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急切想跟中国恢复气候谈判背后：中美30年气候合作有哪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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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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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相对谨慎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科学界对碳排放与气候变暖的关系一直存有质疑，这也成为美国缩减应对气候问题的投入和在国际上“不合作”行动的挡箭牌。

虽然在国内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倡导和国内政治的压力下，布什政府接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制定全球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但最终效果不尽人意。克林顿政府虽然承认人类活动引发了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但迫于国会压力未将其提交国会批准，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贯彻落实缺乏国内法律约束力，美国也难以兑现做出的国际承诺。

同期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期，一切问题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彼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权。

进入21世纪后，参与气候治理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不断凸显，且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为后续气候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合作初期两国都表现的相对谨慎。

这一时期，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对待气候问题呈消极态度。中美在该时期的气候合作发展相对缓慢，双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分歧较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碳排放量的增加，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减排的舆论也不断增多。

因此，这一时期中美参与的双边和多边气候合作受分歧的影响大，虽然参与气候治理的科技水平有所提升，但气候议题并未成为中美合作的核心议题，参与的政治意愿也未得到充分展现。双方处在相互试探的磨合阶段，在气候合作方面表现的较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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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积极合作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在各国的积极推进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美成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推动者。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在气候危机应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争夺绿色竞争优势、国家形象与国际声誉等方面存在开展气候合作的动力。

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脆弱性和紧迫性，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在这一时期，气候与能源合作是中美合作的高地，为构建两国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2016年四年间中美先后举办多次首脑会议，发布四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显示出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正携手共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向前迈进。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政府曾共同宣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推动2015年国际社会达成《巴黎协定》、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图说：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时的情景

来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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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竞争性合作

而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进入紧缩周期。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停止履行奥巴马政府于2025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至28%的承诺，并停止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提供捐助。中美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基本中断，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合作陷入停滞。

拜登-哈里斯政府上台后，将应对气候变化置于美国内外政策的核心，致力于在国内外同时应对气候危机。2021年1月20日，拜登在上任首日就着手推翻特朗普的气候政策“遗产”，签署行政令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在地球日峰会前夕，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于2021年4月15-16日在上海举行会谈并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这一声明旨在为中美气候合作确立共识。《声明》指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要求加以应对。这既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

2021年11月10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美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实施的承诺，在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各国国情的基础上，采取强化的气候行动，有效应对气候危机。

双方同意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定期举行会议，以应对气候危机，推进多边进程，重点是在本十年内加强具体行动”。

图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发布会上介绍《联合宣言》的内容

来源：[8]

2022年5月22日至26日，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解振华和克里共同出席。这也是两人自发表《中美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以来，再度在国际舞台线下互动。解振华表示，他将与克里共同将目前已确定的中美合作优先领域从对话交流变成合作。解振华呼吁各国要加强团结、共克时艰、重信守诺，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基本原则，通过强化务实行动与合作来实现目标，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与此呼应的是，克里也强调，当务之急是各国在气候问题上一起合作，这不是中美之间的双边问题，这是一个多边、全球的问题。他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都要携起手来，借助科技和创新的力量，努力打赢这场战斗。

图说：2021年1月-2022年3月拜登政府、中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及中美气候领域互动

来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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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战略对话

随着中美两国对气候治理利益认知的转变及国际舆论压力的不断扩大，两国高层和各级政府都充分认识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元首外交、峰会外交等形式对于中美气候合作具有战略导向作用。

例如，2021年3月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双方就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对话合作，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达成共识，并展开了一系列积极互动。

2021年，解振华在《中美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的发布会上介绍说，“今年以来中美双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精神和指示，就气候变化问题多次对话磋商，举行了近30场视频会谈，并在中国上海和天津举行了两次面对面的会议、在英国伦敦和格拉斯哥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这些举措深化了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共识，为中美进一步落实具体层面的气候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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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行为体

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发展领域，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省/州级、城市、企业、高校、智库等）的互动交流一直是超越美国党派制约，延续和推动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地方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参与气候治理合作的重要桥梁，鼓励并加强中美地方政府（州、市）和环保组织的气候交流与合作，能有效应对美国联邦政府不连续性气候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地方政府方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较早寻求与加拿大、中国等国家与地区进行气候合作的联邦州。早在2013年，加州政府就与中国发改委签订了在碳减排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此外，“首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在2015年9月在洛杉矶开幕，为中美地方政府气候合作带来发展机遇。”

在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方面，以能源基金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环保协会为代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一直保持合作与交流。2009年9月，由24家美国企业通过中美官方政府联合发起成立的中美能源合作项目（US-China Energy Cooperation Program，ECP），作为连接政府和企业的桥梁，一直在促进两国能源和环境领域双边合作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7月，ECP携康菲石油、贝克休斯、霍尼韦尔等美方企业赴江苏省开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考察调研活动，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转型、深化双边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展开深入研讨（US-China Energy Cooperation Program，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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