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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15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当初投稿的那家杂志的回信。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只有经历过80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是一个作家是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我身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又是一个对文化和文学抱着特别质朴的尊重的边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阳办事，手续繁琐，工作人员表情慵懒，公事公办，眼看着一天之内不可能办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机灵，对工作人员说，他是个作家！说着把我刚送他的一本书拿了出来。顿时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轰动了，每个人都站起来，争相传阅这本书。科长给我端来了椅子，请我坐下，另一个人递上了热水。人们如同对待一个前来视察的大人物。一路绿灯，很快全部办妥。在“作家”如此贬值的时代，此地对文字还保持着如此淳朴的尊重，那么可以想象20年前这种尊重会是何等盛大！古城里的人认为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并没有人教导自己热爱阅读，但是书籍几乎是小时候除游戏之外唯一的娱乐。记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游，我坐在大客车的第一排，手里捧了一本厚厚的《愤怒的葡萄》，因为看不懂而愤怒了一路。一个初中生看《愤怒的葡萄》，这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我们没太多书可读，另一方面，撞到手里的书大致都有着坚硬的品质，把每个读者都练成了钻头。浅阅读、轻阅读、软阅读这些词汇，当时尚未出现。开始写作发生在上班一年之后。写作的动因相当简单：无聊。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副处级，能用公款请客吃饭，在小城市里有地位有面子，这是一个北方小城长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毕业进入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之后，我发现“混”和“熬”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事：一个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处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都用来打扑克。我记得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上班之后不久，我们科里几个人就把门上的玻璃亮子用报纸一糊，在里面拱猪、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这样的生活虽然自在，但时间长了，未免觉得空虚无聊。还有什么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呢？写点东西吧。要知道，我从小就爱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只要是带字儿的东西，不论天文地理医学农业生物自然科学迷信甚至日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所以截至此时，肚子里已经装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虽然“余秋雨”这三个字今天已坏了行市，但我从不否认，那种所谓“文化散文”的写法令我豁然开朗。这种纵横捭阖的叙述方式，正好将我一肚子的乱七八糟搅合到一起，一股脑抽出来。半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蒙古无边》《无处收留：吴三桂》等好几篇很长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无处收留：吴三桂》这一篇。对吴三桂感兴趣，是因为读了一本很薄的小书《叛臣吴三桂》，我发现，这个被严重脸谱化的人，年轻时居然是以“孝勇”闻名天下的，颇为时人称许。从道德至高点走到一叛再叛擒“旧主”以事新主，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地震和灵魂撕裂？我又买到刘凤云教授写的另一本书《清代三藩研究》，找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与吴三桂及那个时代有关的资料，从材料碎片中一点点复原吴三桂在重压之下如同蜗牛一样一层一层脱去道德面具的精神历程。从文体上，它非驴非马，不是纯粹的散文，也称不上小说。它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是一种合金体的怪物。后来，评论家们给这一类东西定义为“跨文体写作”。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我决心要用这篇“吴三桂”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
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几页，他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连呼其他编辑来看……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宏杰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于讲述历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从此变样。收到稿费、参加各种笔会、同事们刮目相看的目光、逃离这无聊的工作……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传奇。我像杰克·伦敦一样，开始怀疑邮路那头到底有没有活人做编辑。不过更多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文字方面的才能。……直到2001年，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钟山》杂志的目录栏终于写上：“《无处收留》，张宏杰”。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这五年，我由24岁变成年近30，它则餐风宿露，不眠不休，撞过了十几家杂志的大门，最终，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终于对得起它了。我记得大学期间我在《钟山》上读到的大量好东西：苏童、余华、贾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隐隐有了与他们，这些我昔日的文学英雄并肩站在一起的感觉。后来也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当“作家”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是会收到如潮反响的。可是，没有任何读者给过我反馈。也没有任何评论家注意过我的存在，甚至我身边也没有任何人表示他们读过我的东西。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文学不再能带来轰动效应，不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那些最有才华的人不再从事文学了。他们去从政、从商，去做个循规蹈矩的白领，都比做文学青年靠谱。回首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已经混成科长，有的已经是副处长、处长，更有人已经成了亿万富翁。大部分文学也告别了社会，告别了读者，仅仅成为一种有气无力的惯性。80年代，文学替全国人思考，为全国人启蒙，指点江山、激昂“斗志”。如今，文学变得“纯粹”了，但是也纯粹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沧桑”的一代：通常状态下几代人才能经历的历史变化，都压缩到我们这一代身上。应该说，有一些变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是令我意外的。
