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在“英雄航天员大队”的旗帜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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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1969年国庆节刚过，接到了命令，我们排的锻炼员要参加一次航海试验。目的是：为将来选拔和训练航天员的前庭功能，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们一行40多人，由北京出发，从天津乘船到大连。三十几个战士，还有科研人员和随队军医，登上了天津开往大连的客轮。客轮是三千吨级的小船，只在近海航行，用海员的话说是压不住三个浪的小船。按照天气预报，最近两天渤海上有大风，这正是实验要求的天气。傍晚时分，客轮驶离了天津港，到达塘沽已是夜间。
领导把我们集中到一个较大的空间，又一次重申了外出纪律：上岸之后不准单独行动，最少要三人一组，下午四时必须回到住所。
在大连码头外边，我们集体吃了一顿海鲜。由于我不吃水中的生物，就要了一份炒鸡蛋。谁曾想，鸡蛋里面包的是海蛎子，吃完之后难受得厉害，恶心得要命，刚踏上船就吐了。这艘船就是我们来时乘坐的那艘小船，我成了这次晕船试验第一个呕吐的人。随队医生给我吃了点药，加上有点累，我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当船驶离大连港4、5个小时的时候， 美梦结束了。海面上刮起了八级大风，这只压不住三个浪的小船在大海的波涛中上下颠簸，汹涌的浪涛一会把船头举高，一会又把船尾抬起。全船的人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摇摆器中被这样摇摆着。船舱里、甲板上、到处都是呕吐物，哭爹叫娘声不断。就连常年在海上生活的海员，也顶不住八级风对这艘小船的戏弄，呕吐不止。
科研人员和我们一样饱尝着晕船的滋味。在科研人员中，沈羡云是位女同志，怀孕六个月了，为了这次航海试验，她不顾自己的特殊情况，坚决要求参加到这次艰难的航行中。
船员们多年在海上航行，很少遇到这么大风，这次起航时，气象预报风没这么大，风太大就要停止航行。老天成全了这次试验，让我们在海上美美地做了一次前庭功能训练。
天是阴沉沉的，加上呼啸的北风，心头就像笼罩了一层暗灰色的阴影。早饭大家吃的是面条，那天的早餐可能是最节约的一顿饭，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吃得下去，就是吃下去的，有一半的人又吐出来了。我还不错，勉强吃了一碗面没吐。和我同样能吃饭的，只有姜宝银、张树根，其他的人都吐得一塌糊涂，没精力起床了。我们三个在早饭后来到了船的甲板上，这时真正地看见了，什么叫白浪滔天。
如果谁没有尝试过晕船的滋味，可以到海上去体验一下，翻肠倒肚可不是好玩的。回到北京后，才真正回到了往日的平静。那一夜，我们睡得很香。
做航海、航空、转椅、秋千这些试验，都是为了摸索一套好的选拔﹑训练航天员前庭功能的标准和方法。现在，训练航天员基本上只用转椅，其他的方法都被淘汰了。
离心机和低压耐受，主要是锻炼排一班和二班的故事，以下是三班的故事。
前排：段经利；
第二排左起：王秋生、王福忠、李子贵、王印浦；
第三排左起：费有世、李金凤、温东贵、郭红光、李建军
这些人是锻炼排的老弱病残，为什么呢？ 在做离心机和低压舱的实验时，几位同志身体不适应，不能再做上述试验，就放到了三班。三班身体好的高占禄、李树森、李子贵调到一班和二班。有几个人年龄太小，不能胜任强度大的人体试验，像郭宏光、李建军、王秋生，平时做些勤务工作，做人体试验的预备队。为了让他们尽快地恢复健康，尽快地进入状况，三班的这些“老弱病残”们承担起了身体素质训练这项任务。
在1968—1969年期间，三班的驻地在昌平，身体体能短期突击训练就在此地。开始时，项目有跑步（中长跑），配合一些上肢运动：引体向上，俯卧撑等等。每天完成一定数量的训练，过几天在原来的定额基础上再增加，以达到提高身体素质的目的，但是效果不佳。
研究室的主任黄志平和我们座谈，修改了训练大纲。
体育学院来了一位体育教练， 张瑞峰是训练专家，训练工作正规化了。长跑的训练要计时，并且增加了长跑的距离。周一，3000M；周二，5000M ；周三，10000 M；周四，5000M；周五，3000M；周六，球类活动，或爬山，或郊游。安排紧凑，简直没有喘息，日复一日，日积月累。三个月搞一次测评、体检，来考核我们的训练效果。
这样每天都是一身汗，开始的时候吃不消，有时还产生运动性缺氧，呕吐晕厥。几个月之后，体质迅速提高，跑一万公尺和当年的北京市万米冠军也相差不了多少。那时，在昌平西山口的公路上，在后来驻地的操场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长跑的身影。我们的体质也确实增强了不少，从外表上看，壮多了，最可喜的是，我居然还长高了6公分。一班和二班因身体不好，调到三班来的几位同志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当时，我们的训练和训练运动员差不多。在外人眼里，锻炼员就是跑步、打球、游泳项目的锻炼，所以叫锻炼员，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的实践，取得了短期体能训练的经验，为将来航天员在上天之前，进行短期的突击训练奠定了基础。
