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点击↑蓝字关注我
2003年11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军委主席江泽民授予航天员大队“英雄航天员大队”称号;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称号。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所有的中国人都为我们能自力更生地把载人飞船送上太空而欢欣鼓舞,为有杨利伟这样优秀的航天员骄傲。大家眼含着热泪欢呼,雀跃。我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夺框而出,竟然失声。望着那面鲜红的旗帜,那上面有我们的血汗,有我们的风采。浮想联翩,往事回到眼前。
那是在35年前的艰苦的岁月里,在人的意志能凝聚成钢铁的年代里,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背负着民族的重托,踏上了无人知晓的铸造航天员的行程。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起始于1968年。在那一年春节刚过,来自天津滑翔学校和张家口地区的58位新战士走进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大门(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所)。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也不过23岁。这些新战士不清楚自己今后要做什么。滑翔学校来的似乎仅仅知道自己是特征兵,因为滑翔学校的学生是预备当飞行员的,入选滑翔学校时,已经通过了空勤人员体检以及政审 。他们比一般战士有优越感,畅想着能飞上蓝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工作呢?还真没有人说得清楚!
钱学森教授代表国防科委,宣布成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这会儿,我们才有所领悟,将要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了。
命令一下,全所顿时忙碌起来,似大战将来临。部队对58名新来的战士重新做了体检。除常规体检之外,又增加了超重耐力,低压缺氧耐力等等莫名其妙的体检。这次体检之后,从中挑选了27人,组建了一个排,取名为“锻炼排”。每一成员都是“锻炼员”。锻炼排就是今天的航天员大队锻炼中队的前身。
一班成员:
何瑞琴, 姜宝银,吕光照,田会来,孙振清,高绍文,孙立昌,谷印春,李树森;
二班成员:
范继营,焦蜀晋,林福,华广春,李子贵,王贯祥,杨爱民,张树根;
三班成员:
温东贵,王秋生,段秉章,李建军,王福忠,李金凤,郭宏光,王印浦。
一班和二班合影
第一排左起:吕广照、张树根、孙振清、谷迎春、姜宝银、段秉章;
第二排左起:何瑞琴、高绍文、田会来、温东贵、汪贯祥、孟庆良;
第三排左起:高占禄、华广春、孙立昌、杨爱民、范纪营、焦蜀晋。
锻炼排的任务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大家确实有畏惧情绪,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当时的航医所所长何权轩、副所长陈信、政委王旭东来到锻炼排,给我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首长们语重心长地讲起了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讲董存瑞、刘胡兰;讲个人与大局的关系;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理想等等。会后,以班为单位讨论,学习毛选,最终请战书、决心书,在一夜之间全贴了出来。
大家纷纷表示:“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活着干、死了算。”
“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青春。”
“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我愿用身体铺起通往太空的大道!”
豪言壮语,气冲霄汉。若谁还有畏惧情绪,就被当作怕死鬼,被大家瞧不起。
有了决心还不够,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除早操外,正课时间增加了体育锻炼,长跑,单双杠,仰卧起坐,长跑3km、5km,以及一些球类运动。
那时锻炼员的月津贴是6元钱,伙食费0.475元/天,这是60年代我军战士灶的标准。吃什么呢?中午有馒头、米饭,早晚是粗粮。菜是清水煮白菜或清水煮萝卜,好歹里面还放了点盐,这样的伙食对大运动量的锻炼员来说是吃不消的。主持实验的科研人员看锻炼员个个都面黄肌瘦的,耐受力根本不行,难以担当重任,便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
所领导很重视,最后决定:锻炼员的伙食标准提高到每人1元 / 天 。这1元钱的伙食标准是当时空军地勤灶的标准。这一决定对我们震动很大,在天天读和晚汇报的班务会上,大家说:“伙食费的增加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心,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报答党。”
挑战人的生理耐受极限
这是真刀真枪的真干啊!
