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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1969年国庆节刚过,接到了命令,我们排的锻炼员要参加一次航海试验。目的是:为将来选拔和训练航天员的前庭功能,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们一行40多人,由北京出发,从天津乘船到大连。三十几个战士,还有科研人员和随队军医,登上了天津开往大连的客轮。客轮是三千吨级的小船,只在近海航行,用海员的话说是压不住三个浪的小船。按照天气预报,最近两天渤海上有大风,这正是实验要求的天气。傍晚时分,客轮驶离了天津港,到达塘沽已是夜间。
领导把我们集中到一个较大的空间,又一次重申了外出纪律:上岸之后不准单独行动,最少要三人一组,下午四时必须回到住所。
在大连码头外边,我们集体吃了一顿海鲜。由于我不吃水中的生物,就要了一份炒鸡蛋。谁曾想,鸡蛋里面包的是海蛎子,吃完之后难受得厉害,恶心得要命,刚踏上船就吐了。这艘船就是我们来时乘坐的那艘小船,我成了这次晕船试验第一个呕吐的人。随队医生给我吃了点药,加上有点累,我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当船驶离大连港4、5个小时的时候, 美梦结束了。海面上刮起了八级大风,这只压不住三个浪的小船在大海的波涛中上下颠簸,汹涌的浪涛一会把船头举高,一会又把船尾抬起。全船的人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摇摆器中被这样摇摆着。船舱里、甲板上、到处都是呕吐物,哭爹叫娘声不断。就连常年在海上生活的海员,也顶不住八级风对这艘小船的戏弄,呕吐不止。
科研人员和我们一样饱尝着晕船的滋味。在科研人员中,沈羡云是位女同志,怀孕六个月了,为了这次航海试验,她不顾自己的特殊情况,坚决要求参加到这次艰难的航行中。
船员们多年在海上航行,很少遇到这么大风,这次起航时,气象预报风没这么大,风太大就要停止航行。老天成全了这次试验,让我们在海上美美地做了一次前庭功能训练。
天是阴沉沉的,加上呼啸的北风,心头就像笼罩了一层暗灰色的阴影。早饭大家吃的是面条,那天的早餐可能是最节约的一顿饭,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吃得下去,就是吃下去的,有一半的人又吐出来了。我还不错,勉强吃了一碗面没吐。和我同样能吃饭的,只有姜宝银、张树根,其他的人都吐得一塌糊涂,没精力起床了。我们三个在早饭后来到了船的甲板上,这时真正地看见了,什么叫白浪滔天。
如果谁没有尝试过晕船的滋味,可以到海上去体验一下,翻肠倒肚可不是好玩的。回到北京后,才真正回到了往日的平静。那一夜,我们睡得很香。
做航海、航空、转椅、秋千这些试验,都是为了摸索一套好的选拔﹑训练航天员前庭功能的标准和方法。现在,训练航天员基本上只用转椅,其他的方法都被淘汰了。
离心机和低压耐受,主要是锻炼排一班和二班的故事,以下是三班的故事。
前排:段经利;
第二排左起:王秋生、王福忠、李子贵、王印浦;
第三排左起:费有世、李金凤、温东贵、郭红光、李建军
这些人是锻炼排的老弱病残,为什么呢? 在做离心机和低压舱的实验时,几位同志身体不适应,不能再做上述试验,就放到了三班。三班身体好的高占禄、李树森、李子贵调到一班和二班。有几个人年龄太小,不能胜任强度大的人体试验,像郭宏光、李建军、王秋生,平时做些勤务工作,做人体试验的预备队。为了让他们尽快地恢复健康,尽快地进入状况,三班的这些“老弱病残”们承担起了身体素质训练这项任务。
在1968—1969年期间,三班的驻地在昌平,身体体能短期突击训练就在此地。开始时,项目有跑步(中长跑),配合一些上肢运动:引体向上,俯卧撑等等。每天完成一定数量的训练,过几天在原来的定额基础上再增加,以达到提高身体素质的目的,但是效果不佳。
研究室的主任黄志平和我们座谈,修改了训练大纲。
体育学院来了一位体育教练, 张瑞峰是训练专家,训练工作正规化了。长跑的训练要计时,并且增加了长跑的距离。周一,3000M;周二,5000M ;周三,10000 M;周四,5000M;周五,3000M;周六,球类活动,或爬山,或郊游。安排紧凑,简直没有喘息,日复一日,日积月累。三个月搞一次测评、体检,来考核我们的训练效果。
这样每天都是一身汗,开始的时候吃不消,有时还产生运动性缺氧,呕吐晕厥。几个月之后,体质迅速提高,跑一万公尺和当年的北京市万米冠军也相差不了多少。那时,在昌平西山口的公路上,在后来驻地的操场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长跑的身影。我们的体质也确实增强了不少,从外表上看,壮多了,最可喜的是,我居然还长高了6公分。一班和二班因身体不好,调到三班来的几位同志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当时,我们的训练和训练运动员差不多。在外人眼里,锻炼员就是跑步、打球、游泳项目的锻炼,所以叫锻炼员,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的实践,取得了短期体能训练的经验,为将来航天员在上天之前,进行短期的突击训练奠定了基础。
