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大吉（年度精粹）
沉淀过往，迎来新光！
清和祝各位社友新春快乐，虎年大吉！过去一年，清和创作了75篇硬核文章，共计50多万字，汇总为《智本社2021年度文章精粹》，供各位社友新春悦读！点击标题可看全文；建议收藏和分享给好友。
国家转型
阿富汗的百年历史，可以浓缩为旧阿富汗与新阿富汗之间的斗争史。
“消失三十年”后的日本给世人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官：一面是全球顶尖的技术支撑，另一面是全球顶级的债务规模。
日本泡沫危机论证此举不可靠，怎么办？让国内资产由国际市场充分定价，充分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升基础技术。
沧海横流，天下易主，家国覆灭，历史走到二战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没能真正控制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吃亏就吃在，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世俗国家和统一的合法性政权，以至于内部陷入坐寇政权的合法性争夺，无法遏制对外冲突。
“智利的情况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遵从规律的产物”。
如今，智利依然是南美最好的经济体，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也是经济最稳定的国家。智利经济奇迹是对皮诺切特的肯定，但军人政府的残暴又是其不可抹去的另一面。
九十年代之后，日本政府放弃了干预性的产业政策，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在基础科学上。这不需要政府或者任何主体押注未来产业的方向，也符合政府提供公共用品的职责。
在自由竞争机制下，承担迂回生产风险的无数企业家，在自由市场自身会角逐出对的赛道、对的产品。这是风险最小、最为科学的决策方式，也是最公平、不易招致贸易摩擦的决策方式。
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需要走出默克尔主义的舒适区，必须在欧洲内部政治冲突与国际地缘政治边缘化上更有作为，以更好地延续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将其拓展到欧洲一体化之路上。
除了人们不理智的善良，还有埃尔多安们的野心。从干预主义到统制经济、极权政治，再到国家战争，要避免这条不归之路，就必须从干预主义的源头抓起。
每当地缘政治危机爆发，人们都会怀疑：经济全球化真的能够完全消灭战争吗？经济全球化可以做到，但是如今的全球化思路错了。
货币政策
在现有的金融制度下，资产价格沦为一种货币现象，被长期看涨，区别在于货币宽松时大涨，货币紧缩时小幅回落。这并不是说泡沫不会崩盘，一些劣质的企业及过度扩张的企业，在货币稍微紧缩时便崩盘。但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悲哀的资产盛世时代。
美联储正在做一场惊险的试验，试图从央行权力与学术思想两个方面彻底埋葬沃尔克与弗里德曼的遗产。而这场试验就是当下——全球后疫情时代高债务、高泡沫、高通胀中的货币抉择。这就是美联储的“豹变”——铸币权政治化。
如今，美联储成为市场交易的中心，它的周围是美联储一手买起来的股票泡沫、房地产泡沫、债务泡沫、大宗泡沫和物价泡沫。
从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到区块链，一次次技术浪潮带来一次次铸币权的演变与争夺。
自由货币市场容许各种私人货币、各国国家法币、区域性货币以及各类货币公平竞争、自由流通。这才是全球化时代的货币。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相互竞争，各国央行都在寻求更优质的资产来提升本国货币的信用。
法币自由化还不够，还要打破法币的垄断地位，让私人货币与之平等竞争与被监管。这种货币制度，我称之为自由货币。
每当美联储转向紧缩周期时，资产泡沫崩溃的风险会增加，新兴国家的货币市场风声鹤唳。
大规模的货币，尤其是极低利率，催生了大规模的劣质需求、盲目投资和僵尸企业。只要利率稍微上升，僵尸企业就无法存活，盲目投资的企业资金链断裂。
当面临高通胀和经济萧条时（沃尔克时刻），央行该怎么办？当年沃尔克的成功经验告诉世人，牺牲经济和就业（包括刺破泡沫）也要先把通胀控制住——尽管鲍威尔不想重拾这份遗产。
当里根时刻出现时，政府要顶住压力坚持减税。只有减税才是让利于民，才能切实地增加家庭收入，提振投资信心、消费信心和市场预期。
国际关系
金德尔伯格是霸权稳定学说的奠基人，但是从70年代开始，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不再是大国霸权，而是全球化的市场主权，其本质是谁来支付国际公共用品成本。
当今国际的冲突并非源自大国霸权争夺，而是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相互“侵蚀”引发的国际秩序混乱。这是国家主权趋弱之下人类全球性集体行动的困境。
建制派试图打国家主义牌、民族主义牌，增加谈判筹码，尽快恢复旧秩序。越是如此，新兴市场越要保持冷静、理性与睿智，防止建制派“豹变”，将博弈升级为国家冲突。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随着经济与技术合作深化，国家主权亦不断对外让渡。
