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雪雨天,我看见环卫工人在马路上扫雪推水就感到亲切,感到舒服,就想起在空军场化连扫跑道的情景。
陕西那地方冬季实在难见大雪,就是小雪我也没赶上到机场扫上几回,轮到我上阵,基本都是扫尾阶段,这是因为连队机械化程度高。机械化除雪对航空兵场站是必须的,而且什么来得快就用什么,什么设备新就上什么,各种铲车地方上还没有,部队就已用多年了。至于化学除雪,至少我在时,是不考虑的,为的是绝对保证机场水泥道面质量。
我是昐着下场雪,多下些,一好是麦子有好收成,二好是扫扫雪舒服舒服筋骨。终于有一天我在场化连宿舍早起时,见屋檐垂下一排光溜溜的冰凌,晶莹剔透的,出门一看白雪像薄棉被,盖住了营区的红瓦,盖住了黄土地,于是叫起全班战士拿扫把,拿木铲,装上小三轮车。这时值班室来电话,问连队还有多少大竹扫把和木铲,驻营房部队说有多少要多少。实际我连也就存了一个库房,总共一二百件。等借给各单位一些后,到跑道上,连里的机械排开着铲雪车、扬雪车已把道面上的雪清除得差不多了。我们拿工具的就清车辆除不彻底的余雪、薄冰,扫去积水,顺便检查水泥接缝的沥青,用自行车轮条探一探,看沥青有无脱落的情况。
完成扫雪的工作,我和大家散开排成横队,在宽阔的跑道上往回走,看着周围的大田、村庄和远处的骊山,白茫尽致,清爽的空气透入肺腑,真是舒服。
我在场化连时
在我的记忆里连里的文体娱乐活动还是比较经常化的,有一件事可能也算是个文化吧。一个星期天,阳光明媚,连里的院子里开始挂满了绿被子、白褥子,褥子出奇的多。战友们纷纷扎堆看褥子,指指划划,指导员和连长也伸直了脖子在那看。听到有人说:“看,这像什么?”然后笑声不断。我在屋里问:“怎么了?”有人叫我:“班长来!来!看画地图了!”院里越来越热闹,我起身去看,见褥子上都是一片片尿迹,我想像力真不够,看不出像哪国哪省的地图。这时有个农村入伍的战友说:“你真不懂?”我说:“不就是尿床了嘛!不过怎么有这么多尿了褥子?”那战友一字一句地说:“你还是个文化人呢!这叫‘跑马’了!”我很长时间搞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只是觉得好可乐。
常有人说场化连是“劳改营”,似有贬意。的确曾有犯了“错误”的干部被调来当过排长又复转的;的确场化连重体力活不少;的确连里的营房是师里最简陋的。再有伙食标准低,平时吃不到肉,有肉就是肉皮。吃的米砂子多,我的牙几年间就崩残了两三颗。
连队最幸福的时光大家认为是吃捞面条。连里买了两台机器,一台是包饺子的,没用几次,另一台是压面机,用的时间最长。把压成的“切面”煮好,放到面汤里,加点醤油,撒点葱花,就是这样简单。当年我们场化连吃面条基本上在每周的一个中午,有夜航时的夜宵也是吃面,面是极为普通的,却是大家的最爱,很受欢迎。
到时,连里列队唱革命歌曲,大家面带喜气,嘴里充满口水,有序步入食堂。一进屋,一个个一手拿着铁磁碗和盘,一手伸直筷子直向汤面大铝盆扑去,人挤人,人叠人。不一会儿不知谁的帽子带着面条被捞了出来,一会儿不知谁的钢笔带着面条捞了上来,没人管帽子钢笔是谁的,都在抢捞面条,每人的碗和盘子都堆得满满的。然后一片“吸溜,吸溜”声,有的老兵还咬着不知从哪摘来的黄瓜,有的山西兵抱着醋瓶不放手,有的山东兵握着大葱一口一口地嚼着,有的陕西兵揑着几瓣大蒜小口小口地啃着,四川兵抓着一把红辣椒一口一半吃着,形形色色的吃相,至今让我难忘。
那时连队在机场西边有两块不大的菜地,还养了几头猪,但解决不了百多人的日常需要。有老兵说:“空勤吃土豆烧牛肉,地勤吃爆炒大肉,机关吃炒白菜肉片,场化连吃的是炒萝卜肉皮!”这里不能不说虽连里条件差,伙食标准低,但没受过专业培训的炊事兵,烹饪水平不比大营房各食堂差,他们不断改变花样让大家吃好,面条就有了打卤面、酸辣汤面了,特别是过大节,一桌桌荤素冷热饭菜,真是丰富!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差些,工作像工兵,像清洁工,或像其他,但是航空兵少不了这个连队。场化连的兵是好样的,多数表现出色,提干在部队的,有的干到军级,在地方的,有的干到地市级。近来我才知,防化排徐清海曾三次参加当年的核爆效应实验,三次乘米格比斯教练机,核爆后他们要穿越蘑菇云的上、中、下三层空间,现在他的头发早秃了,身体受到了很大伤害。
我(左)和场化连丁之发排长
1970年1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全军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我们空军部队不甘落后,很快组织了冬季野营拉练。
此次拉练要求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结合当地情况进行革命历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但是,不知为啥我们只行进了约八十公里就返回了,没有机会接触工农,也没有开展什么大批判和继续革命教育。
这次的行军包括常行军、急行军、宿营、警戒、防空和后勤保障等内容的演练。整个拉练的目的就是要部队在野外条件下会吃、会睡、会走、会作战。我们从驻地出发,跨渭河、经过高陵、阎良、三原等地。
我们连和警卫连行军装备最全,有背包、大衣、雨衣、水壶、挎包、米袋、毛巾、铁锹、自动步枪、手榴弹、子弹等总重量差不多五六十来公斤。行军中,老兵要求带上针线包,穿袜子不要带补丁、大小要合适,鞋子最好大一点,这样可以防止脚打泡,有了泡用针挑。
