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1969年我从司令部管理科调到师政治部电影组，那时候，军人的生活比较单调，大多和外界没有联系，没有电视，个人有收音机的寥寥无几，每周能看一次电影，对于军营里的军人来说，已经是一种高雅的享受了。取电影片子都是到远在三十公里处的西安西郊，李组长到营区大门东侧汽车连的小车班要车，一般都派二一二北京吉普，驾驶员见电影组要车都特痛快，忙披衣动身。每次，李天增组长从西安军部放映站早早地把影片取回来，一部影片一般有十几盒。他一只手一边倒片，一边用拇指食指夹着电影胶片检查，有损坏断裂的就停下来，用剃须刀片把断片口胶面刮干净，再用橡胶水接上，然后检查机械，防止放映时发生故障。我除了跟组长学放电影，就是按组长的要求画幻灯片（放映前要先放幻灯），内容是毛主席、林彪像，语录，以及部队的好人好事。画幻灯要先用桃胶在玻璃一面涂一层再用幻灯颜料画画，然后盖上同样大小的玻璃保护画面。幻灯片除自己画的，大都是上级配发的。记得李组长在幻灯机上安装了个简单装置，放出来的毛主席像能有光芒。![]()
作者在画素描
银幕挂在操场露天会议主席台前两根木杆上，放电影前，部队提前进入大操场，一排排坐在小马扎上。部队坐好后，值班参谋先是组织互相拉歌，＂XX团，来一个！＂＂XX机务大队，快快快!＂等等，歌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天渐渐黑下来后播放革命歌曲，表示电影放映马上开始。然后关灯放幻灯，之后电影就开始放映了。电影场总能听到一阵阵“哗哗”的掌声和情不自禁的欢呼声，这时我们感到特别的高兴。想想那时战友们看电影那种兴奋和专注的情景，至今仍然让人怦然心动。记得第一次到陝西三原在打麦场给农民放电影，那真是人山人海，银幕前后都坐满了人，周围屋顶树上都是，人们有坐长凳有坐矮凳，有站着有蹲着有盘腿坐地上的。放完电影后生产大队非把我们留下吃饭，电影组李组长不同意，反复强调不能违反纪律，正推脱中，大队的人端来几碗热汤面，只见每碗窝着两个鸡蛋，还加上一层红红的辣椒，这不得不吃了。我一直忘不了那香喷喷的大海碗面，真比部队大食堂做得香。![]()
电影组所在的工作间在操场东侧礼堂里，这有个广播间，负责给营区播放录好的军号和音乐歌曲，广播好人好事什么的。广播员是两位飞行员家属，一个是宣传科的付保真干事，较胖；一个是军人服务社姓杜的职工，后曾在师文艺宣传队《沙家浜》剧中演沙奶奶，较矮。有了这两位女人，我们就有诸多不方便，比如放了夜场电影早上就不能补觉，真痛苦！
不久全军挖地道备战，我们组三个男的，混合一个女干事，就是那个播音员，参加挖从营房到机场地道中的一段。陕西渭河平原土质是砂粘土，很厚，挖起来很少碰到石头，也遇不上水，因此好挖。地道有专门的人测绘，给各单位指出挖掘的方向和深度高度及通气洞的位置。开始大家没经验，用大镐和大铲，以后改用小镐、小工兵铲。先挖出个洞的样子，再用小镐刨出横竖深沟，然后一镐插入一横沟里，向外一掀，一大块土就放下来，装筐也方便。开始是人接力往洞口运土，后来营房股制作了木轨道，运输就快捷了。我们下次洞一天最多能掘进2米。科里女干事多是送个水送个筐，地下湿热，空气不太通畅，有她在，我们几个不敢像别人一样光膀子，更不用说像空勤那样光着身子干了。那些年讲突出政治，讲抓阶级斗争教育，宣传科长说我是“黑六类子弟”，不过是可以教育好的，要我和我爸划清界线，这话让我很不舒服，谁知这身份影响到我的恋爱、上学、入党和提干。
这时，在部队的同学找我说有在校时的女同学传话来想和我加深关系，我觉得自己前途未卜，又是战士，将来到哪去也说不准，谈不了朋友，加深关系不现实。我知道有同学喜欢我，有的在校时给我铅笔盒留条子；有的把我叫到她家当面说：“我爱你！”我差点晕过去，冷静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还有的对我暗恋了几十年，而我一点也不知道。到了那年6月初，大田的麦儿黄了，部队帮营区周围的老乡收麦子。陕西的镰刀和别处的不一样，刀片是长方形，像刮胡刀那样安在刀架上用。非常不好意思，我没割过麦，开镰始，一刀割到脚踝上，血流满在解放鞋里，被卫生员送到卫生队，安排住在二楼住院部，因外伤就我一个，住了个单间，吃了一个星期的病号饭。一定要说组长李天增，他山西长治人，64年老兵（不久提干），干活勤快认真，放映技术娴熟。到空十一军放映站取片送片，挂影幕爬木杆，搬放35毫米大放映机、18毫米小放映机、幻灯机、扩音器，接片剪片，每样都是他干，干起活来一声不吭。取片的车子有时轻易发动不起来，组长拿起铁摇把往发动机里一插就摇。摇车没有一把子力气是摇不起来的，稍不注意手一滑，摇把弹回打到胳膊肩膀疼得要命。从开始摇车到发动机点着，需要十几二十分钟，每一次都出一身汗，头上直冒热气。冬天摇车更困难，电影组几个人都干过，恐怕都被摇把打过。我最佩服组长他装胶片的利索劲，放映机里七八个有上有下的不锈钢导轮，他手指夹着胶卷，轻车熟路一溜装上，直到镜头处留出胶片七个画格，真是准确无误。我呢，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打下手。他是考过证的放映员，到我去时军区和省就没有培训考证的要求，我就由他带了。我刚学了一个星期就和李组长一起放映，他是一号机先放，我是二号机，看到他的片尾信号就要接上他放，待到该我放映，当时一放就楞住了：怎么南京大桥翻倒在地面上，长江水变到天上了？原来是我把胶片装反了，因此放出来的影像是反的，音带也在另一侧，就没有了声音。当即广场上一人大喊了一声：“反革命！”我们大部队真好，没事似的安安静静地坐在马扎上等着接着看。李组长马上叫我停机，二话不说，拆了影片就用手摇倒片机把片子倒了过来，紧跑两步替我装上放映机，一人操作两台机器。事后，有人提出我的操作不当是反革命行为，李组长把责任担当下来，我觉得此事从此就了了。没过一个月，宣传科科长到礼堂见到我就说：“滚到连队去！”接着机场的场化连来了一个班长，骑着辆三轮车就把我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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