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下岗后，她在广州城中村当保安丨全面放开前72h纪实

11月30日，广州卫健委宣布，多区解除疫情防控临时管控区，同时不再要求全员核酸——这是3年来，国内第一次释放出明确的“全面放开，停止动态清零”信号。

放开后的第一个周六，12月3日，广州确实出现了挤兑：在恢复堂食的火锅店。39家海底捞中，33家的晚餐排号到中午就被拿完。人们走上街头，看电影，逛夜市，进商场：都不再需要48h核酸证明做通行证。

在广州摄影师二中兄11月30日拍摄的照片中，海珠的合生广场上，废弃的隔离水马已经被推倒。

在数日的封控后，它们一夜间失去了用处。广场上往日被一片红色遮挡的视线，又重新开阔起来。

广州海珠区

丨图源公众号“爱走路的人”，二中兄 摄

11月30日，我们采访了博主@北川卡夫卡，三天前，她开始以“城中村保安”的身份，在微博上更新“保安日记”。

六个月前，她以应届毕业生身份，从重庆一所大学毕业。半个月前，她是广州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拿着过万的薪酬。在一波年末裁员潮后，11月27日，她下岗再就业，成为城中村的“卡口防疫保安”。

她发现，卡口的一切规则，到实践中变得灵活。

有奶奶进村买菜后出不去，她趁没人时开了小口，偷偷放她出去。她看见有人翻墙逃出村，回来时拎着一大包物资，安保假装看不见。这里的人“只能进不能出”，小猫小狗却出入自由。

在这场疫情防控的最小单位里，她经历了放开前的最后三天。11月30日，广州放开后，她再次失业。

当保安前，她做过代购、在线教育、互联网，如今的她觉得自己就像“行业冥灯”，“精准赶上了每一艘将沉的船。”

如今的广州，船沉，浪止。透过她的眼睛，我们看见三年中，骤然转向的三天，同做了一场深入长夜，又懵然惊起的梦。

以下是北川卡夫卡的自述。

11月29日那天，我还在卡口值勤到凌晨。城中村的安保是三班制，我上16:00-24:00的班。

11月30日中午，我醒来，手机里密密麻麻弹出无数消息：“广州解封了”“出行不看核酸”……

我急忙点开官方发布，“海珠、荔湾、天河、番禺等多个区解除临时管控区域的管控措施。”随后，安保工作群里发出了第二天新的排班表，“不再需要检查核酸，每个卡口的执勤减半。”

我恍惚着，刷了一下午信息。长期封控已经让我不再敢相信任何一个“乐观的声音”。

而真正意识到“广州解封了”，是下午去村口执勤，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同事让ta们扫码通行。

ta们哈哈大笑，直接往里闯：“扫什么啊，政府都说了普通感冒而已，不扫也能过！”

卡口的人流，比之前不封控的时期多了至少20%。有人来问：“我进了还能出吗？需要啥条件？”我回：“能进能出，绿码就行。”

其实，现在我在的番禺区，就连黄码也能过了。因为广州取消了很多核酸检测点，几乎没有地方做核酸，也就不能转绿。

这天（11月30日），是我作为保安的最后一天。我看见有很多人拖着行李从村中离开。广州的机票已经被炒到两千一张，火车票也售罄了。据说，南站到处都是加价卖票的黄牛，就连顺风车也从平时的150元/人，涨到了现在的600元/人。

大家都在“逃离”，害怕这只是短暂的一个“口子”，不久后又会再次封城。

这天，我原本也准备逃了（离开广州），去北京或者长沙老家，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现在，首要烦恼是找地方做核酸“转绿”，我是黄码，但广州所有核酸点都撤了。

其实，我当保安的后两天都是黄码。但都是我查别人，没有人来查我。

我其实已经一个月没做核酸了。

真没想到，保安工作只做了三天，我就失业了。这是我这个月第二次失业。

第一次失业，接到（互联网）公司的裁员电话，是11月18日下午两点，我正在出租屋里居家办公。

广州疫情封控很严重，尤其是在城中村。我住在广州番禺区一个很大的城中村。这里房租便宜，一间不错的40㎡电梯房，每个月只需要1300元，是外面的一半。我当时已经被封16天了。