小国往往能够意识到市场狭小的弊端，但大国往往容易忽视本土大市场的劣质性。
两国维持长久的比较优势，进而创造巨大的贸易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两国间的要素长期无法自由流通。
2021年疫苗的不均衡普及和经济的不均衡复苏将大概率重叠，这将拖累全球化重启。更重要的是，美联储的货币转向对滞后一方颇为不利。
经济学家
在体系构建方面，凯恩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货币与权力，释放了两只神兽，却没能给它们拴上绳子。
哈耶克曾说，如果凯恩斯活到七十年代，他会写出供给经济学。假如凯恩斯“复活”，他会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经济问题以及他的门徒们？他还会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吗？
“允许一些人获得不平等的货币收入，然后再采取精心设计、成本高昂的措施去阻止他们支配自己的收入，这是最为愚蠢的做法。”
只需要一场危机，“伪”凯恩斯就会“复活”。但是，弗里德曼不需要一场危机，也不需要一场繁荣，他会永远存在。因为弗里德曼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探索的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律。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哈耶克乘胜追击，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首次清晰提出了“价格体系”之于市场的重要性。
人类在70年代后逐步完成了自由主义救赎，哈耶克念叨一生的教条已成为令人生腻的常识，那些“马赛克瓷砖”已布满厕所的墙壁。然而，当智者遍地行走的时候，正义与勇敢的纯正品质又成为了时代的稀缺品。
今天，身处市场经济的人们也许认为，再研读科尔奈的著作已无必要。但是，经济现实的挑战正向我们显示出，科尔奈所描述的经济现象仍在不断地重演：短缺，尤其是能源短缺，软预算约束导致的债务危机、货币及资产泡沫。
他指出，经济增长有时候会让我们掉入一个陷阱，一个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我们不能依赖这种事实：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它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
“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全才世所罕见，我们只能回到以前的时代，回到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时代去寻找。”
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他在微观经济学上的成就容易被人遗忘，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他在宏观经济学上的努力总是充满着争议，其评价伴随着经济的沉浮而有所不同。
的确，张五常就像一个“活化石”，让我们能近距离看到芝加哥时代的“百花争艳”，感受大师之风和自由之风。
最终，张五常选择了科斯这张牌。况且，他认为中国要做经济制度的改革，产权和交易费用是最佳视角。
“关于制度运作的知识，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个可以替他们打通经脉的人。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世界。另一方面，觉得有责任为中国的青年做些什么。”
地产经济
2007年以来的全球性债务危机及泡沫危机，根本上是由政治系统引发。全球大财政-大央行主义将财政、货币、商业银行、金融资产及房地产深度捆绑，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稳定吸盘”。
倘若像美国早期一个主体控制大部分土地，并以此来融资获得巨量的收入，会导致三大问题：一是土地垄断租金的出现——土地财政化，财政货币化；二是土地资源错配，降低土地利用率，形成人为的市场垄断；三是货币和银行信贷容易失控，资产泡沫膨胀，债务高企。
土地财政（财政）是理解中国房地产经济的关键“钥匙”。
从房地产业大洗牌的角度来看，拯救恒大并不是决策者的必选项，不排除释放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恒大债务危机》
生育教育
行为的正当性取决于自由是否制造了外部性，用西方的谚语来说就是“你挥舞拳头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尖”。代孕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依据便是这种行为是否制造了外部性。
个人行为正当性，推导出个人契约的正当性，个人契约的公共化就形成了法律。正当性的法律反过来保护个人契约的正当性，并激励个人行为。后者就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所阐释的内容。这就是制度内生性的逻辑。
