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红山河”三个字的时候，想到的是喀喇昆仑那首打油诗：
神仙湾站过哨，
红山河睡过觉，
界山大坂撒过尿，
四个点位里，除神仙湾外，另外三个点位在同一片地区：新藏公路上的新疆西藏交界处。昆仑老兵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甜水海到多玛。甜水海到多玛（海拔4275米）283公里，中间要翻越海拔5100米界山大坂进入西藏。从甜水海兵站到多玛兵站，穿越死人沟，途经红山河，遥望班公湖。因为是无人区，因为海拔高，因为路难走，因为没有植被，被视为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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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冒充昆仑好汉，我和白战胜等人到班公湖里趟了趟水
红山河在地图上有名字，是因为这儿设有新疆军区的一个机务站，海拔5060米。不如神仙湾高，但是气压特低，一般人在这里睡一晚上就会终生难忘，因为你会头疼欲裂，甚至比爬神仙湾哨楼还难受。标志新疆与西藏交界的界山大坂石碑原来在他们西边，他们算新疆人，后来石碑挪了地方，他们又成西藏人了。![]()
海拔5060米的红山河机务站
不过我看见红山河士兵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们灿烂的笑。不问你干啥来了，不看你军衔高低，只是从心的深处荡出笑来，一波一波，能把人的眼泪笑出来。虽然缺氧使人记忆力下降，他们却把每一个曾经光顾这里的人和动物牢牢钉在心里，哪怕是一只小鸟和一只死去的小兔子。我们的车滑进红山河通信机务站时，老兵孙合合正在洗衣服。他惊喜地嘿了一声:“这不是张林吗？你又来啦！”这声熟悉的问候，使我放弃了男人间的那种拘谨，上去搂了一下他。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志愿兵在两年之后还认得你，这份情意并不是哪儿都有的。孙合合十七岁上昆仑，那年三十整。看模样，除了嘴唇紫点儿，别的没毛病。他说：“昨晚头疼，睡不着，看了一夜足球，头更疼了。哎呀呀，我对昆仑山由爱变成恨了。虽然它让我这个普通的大头兵上了两次电视。“我今年就要转业了，我想好了，走的时候，就跪在红山河门口，给昆仑山磕三个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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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进屋，斜刺里急急飞下的雪片包围了我们。雪片落在地上，并不融化，马上积累起来，也就眨巴了几下眼的功夫，天地皆白。这地方唯一能使我们想起正身处20世纪90年代的东西，就是从红山河伸出去的电话线。这条连接新疆与阿里的军用电话线，不知道已经救了多少人的命。红山河的通信兵们除了查线接电话，便是救人救车。专门到这里等我的通信总站韩书军副政委为表示重视，特意在机务站门口挂了一条红布横幅，上书大字“热烈欢迎军区首长来我部检查指导”。这条标语把我越级提拔成了军区首长，按新疆话说就是“大卡特儿”。可惜此地风甚是猛烈，竟将这横幅齐齐斩断，上面的字变成了“欢迎……来……检查……”断布耷拉下来如两条蜕皮死蛇垂在地上。韩副政委抖着手说：“瞧瞧，瞧瞧，这是什么鬼地方！想热烈一下也热烈不成。”我说：“也好也好，省得让人看见说我冒充军区首长，也免去了一来你这儿就做检查。”韩副政委说：“这就是喀喇昆仑山上最难睡着觉的红山河！不如神仙湾高，但是气压特别低，周围的大山都在人心上压着，喘不过气。不过话说回来，这地方要搬到北京，那可是一块宝地。