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关、利关、欲关、情关；四大名著中蕴含的，是人生“四大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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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关、利关、欲关、情关
四大名著中蕴藏的
是人生“四大关卡”
文：宁稼雨 编：先知书店
然而，从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角度看，这四部经典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什么？相互之间有何内在关联？它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走向和发展有何意义？
若把它们的文化价值取向串联起来加以分析，似乎可以发现一条惊人的轨迹：
他们从社会政治问题入手，进而转入到人生的终极价值。其中既显示出中国文学的由俗到雅的走向，也蕴含着人生的“四大关卡”。
▌《三国演义》——争关：将底层政治理想寄托于君王之争
什么是合法又合理的君王？这简直是一个十分怪诞的悖论：一方面，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深层社会结构主要支柱就是封建宗法观念和专制制度。按照这个结构的意图和效能目的，它所训导出来的百姓应该是循规蹈矩，逆来顺受。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却表现出市民阶层对于专制制度执行者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异乎寻常的关注。
在《三国》的作者和传承者看来，作为理想的君王要具备两个条件：
1.要合法，即要具备皇族的血统。
2.要合理，即要能够上从天意，下合民心。
前者实际上就是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子，后者则是专制制度的外在脸谱。很显然，他们认为刘备集团既合理，又合法。毫无疑问，《三国演义》的主要落笔处为曹魏与蜀汉的矛盾斗争，而作者对二者的褒贬又是泾渭分明的。
而《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素材来源的原因，也有作者主观的原因。
在有关三国历史的史书中，对曹刘二家的褒贬态度不尽相同。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北宋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尊魏为正统，有拥曹贬刘的倾向。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尊蜀汉为正统。因为尊魏还是尊刘与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
如果说史书中对曹刘二家的褒贬尚有分歧的话，那么在民间传说和讲唱文学中的看法则是完全一致的。
从唐宋时期的传说故事，到金元时期的有关戏曲，其拥刘反曹的倾向非常鲜明一致。这与南北朝以来受到国家分裂和异族入侵的汉人希望天下统一、“人心思汉”的心理有关。
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演义》时又加重了作品的这一思想倾向。他还介绍自己修订《三国演义》的目的，是为了纠正陈寿、司马光的“谬误”，依照朱熹的正闰观念“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所以，经他修订后的《三国演义》，其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就更加浓重而显豁。
在明确了《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后，人们不免要产生这样的疑问：
既然作者对刘备集团如此厚爱，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结局安排得如此惨烈？
如果说历史的原貌就是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作者偏偏要选取这样一个失败者作为自己的表现和讴歌对象？
这正是《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巨著的美学魅力所在。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小说中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和最后三分归晋的结局，表明小说是一部悲剧作品。
与中国其他古代悲剧作品不同的是，《三国演义》不是以正面主人公的大团圆结局而告终，而是以其失败和毁灭而结束。这在中国古代悲剧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
从作品的表现内容可以看到，在合理合法的君王观念和拥刘反曹的基本思想倾向的作用下，作者毫不吝惜地将一切可能的正面美好因素全部赋予了刘备集团一方。
作为集团首领的刘备，是仁义的化身，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缩影。可以说刘备是小说中“仁绝”的人物。其他人物也莫不如此，诸葛亮的智慧（智绝）、关羽的忠义（义绝）、张飞的勇武（勇绝）等，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曹魏和东吴的阵营中，虽然不乏勇将谋士，但在刘备集团的杰出人才面前，都不免相形见绌。
这一点，在作者对于诸葛亮和周瑜这一对人中之龙的对比性的精彩描写中已经挥洒得淋漓尽致。周瑜可以料事如神地指挥消灭曹操八十万大军的赤壁之战，但他的一切计谋都在诸葛亮的意料之中。最终只能在“既生亮，何生瑜”的慨叹声中告别人世。
▲影视剧《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刘备
然而，就是这样一批人间道德、智慧、品质和勇武都无与伦比的武装集团却遭到了失败的结局。
显然作者对此虽然也在深入思考，但最终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于是他只好将其归结为天命，并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
从悲剧美学的角度看，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产生悲剧美的重要原因。所以有人将悲剧定义为“美的事物的毁灭”。而《三国演义》的作者一方面赋予刘备集团以最美好的性质，同时又将其置于失败的境地。
这样，读者就会从深深的惋惜当中，受到强烈的悲剧美的冲刷，品尝到悲剧美感的韵味所在。它既给人们带来陶醉，也给人们留下回味的空间。
《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所体现的正统观念和三分归晋的结局，表现出古代市民阶层对于社会政治权力问题的异乎寻常的关心，以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图景的破灭。从而潜在地提出一个社会文化问题：
下层市民的政治理想往往要归于破灭，那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否有解决的途径办法？
▌《水浒传》——利关：被利所镇的绿林豪杰精神
《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三国演义》提出的社会问题。
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的全部理由，都是由于高俅之类的奸臣无道所致。高俅的无道和曹魏及司马氏政权在本质上别无二致，都是市民阶层理想政治的对立物。
所不同的是，《水浒传》提出了市民阶层自己对于社会政治不公正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非正常、非政府的绿林造反的“替天行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表现出市民阶层过问社会政治问题的主体意识。但《水浒传》也给造反后的绿林豪杰的归宿留下了很大的悬念。