人口危机的关键是看生育行为的自由度。生育行为的自由度取决于两点：一是否存在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二是否存在市场扭曲，进而提高了生育成本，间接地干扰了生育决策。生育非自由化引发的人口危机，是真正的人口危机。
应试这个唯一标准，导致人才大量错配。
是不是如今的大学生不如以前的大学生？不是，是以前的大学生吃尽了知识与技术“搬运”的红利，他们学习从欧美引进的管理知识与技术就能在企业里站住位置。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再来“搬运”这些知识与技术已无多大用处，如果不能有新的创造，他们在企业里竞争变得艰难。
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生育也是在边际上做选择。当家庭收入低时，父母选择少投入教育，多生几个孩子。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父母选择少生育，多投资孩子的教育。这会导致一个比较良性的边际替代。
如果替代效应不足，社会将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未富先老。
鸡娃是一种内卷化，城市中产的父母与娃深陷教育焦虑之中；而躺平主义是对内卷化的一种消极反应，城市青年在表达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可见，筛选人的教育，边际曲线难以右移，社会内卷于存量斗争，同时躺平主义流行；培养人的教育，创造新知识、新技术与新制度，打破阶级固化，创造财富增量，促进社会流动。
——《鸡娃、躺平与内卷》
教育，培养人的灵魂之花，让其自由地、有趣地绽放。
更重要是，阶级固化的惯性越大，不公平性越往教育领域渗透，教育越退缩到硬性考核上——应试。于是，教育几乎等同于应试，远离启智，背离创新，社会经济陷入内卷化。应试成为通往阶级晋升最为拥挤的道路，维系社会公平性的最为敏感的神经。
伦理学很难接受将人定义为“人力资源”的观点，但是人立足这个世界，基本前提是个人通过创造有效的供给来竞争有限的资源。
如果公共政策不公平和错误的政策干预，抑制了普通家庭的生育需求，导致人口悬崖，生育与教育价格深度衰退后，生育“购买力”才可能触底回升。
美国专题
布斯-卢梭主义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终结了神权政治、政教联合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将人类社会推进到民主政治的大门之内。尽管这个民主的大厦还不够完美，但民权政治在这座大厦之内迅速崛起，政治激情在20世纪进入巅峰时代。
最重要的是，这场全球性的反建制派政治运动，已超出了国家、民族与党派。超越本位主义的政治洞察，亦是对政治真理探索与敬畏。
大法官们认为，互联网不是霍姆斯所指的特定环境，社交媒体没有改变言论自由的边界。在网络时代，美国的言论自由的边界依然是“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
在这次事件中，科技巨头的媒体统治力已经覆盖了美国最高行政权力。这足以让世界上所有人警惕。因为信息垄断是社会奴役及内卷的三大权力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统治权力。
因为全球化秩序超出了国家的宪政范畴，加上信息不对称和刻意制造的噪音，他们可以“合法地”制造不公平的全球化制度。
最令特朗普主义者绝望的是，建制派利用了宪政中的两个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货币，尤其是信用货币。建制派利用信用货币的宪政漏洞的方式，与当年的奴隶制如出一辙。
在这个权力结构的金字塔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弱、分歧更小，利益更加趋同；而三角结构的三个点，他们之间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分歧最大。
开放性社会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政治身份，而是社会契约——在税收、货币、全球化三个方面更加公平的社会契约。
按照历史经验，债务上限决议伴随着两党激烈而顽固的斗争，但总是会在最终一刻完成“惊险一跳”。
美元和美债相互兜底，联邦政府和美联储相互“融资”，两者均无强约束力，出现一种“空头支票”悖论：美元的信用来自可靠的美债；美债的信用来自无限量的美元。
如今的世界经济，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计划经济。美联储何时终结宽松、何时紧缩，影响着他国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府债务和家庭财富的波动。
沃尔克匆匆召开了委员会电话特别会议，他们面临两个选择：一种是重新开始控制利率，让它慢慢回升；一种是继续遵循货币流通总量市场信号，任由利率继续下滑。这两种分歧，其实是美联储传统运作模式与沃尔克开启的新运作原则的分歧。
作为货币发行的公共机构，美联储始终没能回归铸币的使命和货币的本质。
格林斯潘将美联储炼成一把“重剑”，并赢得“美元沙皇”的美名。这恰恰是问题所在。美联储铸币权，这一未经选举的权力，这一未经宪政充分约束的权力，在白宫、华尔街、“美元沙皇”与民粹主义裹挟中来回激荡。危机后“三杰”手持“重剑”而随波逐流，制造了今日之货币“公地悲剧”，全球经济走上计划之路。
经济危机
开放性经济体几乎是唯一发展的选项。融入大海，看似更危险，其实更安全。在开放性经济体中，国际市场更有助于抑制新兴国家大肆举债、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在内陆湖中，看似常年平静，实则暗藏风险。