你看这雪山这湖水这草地，多美！”韩副政委是京城周边的人，所以这么说。“在这里睡过觉的最大的官是个副处长，头痛恶心地折腾了一夜，早上起来铁青个脸，一句话不说，一口水不喝，坐上车就跑了。要不，咱俩今晚下个死决心，睡他一夜?”韩副政委不怀好意地对我实施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攻势。我头疼得要炸，正一圈一圈悲壮地往头上缠背包带。而这小子已在三十里营房住了半年多，对高原相当适应了。我岂能跟他使性子逞英雄拿生命开玩笑？前不久，比我大不了几岁的西部文艺评论家周政保在比这里低800米的多玛睡觉，半夜里口吐白沫，两眼上翻，浑身抽筋。要不是同行的周涛老兄及时把氧气插进他的鼻孔把糖水灌进他的喉咙，一条命或许早就跑到爪哇国去了。我盯着韩副政委那半真半假、严肃不足狡黠有余的眼睛，假装慎重思索一番说：“我特别想在这里与战友们同甘苦共患难品味艰辛，写一篇能得诺贝尔奖的文章。但是，采访任务很重，偷个懒儿在这儿一住，就打乱了整个计划。再说了，人家多玛兵站还等着我们哩。”“那没事，咱搞通信的就这点方便，我一个电话他们就不等了。”“别价别价您呐，你就甭费这个心了您呐，采访行动是不能轻易改变的您呐。”红山河的兵们除了执勤的，有的在打电子游戏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看录像。他们有一盒1988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带。那一年，有几个从广州、南京分来的通信学院的学生官，他们都是主动申请来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可是，壮怀激烈人人献花锣鼓欢腾之后，漫长的苦焦寂寞孤独和死一般的安静可真不是滋味儿。他们不甘寂寞又不能不寂寞，直到寂寞得心疼如针扎刀搅。几个人私下里商量，男子大汉还得顾个脸面顾个形象，当初自己坚决要求来，如今再走后门拉关系调走，那太丢人。唯一能离开这儿的办法就是考研究生。然后把书抱上来一大堆，时间也有的是，可是缺氧，一看书，就头疼眼睛肿，还记不住。罢罢罢，认命吧。春节快到了，没菜吃了，罐头一打开，一闻防腐剂的味道就产生肌肉反射，想呕，呕而不吐，是干呕。一个姓王的志愿兵是个老大哥，娶过媳妇生过娃儿做过饭，心理素质强大。他从夏天扔出去的烂菜和垃圾里刨出了四五个木乃伊一样的干萝卜，用水泡上，泡胖了，切成丝，包包子。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线是守山兵们的感情线。教导员范三文抓过听筒，里面是女儿的声音：“爸爸，我给你捎去了一只小白兔，你看见它了吗?”范三文当然看到了，那是只白兔的尸体，蓬乱的白毛在山风里瑟瑟地抖，它可怜的样子让三文想起女儿被人欺负时的哭泣。他想把话岔开，女儿却不停地追问，声调儿都变了。三文吭吭哧哧半天才说：“海拔太高，兔子……牺牲了。”女娃那边一听就哭了：“爸爸、爸爸，我想你，你快回来吧。”大年跟前的兵们，大学生军官本来感情就脆弱，这会儿打了半天旋儿的泪珠子就“叭嗒叭嗒”朝下砸开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然而包子并不少吃，那是他们今生最难忘的美味饭食。![]()
官兵到三公里外的湖中砸冰，拉回去当生活用水
忽然想给中央电视台打个电话，明知道打这电话不会改变命运减轻不了痛苦，还是想打。也许没有谁想知道西天之上的大雪山里住的几个兵是啥样子，但还是要打，就想让他们知道，这几个兵守在万把平方公里的无人区里，也和他们一样有血有肉想爱别人也想被人爱，个个满腹经纶要想发财也不是不可能。这个电话通过军队线路，一路绿灯打到CCTV演播室，发送了一份给全国人民拜年的电报。主持人赵忠祥拿上这份电报在晚会上念了。那时候机务站还没有电视，一个北京的女通信兵用又脆又甜的声音通知了红山河的学生官们：“你们是红河机务站吗？”