受到体能训练的三班,在以后的试验工作中成了主力军。我们三班,在1970年的我国首次失重飞行中,承担了主要的任务。
1970年7月18日—9月18日,航天医学所组织了一次较为大型的飞行试验,这就是载入所史册的,我国第一次失重飞行试验。
1970年7月1日,接到体检通知,体检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体检后,上级通知三班锻炼员:温东贵、李建军、李金凤、王秋生、王印浦、王福忠;一班锻炼员:何瑞琴、高绍文;科研人员:张宝启,参加飞机失重试验。
1970年7月18日,我们一行20来人,乘车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安阎良。阎良是一个歼击机的试验基地,当时是我国第二大飞机场。
在这里,我们受到的是第一流的招待,住的是苏联专家住过的地方,吃的是空勤灶3元/天。
我们到达阎良的第二天,便开始了适应性体验飞行,机型是大安二。飞行员把能做的特技动作全都拿出来了,还好,没有一个吐的,只是被摔得够呛,他们的动作太猛了。在飞失重之前,进行了弹射救生训练和地面跳伞训练。
失重飞行是在歼教5飞机上进行的。机上安装了一架摄影机,我们看到的有关失重的照片和电影胶片都是这架摄影机拍照的。进入失重状态后,飞行员打开摄影机的开关,改出之前关闭摄影机。在飞行员和锻炼员之间,除了仪表板,什么也放不下。
失重,是飞机在五千五百米高空做抛物线飞行时造成的短暂的失重状态,大约有30秒到50秒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完成喝水、吃饭、写字、操控、录音、前庭训练等工作。当然不是一次完成这么多,每次飞行只做一个内容的工作,一个起落约30分钟左右。
飞抛物线的基本动作是:加油、提速、跃升、推操纵杆、成60度角爬升时收油门,让飞机用惯性飞行。在飞机成负速度之前,加油改出,飞机拉平。在这个飞行动作里,飞行员和被试者要承受两次大的纵向加速度,和一次零重力的考验。一次起落要飞四个抛物线,就是八次纵向加速度四次失重。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飞行员穿抗荷服,被试锻炼员则不穿,以保证如实记录失重状态的机能变化。
对于想当飞行员的人来说,飞歼击机是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体验完安2型飞机的滋味后,又来体验飞歼击机的感觉,歼击机是以筋斗和横滚为基本体验动作的。我们的感觉还算良好,也真正地过了一把飞的瘾,但失重的感觉还没体会到,我们在地面上反复地练习需要在失重状态下做的工作,就是要保证在天上短暂的十几秒钟里别失误。
正式飞的那天,飞行员和机械师等候在那里。按照部队的规矩,我向飞行员敬举手礼,向他报告:“准备完毕,请求飞行。”他还礼和我握握手,说了声:“登机。”仪式简单而庄重。飞行员准备好,向塔台请求起飞,塔台传来命令:可以起飞。
升空后,到达了预定的空域,飞机开始飞抛物线。飞抛物线的动作过程,我和飞行员加速度的G值达到了5.6 G。飞行员穿着抗荷服,能耐受这个G值。我可难受了,3—5秒钟的黑视让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直到飞行员成60°角收油门时,我才看清周围的景物。
此时我已经飘起来了,进入到了失重状态。我来不及欣赏蓝天白云的美丽,也顾不上浏览大地的风光,抓紧时间赶快做失重科目。因为飘起来的时间很短,只有30—50秒之间那么长,若不抓紧,失重状态一过,任务就完不成了。
我的任务是吃航天食品,主要观察一下食物的碎末是否乱飞。当我把食物放到嘴里咀嚼的时候,食物的碎末在失重的状态下飞了出来。摄影机把过程记录下来了,做航天食品的同志,就要为消除食品碎末而奋斗了。紧接着就是第一个抛物线的结束,改出时又是一个大过载。
连续四个抛物线的飞行,我分别做了摆头(为前庭实验所做)、写字(检验航天专用笔的性能)、录音等工作。 30分钟后,结束了这次起落的全部任务,塔台命令返航。
失重飞行状态非常好,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测得数据是零,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是无重力状态。每个人都飞了自己的科目,有操纵地平仪的,有喝水的,吃牙膏状食品的,做前庭晕厥试验的。总之,只要天气好,每天都飞。
在失重条件下吃食物
飞行试验也并非一帆风顺。记得有一次,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气象台预报十点钟之后可能阴天,我们必须在乌云密布之前飞完当天的科目。赶到机场时天已大亮,却是大雾弥漫。这样的气象不能飞行,只好等待,足足等了五个多小时,没地方躺也没地方坐,一直等到十点钟,天气渐晴,才开飞。那天正好有我的科目,飞行试验时,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当时觉得很难受,心里直埋怨飞行员今天的动作不准确,下来后才知道,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我的心脏一直处于乱跳之中,期前收缩,逸搏之类。这个症状,跟随了我一生,到现在,稍微一累,心跳就乱码。
