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冉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十一”学子忆当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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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上学到1967年文革中被迫离校，十一学校的9年，那是我60年的人生历程中非同寻常的时光。当我花甲回首，那些往事，有的还清晰，还完整，有的已模糊，已残缺，有的从模糊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拾起散落的记忆，记录一二，是对母校的，也是对自己逝去的年华的感恩吧。
记得三年级的一天，听说学校北墙的垃圾箱里有一个像特务的人，引起我们极大的好奇心，我和张珉等几个同学相约要去探个究竟。
那个垃圾箱很大，悬挂在2米高的校墙外，校墙内有梯子可上。怀着抓特务，害怕又要冒险的混杂心情，我站在梯子顶部往垃圾箱里探望。只见一个人蹲在里面低着头像在找什么东西，头发长长的像乱草。
“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他听到稚声的提问抬起头，我看清楚是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子，从没见过的阴沉的眼神挺可怕。“我饿，在找吃的。” 他的回答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想不到在新社会有人会饿肚子。
那时正值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可作为军委的子弟学校，军委尽最大的努力保障学校的伙食供给，送来北大荒的黄豆，内蒙打来的黄羊，海军打捞的深海鱼。对于上小学正长身体的我们，比高年级的同学更受优待，高年级的同学吃过从树叶里提取的“小球藻”什么的，但记忆中，我们低年级吃的都是粮食。那时，粗粮细做的碗糕，不知是掺了地瓜面还是芝麻酱的“黑窝头”，至今还是记忆中的美食；虽然米饭做成糨糨的粥，但每顿我都可吃饱，从没挨过饿（有的同学饭量大可能有过饥饿感）。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年代饿肚子的人很多，还有许多饿死的。
他意外的回答让我们把抓特务的事也忘了，怜悯心压倒了一切，大家决定从饭堂偷馒头帮助他。当时的纪律是不准带食品出饭堂，饭堂门口有值班的同学检查。为躲过检查，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把馒头藏在衣服里，弯腰捂肚装肚子疼混过检查，有的装在书包里，有的藏在袖口里。
出了饭堂，带着我们的“胜利品”直奔垃圾箱。当我们把馒头给他时，可能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他黑糊糊的脏手接过馒头，并没有喜形于色，反倒是告诉我们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当时觉得他真是一个怪人，后来想，可能是他不想与孩子们争食，或不想接受施舍。当我们再次去时，他不见了。
当时甘冒违反校规挨批评的风险帮一个陌生人，也是小小的我们怀有恻隐之心帮困扶贫的一次“侠义之举”吧。现在想来，部队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好的生活条件，唯有感恩。
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电影《雷锋》，我们学校四五年级的同学参与了聘请雷锋做校外辅导员那场剧情的拍摄。当年学习雷锋深入人心，奠定了我们做人的基本框架，教育我们“做一个像雷锋那样的人”，也是学校接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吧。
为减轻对学校教学安排的影响，尽量减少群众演员的数量，导演组选择了容量较我们学校礼堂小一半，离学校三站地的工程兵大院礼堂进行拍摄。
我校学生在《雷锋》电影拍摄“欢迎校外辅导员大会”的现场
我们年级全体同学都充当了聘请大会的群众演员，排演了半天。学校鼓号队参与了大会全景和大会主席台的几组近镜头的拍摄，排演了两天。
当时作为学校鼓号队的一员，我第一次“触电”。一起“触电”的还有同班的鼓号队队友张珉和张三明，我们三个站在最后一排敲打队鼓。我们刚开始对拍电影感到新鲜好奇，兴趣盎然。拍摄时，导演把鼓号队的指挥“大块头”王老师换成了鼓号队的一个“小帅哥”，队伍是临阵换帅，帅是临阵磨枪，结果重拍好几遍才鼓号齐鸣。一个镜头，一遍遍地重拍，才知拍电影是很辛苦并不好玩的事。