指导员周世辉判断这个所谓的“红河”就是他们机务站，一个鲤鱼打挺跳上桌子跳起了迪斯科，把一块玻璃板踩成了玻璃渣。周世辉面对我不解地说：“赵老师念人民日报社论都不会出错，为啥偏偏把这么重要的‘红山河’念成了‘红河’呢？”他红着眼圈，攥着拳头，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吃罢饭就开始采访。因为一路上听兵们讲“大机关的人连吃饭拉屎都吸氧”的笑话，怕落下笑柄，从不敢公开吸氧，只敢在晚上偷偷吸两口。这也算视荣誉高于生命吧。虽然带点弄虚做假的嫌疑。被疼痛霸占的脑袋实在想不出什么问题，只能尽量仔细地把他们的谈话记下来。因缺氧，说话不能太复杂，副指导员郭华被简化为“副指导”，他每说一句话就笑笑，让人分辨不出他讲述的是苦难还是欢乐。“说啥呀？山里人记忆力很差。我有次探家走到乌鲁木齐，往连里发电报，咋想也想不起连长的名字了。他妈的，在一个屋里住了一年，咋能想不起？我一赌气就狠劲想，过了半个钟头，我终于明白这是瞎使劲，幸亏我还记得我是几连的，就在电报上写了个九连连长同志收。“我刚从广州通信学院分来时，先到乌鲁木齐报到。那位管分配的老兄不知是开玩笑恶作剧还是怕说了实情我们不来，只说把我分到库尔勒了。我问，库尔勒在哪儿？‘出门坐公交车三站就到。’“我坐了三站车下来，以为到了，一问才知道这是库尔勒驻乌鲁木齐招待所，库尔勒还远在300多公里之外。我坐车到库尔勒，又说在喀什，再坐1000公里车下来，又说还得去叶城。又跑几百公里到了叶城，指导员来了，挺热情的，说我等你们这些新生力量好几天了，你们不来，我们老家伙走不了哇。快，车在外边。“我带了不少东西，光书就一麻袋，心想通信连的车起码也得是个军用卡车吧，哪知出车站一看，竟是一辆毛驴车。”![]()
前左红山河指导员孙启超，前右副指导员郭华
郭华点上一支烟，笑笑：“我上山头四个月没抽过一根烟，本来缺氧再抽烟对肺更不好了，可是后来不行了，烦躁。就跟上战友们抽烟，镇定神经。“连里把我分到了红山河，这才是我分配的终端。我是坐大卡车爬大厢板上山的。当时，心里不是滋味儿，咱自愿申请到边疆，多苦都不怕，何必一站一站折腾人？后来听说还真有跑的，啥都不要了，只要让回去就行。管分配的人也难呀。“麻扎大坂修路，堵我们37个小时。8月份我一壶开水冻成了冰疙瘩。我毛了，沿着堵车的队伍往前走，扒民工的车上山来了。“我们用打扑克的办法对付寂寞。我上山带了一箱子扑克，大约40多副，现在都打烂了。我们把几副牌合一块打，最多一次打十副。还有的干脆一人背一挎包牌，星期天早上起来开始起牌，到决出胜负，该吃晚饭了。我当副指导，还要求大家寓劳于乐，谁输了去搬一筐取暖用的焦炭。几个小时就是一堆。焦炭在山下是炼钢用的，在我们这儿半天煮不熟一锅米饭，缺氧。“山上干活是绝对平均主义，不管干部战士志愿兵，一视同仁。做饭一人做一个月，摇发电机大家排好队挨个来。”郭华拍拍无线电技师蒲继科的肩，“这兄弟蒸的馍馍酸得很，问他放碱没有，他说放了一大把。结果再蒸，还酸，弄得大家一个月没吃上馍馍。我去接班了，一看，你猜他放的啥？淀粉！“发电机是我们机务站的心脏，没有电就不能工作，可那家伙同样要吃氧气。特别是冬天，它死也不着。我们用喷灯在下面烧它，然后全站同志轮流摇手柄。拼命摇两下赶紧跑出去喘气，那感觉真是撕心裂肺，人憋死前肯定是这滋味。摇了半天还不着，我火了，拼命快摇几下，这可了得！机器没发动，我当场吐了两口血。大家说，副指导你安息啊，你留下的艰巨任务我们顶上去。我也只好回屋安息。可转头一看，咱用两袋面跟老乡换来的羊又跑啦。全连一个多月没吃上鲜菜，你再一跑不是要我们的命么。我使劲追呀，一共摔了28个屁股墩和狗吃屎和大马趴。一个兵跟着我追，被一阵风刮翻倒了，打了四个滚。“羊追回来了，我难受极了，耳鸣得隆隆响，躺在床上问蒲继科：‘外面汽车来回转啥哩！’‘哪儿来的汽车，是风！’“半夜里我坚持不住了，大喊，我活不了啦，快救救我。没想到蒲继科还幽默咧，我救不了你，我也不比你强，自救吧你。输了一夜氧，我今天才有可能坐在这儿给你提供素材。”蒲继科眼睛很大，他挤眉弄眼地指指陈华说：“咱副指导一年多没休假了，指导员老婆要生娃，他把假期让给指导员了。因为指导员说，现在的女人生娃一辈子就那么一次，我一定要回去看一下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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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务站方圆20公里，除了红山河机务站的8名官兵外，就是这家牧民了，依从度高，很亲切