在阎良,实验紧紧张张地进行了两个月,9月18日返回北京。回到所里,所首长亲自迎接我们,与全体实验队的同志一一握手。副所长石云峰同志高兴地说:“应该给你们请功。你们辛苦了。”可是,到年底总结的时候,除了评比为五好战士,没有一个立功的。上级要求我们做无名英雄,在载人航天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这些人都是路上的铺路石。
航天锻炼员参加的部分试验
结束语
时间飞逝,三年锻炼员的工作结束了。在那段时光里,几乎每天都有试验。
除了上述实验之外,还做了很多的其他的试验。例如,寂寞实验(与社会剥离试验),遥测心电、遥测血压、水槽试验等等。
在后来的实验中,极限耐受没有重复过,最重要的实验几乎都做过了。由于设备的原因,冲击和震动我们没有做。
在那三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我国的航天和国防建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
在那三年里,我们不但承担着被试的科研任务,还承担着所里的警卫和勤务工作, 刚做完试验,就立刻去站岗或者去种菜。在昌平的时候,地处荒凉,晚上站岗时能听见狼叫,手里拿的是一支没有子弹的半自动步枪。
我们大家都严格地要求自己,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入党,没有一个人立功受奖,没有一个人拿过任何的特殊补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吗?我们没有这个要求吗?不是,在大家都献身的时候,谁又能显得更加突出呢?
在这个集体里,没有怕死鬼,没有偷懒耍滑的,大家尽心尽力了,是无名英雄,我们无怨无悔。多少年过去了,并不因为我们被人遗忘了,感人的事迹不再被社会提起了,我们的生命就不曾辉煌。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大道已经铺就,我们是铺路的闪耀着奇异光芒的小石子,这奇异的光芒就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
为了保密,当年大部分实验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当时纪律规定不准拍照片。黄志平主任就是个摄影爱好者,他的相机随身带, 也没有照下当时的实验场景。
回顾火红岁月,感慨万分。我们都为曾经的经历而骄傲。当时,每个人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决心不怕牺牲,实现向党表过的誓言。在实验时刻,从来没有主动说坚持不住了,都是由主持试验的科研人员决定是否停止。
锻炼员的工作结束后,我们27人中,13人保送去了大学,5人直接提干留部队工作,三年后转业5人,未能提干转业的4人。
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都遇到了麻烦,有人曾预言,做过极限耐受试验的锻炼员活不过50岁,所里的干部子女、女兵们,没有一个愿意嫁给我们。个人问题都是在后来解决的,对象由家乡介绍的,或在后来的同学中找的。今天,这些人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过了50岁,有的已经有了孙子了。
今天,有种奇谈怪论,说当年的锻炼员很单纯,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做实验的。不对!历史不是这样的!
在做每一次试验之前,科研人员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目的、要求和可能出现的情况,并要求在试验之后,述说每一点滴的感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的载人飞船能尽快飞向太空。
在那时,科研人员和锻炼员,人人都不图个人名利,只求贡献大小。
至于说我们做极限实验不能外传,怕国际上有人说不人道。实际在载人航天初期,国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是有偿的,而我们是无偿的奉献!
现在可以说了!我要告诉后人无名英雄的贡献!这是本文的目的。文中所提的人都是真实姓名;事情,都是实事求是的;感受,都是我和我战友们的亲身感受。
今天这些人当中,有少将、大校﹑高级工程师﹑税务局长,当然,也有个体户。文章中的 “我”,是1968年入伍的做生理耐受极限的锻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