刚接完电话时，我很兴奋：不用上班了，放假了还赔钱了，自由了！直到晚上，复杂的情绪涌上头来。裁员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事情，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今年下半年，互联网行业都在大裁员。我在一家国内做直播的头部公司，经历的是第三波裁员潮。走时，我看了一眼企业微信大群，公司的人今年已经被裁掉25%。

那晚，我开始喝大酒，喝完了几乎一整瓶伏特加。女朋友说我吐了十几次，吃了四次胃药，感觉人随时会没掉。

我22岁，是今年6月毕业的应届生，本科期间有抖音、快手等多段对口的实习经历。所以秋招时还算顺利，找到这份大厂运营工作。我的家乡在湖南一个小镇，从拿到大厂offer的那天起，我就是整个家族的焦点与中心。被裁员的那天下午，我想到的第一句话是：回家该怎么跟爸妈交代？

11月25日，我去公司做最后一天的工作交接。在地铁上，我看见自己所在城中村的公众号上发了一则推送：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现需招聘临时安保人员数名，18~5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工资150元每天。

当时我就发了一条微博：我的下一份工作有着落了。

第二天是周六，下午三点半，我去村委会报名，村里管安保的“保安队长”就坐在大堂，面前放了一张很简陋的木桌子，充当面试处。

面试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打了三针疫苗吗？”

一起面试的还有两个年轻女生，很瘦小，身高只有大概155cm。她们在村外的服装厂和实体店上班，封控后出不去，老板直接算她们停工，没有工资，“来做保安能有份保底的收入”。

晚上，保安队长把我们所有人都拉进一个微信群里，群名是“11月27日”，群里第一条信息是，“恭喜你们备录用了”。

“备”打错了。我正式上岗了。

11月27日，周日，我正式开始在广州城中村做安保，150块一天，三班倒，我上16:00-24:00的班。没有制服，每人发一个红袖章，上面写“广州市番禺区群防共建”。

戴着章，我就能在村内畅通无阻，还能出村购物。

我的工作内容是，按照“只进不出”看守关卡，让外来人员扫码进村，查验绿码；阻止村内居民外出，有资格外出的查验通行证或工作证明。

卡口用装有滚轮的铁质栅栏封住，一般只开允许一个人通过的小口，两边分设临时岗亭。

和我一起站岗的同事有四个，额外还有一个“监工”，一般是村里本地居民。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是一个90年湖南老乡，他疫情前自己开淘宝店做服装生意，团队最多的时候有75个人，一天流水1w+，纯利能有7k，因为广州服装厂这边成本低。

这是湖南老乡十年来第一次上班。每天，他都表现得很新鲜兴奋，“没体验过这种固定工作”，“疫情封控太孤单了，想出来找人说话”。他来这儿，纯为了唠嗑，压根不缺钱。每天上班工资150，晚上请我吃宵夜就得花六七十。

另外，还有两个00年左右的女生，我叫她们“蓝卫衣”和“红马甲”。

蓝卫衣每天站足八小时，兢兢业业，会跟每一个试图出去的村民讲道理，“现在广州疫情很严重，村里也有密接，黄码特别多，不明白的请看公文……”村民听得不耐烦，就会往回走。

“红马甲”则会直接吼，“自己去看73号公文，别在这妨碍我们工作！”有人闯关，她会冲上去骂：“操你m什么人啊，人人都像你这样，社会不乱套了啊？”

她每天都穿着一件印着“党群共建 凝聚民心”的红马甲，不知道从哪来，这制服只有她一个人有。

我做这份工作时，总会有点心虚（觉得不该这样对待村民），但她们俩很有底气，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特别有使命感的事情”。