过去几十年，不是没有发生通胀，只是通胀发生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
表面上货币流向房地产和股票，抑制了通胀，保护了穷人和中产，其实是“豢养”了穷人，利好了富人，打击了中产，制造了泡沫危机和债务危机。
全球贫富分化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不正当的制度，即对劳动力的全球化自由流通的限制，以及货币配置、征税的不公平问题。
其实，金融危机是外生的，那就是错误的货币统治及银行制度造成的。最好的办法是彻底革除，从立法的角度，剥夺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将货币发行权还给商业银行，将货币供应交给自由市场。
在两个目标之间徘徊，美联储于关键的1928年-1929年犹豫不决，并错过了收紧信贷的最佳窗口。最终的结果是，美联储采取了一套对打破投机性繁荣而言太宽松，而对保持经济健康增长而言又太严厉的政策。
公正的制度是自由市场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当然，公共机构，如政府及央行，也有其公共信用价值，关键是如何使用它。
数据问题
平台无偿地控制用户信息，实施大数据杀熟，会剥夺消费者剩余，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
从自然法的角度去界定数据产权，逻辑会更加清晰和过硬。言论是一种信息，也是一种数据。这种数据的产权，从人权中衍生出来，因而归属个人。
反过来说，元宇宙试图以虚拟现实的方式挑战现实世界的中心化互联网以及中心化人类权力结构。
元宇宙世界需要建立两种关键制度：一是个人产权制度。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公共制度。在数字货币世界中，数字货币原本想通过竞争性的方式挑战法币垄断，结果大量数字货币在通胀中在诈骗中归零。这个市场陷入了囚徒困境，这是公共制度缺失所致。
在宏大叙事下，即便身处大厂的个人也是“微弱”的。大厂分工较细，靠系统发展，个人更像小部件，难以扭转“乾坤”。
保护个人产权、自由价格、公平竞争及创新创造的制度，才能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有效供给，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最终扩大就业与消费福利。这就是有效就业的逻辑。
数据产权界定，数据才能得到有效配置和监管。用户也可以将自己的数据交易出去，当然交易也是有规则的交易。这样真正的数据交易市场才能形成。
城市治理
从一座城市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前途取决于治理的有效性：即是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以及法律赋予的权利；是否最大程度地保障价格自由、公平竞争与多样性才能的发挥；是否保障和公平分配公共用品（住房、医疗和教育）——政府负债率低为前提。
深圳是一座缺乏传统文化的城市，但是一座充满市场文化的城市。深圳的创新创意与创业源自这种市场文化、移民文化。这是这座城市“实”的一面，也是其崛起的根本。
什么是城市化？城市不等于产业聚集地，也不等于楼宇聚集地。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换体系，而维系这一体系需要一个高效的公共资源体系。这个公共资源体系是城市化的文明成果。
土地的流动性受限，技术、资本和人才进不了农业和农村。农业的进步、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了。
城市邻避主义擅长驱赶落后的产业和产能，擅长制造城市房地产泡沫与财富不平等，但不擅长培养先进的产业与技术。
当一座城市出现摩天大楼竞赛时，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土地供给不足，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核心区大楼向天空上延伸；二、是不是公共道路及轨道交通不足，导致城市通勤时间过长，阻碍了城市的规模效应与边界拓展。
近代以来，人类抵御灾害的能力大大提升，灾害死亡率大大下降，根本上来自自由市场带来的技术进步与先进产品。但是，自由市场存在的外部性问题，被认为是灾害的源头。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争论：自由市场更有效率，还是现代国家制度更有效率？
理论上，国家契约并不是必选项，在人类的一段历史中，它只是最不坏的选择。
能源危机
低碳运动其实是一场低碳政治，背后则是一场低碳盛宴。在国际舞台上，国际环保主义充斥着各种政治斗争与经济博弈。
经济学家绝对不是拒绝低碳，而是主张以代价来抑制负外部性，从而实现真正的“碳中和”。
一个现代国家，需要避免实施具体统一的经济目标，避免直接组织生产、投资经营和垄断经济来达成这一具体目标。历史的教训和现代经济学，试图让世人逐渐走近这一共识：现代国家遵循“无目标性”，建立抽象规则。
能源问题表面上是结构问题，本质是能源技术和效率问题。
“计划电市场煤”，这导致一个问题：每当煤炭价格大涨时，发电企业受到上下游的挤压，利润削减，甚至出现“面粉贵过面包”的亏损，失去发电的积极性。
投资造车新势力，短期可吃新能源的货币红利，长期可吃无人驾驶的技术红利。