后排左起：杨永辉（油机员），庞海军（驾驶员），寇军强（排长），蒲继科（时任排长）
“指导员走时还逗我俩玩儿。他说，我感到很幸运，上山时婚也结了，小种子也给老婆种上了，符合优生优育的要求，你们这俩童蛋子就不太美气，上山一呆，以后制造生命的那玩意质量就不高了。“我俩就还击他，嫂子咱也见了，实在是大众化了一点，眼睛小了一点，眼镜片上还大圈套小圈，估计您那娃儿质量也高不到哪里去。“5月16日，嫂子生了。9点40分娃娃落地，10点20分指导员就给咱们写信，说是母子平安，娃娃眼睛很大，很白，哭声嘹亮，质量上乘，请副指导再咬牙坚持一段，马上回来请客。我们发现他犯了常犯的毛病，抓不住重点，一封信从头写到尾也没有说娃娃是男是女。“指导员儿女情长，爱老婆爱得太深，所以在这无人的大山里也要不断地倾诉。结果他的恋爱季节爱情故事淅淅心雨，我们分别都听了几十遍。每次闲下来，他刚一张嘴我就打断他，指导员你起个头，我给咱接着讲。像歌咏比赛上起歌一样。后来他改变了战略战术，比如，喝水时他会突然说，哎哟，这个杯子太像我结婚时买的那一对了，那是在县里最大的百货公司买的。于是，故事又开始了。我们起哄，不听这些，要讲就讲隐蔽战线上的斗争，黑暗之中的摸索，端起钢枪的故事。指导员就笑，这些事儿不讲，讲了你们日后的体验就不深刻啦。”与蒲继科的乐观相反，司贤宏愁眉苦脸地强调痛苦的感受：“我上山时颠得肠子肚子拨浪鼓子全乱了套，不喝水光吐水。脑袋胀得像个充气过多的气球，每走一步都可能爆掉，光想拿个砖头把它砸开撒点气。我在机房里拧一颗小螺丝钉也得喘几口气。”司贤宏在一个零下40度的冬夜接到电话线短路的通知，他带上两个兵，开吉普车去查线。“我们能开动的地方就拼命开，雪厚的地方就挖雪开路。一跌一爬地走了20多公里，天已大亮了。一看，两根电线之间搭了一根铁丝。谁这么损呀？“这是一个叫狗子的地方卡车司机干的。他的车坏了，为了不被冻死，想了这么个损招。我们三个当时身体冻成了三根冰棍，心里的怒火却冲破头顶，想一脚把狗子踢死算球了。可再看他鼻涕眼泪一块顺着又紫又肿的脸往下流的样儿，又心软了。狗子说，大哥，我违犯了你们的军纪，你逮捕我枪毙我都行，先叫我吃点东西，我快饿死了。再看狗子那车，大厢板和轮胎都叫他卸掉烤火了，整个儿成了一堆废铁。他不这样恐怕早冻死了。“拉上狗子往回走，不料我们的车也坏了。20分钟没修好，水箱就绝望地冻瓷实了。”“电线杆上的沥青冻得比冰还滑，用脚扣上不去，只好搭人梯上。电话是打通了，但是救兵至少要走10个钟头。那时候我们早冻成僵尸了。吉普车也没有大厢板可烧，这可咋办？我决定搞个科学试验，看汽油能不能取暖。还行，因为缺氧，汽油在桶里像白酒一样静静地燃烧，一点爆炸的意思也没有。汽油烧完了，我们又开始烧皮帽、坐垫，马上就要陷入垂死绝境了，阿里军分区一辆吉普车穿过风雪出现了。我们像三截黑炭一样从破车里滚下来求救。那车里下来一个干部盯上我们看了半天，你们他妈的到底是不是解放军(我们的领花肩章早被黑烟糊严实了)？我说，对天发誓，绝对是革命战士阶级兄弟，话没说完屁股已拱到车里了。那一会儿，打死我我也不会下车。“我们有个兵叫卢志成，也是车坏在雪地里了，他竟离开了车往回摸，半路上冻迷糊了，像鬼打墙一样围着松木布措湖转。等几天后找到他，他的脸已被乌鸦啄得不成样儿，双脚跷得高高的，像竖起的潜望镜，等人们来救援。“我们回到红山河，狗子一口气吃了28个馒头。我奇怪，都说饿狠了的人猛一下吃多会把肠子撑断。人家狗子那肠子咋那么结实呀？”红山河人在这万余平方公里的无人区里顽强地活，栽红柳死了栽骆驼草死了，却把一批批的人救活了。