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卫（周卫国）：我的“十一”情怀——十一学子忆当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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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追忆往事，心里有不少遗憾和苦涩，但也有一些幸福的记忆，十一小学的六年生活就是其中之一。这六年我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也获得不少终生受用的教益。

十一小学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巩固新生政权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建立的。为解决大批军队干部子女的上学问题，由总干部部筹建了这所中央军委子弟小学，因此，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学校领导及老师的配备，无不体现出对开国军队干部后代的关怀和照顾。

花甲之年，回忆在这相对封闭和优良教育环境下度过的童年以及对人生的影响，并与同学们交流，确实是非常有趣的事。

“十一”给我

欢乐无忧的童年

“十一”生活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但我还有更特殊的感受，因为我入校时父母即入藏（平叛前），上学六年基本上远离父母（北京只有年迈的姥姥），童年的幸福感与“十一”联系的比重更大。

我清楚地记得，最初上的小学是地安门东楼旁的街道小学。因父母进藏，开学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下午，爸爸没说任何原因，带我乘公共汽车去了十一学校。到校时小朋友正在吃晚饭，爸爸带我径直走入食堂，把我交给一位女老师，便离去了。老师找了个搪瓷碗，领我和小朋友一起吃饭……

以后怎么回事我全不记得了，反正我又像上军委保育院那样，周六下午乘大轿车回家、周日下午在地安门东楼前乘大轿车离家返校了。以后，我姐姐周小燕、弟弟周小林也先后转入“十一”。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父母撒手不管三个年幼的孩子，让他们过寄宿制生活，是够“狠心”的，同时也说明父母对“十一”的信任。

一个周末父母从拉萨打来电话，我们在地安门东楼等了半天，才等到电话接力传过来的声音：“爸爸妈妈很想你们，你们想不想爸爸妈妈？”我不懂事地说了声“不想”，不久线路就断了……

稍大点儿，感受了父母回京带来的喜悦后，平时看到其他同学更多地享受到父母的关爱以及周末回校听到一些同学大聊随父母去八达岭、看《地雷战》等，偶尔也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酸涩，但很快心里就平静了。因为在“十一”，生活是欢乐无忧的，优越的生活环境、宽阔的活动空间、和蔼可亲和谆谆善诱的老师、天真无邪和共同生活的同学、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尽情的捉迷藏和各种球类活动、欢欣喜悦的新年联欢会等等，一切都是那么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虽然远离父母，但六年中我没有受过欺负、没有打过架、没有掉过泪，也没有任何学习压力，记忆中更多的是高兴地玩耍。

几十年过去了，体验了人生的许多烦恼之后，再回想那没有任何忧虑和委屈、充满欢乐的童年生活，倍感幸福和留恋。

“十一”给我

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今天的孩子，学习上承受着各种压力，而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学习的压力，也不知什么时候产生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上“十一”后，我先分在一班，坐在一班的后排，也记不清学了什么，但记得一班的同学画红旗的作业特别吸引我，于是上课时我掀开课桌盖板，伏在桌箱内学着画起红旗来了，直到老师走过来提醒，我才明白上课要认真听讲。

我在一班不到一个月又转入二班。在二班，我的算术最初是怎么学的，也记不清了。我不记得父母进行过学前辅导，只记得姐姐周小燕上一年级回家，曾在纸上写出“1＋1＝ ”的题，叫我添答案，我照着描画出“1＋1＝ ”，又交给她。

二年级的一次算术测验，我得了满分，长辫子的算术刘老师特别地表扬了我，给我别上一枚印有苏联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姐弟少年时照片的像章，发给我一张奖状。我双手举着奖状站在全班面前，觉得很不自在，但这以后我不知不觉萌发了算术作业、考试不能落后的潜意识。

以后杨筱文老师的算术课，我受益匪浅。她讲述她以前所教的海军干部学员认真补习文化的故事，他们的学习成绩用杨筱文老师的四川话讲是“特优、特优”。她的教诲不仅当时激励我认真学习，而且至今铭刻在脑海。杨筱文老师的速算课我特别感兴趣，每当她举出题板，我都积极抢答。再往后，做算术题成了一种乐趣，我解应用题的信心也越来越强。八中的录取成绩好像是语文、算术平均94分，我敢肯定小学毕业升学考试我的算术成绩近乎满分。