根据斯密定理，全球最顶尖的技术定然诞生于全球化市场，一个国家或如今这种割据性的全球化难以支撑下一轮汽车革命。
从造车盛宴到造芯运动可能引发两极化结局：个别巨头抢占新的技术赛道，在电池技术、无人驾驶、芯片制造领域获得巨大成功；而大多数跟风者，无法突破技术瓶颈，导致投产巨亏，公司破产，产能过剩，“芯片荒”可能演变为“芯片剩”。
思想市场
一个社会的道德是由真话、真知与真理支撑的。知识分子不需要为社会道德崩塌负责，但知识分子“失真”的结果是社会道德的天花板垮塌。
以结果平等为目标往往默许、支持大政府主义，不惜破坏自由、牺牲民生为代价，结果面包与自由尽毁。相反，以自由为目标是符合抽象逻辑的，自由是人类主观创造的“阀门”。
任何脱离逻辑演绎的实证研究，只是披着经济学外衣的统计分析或经验主义——忽视个体的行为以及一般性规律。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使用功利主义作为标准——效率（效用），这误导和阻碍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按照效率标准，救市、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等问题均是无解之题。
结婚也存在风险，概括起来有三部分：一是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二是结婚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三是违约的风险，包括经济损失、情感伤害等等。
在现代社会，男女双方共同出人，也共同出资，共担货币风险。这种出资模式与现代婚姻制度是相匹配的。货币风险共担在经济上是公平的，对应的是现代婚姻制度上的男女人格是平等的。
在百年长河中，奥运会曾被国家意志裹挟，染上意识形态色彩，经过了职业化、商业化的洗礼，如今被推到国家债务悬崖上冷静反思。
有人说，商业化破坏了奥运精神。其实，恰恰相反，奥运会不够职业化、市场化、商业化，使得各方陷入了囚徒困境。
宽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底色。我们找不到一个暮气沉沉、科技又发达的国家，找不到一个民众逻辑混乱、经济又繁荣的国家，找不到一个只唱一首歌曲、社会又文明的国家。
在关键的80-90年代，有数次经济学家参与的会议和讨论，与改革水流相交汇、相互激荡。
如果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价格改革则是水流最急最深的一处。来之前这群年轻人就得知，价格改革策略是“皇冠上的明珠”，对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也格外激烈。
宏观经济
从2020年到2023年，全球流动性处于大拐点上。
后疫情时代，应对疫情危机、保持经济增长、化解债务困境、提升家庭收入，依赖于技术与知识创新，而技术与知识创新依赖于公共制度创新。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保障就业民生等目标的完成，不一定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有时可能是相反的结果。
刺激性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及危害性，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得到了论证。持续的经济刺激带来低增长、高泡沫、高负债及贫富差距。
货币问题，是货币及银行制度问题，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难题。
在当前制度下，控制货币超发，打破流通障碍，降低交易费用，让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去调节货币资源，可以缩小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财富悬殊，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化。
明年扩张的专项债投向哪里？一个新方向就是新基建，即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支持投资高质量基建。
财政要发力，政策要发力，但不是需求端，而是供给端，将更多的资源与权益释放到市场中。
如果国内货币投放量太大，利率下降，资本外流，汇率下跌，从而抑制货币超发。如果热钱涌入内部市场过多，汇率上涨，贸易顺差缩小，或出现贸易逆差，外汇外流。这就是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对内外部市场的调节作用
其实，在整个产业链中，从原材料到加工制造，再到运输、终端，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深耕技术。每一个环节只要建立技术优势，便掌握更多的议价权。
中国制造的真正出路不是去制造业化，甚至不完全是品牌化、智能化，而是深耕制造工艺与技术。
——《中国制造之困》
疫情，或许也是一个宏观政策纠偏的机会，至少高通胀正在终结宽松政策。
人类星辰大海的梦想需要资本海洋为支撑，发达的资本才能更大程度地扩张迂回生产，支持长周期、高风险的重大技术创新。
越是危机之境，勇气、自信与责任的品质就显得越珍贵。
虎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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