后来思思念念终于在1965年盼来电影公演，却失望地发现，我们好不容易从影一次，费心费力拍了两天的戏，在影片中仅是短暂的几个镜头。鼓号队位于前排的几个男生比较幸运，银屏有影。拍摄现场导演给我们看的回放中有我们三人清晰相貌的镜头在影片中都删减掉了，为突出雷锋形象，镜头中我们被虚化，只留下模糊不清的影像，真叫人遗憾。
学校鼓号队成员与“雷锋”叔叔同在大会主席台上
最后排左起：作者、张珉、张三明
不过参与了电影《雷锋》的拍摄，了解了电影是怎么拍的，也算有“从影经验”了，尽管这个经验一点用也没有，两天的拍摄辛苦也踪迹难寻，可此生唯一一次的“触电”，还是与家喻户晓的“雷锋”同台，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毕竟，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经历。
记得在拍摄现场，我们不知道演雷锋的演员叫董金棠，就雷锋叔叔长，雷锋叔叔短地叫他，他挺不好意思，不让我们这样叫他：“我不是雷锋，我只是演雷锋，但我要做一个他那样的人。”当年做像雷锋那样的人是一种社会风气。
拍摄间歇，我们坐在一旁看着剧组人员忙乎，有一个人好像不分份内份外，什么事都参与，颇有股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刚开始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做字幅“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道具时，听他大声喊“用马粪纸”，我们就叫他“马粪纸叔叔”，他也不生气，常和我们开个小玩笑什么的。后来知道他演雷锋的战友吴奎，叫“党同义”，名字挺有意思的，就记住了一直没忘记。他肯定不记得当年这些给他起外号的黄毛丫头了。
张珉还记得拍摄结束时与摄制组叔叔们互留通讯地址，返校后她发现借的钢笔忘还了，我陪她走了三站地到拍摄现场物归了原主。摄制组的叔叔看我们走得满头大汗，白衬衣的袖子被脸上化妆的油彩弄得一片狼藉，不忍心让我们再走回去，就用车把我俩捎回学校。当我俩站在摄制组的卡车上，听围观的人对我们指指点点“瞧，小演员”时，心里美滋滋的。这些拍摄花絮微不足道，但回想起来也挺温馨的。
小学五年级，那时部队搞大比武，掀起练兵高潮，涌现好多练兵好方法，“一帮一，一对红”是其中之一。作为部队子弟学校，老师自然会把部队优秀的经验学过来，于是，为了提高全班的学习成绩，班里也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的互帮互助活动。班主任郑淑琴老师让我与算术较吃力的一位同学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
她写算术作业遇上不会做的题，我就当她的小老师，完全是从老师那儿学来的，在她面前来个“现买现卖”。“贾老师”毕竟不是真老师，题，我虽会做，但左讲右讲，她还是一头雾水，急得我每每对她大叫：“你怎么还不明白！”可她从来没有计较过我的态度生过我的气。后来想起来真为自己当年不耐烦的态度愧疚，可她是“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没一点记恨。
其实真正该感谢的是我，如果没有当年的“一帮一”，我的功课可能学得没那么好。因为要把老师教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话讲给别人听，让别人也能明白，自己必须学得特明白才行。所以上课我学得特认真，既要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尤其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抓问题重点要点的能力，以及“能言善辩”，可能都是在给她讲题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
我已不记得在我的帮助下她的算术是否有进步，但五六年级的四个学期，我的功课门门5分，小学毕业获北京市教委颁发的优良奖状。当年我还奇怪自己的学习怎么一下子就好起来了，后来我想这与“一帮一”的互助密不可分。
记得三年级可以到图书馆借书了。图书馆是别具一格的六角形建筑，坐落在百米长的教室长廊中部，当年能拥有这样的学生图书馆的小学可谓凤毛麟角，到现在也是值得夸耀的教学设施。
六角形学生图书馆外景
学生图书馆内景
记得借的第一本书让我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原来漂亮的蝴蝶是我最恶心的大虫子变的。从此，书，看完一本又借一本，爱看书的习惯在知识的探索中慢慢养成，并伴随我一生。