《水浒传》的内容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其思想观念也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绿林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闻一多先生曾引用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儒家告诉人们如何去积极地面对生活，服从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一旦解体，或者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时，道家告诉人们要超脱和回避，而墨家则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
道家的回避态度尽管不够积极，但可以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成为古代士人的常规心态。
而墨家的主张和做法对社会的危害作用较大，所以在先秦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墨家，在秦汉以后就被取消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权力。然而它的思想和意识却仍然在民间蔓延滋长，并经常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历代社会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产生的渊源。
《水浒传》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绿林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
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遍地不公。其中的弱者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后人以“逼上梁山”作为说明被逼无奈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成语，足见它所包含的绿林文化精神的底蕴。
然而凡是看过《水浒传》的人都难免有这样的遗憾：梁山好汉排座次以后的内容实在有些惨不忍睹。
这也许是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之所以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但这仍然无法回避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问题：绿林豪杰在“出手”之后，被屠杀镇压和甘心去充当官府的爪牙，到底怎样才是他们理想的归宿？这也就是该书所留下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悬念所在。
▲金圣叹
▌《西游记》——欲关：打破欲望的唯有善和真理
《西游记》则巧妙而出色地回答了《水浒传》留下的悬念。
《西游记》前半部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与梁山好汉起义造反的故事颇为相似。后半部分孙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有些造反者接受招安的意味。
但比起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后的悲惨结局，孙悟空西天取经的行为则具有造福人类和探索真理的积极意义。从而把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统一在取经时期的孙行者身上。
从外观上看，《西游记》与神话相比可说是同中有异。它的神话题材，它的各种神祗形象及其生存的幻怪世界，无疑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具有浓重的脱胎于神话的痕迹。但它无论是与中国古代神话，还是外国神话相比，它都显示出人类成年时期的成熟。
因为它是自觉的，而不是朦胧的；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是文学的，而不是神话的。这同中之异，正是我们挖掘这部小说的文化价值及其根源的韵味所在。
简而言之，《西游记》前后两个部分，正好构成具有人类普遍精神的两大母题：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
《西游记》前半部分（取经故事开始之前）孙悟空的形象正是一个神通广大而又遭受镇压的不幸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应当被视为普罗米修斯这种神祗从神话向文学“移位”的产物。
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来审视《西游记》，那么就不难看出孙悟空的形象正是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的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最后在吴承恩手里，这种创造性幻想得到了自由表现。
反过来说，我们正是通过孙悟空这个充满原始意象的原型，看出了它背后隐含的集中了人类向往自由和个性精神的集体无意识。
随着孙悟空头上紧箍咒的出现，他的自由意志受到极大的限制，小说的第一母题也就暂时退到从属的地位。那么《西游记》后半部分的原型精神是什么，前后两部分原型精神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自然也就成了人们继续关注的问题。
首先，《西游记》的后半部分对孙悟空仍然持肯定和褒扬的态度。只不过在后半部分所肯定的，已经不是孙悟空的桀骜不驯的自由个性（以下简称原型一），而是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不畏艰险的探索追求精神（以下简称原型二）。
这一点，仍然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原型精神。它在人类的潜意识及其外在表现上都占有突出的位置。从中国的夸父逐日，到西方的浮士德精神，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深入人心的86版《西游记》
与前一种原型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探索追求精神具有造福于人类的目的，所以是容易为社会各方面所接受的。如果说原型一体现的是对人的个性价值的尊重和体认的话，那么原型二则体现了对人的个性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认识，或者说是提出了个性价值如何在社会价值中得到实现的问题。
相比之下，《西游记》对原型二的描写更为充分和细腻。
这些艰难险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来自自然方面，包括险恶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幻化的妖魔。前者如火焰山和通天河，后者如黄风怪和大蟒蛇等。
第二来自社会方面，包括各种以妖魔面目出现的邪恶势力。如白骨精、牛魔王之流。
第三则是来自取经者自身，主要指取经者如何战胜自己面对外界各种诱惑所可能产生的动摇，坚定“普济众生”的意志。如“四圣试禅心”。
这正是“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取经人不仅要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方面的阻碍，更要战胜来自自己内心的私欲，才能以清净无欲之心去完成“普济众生”的使命。
诚然，孙悟空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的确是明代中后期社会新思潮的集中体现。