上战场之前,我们每人都写了决心书:“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就是死了也要拿下最高耐受极限。”大家宣誓说:“不当怕死鬼,把生命交给党,由党来安排。” “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工作的座右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只要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锻炼员们争先恐后,争当第一个向极限冲刺的被试者。
首先做的是纵向的极限耐受,也就是坐姿,相当于飞行员坐在飞机座舱里。这姿势做到5个G的时候,眼睛产生了黑视。所谓黑视,就是因脑部暂时缺血而造成的瞬间失明。那是因为上半身的血液被甩到了下半身,大脑缺血所致。
为了能克服这个现象,在做纵向加速度的时候,用力绷紧双腿的肌肉,迫使血液向上流,但是,最多只能坚持到5.6个G。纵向加速度对人的损伤是很大的。为了能把耐受力提高到更大,使用了抗荷服,抗荷服能在小腹和下肢加压,迫使血液向上流。穿上这种抗G服的确耐受力提高了不少,能达到9个G,再往上提高G值穿抗荷服也不行了。这是个极限耐受数据。
在一次试验抗荷服的实验中,抗荷服耐不住压力,突然破裂,杨爱民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承受了9个G的纵向加速度。紧急停车之后,医护人员把他从离心机的轿厢里抬出来,一天的功夫,他话都不说一句,跟傻了一样。缓过劲后,问他怎么回事? 他的回答让我们不寒而栗: “ 当时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现在感到很疲劳,想睡觉。”
这一系列纵向加速度实验所获得的结果不仅为我国的载人航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也作为设计标准,列入我国高速歼击机飞行员的防护设计的国军标。
纵向加速度实验给我们的感觉是:这活不是好玩的,稍有闪失小命就玩完。怕归怕,畏惧情绪也可能有,工作还必须做。
纵向加速度试验做完之后,接着是横向高G值的耐受实验,也就是卧姿。实验开始了,李树森第一个上。离心机马达轰鸣,轿箱飞速地旋转起来,大家的心随着马达的鸣叫被揪得紧紧的。6个G,8个G,加速度在不断的升高,大家的心也越揪越紧,若再提高就到了我们谁也没有体验过的新领域,就危险了。
10个G !终于提上去了! 大家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如果不出意外就表明我们又攻克了一个难关。
突然一声由高到低的鸣叫,把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离心机紧急刹车,出事故啦?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离心机方向。不一会儿,李树森被医生徐志明、杨光华扶着慢慢地回到休息室。似乎不像出了大事,我们谁也没吭声,只是走向前去把他扶到椅子上坐好。李树森说:“喘不过气,呼吸困难,胸部就像塌下去一样,前心贴到后心。脸部的肌肉直往下坠,胳膊动也动不了。脖子底下觉得憋得慌,无法呼吸。”
大家心里明白,遇到问题啦。
从医学上来讲,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一个人不行并不等于人人都不行。需要从许多的个例中,总结统计出规律性的东西。李树森之后怎么样呢? 下一个人也是同样的结果。连续做了五个,全部失败。
主持实验的刘光远教授﹑张瑞均教授等来到了锻炼员的宿舍,共同探讨遇到的问题:是锻炼员思想上有顾虑,精神上先败下阵来呢?还是在过程中确实不行呢?经过反复研讨实验过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不是锻炼员不敢冲击更高G值,而是真的呼吸困难。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锻炼排展开了“怎样克服呼吸困难”的民主大讨论,人人献计献策,发扬军事民主。经过几天的学习、讨论,最后想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变被动呼吸为主动呼吸。常人看来这是个可笑的问题,呼吸还有什么主动被动?