行军路线是避开公路,走乡间土路,越渭河,过沟壑,翻越一座又一座黄土山梁,每小时行军十里路,背上的背包越走越晃荡,在低温下走得浑身是汗,这时老兵提醒用毛巾将两肩背包带扎起来,这样背包紧贴着背,就舒服了。在途中,我们搞过几次急行军,基本上是小跑,累得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声令下,队伍全部止步休息片刻,唯有警卫连冲了出去,向两三百米远处一山包,搞了个很像样的“三三制”连进攻演习。
一天中间吃过两顿饭,都是以各连为单位(空地勤没注意),我们炊事班的野炊技术首见高超,午间休息时,王悦班长领头指挥全班在田埂挖灶、备菜、架起带来的木柴,埋锅,蒸米饭又炒菜,最后烧了一锅开水,把全连的水壶都灌滿,整个行动干净利索,而且不见起烟。
我们每班有两人带着的是方型雨衣,在零下几度的夜晚,用方型雨衣搭起简易帐篷,其他人把雨衣铺在地上。愿意两人睡一起的就能铺上两床褥子,再合衣盖上两床被子加上棉大衣,睡时把棉帽反戴护住脸部。可能是运动量大,有点累,一躺下很快入睡,很是舒服。
行军时从干部到班长学着电影《南征北战》,抢着帮战士背枪,虽说像做戏,但也让人感动。不久大多数人脚上打了水泡,带的针线起了作用,休息时把带着线的针穿过水泡,线就起到引流的作用,挑了泡,再走就方便多了。
这时听说有的干部,主要是空勤出点问题,就是他们穿的裤衩多是三角或紧身的,越走越勒着下裆,加上汗水磨出了烂裆。烂裆是个很讨厌的伤病,整得人很难受又不好意思让医护人员看。我们连队穿的是发的大布裤衩,大多就没这事。
真走起来走长了就感到单调、疲惫、煎熬,就跟现在开长途汽车同感,当然比开车要苦。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参加过演出队的李平均等两三人在路边田埂上和休息点,不时打起快板朗读打油诗、喊加油,还号召各单位给他们投稿。
队伍中有我师卫生队的七八位女兵,挺引人注目,她们在大家的眼里是白衣天使,又多少给大家认真地看过病打过针什么的。她们的随队,对男兵们来说真是鼓舞士气。虽然她们有老有少,除一位刘护士是单身,其他已为他人之妇,但仍然吸引着不少人的目光。特别是女兵们在方便时,四个女兵迅速用白床单挡成一个方围子,作为屏障,轮流钻入方便。我不认同有意盯着女同志一举一动的人,但多少也理解,毕竟他们平时难得见到女性,有的人只要见到女的雌的,就以为是双眼皮,尽情欣赏。
不长的行军,多少磨练了我们这支部队,学到了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精神,学到了部队的生存、耐寒、适应、作战能力,对部队的影响挺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说起这次野营拉练,就觉得陆军大哥不容易,比比人家,我们条件真是好多了。拉练结束怎么返回驻地的,我印象中似乎是被卡车、客车接回。
1971年9月,我在兰空美术创作学习班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9月13日林彪等在蒙古温都尔汗丧命,当即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但还没有文件传达。那时我刚好回到师宣传科,住在大礼堂,礼堂的书报阅览室里常有司政各科干事在这聚,我就向他们透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不料被场站的一保卫干事举报,我便二次被宣传科长喝令:“滾回场化连!”
我刚回连队不久的一天早上就突然接到全师“净空”进入一等战备的命令。连队命令我立即带领全班,占领连营房外公路一侧机场边的碉堡,建立阵地。我们全副武装,带着机枪、机枪架、三铁盒子弹和一箱手榴弹,跑步进入碉堡。碉堡是钢筋水泥的,因太矮架不起机枪,我们就把机枪架在了碉堡外的用沙袋垒起的掩体上,装上了子弹,打开了手榴弹箱。
刚刚准备就绪就见机场东边跑道、滑行道上一溜绿色的“线”越来越近,是清一色的陆军骑着清一色的自行车迅速冲过来,占领了机场。其中约一个班围住了我们这个阵地,其大部分人员冲入了师部大营房,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是四十七军特务营的。
到底都是解放军,一见面都很客气。他们在我们掩体外卧着,给我们递着烟、聊着天,瞅着我们的机枪问我:“这是哪儿的?”我说:“美国汤姆!”问:“打过吗?” 我说:“可能二十年前打过!你打过吗?”他回答:“哪能啊!”我指着马路对面的连部说:“你看那泥巴房子,也是二十年前的。”我又指了指他们身后的杜二轰炸机说:“你看那飞机也是二十年前的!”他说:“嘿!也是老部队啊!”
我们的重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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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生:抗日战争期间父亲王志良随所在部队从八路军编入新四军的那些日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