我的语文，除汉语拼音，没有任何强项，特别是作文，最初，完成假期作文比想要生病还难。好在“十一”教育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大傅（男同学对班主任、语文老师傅静山的别称）在六年级的突击训练，帮了我毕业升学考试的大忙。

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对于经常受到“十一”革命传统教育、时事政治教育的我，总能联系考题说出一些似懂非懂的道理，但作文不是喊口号，道理要与叙事行文巧妙结合。亏得大傅让我们写了各种题材的作文，我的一篇不成功的作文还被大傅不点名地在课堂上进行了分析。经过大傅的“点拨”，当我拿到考题时，甚至有“正中枪口”的感觉。我记述了父母的革命人生，他们对我的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艰苦朴素教育等，最后落脚于当年“十一”教育的“绝不让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梦想变为现实”。我不知道最后的判分是多少，但我知道这是我考试中最有话说、并顺利完成的一篇作文。

考入八中对我无疑是一种心理激励。经过“文革”辍学和十多年军旅生活，我在未受过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情况下，敢于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重要的心理支撑之一就是当年曾受过优良的教育。为此，我要感谢“十一”母校和各位启蒙老师。

此外，我还要感谢李鹿鹿（李韧）同学的“启蒙”。四年级时，他在铁攀登架上展示了一个活动矿石零件和耳塞机结合的奇妙效果。从此，我开始了做矿石收音机及晶体管收音机的过程。以后，我还“启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冯星星（冯欣，后为美国数学教授，现已退休）。文革中，大人搞“路线”，我在搞“线路”，直到当兵。要不是文革，我肯定会以理工为发展方向。虽然今天看来，当年玩的那些玩意儿太原始，也未成为以后专业的起点，但经过专心致志的鼓捣，培养了细致观察事物和认真钻研问题的性格，这让我终生受用。

我们班的“硬骨头小组”(右1是我）

“十一”给我运动素养

和不屈不挠性格

低年级的我因为瘦小、内向、腼腆，游离于班里男生核心集团之外，但由于我课余玩儿命地踢球、捉迷藏，跑得比较快，四年级体育课测验跳远时，在二班男生中名列前茅，因此被体育老师杨鹤龄吸收进新组建的田径队。一起参加田径队的还有一班的董凤虎、袁赛虹等等，从此，我吃上了体育训练的“小灶”。经过训练，虽然我的跳远成绩有很大提高，但由于发育晚、个头上不来，成绩进一步提高遇到瓶颈，不久被后入田径队的、蹿了个儿的谭笑林超越。

后来，杨老师决定以田径队我们年级的男生为主组建足球队，我被确定踢后卫。我虽然战术意识和球技欠佳，但随着踢球经历的增长，我的抢断意识越来越强，只要对方带球到跟前，我绝对不让球过去。六年级时男生中普遍开展的篮球运动，又进一步提高了我的运动技能。

两年多的训练，为我的体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十一”崇尚体育竞赛的氛围，也强化了我的运动爱好和在实力比拼中不屈不挠的性格、竞争意志和自信心。

进入八中后不久，我就成为足球场和篮球场上的强者。八中的运动场地明显比“十一”少，它主要是校队、高年级学生和体育佼佼者的“舞台”。由于我入选足球队，在篮球场能与高年级同学比拼，因此“体育生涯”在初中时得以延续，“文革”逍遥期间就更不用说了。

不到十七岁，我参军在野战军当步兵。由于在“十一”奠定的运动基础和近十年的体格锻炼，面对繁重的训练、生产劳动，甚至一百八十里的昼夜强行军，我毫不逊于农村兵，而且军事技术掌握得更快。完全凭个人的表现，我十八岁入党，十九岁提干；后成为团里的军体参谋、军分区篮球队的领队；三十九岁时，作为主力后卫，带领研究生篮球队勇夺中国人民大学各系联赛第三名；至今，我还像年轻时那样骑车、游泳、甚至坚持做一些单双杠练习。

