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居延地区指黑河中下游地区，位于今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管辖。近百年来居延地区出土了3万余枚汉代简牍。具体出土地点有30处左右，大都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遗址。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与军事、政治活动相关的汉代屯戍文书，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会、经济相关的其他文书，以及个别文献典籍。居延简牍内涵丰富，除了汉简外，还有个别西晋简牍。如：1982年8月在甲渠候官遗址坞墙外层土坯夹缝中就曾出土一枚晋武帝“大（太）康四年”纪年简。这枚西晋简的出土，证明了居延地区有魏晋遗存存在和中原王朝经略古居延地区的延续性，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它是1907年以来在今酒泉境内的敦煌、瓜州、玉门、金塔北部汉晋边塞及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的总称，由于其中汉简占绝大多数，故经常被学界概称为“敦煌汉简”。

从内容、性质来说，敦煌汉晋简牍与居延汉简基本一致，同是当时边疆地区军事屯戍的遗物。从出土地来说，主要出土于疏勒河沿岸长城烽燧遗址，其中大部分烽燧属汉代敦煌郡管辖，小部分属酒泉郡。敦煌汉晋简牍的出土，丰富了我们对汉晋边疆军事屯戍和河西历史地理的认识。与作为军事重镇的居延相比，敦煌还具有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其简牍不仅代表了边塞防御制度的一般概况，还较多地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意义非常特殊。

敦煌悬泉置遗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1990年—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内容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学界称之为“敦煌悬泉汉简”。悬泉汉简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六种。字体有隶书、草书和半隶半草的草隶体，及习字者所书的小篆和早期楷体字。悬泉汉简的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都可推为近百年西北简牍之最。悬泉汉简的发掘拓宽了汉代邮驿制度、汉羌关系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两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

从1945年武威剌麻湾木简出土至今，武威已近十次发现汉晋简牍，总计600余枚，其中主要有“仪礼简”“王杖诏书令”“武威医简”等对推动学术研究有极大意义的简牍材料。主要有：1.剌麻湾木简。1945年11月夏鼐、阎文儒在武威县（今凉州区）南剌麻湾掘得有字木简7 枚。2.磨嘴子6号汉墓简。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发掘位于武威县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的6号汉墓，出土简牍近500枚。这批简牍是西汉后期之物，主要内容是《仪礼》的部分篇章。武威仪礼简的出土和整理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在二十世纪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3.磨嘴子18号汉墓“王杖十简”。在该墓出土了松木简10枚。墨书隶体，字迹清晰，内容即是汉代养老尊老、尊礼高年“受王杖者”的规定，故被称为“王杖十简”。4.磨嘴子征集汉简“王杖诏书令”。内容类似“告地册”，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文化有关。5.旱滩坡19号晋墓木牍。这批简牍应是东汉初年之物，内容主要是律令条文，其中有些律文与优抚高年、保障农时、度田有关。

武威简牍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在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除了与其学术、文化价值有关外，还与其特点有关。武威出土简牍主要是随葬用的墓葬简，为丧葬目的而有意埋藏的墓葬简，其出土简牍历时丰富，跨越的时代较多。武威简牍包含有较丰富的语言材料，除有汉语材料外，还有西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

是指甘肃其他地方零星出土的简牍，主要有：

1.甘谷汉简

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谷县的一座东汉墓中。松质木简共23 枚。简正面抄录正文，墨书隶体。现存简文 964 字，内容为东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宗正刘柜因为宗室特殊权益不断受侵而上报皇帝的奏书，而后又以诏书形式于次年颁行天下，要全国一体遵行。甘谷汉简虽有残断，但首尾基本完整，反映了东汉后期宗室贵族和地方豪强官吏之间的矛盾。

2.永昌水泉子汉简

2008年出土于甘肃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汉墓群M5。经初步整理，简牍较为完整者700多枚，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大约1400枚。水泉子汉简的主要内容是七言本《仓颉篇》和《日书》。

3.临泽黄家湾晋简

临泽黄家湾晋简于2010年出土于张掖市临泽县，有37枚，是一份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间对一起“兄弟争田”民事案件的审理记录，完整记述了一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简文内容涉及汉晋时期的占田制度、家庭与宗法制度、占物入官制度等若干经济史问题，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4.玉门花海晋简

200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门花海乡毕家潭五凉十六国墓地发掘，出土木牍9枚，内容为衣物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