但这种新思潮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无法回避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这就是这种新的社会思潮的最终归宿是什么？一个封建社会对这样的思潮是否能够容忍，容忍到什么程度？
如果无法容忍的话，它将对新思潮采用什么办法？《西游记》中两大原型的并立，正是试图从正面回答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
当人们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倒向孙悟空一边时，实际上就已经陷入了个人与社会这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之中。
孙悟空的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固然是美好和正当的，可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像孙悟空那样无限发展自己的个性，到处“大闹天宫”，那样不仅会把一个社会搞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对他人的个性自由构成伤害。这就说明人的个性自由要受到社会的一定限制。
可另一方面，社会在对个人拥有了限制权力之后，又容易把对这种权力的使用推向极端，从而使人感到没有个性的生存空间。过去人们完全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观点来观察和处理二者的矛盾。
中国历史上的隐逸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不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对立认识的产物。
▌《红楼梦》——情关：永恒的人生悲剧
从关注社会政治到关注个人，显示了中国市民文化内在走向的逐渐雅化，而标志这一雅化过程极致的作品却非《红楼梦》莫属。
如果说孙悟空的形象已经将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融为一体的话，那么《红楼梦》则又将这种市民阶层刚刚树立的价值座标彻底地粉碎了。
它通过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贾宝玉的出家反映出封建社会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悲剧（贾府的腐化堕落）、内在的历史文化悲剧（主人公深受传统封建道德文化侵蚀而造成的厄运）和永恒的人生悲剧（贾宝玉的参透人生而出家）三个层面，从而揭示出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
这样，中国市民文化的关注焦点也就从外在的社会政治逐渐进入人的生命本质，完成了市民文化向高雅文化的过渡和转移。
社会的悲剧是从横向的方面去解剖社会的弊端，道德文化悲剧是从纵向角度去反思民族的历史文化优劣，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
作为清代长篇小说感伤之作的杰出代表，《红楼梦》在悲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达到中国悲剧作品的顶峰。
《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而是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
从全书的安排来看，无论是社会悲剧，还是道德文化悲剧，无不可以作为人生悲剧的注脚和例证。
王国维曾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有三种:
第一种是由坏人作恶造成，第二种是由偶然的意外所造成。这两种悲剧尽管不幸，但毕竟不是人人无法躲避。最可怕的就是人人无法躲避的人生悲剧。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便正是第三种悲剧。曹雪芹不仅昭示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而且还以贾宝玉出家的方式提出了解决人生悲剧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出家并不完全是由于个人命运的灾难，而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悲剧充分感悟后所作出的解脱的选择。
王国维认为人的解脱有二种，一种是因为个人被环境迫害，或其生活欲望不能满足，感到痛苦，所谓看破红尘而出世。这种解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平和的。惜春、紫娟就属于这种解脱。
远远高出这种解脱的是贾宝玉的解脱。贾宝玉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类的痛苦，从而得到解脱之道的。这是因为他有高超的智力，能够洞察到生活的本质。贾宝玉的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也是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
从《三国演义》中对国家社会政治问题的急切关注，到《红楼梦》中对人生悲剧的绝望冰冷，这个走向似乎显得有些灰色。但其中也似乎显示出中国市民文学自身的文化演进轨迹的逻辑方向。
如果说青年人的血气方刚和激昂热情到了暮年也往往为冷静深沉所取代的话，那么从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内在关联的演进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发人深省的社会和人生哲理。
今人皆识四大名著，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的读过、读懂四大名著？
这当然不能说是读者的“错”，因为四大名著的“难啃”、“难理解”是出了名的，广为人知的影视作品与原著，当然无法相提并论。
然而我们还是需要沉下心来去读、去理解四大名著，只因在这四部“奇书”中，蕴藏着我们人生的四大关卡：
读三国，过争关。心机，天机，契机，人到底争个什么？
读水浒，过利关。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的仗义去哪了？
读西游，过欲关。始于慈悲，终于觉悟。
读红楼，过情关。风月情长，终究梦一场。
甚至可以说，读懂了四大名著，得到的不单是其中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更是得到了得以度过人生四大关卡的“通关指南”。
因此，如何读懂四大名著，才是重点中的重点。
事实上，很多读者都读过这四部原著，并对其中的故事与主题能够娓娓道来。然而若深入其中，探求四部巨著内在的社会意义、文学手段的细枝末节，便时常不得要领。表面原因似乎是阅读浅泛所致，深层原因，其实是因为没有一个“引路者”——名家评述。
名家批注与评述，是深层次理解一部严肃文学作品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而四大名著中，当以“毛宗岗评三国”，“金圣叹评水浒”、“李卓吾评西游”、“脂砚斋评红楼"最为权威和著名。
这些人的点评，不但能使读者对其整体结构理解的更清晰，也能对书中各类复杂角色剖解地更透彻，更重要的是，很多经典的大篇幅论述，有些甚至比原著更为精彩。
为此，先知书店精心策划挑选了一套“四大名著批注典藏版”：除了选择了以上四位名家评本，同时典藏版也更具收藏价值。
而再多的溢美之词都是徒然，这套版本，四句话概括便足矣：
不读毛评本《三国》，不敢说真正懂三国；
平生不读金圣叹，读遍《水浒》也枉然；
“红学”始于脂砚斋，《红楼梦》最佳弹幕；
李卓吾点评的《西游》，才是真正成人的《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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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宁稼雨，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逻辑关联；编辑需要有节删，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