让我恍惚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发现整整一代人的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子套牢。我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象的。在20多年前，这个世界就已经转向，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些人，是最后一代“文学青年”。奇怪的是，了解了这一事实后我并没有过分沮丧。虽然不能凭写作“功成名就”，但是我发现了并且习惯了写作的快乐。它需要将自己调动到最活跃、最兴奋、最有力量的状态，才能随心所欲地驱策胸中万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因此写作者必须拥有特别强大的意志力，需要无情地鞭策大脑。这种写作中的完美主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离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兴奋体验。我的性格是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我想最适合我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敲打点什么东西，使它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出来。仅仅这一过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我越来越发现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是好奇心。我们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两个星球。而历史这个领域这种差距更是明显。历史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和探险：在故纸堆中，随处可见蛛丝马迹。沿着这些线索前行，擦去历史碎片上的尘埃和涂饰，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就会发现历史的面相与自己的想象几乎完全不同。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性，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现出来了，我迷恋于观察这种复杂性，迷恋于将一张又一张面孔复原出来，得意地指给别人说：看，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再后来，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转移到历史规律本身。我惊讶地发现，我头脑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我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禅式的，远离“学术范式”的，我的结论也许荒谬可笑，离题万里，但是我却自得其乐。就这样，我从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为入口，走入历史。历史是社会学科的基础，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一路走来，通过写作，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从1996年到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其途径正是由于写作。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2000年1月1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这次读者有了反馈。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我很高兴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我有了自己的读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当时身在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的青年学者刘瑜的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读者将我的三万多字的《无处收留》一笔一划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送给了我）。作为一个写了相当年头的作家，我对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当清楚：在任何领域，都没有那么多“顺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气不足以掀翻地球，那么你就有必要“经营”一下自己。
这就是中国“圈子社会”的现实。如果有了人脉连接，就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两拔千斤。 “圈子”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时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人其实只能看到进入视野的这一小片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常理，只不过在中国社会，人们更习惯于这种“手工式”的联结。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跃的时代，如果想要从草根地位到达成功高度，就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作为一个读过些中国历史的人，理智上我对“人情社会”的规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却无法经常地勉强自己。坚持这种“应该”经常让我与身边的生活产生一点排异。比如虽然“名人荐书”现在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我的几本书也都请他人进行过推荐，但我一直觉得推荐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止一个朋友请我为其书写推荐语，我读了作品后都极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认了。爱惜羽毛、不辜负读者对自己的信任，这一选择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现在的我，已经成了历史写作中的“资深”一员。资深的一个证据，就是作品纷纷开始再版。想当初和出版社签合同，书出了几年后，才发现版权期居然是八年而不是常见的五年。人们常爱用八年抗战这个词，这说明在人的感觉里，八年是一个有点长的时段。确实，在这八年里，我换了两次工作，读了一个博士，又出了四本书。但是每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如果只能写一本书，我还是会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确实，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本书，也是读者们提到我时最常提起的书。现在回顾早年文字，有些地方，还闻得到青涩味道。可是，我很珍视这些文字，因为它们是不可复制的。
每个生命阶段的文字质地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的早年文字中时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做作，但是这些文字里面，灌注着力量、激情和理想。在这些青涩的文字中，我能感觉到自己彼时的单纯，感觉到奔涌的生命能量，感觉到自己当初用大铁锤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壮。十多年的写作人生，张宏杰老师始终保留着最初对文字的虔敬，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够寻回那个年代人们对文学最本真的尊重。这大概也是他能把“历史写得比小说还好看”的秘诀吧。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要么被戏说历史和穿越剧扭曲了历史认知，要么被枯燥繁琐的历史考据消磨了历史兴趣，难得遇上张宏杰老师这样删繁就简、妙笔生花的历史研究者。正如莫言所说：张宏杰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精彩延读：党员在寺庙里烧香算不算违纪行为？权威解释来了！
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凡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等待这个家庭多半是悲剧！
追忆那个被糟蹋得精疲力尽的女研究生！
深度好文：我愿站在高高的山岗，为故乡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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