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友友：那时的军营那时的我（三）
每到雪雨天，我看见环卫工人在马路上扫雪推水就感到亲切，感到舒服，就想起在空军场化连扫跑道的情景。
陕西那地方冬季实在难见大雪，就是小雪我也没赶上到机场扫上几回，轮到我上阵，基本都是扫尾阶段，这是因为连队机械化程度高。机械化除雪对航空兵场站是必须的，而且什么来得快就用什么，什么设备新就上什么，各种铲车地方上还没有，部队就已用多年了。至于化学除雪，至少我在时，是不考虑的，为的是绝对保证机场水泥道面质量。
我是昐着下场雪，多下些，一好是麦子有好收成，二好是扫扫雪舒服舒服筋骨。终于有一天我在场化连宿舍早起时，见屋檐垂下一排光溜溜的冰凌，晶莹剔透的，出门一看白雪像薄棉被，盖住了营区的红瓦，盖住了黄土地，于是叫起全班战士拿扫把，拿木铲，装上小三轮车。这时值班室来电话，问连队还有多少大竹扫把和木铲，驻营房部队说有多少要多少。实际我连也就存了一个库房，总共一二百件。等借给各单位一些后，到跑道上，连里的机械排开着铲雪车、扬雪车已把道面上的雪清除得差不多了。我们拿工具的就清车辆除不彻底的余雪、薄冰，扫去积水，顺便检查水泥接缝的沥青，用自行车轮条探一探，看沥青有无脱落的情况。
完成扫雪的工作，我和大家散开排成横队，在宽阔的跑道上往回走，看着周围的大田、村庄和远处的骊山，白茫尽致，清爽的空气透入肺腑，真是舒服。
我在场化连时
在我的记忆里连里的文体娱乐活动还是比较经常化的，有一件事可能也算是个文化吧。一个星期天，阳光明媚，连里的院子里开始挂满了绿被子、白褥子，褥子出奇的多。战友们纷纷扎堆看褥子，指指划划，指导员和连长也伸直了脖子在那看。听到有人说：“看，这像什么？”然后笑声不断。我在屋里问：“怎么了？”有人叫我：“班长来！来！看画地图了！”院里越来越热闹，我起身去看，见褥子上都是一片片尿迹，我想像力真不够，看不出像哪国哪省的地图。这时有个农村入伍的战友说：“你真不懂？”我说：“不就是尿床了嘛！不过怎么有这么多尿了褥子？”那战友一字一句地说：“你还是个文化人呢！这叫‘跑马’了！”我很长时间搞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只是觉得好可乐。
常有人说场化连是“劳改营”，似有贬意。的确曾有犯了“错误”的干部被调来当过排长又复转的；的确场化连重体力活不少；的确连里的营房是师里最简陋的。再有伙食标准低，平时吃不到肉，有肉就是肉皮。吃的米砂子多，我的牙几年间就崩残了两三颗。
连队最幸福的时光大家认为是吃捞面条。连里买了两台机器，一台是包饺子的，没用几次，另一台是压面机，用的时间最长。把压成的“切面”煮好，放到面汤里，加点醤油，撒点葱花，就是这样简单。当年我们场化连吃面条基本上在每周的一个中午，有夜航时的夜宵也是吃面，面是极为普通的，却是大家的最爱，很受欢迎。
到时，连里列队唱革命歌曲，大家面带喜气，嘴里充满口水，有序步入食堂。一进屋，一个个一手拿着铁磁碗和盘，一手伸直筷子直向汤面大铝盆扑去，人挤人，人叠人。不一会儿不知谁的帽子带着面条被捞了出来，一会儿不知谁的钢笔带着面条捞了上来，没人管帽子钢笔是谁的，都在抢捞面条，每人的碗和盘子都堆得满满的。然后一片“吸溜，吸溜”声，有的老兵还咬着不知从哪摘来的黄瓜，有的山西兵抱着醋瓶不放手，有的山东兵握着大葱一口一口地嚼着，有的陕西兵揑着几瓣大蒜小口小口地啃着，四川兵抓着一把红辣椒一口一半吃着，形形色色的吃相，至今让我难忘。
那时连队在机场西边有两块不大的菜地，还养了几头猪，但解决不了百多人的日常需要。有老兵说：“空勤吃土豆烧牛肉，地勤吃爆炒大肉，机关吃炒白菜肉片，场化连吃的是炒萝卜肉皮！”这里不能不说虽连里条件差，伙食标准低，但没受过专业培训的炊事兵，烹饪水平不比大营房各食堂差，他们不断改变花样让大家吃好，面条就有了打卤面、酸辣汤面了，特别是过大节，一桌桌荤素冷热饭菜，真是丰富！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差些，工作像工兵，像清洁工，或像其他，但是航空兵少不了这个连队。场化连的兵是好样的，多数表现出色，提干在部队的，有的干到军级，在地方的，有的干到地市级。近来我才知，防化排徐清海曾三次参加当年的核爆效应实验，三次乘米格比斯教练机，核爆后他们要穿越蘑菇云的上、中、下三层空间，现在他的头发早秃了，身体受到了很大伤害。
我（左）和场化连丁之发排长
1970年1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全军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我们空军部队不甘落后，很快组织了冬季野营拉练。
此次拉练要求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结合当地情况进行革命历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但是，不知为啥我们只行进了约八十公里就返回了，没有机会接触工农，也没有开展什么大批判和继续革命教育。
这次的行军包括常行军、急行军、宿营、警戒、防空和后勤保障等内容的演练。整个拉练的目的就是要部队在野外条件下会吃、会睡、会走、会作战。我们从驻地出发，跨渭河、经过高陵、阎良、三原等地。
