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在“英雄航天员大队”的旗帜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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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低压耐受实验是指人在低气压状态下的耐受能力。
登山运动员在攀登八千米以上的高峰时，除缺氧以外，还会有减压病。潜水员在深海里上浮时，若上升速度太快，也会引起减压病。
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时，若遇到舱压过低，或遇到流星击穿舱壁引起舱压泄漏；飞行员在高空中为逃生弹出舱外时，都能引起减压病的发生。如果人体突然地暴露在太空，会像嘣爆米花似的炸开。
人的低压耐受生理极限是多少？人在相当于海拔高度多少时，是极限高度？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在做加速度耐受极限的同时，这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不同的是，没有马达的轰鸣，刹车声的啸叫，被试者是静静地坐在减压舱中耐受不断稀薄的空气。在减压舱中，被试者的神经没有做离心机那么紧张，然而，低压的杀伤力并不亚于离心机，低压是无形杀手，时刻都可能取走被试者的生命。
低压耐受实验从大气压力相当于五千五百米高度开始，逐渐减压，在相当八千米时开始吸氧排氮，一万米时作短暂的耐受适应，然后继续减压直至高度一万三千米时停住，并记录耐受时间。
但是在试图冲击一万三千米以上的高度时失败了，在高于一万三千公尺时的低压舱内，被试者王贯祥的左腿关节起了氮泡，且浑身疼痛，不能走路了。随即王贯祥被送到上海海医六所疗养，在高压氧舱（当时是全国唯一的高压氧舱）中治疗，两个月后体中的氮泡才渐渐消失。
这项工作很危险，意外随时突然会发生，被试者范继营就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一万三千米条件下，做长时间耐受实验，突然一头栽倒地上，庞诚教授通过麦克风大声呼唤他的名字，没有一点反应。此刻因实验舱内外的压力差，不可能进去把他扶起来。负责医务保障的医生大声呼喊：“快！快！”一位科研人员急中生智，按下了紧急加压按钮。电炮弹击碎了低压舱与大气间的隔离窗，空气冲进舱内，大气压瞬间平衡。医生立刻冲进去对范继营进行了抢救，人救过来了。
为了探索空间其他飞行物（如飞行器碎片、流星等）击穿飞船船舱时，航天员的紧急应变能力及能耐受多大的突变负压，进行了爆炸减压试验。做这项试验时，张树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舱内气压在两秒钟之内由五千公尺高度陡降到一万公尺的高度。气压的突变使舱内锻炼员的腹内有翻江倒海的感觉，肛门和喉咙同时向外排气，肚子胀得像打足了气的篮球，而头部则感到由里到外的膨胀感，头痛得就像要爆炸。同时，舱内的空气突然雾化，使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难以承受，是真正意义上的“嘣爆米花”。30多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依然存在。有谁能相信，这样的试验，张树根和他的战友们，坚持完成了任务！
如果没有为祖国航天事业献身的精神，没有坚强的意志及健康的体魄，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面对随即发生的双耳失聪及阵发性的“神经性晕厥”等症状，张树根说：“这是我为载人航天事业做贡献留下的，我无怨无悔。能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作出贡献，我骄傲，我自豪！”
低温耐受试验，其目的是：航天员在非正常返回时，验证万一在温度零下40℃的地域着陆后，舱内航天服的保暖性能，并探索航天员在搜救队到达之前耐受低温的能力及时间。
实验环境是一个只能容下一人的人工低温舱，受试者穿上航天服，打开面罩，坐在里面不动。背后有八个排风扇，风力达七八级，温度降到零下40℃。要求受试者至少坚持4个小时，尽可能呆更长的时间。
在1969年的7～8月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十几名锻炼员参加了这一试验，我有幸参加了实验。当时我们班住在昌平，早饭后，乘坐嘎斯51卡车，两个小时后到达现场。医生做好准备，我们一到立刻更衣换上航天服。
实验从上午11：00开始，在低温实验舱内只能通过送话器与外界联系。开始时，没有明显感觉。中饭时，医生送来了午饭，吃的是航天食品，小点心，有甜咸酥、小月饼和切好了的午餐肉。块很小，一口一个。这样，我们就在低温舱里，零下40℃的气温环境中就着七八级的风吃。