他们说全凭了这根电话线。在没有电话线的地方遇险，天王老子释迦牟尼也没法救。阿里军分区的两个司机迷失在没有电话线的山里，6天6夜没人来救，靠水箱里的水煮着吃了一个篮球才保住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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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柳军和摄像师老刘打住话头，让他们去拍查线的镜头。这地方有全世界最高的电线杆。孙合合说，山高人为峰，站在五千多的地方看电线杆，还是三四米高。但是你想往上爬就有事了，有一回也是记者来，让我连上两次，下来当场吐了一口血。这句话，把柳军和老刘吓住了，开始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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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连长王自德说了句没事，然后把皮大衣、皮帽穿戴好，拿起圆珠笔在桌上的《参考消息》报屁股上写了一行字，然后工具一背，头一摆:“走!”带着孙合合走了。我凑到桌子跟前一看，那行字是：“王自德烈士永垂不朽!”
新建的红山河机务站，条件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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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德后来没能如愿当上“烈士”，活得还挺欢实。2003年转业回了河南老家。转业前他当过副营长、装备处助理员。转业后他在新乡市当警察，在一所监狱工作。现为一级警督。穿上警服，自德成了老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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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功臣、昆仑卫士孙合合转业到陕西临潼后因企业倒闭，活得艰辛。接到我的电话，他第一句话是，我想死部队了，做梦都是又上了昆仑山。我逗他，是不是临走时忘记给昆仑山磕那三个响头啦，山神爷爷不高兴了。他说：“唉呀呀，没有磕，忘了，食言了。”孙合合的故事我会专门另文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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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韩祥民（阿里军分区通信参谋），郭玉堂（南疆军区信息化处驾驶员），王建林（阿里军分区通信科科长），蒲继科（时任南疆军区信息化处处长），李传峰（南疆军区信息化处工程师），郗涛（南疆军区信息化处参谋）大眼睛的蒲继科是甘肃人，他提升为南疆军区信息化处长后，于2017年10月转任阿里军分区改则县、革吉县人武部部长，2019年5月退休，现常住乌鲁木齐。副指导员郭华，当营长后因为一次责任事故受到处分，降级降职回家了，后在家乡自己创业，据说过得还不错。诚邀我在红山河睡一晚上而被我以种种理由推脱的副政委韩书军从墨玉县武装部政委位置上转业到河北高阳县任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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