那时自习课写完作业，有剩余时间就看课外书，有时看得欲罢不能，熄灯铃响后，我和另一个“小书虫”周东东就蹲在厕所里看书。后来她不幸变成“四眼”，我的视力一直是1.5，看来我的视觉器官的基因与我的阅读爱好很匹配。
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刚开始根本不知如何写，后来我口袋里装着用旧台历钉的小本子，看书看到好句子，就记下来，留意书中对人物和景色的描写，作文中加以模仿。随着阅读的增加，不知不觉，我的作文成绩上去了，六年级、初中，作文一般都是5分。一同学记得初一时全年级作文比赛我曾获第一名，对此我无印象，但记得当年语文周世烈老师带我到礼堂楼上老师的图书馆为我借阅图书，以提高我的阅读质量。真的很感谢他，可惜没教我们多久，因他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被学校调到初三毕业班任教去了。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课也不上了，高兴是短暂的，接踵而至的是迷茫和苦恼。在1968年的一篇日记里我写道：“读书，读书，我要读书，我感到知识的贫乏，可现在到哪里去借书呢？”那时最大的渴望就是读书，却无书可读。世界文学名著都成了“毒草”，国产文学作品的作者大多是“反动学术权威”，作品也被“枪毙”了，图书馆也关了门，这让我很郁闷。文革在我们最需要读书长知识的年纪，剥夺了我们这代人读书的权力，那是一场罪过。不幸中的万幸，后来我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人生的缺憾多少得以弥补。
现在书店图书琳琅满目，文革时书店主要靠毛选、马列类的政治书籍支撑门面，基本买不到想看的、喜欢的书。记得曾借到一套《东周列国志》，阅后真有知史明鉴之感，我花了近2个月的空闲时间将此书全部抄下来，那时想拥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真是不容易。
那时读书基本靠借阅，甚至是好友间的千里寄阅。觅书越困难，看书也就越着迷。只要知道自己周围有人搞到一本书，我死磨硬缠也要借到手，有时借阅期限只有半天，这么短的时间里看完几百页的书，不得不做“拼命三郎”与时间赛跑。
在第四军医大学就读时，军校管理严，晚上熄灯后只能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看到夜里一两点，甚至一夜不眠。手电没电了，就站在走廊看。有时眼睛疲劳至极闹起“罢工”，一看书眼睛就发酸流泪，无法睁开，我就闭目休息一下再看。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书，也许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闭馆的提示声居然充耳未闻，也奇怪闭馆前工作人员检查为何没发现我这个大活人，当我从书中走出来才发现早过了闭馆时间，我被锁在了空无他人的图书馆里了。我只好从图书馆一楼的窗户跳出来。幸亏无人发现，不然可能还要被叫到校保卫处问话了。
那时的闲暇时间，大都与书为伴， 1973年10月4日日记记录：“十一放假没出去，30号看了本《鲁迅传》，2号看了本《封神传》，昨天《多雪的冬天》看到今日1点多看完。如没有书做伴，三天的假期简直叫人发疯了。”那时看的书很杂，也是“饥不择食”，逮着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有世界文学名著、国外的现实主义小说、人物传记、历史、政论书籍等等。只要有书读，就觉是神仙日子。
后来当医生，我写的病历全院评比总是第一，这得益于我的作文功底吧。阅读使我了解人生百态，能更好地理解病人的心理，对我当好医生帮助匪浅，一个好习惯的养成使人终生受益。
书，作为心灵的朋友，不知陪我度过多少闲暇时光；书，给了我太多的启迪和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过程变成思考的过程，看到引起共鸣，或发人深思的地方，我会在日记里写下读后感，或写在信里与朋友们“奇文共欣赏，疑意相与析”。书中人物的为人做事、是非曲直、价值取向等引起的思考，帮我理解人生，不断反省自己，使我逐渐成熟起来，没走歪路，这是读书最大的收获。书是人生无言的老师，此话千真万确。
我感谢那座六角形的图书馆，它是我心中的殿堂。我有幸走进去，找到一个“好老师”“好朋友”，看到一番新天地。
文革时，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学校被说成是“贵族学校”“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而被解散了。如果按老百姓把“大官”看做“贵人”的习俗，说是“贵族学校”也不为过，那时的学生家长许多是开国的将军（有的名声显赫）、部队师团职以上的干部、驻外使馆的武官、革命烈士。第一任校长是长征老红军、罗荣桓元帅夫人。学校的设备堪称一流，在1952年，许多中央首长还睡硬板床时，我校的学生床是钢丝床，棕垫子，相当“奢侈”（听老校工说当年彭德怀元帅还批评过）。“大官”的孩子，“高级”的设备，也难怪被人称之为“贵族学校”。