受到体能训练的三班，在以后的试验工作中成了主力军。我们三班，在1970年的我国首次失重飞行中，承担了主要的任务。
1970年7月18日—9月18日，航天医学所组织了一次较为大型的飞行试验，这就是载入所史册的，我国第一次失重飞行试验。
1970年7月1日，接到体检通知，体检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体检后，上级通知三班锻炼员：温东贵、李建军、李金凤、王秋生、王印浦、王福忠；一班锻炼员：何瑞琴、高绍文；科研人员：张宝启，参加飞机失重试验。
1970年7月18日，我们一行20来人，乘车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安阎良。阎良是一个歼击机的试验基地，当时是我国第二大飞机场。
在这里，我们受到的是第一流的招待，住的是苏联专家住过的地方，吃的是空勤灶3元/天。
我们到达阎良的第二天，便开始了适应性体验飞行，机型是大安二。飞行员把能做的特技动作全都拿出来了，还好，没有一个吐的，只是被摔得够呛，他们的动作太猛了。在飞失重之前，进行了弹射救生训练和地面跳伞训练。
失重飞行是在歼教5飞机上进行的。机上安装了一架摄影机，我们看到的有关失重的照片和电影胶片都是这架摄影机拍照的。进入失重状态后，飞行员打开摄影机的开关，改出之前关闭摄影机。在飞行员和锻炼员之间，除了仪表板，什么也放不下。
失重，是飞机在五千五百米高空做抛物线飞行时造成的短暂的失重状态，大约有30秒到50秒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完成喝水、吃饭、写字、操控、录音、前庭训练等工作。当然不是一次完成这么多，每次飞行只做一个内容的工作，一个起落约30分钟左右。
飞抛物线的基本动作是：加油、提速、跃升、推操纵杆、成60度角爬升时收油门，让飞机用惯性飞行。在飞机成负速度之前，加油改出，飞机拉平。在这个飞行动作里，飞行员和被试者要承受两次大的纵向加速度，和一次零重力的考验。一次起落要飞四个抛物线，就是八次纵向加速度四次失重。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飞行员穿抗荷服，被试锻炼员则不穿，以保证如实记录失重状态的机能变化。
对于想当飞行员的人来说，飞歼击机是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体验完安2型飞机的滋味后，又来体验飞歼击机的感觉，歼击机是以筋斗和横滚为基本体验动作的。我们的感觉还算良好，也真正地过了一把飞的瘾，但失重的感觉还没体会到，我们在地面上反复地练习需要在失重状态下做的工作，就是要保证在天上短暂的十几秒钟里别失误。
正式飞的那天，飞行员和机械师等候在那里。按照部队的规矩，我向飞行员敬举手礼，向他报告：“准备完毕，请求飞行。”他还礼和我握握手，说了声：“登机。”仪式简单而庄重。飞行员准备好，向塔台请求起飞，塔台传来命令：可以起飞。
升空后，到达了预定的空域，飞机开始飞抛物线。飞抛物线的动作过程，我和飞行员加速度的G值达到了5.6 G。飞行员穿着抗荷服，能耐受这个G值。我可难受了，3—5秒钟的黑视让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直到飞行员成60°角收油门时，我才看清周围的景物。
此时我已经飘起来了，进入到了失重状态。我来不及欣赏蓝天白云的美丽，也顾不上浏览大地的风光，抓紧时间赶快做失重科目。因为飘起来的时间很短，只有30—50秒之间那么长，若不抓紧，失重状态一过，任务就完不成了。
我的任务是吃航天食品，主要观察一下食物的碎末是否乱飞。当我把食物放到嘴里咀嚼的时候，食物的碎末在失重的状态下飞了出来。摄影机把过程记录下来了，做航天食品的同志，就要为消除食品碎末而奋斗了。紧接着就是第一个抛物线的结束，改出时又是一个大过载。
连续四个抛物线的飞行，我分别做了摆头（为前庭实验所做）、写字（检验航天专用笔的性能）、录音等工作。 30分钟后，结束了这次起落的全部任务，塔台命令返航。
失重飞行状态非常好，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测得数据是零，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是无重力状态。每个人都飞了自己的科目，有操纵地平仪的，有喝水的，吃牙膏状食品的，做前庭晕厥试验的。总之，只要天气好，每天都飞。
在失重条件下吃食物
飞行试验也并非一帆风顺。记得有一次，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气象台预报十点钟之后可能阴天，我们必须在乌云密布之前飞完当天的科目。赶到机场时天已大亮，却是大雾弥漫。这样的气象不能飞行，只好等待，足足等了五个多小时，没地方躺也没地方坐，一直等到十点钟，天气渐晴，才开飞。那天正好有我的科目，飞行试验时，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当时觉得很难受，心里直埋怨飞行员今天的动作不准确，下来后才知道，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我的心脏一直处于乱跳之中，期前收缩，逸搏之类。这个症状，跟随了我一生，到现在，稍微一累，心跳就乱码。