在舱中耐受低温是很寂寞的，不能动，没有书刊，只能坐在那里。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没有手足麻木，打寒颤的现象。又过了两个小时，感觉有点冷，并不是冷得不得了。做过实验的战友的感受是，6个小时后逐渐会产生视觉模糊、意识迟钝、心率降低等等。
很快就到6个小时了，我没有感到视觉模糊、意识反应迟钝，只是有点不像刚进来时那样总想动，本能地蜷缩在一起，有点困，能和外边的人谈话，他们在不停地问我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我总回答：没什么，就是有点冷。随后逐渐地感到后脊梁骨直往外冒冷气，寒颤一个接着一个，牙齿在不停地打颤。当时我就遐想：搜救队找到航天员没有？6个小时飞机也该加油了吧……我听到了出舱的命令。
出舱的时候我遇到点麻烦，站着膝关节很痛，医生说是坐得太久，活动一下就好了。来到舱外，大家都说我在里面傻笑，实话说，在里面时我没想笑，只是希望快点出来（其实此时已经进入了失温状态）。到了外面，一股暖流扑面而来，试验舱内外，温差在70℃之上。到了准备室我脱掉了航天服，钻到了早已准备好的被窝里，喝了一碗开水，暖了暖身子。战友们都来看我。
有的战友低温耐受实验做到8个小时以上，尽管是7、8月份，做完低温试验后，晚上看电影的时候，穿着棉大衣还发抖呢！我没有他们那么冷，我才6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后我不发抖了，穿好衣服，到篮球场上跑一会儿又是一身汗。
随后，又做了耐高温试验。是模拟在草原、戈壁及沙漠的夏季地表温度60℃左右的条件下，航天员等待搜救队救援前可坚持的时间和状态。实验是在一个类似大电炉一样的设备中进行，只穿一个短裤，躺在一个像是担架的床上，然后送到高温舱中。这个试验，没有人超过一个小时，40分钟内都败下阵来，极个别的30分钟都坚持不了，大量的出汗、口渴、烦躁不安、呼吸急促，有的甚至产生晕厥。高温比低温厉害，真是难以忍受。
二氧化碳在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植物白天呼出氧气，吸进二氧化碳气；人是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气。如果二氧化碳气吸入的过量，会造成二氧化碳中毒。什么样的浓度是能让人中毒的浓度呢？特别是自己呼出来的气体，在什么情况下，会伤及生命呢？这个界限定在什么标准上，要依据实际使人昏迷的浓度。
1971年初秋，我参与了这项试验。
主持试验: 欧阳华；医生：张福宝﹑杨光华；实验技术人员负责气体的采样和分析。我把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再吸入体内，直至昏迷。
航天服的胸部有一个进气口和一个出气口，正常状态下这两个接口是和飞船上的送气和出气管道相接的。现在为了摸索耐受限值把这两个接口对接起来，就形成了封闭式的气体短路航天服，模拟了飞船失去气体供应后的情况。形象点说，自己吸自己呼出来的气体。
在实验之前，排空体内的所有废弃物，要求在实验结束之前不能大小便。从关上面罩那一刻开始，只能和科研人员用手势说话，摇头表示没事，不行就举起右手示意。
做这个实验没有像其他的实验那样难受，安安静静的，每隔十分钟抽取一次气样检测。依稀感觉到大家都在舱外忙碌着，而我在航天服里慢慢地中毒，也许是困了，也许是二氧化碳浓度到了，渐渐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面窗打开了，吹进了一缕凉风，呼吸也没那么憋闷了，但是我就是醒不了。知道在用氧气包让我吸，可我怎么睡得就那么沉啊？怎么弄也醒不了，他们在不停地摇我，叫我的名字，任他们摆来弄去。
我终于被弄醒了，说了一句“我困死了”就又睡着了。他们不再摇了，我就穿着航天服，半坐着在那里睡了一夜。醒来时，看到大家昨晚守护我，一个个熬得眼睛都红了。杨光华医生还端来了一杯用开水冲的鸡蛋，我却怎么也喝不下去，急着要脱掉航天服：“真是憋死了，我要撒尿。”这时把大家都逗乐了。
方便完之后，洗了洗脸，喝了开水鸡蛋。我不停地咳嗽，还咳出了浓痰。头一天晚上身体很好的，怎么回事呢？到307医院照了X光片，原因是，航天服没有消毒，厌氧菌滋生，我的上呼吸道急性感染。开了点消炎药，休息了两天没让我回队。仪器测到我的脑疲劳过度（实际上还是二氧化碳的影响所致），除了想睡觉外，没别的不良反应。
二氧化碳极限耐受实验做了五人次，具有了统计学意义。数据已列入了我国的军标，服务于载人航天、坦克﹑潜艇﹑防化兵等各个领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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