但学校的性质，看的是教育，教育的好坏，看的是学子长大后的所作所为。当年学校灌输给我们做人的理念是：“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努力。”树立的是“接好革命的班，建设好祖国，不能让红色的江山变色”的志向。
当年每到清明，各班都会组织同学们去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记得我的少先队入队仪式是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夏娘娘墓前举行的。是让我们不忘今天的幸福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换来的，长大后要沿着先辈的足迹，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这种责任与担当，潜移默化渗入我们的血脉。
学校请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独臂将军彭少辉、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讲故事深受全国少年儿童喜爱的孙敬修爷爷等来学校做报告；那时，红军战士，江姐、杨靖宇，董存瑞、黄继光、抗日英烈……是我们心中崇拜的对象。在“长大后要做……”的作文中，同学们的理想多是科学报国，和当兵保家卫国。当年我理想的大学不是清华北大，而是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少同学都怀揣着强军梦。
当年学校为了让我们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宿舍、饭堂和环境卫生都是学生打扫，记得轮到我们班打扫宿舍楼几十米长的走廊时，我们三个同学前后相隔数步，抡开膀子左右开弓，序贯而擦，等于擦三遍。地面干净得反光；玻璃擦得光亮得如同没有玻璃；当年的游泳池是全校师生和工程兵战士动手共建的；小学时我们去学校附近的农田收过白菜，中学时去远郊的苏家坨公社种过地；要懂得珍惜粮食，吃饭不能剩饭菜，掉在饭桌的米粒要拣起吃掉；生活要艰苦朴素，谁也不为穿补丁衣服而害臊；节约用水，随手关灯，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团结互助，富有荣誉感的团队精神……这些品德教育影响了我们一辈子。记得升初中的报考志愿是我自己填写的，父母没管，寄宿制培养了我们很强的独立性。
虽说那时是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但没有人在同学中炫耀自己父母的官职，那是最被同学鄙视的“没本事，臭显摆”的“臭德行”。那时只有品德好，学习好，体育好，才能被同学看得起，这是当年的校风。
当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是将有教育能力值得信任的军人和知识分子分配给学校做老师的。那时师生之间就是简简单单的“教”与“学”，没有“走关系”“送礼”的，但在寄宿制生活中，老师对学子的关爱堪比父母，又使简简单单的师生关系情深意长。
1955年新北京十一小学全体军人教职员工集体转业合影
回顾走过的人生路，是十一学校为我们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观和是非观，那时的学校是多么阳光明媚，风清气正，我们这群“小树苗”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成长，均长大成材了！在工作岗位上不少人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有在作战、抗震救灾中立功的，也有牺牲在战场的，有获科技进步奖的，有在平凡的岗位上评为先进模范的，有工作默默无闻但也是勤勤恳恳的。我们这些学子一辈子行得正，走得直，没给母校丢脸。
现在有的学校的学生比父母的官职、比家长的汽车、比身上的名牌、大把花钱当成“有面子”，追演艺明星，心中无祖国，数典忘祖。这种分数第一，有“分”无“心”的教育与当年十一学校培养品学兼优的革命接班人的素质教育已差得太远了。
真为有幸成为十一学子而感恩。
转自2011年10月1日出版的北京十一学校小学64届同学花甲感怀《情归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