“十一”开始的体育锻炼，帮助我茁壮成长并战胜许多人生的困苦，在体育竞争中形成的不屈不挠的性格支持我实现人生的追求。能享受到体育锻炼给予的人生乐趣，我要感谢“十一”和杨鹤龄老师的“关照”。

“十一”给我

天真无邪的童心

在“十一”生活的年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是世风纯朴、助人为乐的年代，是学习英雄模范的年代。而“十一”的教育更是纯而又纯，除了革命先烈，还有向秀丽、刘文学、徐学惠、王铁人、欧阳海、雷锋、焦裕禄等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至于我的身边，是可敬和可信赖的老师，是朝暮相伴、心地清澈、无利益纠葛的同学。在这种纯洁、清一色的环境中，我毫不怀疑所受的任何教育——相信今天要好好学习，明天要做革命的接班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相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的行为准则。至于有什么矛盾，那完全是外部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为。当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我的邻床、林月琴校长的外甥林明及时向我透露了“消息”），以致两党公开论战，我虽然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委，但我相信我们党和国家是正确的。

俗话说“三岁看大、八岁看老”，现代科学也肯定小时候的行为表现、智力发展和习惯态度对人一生的重要影响。我在“十一”近乎封闭的环境中度过了完整的童年，受到连贯一致的教育后离开“十一”时，我怀揣的是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这颗心影响了我后来的视世和处世。

由于在纯洁透明、没有生存压力的环境下生活久了，进入外部世界后，我明显不习惯。一方面，不习惯为了生存学习算计和不择手段地钻营，甚至明知吃亏也不愿学；另一方面，不习惯社会的“色彩斑斓”，表现出“弱视”——对许多社会现象不理解、缺乏应对的思想准备。

上了八中，我才知道同学、老师的社会背景与“十一”有多么不同；当了兵，才知道心目中的老领导、老班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遇到委屈，才知道天下还有不公；工作单位调动多了，才知道许多丑陋社会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世面见多了，也才知道过去那种非黑即白、矛盾来自外部的观念是多么幼稚……经过十年文革，历经长时间的迷茫和困惑，我才终于明白我们的社会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许多阴暗面是客观存在的；也才明白我们的党甚至伟大的领袖也会犯错误，甚至是历史性错误，任何社会理想都免不了“乌托邦”的成分……

可以说“十一”的集体生活和身体锻炼使我能较快承受人生的躯体之苦，但“十一”过于单纯的教育使我很长时间不能摆脱心灵之苦。为根本澄清长期的困惑，我报考研究生时选择的专业是研读共运史（侧重苏联政治）。学习使我明白了许多，但也不能不留下遗憾——为解决“弱视”的缺陷花的时间太多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十一”给我

生活的“另一半”

我和我的另一半——郭梅

今天人们把夫妻称为伉俪。其中“伉”字是对等、相匹配的意思，“俪”字是指夫妻。我和小学的班长郭梅结为伉俪，也是由于“十一”情缘。

上“十一”时，郭梅是中队长，我是小队长，虽说职务差距不大，但心理上差距很大。在郭梅眼里，我是“不起眼的小个儿”，在我眼里，郭梅是高个儿、严肃的班长，我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长大不可能“伉”起来。在我的记忆中，我俩小学六年没有单独说过话，四年级暑假的一次不期而遇，还是由于她到唐双和家玩，她俩出现在地安门西楼前，而我在地安门东楼前练骑车。

我们最终走到一起，连接我们的心理因素主要是同学六年的知根知底，是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这些都离不开“十一”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是相“伉”的。

至于今天我们俩儿的关系仍存在“十一”生活的影子，她习惯于以班长的身份布置任务和教育同学——“这件事你要好好总结教训”，“这么不虚心怎么进步”。我也保留着对班长的敬畏，基本能接受领导，所变化的是，班长要经常听我发表议论。

在今天充满功利主义和浮躁心态的环境中，与一个纯洁的知音相伴，实在是人生的庆幸和安慰。愿“十一”的情结伴随我们到永远。

转自2011年10月1日出版的北京十一学校小学64届同学花甲感怀《情归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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