红马甲还会“作诗”。村民问她，“明天能不能出？”她会对每一个人说，“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临。”表情显得很得意。

她比我和湖南老乡早来五天，经常教育我们，“你们太斯文了，还和人笑呵呵的，要凶一点别人才会怕你。”

监工的男人有四五十岁了，一般站在水马外侧摸鱼，抽烟玩手机。他有一个巨大的肚子，Polo衫被撑得变形才能勉强包裹住，总搭配窄口牛仔裤和小皮鞋。我叫他小皮鞋。

在有人试图蒙混过关时，小皮鞋把人撵回来。他是这个组里代表“大人”及“武力值”的一位。

我则是组里的摸鱼代表。大部分时候，我都坐在临时岗亭或水马后面，看小说，听播客，写保安日记。

打起来时，我忙着拍照、录音、录视频，活儿就交给有责任心的红马甲和蓝卫衣抢着去做。

湖南老乡说，我上班8小时，摸鱼7小时，没摸鱼的1小时，是在认真吃饭。

按照“只进不出”的规则，村里的卡口只有持有通行证或者工作证明的人能够出去。一般是村里物业、防疫人员才持有。

居民个人按理说是没法开通行证的。但实际上，通行证只需要村委会盖章就生效了，“灵活性很大”。

有时，外头工地的工头就会来“疏通关系”，拿到村委会的章，让住在村里的农民工出去干活。

没证的居民，只能“硬闯”。最后，实际上实行了“按闹分配”。

一个40多岁的男人，进村办事后要出村回家。被拦下后站在路口大喊：“查我的核酸，查啊！我三十天，天天做核酸，全是绿码！你们现在还不让我回家？那想怎么样，我这辈子就在（卡口）这里住？”

这时候，红马甲和小皮鞋就会把他拉到一边，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证明”，让他随便出示一个。实际上这个行为，只是给后边想要出来的人打马虎眼，然后放他过去。

（没证放行）这事，主要由监工小皮鞋主管，原则是：不能让人在卡口闹。

闹了，很容易煽动情绪，让后面的居民一起集体冲卡，这是会背责任的。所以，一旦有人“发疯”，小皮鞋就会暗示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有五六个民工冲卡失败，被小皮鞋堵在岗亭盘问：“你们哪个工地的？叫你们老板来领人。”沉默一阵后，一个工人回答，“老板？老板开房去了！”他的肩膀上满是泥污。其他人哄堂大笑。

晚上，还有一个服装厂老板要出村开工，试图跟在外卖车后面“蒙混过关”，被红马甲抓住。被拦下后，他只能回村。

但后来，我看见他从远处两米高的铁皮隔离处翻了出去。村里停了很多共享单车，村民会踩着单车坐垫，借力翻出围挡，一天有好几个。

几个小时后，这个老板提着一袋物资大摇大摆，走进了村。我们（几个保安）都装作没认出他。

我也放过水。下午，一位住在附近的奶奶进村买菜，不知道只进不出，买完菜出不去了。她挨个儿求安保，说残疾的孙子独自在家，等她回去照顾。

被拒绝后，我看见她坐在卡口围挡旁的小凳子，呆坐了一个多小时，愣愣地不说话。

趁人少的时候，我偷偷开了条缝，让她回家。

这天，保安群里一天抓获15个黄码，11次冲卡。冲卡的所有人都被拍照、留底记录。

第三天，我遇见一个光头黑人，一个白毛老外。他们无视所有关卡，自由进出，对通知也不闻不问。

红马甲第一次拦他们的时候，老外叽里咕噜说英语，红马甲捂着耳朵就开始往后退，“你不要跟我说，我听不懂。”

后来，周围的人越围越多，她就让老外随便出示个证件后，出村了。之后，他们再没被拦过。

保安们对能沟通的人“更硬气”，对这种沟通不了的，反而能避则避。

下午，来了一对情侣。讲粤语的女生按照网上模版质问安保：为什么不让出去？这个规定是谁定的？负责的人是谁？你们是哪个单位安排在这的？

她的逻辑表达很清晰。红马甲除了“问村委，不知道”外，不做其它回复。

防疫沟通指南丨图源 法大师兄

粤语女生越问越勇，眼看就能通过关卡。这时，她被男朋友一把拉走，他对她说，“不要吵了，人家不让就是不让，问他们也没用。”