当10倍于体重的压力压到身上时,可以想到,出气容易吸气难。为了能掌握主动呼吸的技巧,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在胸部压上暖气片来练,怕重量不够再往上坐两个人。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方法,讲得形象些,就是躺在离心机的椅子里,呈半蜷缩状全身肌肉绷紧,吸入半口气,用剩余的半口气做急促呼吸。这个方法很奏效,在以后的试验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在七十年代初的航天员选拔中,由张树根﹑焦蜀晋做教员,教授给第一次参加选拔的飞行员,指导他们怎样耐受离心机的高极值。在那次选拔中,有一个飞行员,在离心机加速度耐力检查时,由于耐受不住强大的压力,致使肺泡撕裂,咳血了。为此,空军部队给他记了一次二等功。而锻炼排的锻炼员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休息几天,根本谈不上记功。
新一轮攻坚开始了。我们背诵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被试者镇定自若地走向离心机的轿箱,从容地坐进了轿箱里类似于躺椅的椅子。
随着马达的轰鸣,不断传来机务人员与指挥员的对话声:“6个G稳定,继续!” “8个G稳定,继续!”“10个G稳定。”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全体参试人员的神经紧张得都快要绷断了。主持实验的刘教授镇定自若地对着麦克风呼唤着被试者的名字:“小姜(姜宝银,山东人),能坚持,就发信号。”被试者不能说话,只能用按钮回答,能坚持绿灯亮,不行红灯亮。通过监视屏,看到他的面部已经扭曲了,整个头部看起来就像一个带皮的骷髅,两眼鼓突,脸部的软组织全部被压到了两腮,显然,他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控制室的上面亮起了绿灯,紧张的气氛似乎缓和了许多。“ 继续!”刘教授发出命令。
“11个G稳定。”
参试人员心都快跳出胸腔啦。记心电的,记血压的,数心率的,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继续!离心机的啸叫声更加刺耳,这声音让人听了无不毛骨悚然。
“12个G稳定!”
在这个G值下, 如果被试者有半口气没出对,就死定了。
“维持时间到!”
“下降!”
传来刘教授的命令,所有人的神经放松下来。
我们禁不住为胜利而欢呼。 新的记录诞生啦!
谁也没有看到小姜是怎样下来的,他被担架直接抬到了宿舍。无论是抬还是扛,只要是能进宿舍,就证明他还活着。
“下一个!”
第二个上的是吕广照(河北沧州人)。姜宝银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平时爱开玩笑的他,向大家挥挥手,就走进离心机实验大厅。果然他不负众望,也拿下了12G 。
工作顺利地进行着,中午休息时,大家看望了宝银和广照。医生不允许多讲话,他们还在观察阶段……
一波三折冲击再次遇险
下午,第一个上的是段秉章(张家口人)。小段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当医生问身体状态如何时,小段满怀信心地说:“没问题!”医生又让他熟悉一下动作要领,就开始了。
可就在我们相互玩笑时,离心机那警笛般的刹车声把大家吓了一跳。段秉章出事了!在冲击12G时,心脏停跳! 刘教授命令紧急停车!一位科研人员吓得瘫软在地,医生赶快做紧急抢救。
当时,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谁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伸着脖子望着那个方向。不一会儿,看见段秉章被抬了出来,医护人员簇拥在他的周围。仍在待命的锻炼员得到通知,下午实验取消。回到宿舍后,当问及段秉章出什么事啦?段秉章淡淡地一笑说:“心脏停跳了,现在没事啦。”说得那样轻松、从容。大千世界,谁不知晓心脏停跳意味着什么?面对着死亡他竟然如此坦然!
段秉章没有退缩和任何怨言,在以后的工作中,依然是那样的生龙活虎。因为我们都向党表过决心,向毛主席宣过誓:“活着干,死了算。”
然而,对未做实验的锻炼员的心理上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实验不能停!
何瑞琴主动要求承担下一个实验。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再加上“主动呼吸”训练,他的胆识和精神在这个关键时刻显示出来了。
实验继续进行!何瑞琴也把12G拿下了。工作似乎很顺利,当他被抬回宿舍休息时,出现了咳血,在强大的压力下肺泡撕裂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承受了相当于体重12倍的压力。他受了内伤,可以想见,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在以后的实验里,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向12G冲击,最后,只有六个人成功。成功的同时都伴随着不同程度上的鼻腔出血,咳血,尿血、尿蛋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些人仍然有蛋白尿。
攻克12G的六个人是:姜保银、田会来、吕广照、焦蜀晋、张树根、何瑞琴。 其他的同志做到10G时就不行了。
上述试验, 获得的数据有了统计学意义。这些数据为飞船设计、紧急逃逸、再入救生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以后航天员选拔训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航天员身高、体重的选拔标准,参照了那六个人的体形:身高1.65m到1.72m之间,体重在60kg左右。
这些数据,也为我国航天员的加速度耐力训练制定了标准,加速度训练值定为8G(在10G的基础上,再减去20%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