我们连和警卫连行军装备最全，有背包、大衣、雨衣、水壶、挎包、米袋、毛巾、铁锹、自动步枪、手榴弹、子弹等总重量差不多五六十来公斤。行军中，老兵要求带上针线包，穿袜子不要带补丁、大小要合适，鞋子最好大一点，这样可以防止脚打泡，有了泡用针挑。
行军路线是避开公路，走乡间土路，越渭河，过沟壑，翻越一座又一座黄土山梁，每小时行军十里路，背上的背包越走越晃荡，在低温下走得浑身是汗，这时老兵提醒用毛巾将两肩背包带扎起来，这样背包紧贴着背，就舒服了。在途中，我们搞过几次急行军，基本上是小跑，累得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声令下，队伍全部止步休息片刻，唯有警卫连冲了出去，向两三百米远处一山包，搞了个很像样的“三三制”连进攻演习。
一天中间吃过两顿饭，都是以各连为单位（空地勤没注意），我们炊事班的野炊技术首见高超，午间休息时，王悦班长领头指挥全班在田埂挖灶、备菜、架起带来的木柴，埋锅，蒸米饭又炒菜，最后烧了一锅开水，把全连的水壶都灌滿，整个行动干净利索，而且不见起烟。
我们每班有两人带着的是方型雨衣，在零下几度的夜晚，用方型雨衣搭起简易帐篷，其他人把雨衣铺在地上。愿意两人睡一起的就能铺上两床褥子，再合衣盖上两床被子加上棉大衣，睡时把棉帽反戴护住脸部。可能是运动量大，有点累，一躺下很快入睡，很是舒服。
行军时从干部到班长学着电影《南征北战》，抢着帮战士背枪，虽说像做戏，但也让人感动。不久大多数人脚上打了水泡，带的针线起了作用，休息时把带着线的针穿过水泡，线就起到引流的作用，挑了泡，再走就方便多了。
这时听说有的干部，主要是空勤出点问题，就是他们穿的裤衩多是三角或紧身的，越走越勒着下裆，加上汗水磨出了烂裆。烂裆是个很讨厌的伤病，整得人很难受又不好意思让医护人员看。我们连队穿的是发的大布裤衩，大多就没这事。
真走起来走长了就感到单调、疲惫、煎熬，就跟现在开长途汽车同感，当然比开车要苦。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参加过演出队的李平均等两三人在路边田埂上和休息点，不时打起快板朗读打油诗、喊加油，还号召各单位给他们投稿。
队伍中有我师卫生队的七八位女兵，挺引人注目，她们在大家的眼里是白衣天使，又多少给大家认真地看过病打过针什么的。她们的随队，对男兵们来说真是鼓舞士气。虽然她们有老有少，除一位刘护士是单身，其他已为他人之妇，但仍然吸引着不少人的目光。特别是女兵们在方便时，四个女兵迅速用白床单挡成一个方围子，作为屏障，轮流钻入方便。我不认同有意盯着女同志一举一动的人，但多少也理解，毕竟他们平时难得见到女性，有的人只要见到女的雌的，就以为是双眼皮，尽情欣赏。
不长的行军，多少磨练了我们这支部队，学到了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精神，学到了部队的生存、耐寒、适应、作战能力，对部队的影响挺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说起这次野营拉练，就觉得陆军大哥不容易，比比人家，我们条件真是好多了。拉练结束怎么返回驻地的，我印象中似乎是被卡车、客车接回。
1971年9月，我在兰空美术创作学习班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9月13日林彪等在蒙古温都尔汗丧命，当即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但还没有文件传达。那时我刚好回到师宣传科，住在大礼堂，礼堂的书报阅览室里常有司政各科干事在这聚，我就向他们透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不料被场站的一保卫干事举报，我便二次被宣传科长喝令：“滾回场化连！”
我刚回连队不久的一天早上就突然接到全师“净空”进入一等战备的命令。连队命令我立即带领全班，占领连营房外公路一侧机场边的碉堡，建立阵地。我们全副武装，带着机枪、机枪架、三铁盒子弹和一箱手榴弹，跑步进入碉堡。碉堡是钢筋水泥的，因太矮架不起机枪，我们就把机枪架在了碉堡外的用沙袋垒起的掩体上，装上了子弹，打开了手榴弹箱。
刚刚准备就绪就见机场东边跑道、滑行道上一溜绿色的“线”越来越近，是清一色的陆军骑着清一色的自行车迅速冲过来，占领了机场。其中约一个班围住了我们这个阵地，其大部分人员冲入了师部大营房，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是四十七军特务营的。
到底都是解放军，一见面都很客气。他们在我们掩体外卧着，给我们递着烟、聊着天，瞅着我们的机枪问我：“这是哪儿的？”我说：“美国汤姆！”问：“打过吗？” 我说：“可能二十年前打过！你打过吗？”他回答：“哪能啊！”我指着马路对面的连部说：“你看那泥巴房子，也是二十年前的。”我又指了指他们身后的杜二轰炸机说：“你看那飞机也是二十年前的！”他说：“嘿！也是老部队啊！”
我们的重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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