在阎良，实验紧紧张张地进行了两个月，9月18日返回北京。回到所里，所首长亲自迎接我们，与全体实验队的同志一一握手。副所长石云峰同志高兴地说：“应该给你们请功。你们辛苦了。”可是，到年底总结的时候，除了评比为五好战士，没有一个立功的。上级要求我们做无名英雄，在载人航天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这些人都是路上的铺路石。
航天锻炼员参加的部分试验
结束语
时间飞逝，三年锻炼员的工作结束了。在那段时光里，几乎每天都有试验。
除了上述实验之外，还做了很多的其他的试验。例如，寂寞实验（与社会剥离试验），遥测心电、遥测血压、水槽试验等等。
在后来的实验中，极限耐受没有重复过，最重要的实验几乎都做过了。由于设备的原因，冲击和震动我们没有做。
在那三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我国的航天和国防建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
在那三年里，我们不但承担着被试的科研任务，还承担着所里的警卫和勤务工作， 刚做完试验，就立刻去站岗或者去种菜。在昌平的时候，地处荒凉，晚上站岗时能听见狼叫，手里拿的是一支没有子弹的半自动步枪。
我们大家都严格地要求自己，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入党，没有一个人立功受奖，没有一个人拿过任何的特殊补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吗？我们没有这个要求吗？不是，在大家都献身的时候，谁又能显得更加突出呢？
在这个集体里，没有怕死鬼，没有偷懒耍滑的，大家尽心尽力了，是无名英雄，我们无怨无悔。多少年过去了，并不因为我们被人遗忘了，感人的事迹不再被社会提起了，我们的生命就不曾辉煌。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大道已经铺就，我们是铺路的闪耀着奇异光芒的小石子，这奇异的光芒就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
为了保密，当年大部分实验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当时纪律规定不准拍照片。黄志平主任就是个摄影爱好者，他的相机随身带， 也没有照下当时的实验场景。
回顾火红岁月，感慨万分。我们都为曾经的经历而骄傲。当时，每个人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决心不怕牺牲，实现向党表过的誓言。在实验时刻，从来没有主动说坚持不住了，都是由主持试验的科研人员决定是否停止。
锻炼员的工作结束后，我们27人中，13人保送去了大学，5人直接提干留部队工作，三年后转业5人，未能提干转业的4人。
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都遇到了麻烦，有人曾预言，做过极限耐受试验的锻炼员活不过50岁，所里的干部子女、女兵们，没有一个愿意嫁给我们。个人问题都是在后来解决的，对象由家乡介绍的，或在后来的同学中找的。今天，这些人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过了50岁，有的已经有了孙子了。
今天，有种奇谈怪论，说当年的锻炼员很单纯，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做实验的。不对！历史不是这样的！
在做每一次试验之前，科研人员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目的、要求和可能出现的情况，并要求在试验之后，述说每一点滴的感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的载人飞船能尽快飞向太空。
在那时，科研人员和锻炼员，人人都不图个人名利，只求贡献大小。
至于说我们做极限实验不能外传，怕国际上有人说不人道。实际在载人航天初期，国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是有偿的，而我们是无偿的奉献！
现在可以说了！我要告诉后人无名英雄的贡献！这是本文的目的。文中所提的人都是真实姓名；事情，都是实事求是的；感受，都是我和我战友们的亲身感受。
今天这些人当中，有少将、大校﹑高级工程师﹑税务局长，当然，也有个体户。文章中的 “我”，是1968年入伍的做生理耐受极限的锻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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