人有诸多限制，动物在这里却是不受约束的。今天，来了三只小猫，两只小狗。

一位骑电动车的年轻男生，要带生病的小狗去看病，他打电话叫朋友在卡口外等着。

男生把小狗从电动车上抱下来，拍拍小狗屁股说，“过去、过去”。于是，一只卷毛、屁股圆圆的白色小狗，就屁颠屁颠从我们面前跑过卡口。四个保安，都在给它行注目礼。

每一只从关卡走过的小动物，都要被我周围的保安叫“不要走，禁止通行，不准出村，回来做核酸”。然后，在保安们的笑声中走掉，也有小狗真的傻傻地跑回来。

村里有“宵禁”。22点后，骑手不能进村。村里做烧烤的老板，三四十岁，晚上十一二点，只好自己送餐到关卡，递给骑手，骑手再接着送餐。湖南老乡看见他，随口说了一句，“这么辛苦啊，这么晚还在做事。”

烧烤老板突然崩溃，神情激动：“不做事怎么活？你们当保安还有钱拿，你们肯定不想解封，那我呢？我家里小孩上学，十二月店里马上又要交房租，信用卡还有三万多块没还，我拿什么活？再封下去真活不了了！”

宵禁后，外卖骑手全堵在水马前等顾客取餐。我听 ta们聊天：“这边路不好走啊，有没有哪里好走一点，不想在这边跑了。”

封控以来，很多地方都安了栅栏，之前可以送餐的小路都无法通过，骑手需要绕路才能送到，很多平台都不再设置“超时”。

我听见一位骑手说，“哪里都不好走，不是封路，就是修路，还到处都有这些土八路！”

12月1日，保安们都被解雇了。保安队长在群里正式通知：“按上级部门要求，下午开始不再守岗查码，所有临时工作人员不再上班。”

湖南老乡决定，回家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蓝卫衣和红马甲之前在的实体店和工厂都已经重新开门，她们要继续回去上班。

从11月27日上岗至30日，我在这个村口的临时岗亭里，佩戴红袖章执勤了3天。

3天里，我回答了无数次提问。但有些问题似乎也不需要我回答，例如，“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封吗？那你们在这管什么？你们没脑子没良心的吗？”

3天里，我说过最多的话是“等通知”“不知道”“不让出去”“扫码通行”“问我们也没用”。

在我眼前发生的那些事情，人们直接爆发的情绪，都变成发呆时脑子里转着圈的进度条，一个一个消化掉存起来。

解封后，公寓对面同一位置，铁皮消失

封控37天后，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片的天空

（摄于12.3 17:01）

疫情到现在，我度过了上学、实习、工作、裁员，辗转了十几个城市，现在马上又要离开广州。而之后防疫政策到底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

这两天，不断有朋友在其他城市，继续遭遇“返乡无法顺利进站，被大白扣住身份证强行拉去隔离”，“学校有阳性成密接，仍需到方舱隔离一周”，等种种“防疫加码”的问题。

新闻上也还持续出现，“大白闯入家中强行将居民带离隔离”，“核酸阳性再次检测复阴”等乱象。

我是否真的梦醒了，还是会继续进入下一个梦境？

也许永远无法等到那个确切答案，因为它“只在一念之间”。

但我相信，提问本身，就比答案更重要。

口述&部分文字来源&正文图源丨北川卡夫卡

撰稿丨荡妇二号

编辑丨秋骞

视觉丨既明

荡秋千的妇女 出品

“荡秋千的妇女”于2022年11月8日成立。在这一年，我们经历了自己所处平台的坍缩，失去了一片阵地。现在，我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准备把秋千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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