且在一旦推翻国民政府后，内定我担任新成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副总统同时还兼任总理。真是离奇，我哪里有那样大的能耐？一个未成年的初中学生，居然就做上了一个政党的主席。再者，既然目标是要推翻反动的国民政府，这和我们共产党志同道合，怎么能扣上反动组织这顶帽子呢？这种不顾逻辑的荒唐，真使人啼笑皆非。这也只有在“文革”时期才可能出现的“奇闻”吧。
对我的政治审查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告终后，院里将我从五七干校调回，任命为院规划处处长。“四人帮”一倒台，所里急需用人，再将我调回去，升任副所长。
80年代初，在我国研制第一颗通讯卫星331系统工程中，我任其中强度环境工程总调度长，荣立二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